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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对张国焘这段经历进行评价时，不能仅仅看到他与研究系的张东荪、梁启超以及国民党要人（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是反共的）有过接触，就断定他可能会受这些人的影响，进而认为张国焘从一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抱着阳奉阴违的态度。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正是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他才看到了他们身上存在的缺点与不足，打破了对他们的盲目崇拜。
当时，张国焘已经23岁，以往的经历已使他具备了一定的政治见解和判断事物的能力。他虽然佩服梁启超、张东荪的学识，尤其是梁启超变法的胆识，但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蓬勃向上的精神相比，他更清楚地从梁启超身上看到了研究系的失意和改良道路的末日。从梁启超不再参与政治、决心只搞学问研究的一番谈话里，他体味到其中厌倦的情绪与消极的慨叹。从此，他曾崇拜的梁任公在他心目中已不再那么光彩，也不再那么神秘了。
他曾十分敬仰孙中山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小时候，他曾因能亲眼目睹黄兴的风采而激动不已。在他的心目中，孙中山及其追随者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然而，这次到上海，经过与孙中山以及其他几位国民党要人的接触，他彻底打破了对国民党领袖久存的仰慕之情，看到了他们因屡受挫折而郁郁不得志的境况。尤其是担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总干事一职后，他进一步看到了国民党涣散无力、人浮于事、求名而不务实、忽视扎实的基层工作、热心于上层活动等弊端。所有这些，都使张国焘的思想受到了深深的触动。
也许正是由于在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任总干事的亲身实践，他后来才那么坚定地对共产党人，尤其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持反对态度。
正当张国焘不知将自己的命运托付何处的时候，在北京的陈独秀也因躲避警察的逮捕来到上海。
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京城的路上，他们讨论了在中国组织共产党的问题，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李大钊返京后，立即着手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建党做思想上、理论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到达上海的陈独秀也开始了积极创建共产党的工作。
张国焘是在许德珩约他为陈独秀寻找住处时，才得知陈独秀来沪的消息。从此，他与陈独秀有了多次接触的机会。
1920年2月27日，陈独秀考虑已久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召开筹备会。到会者有陈独秀、汪孟邹、康白情、刘清扬、戴季陶、沈玄庐、彭璜、萧子璋等20余人，张国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统模： 《一九二○年初陈独秀两次离京南下的经过》，《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4辑。
这时，正是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初创时期。张国焘亲眼看到了陈独秀与李汉俊、沈玄庐以及当时也参与鼓吹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等人的密切往来；亲耳聆听了陈独秀关于中国只有实行彻底革命以推翻军阀，只有走俄国人的路才有出路的教诲。虽然他并不知晓李、陈相约建党之事，但从陈独秀的言行中，他已体会到了一种与梁启超的改良派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全然不同的精神追求。
如果说，在此之前张国焘还在诸多的政治团体和派别面前徘徊彷徨、犹豫不前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知道自己应该作出怎样的抉择了。
5月初，张国焘辞去协会总干事一职，返回北大。
与他半年前离开时的情形相比，北大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在他回校前的一两天，5月1日，李大钊、邓中夏、何孟雄等组织了北京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北京《晨报》等，都出版了纪念专号。北京大学组织了有工人和学生500余人参加的纪念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演说，宣传八小时工作制，称赞俄国十月革命后取得的成就。
由何孟雄带领的八名同学，分乘两辆出租汽车，每人手执一面小旗，上面写着“劳工神圣”、“五月一日万岁”、“资本家的末日”等字，高喊“劳工万岁”等口号，身上携带传单，由马神庙出发，分别向市民宣传。
邓中夏等人也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50人上街讲演，张贴标语，并深入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向工人们宣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
上海的经历，北京的所闻，都使张国焘激动不已。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不可能再回到埋头读书的境况之中去了，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新的洪流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回校后的第二天，他就去拜访了李大钊。
他向李大钊谈了上海之行的收获。在谈话中，他得知李大钊已经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引了大批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等，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宗旨，经常举行各种专题研究会、讲演会、讨论会等，便向李大钊提出要求加入这个组织。李大钊欣然同意。
从此，张国焘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他常常泡在图书馆里，与李大钊交往更加密切起来。在李大钊的热心指导下，他阅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对介绍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和英国工人运动的书籍也有涉猎。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参加各种研讨会，他对“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等新鲜名词开始有所理解。
此后，客观条件的变化加快了张国焘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进程。
还在这年3月，共产国际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的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其支部之一。1943年宣告解散。在其存在的24年中，对中国革命有过巨大帮助，同时也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就派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全名为格利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在华化名吴廷康，笔名魏琴、卫金。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同意、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分局派遣，率俄共（布）党员小组来华。1921年春回国，先后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东方部工作。1923年11月再度来华，接替马林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夕回国，至1929年任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国际工人联合会太平洋书记处书记，此后长期从事研究和教育工作。1935年曾被特邀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等人来华，帮助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创建共产党组织。这对于已有建党打算的李大钊和陈独秀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维经斯基到京后，举行各种座谈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加快了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进程。
7月上旬，北京局势日趋紧张，直皖战争一触即发。为了躲避战乱，张国焘意欲前往上海。临行前，他向李大钊辞行。李大钊嘱咐他到上海后与陈独秀面谈建党事宜。
就这样，张国焘肩负着李大钊的重托，于7月13日启程，经天津、南京赴上海。
在上海，张国焘受到了陈独秀的热情接待，并应邀住在陈家。
当时，陈独秀已经开始建党工作。所以，张国焘有机会了解到陈独秀的建党思想，并有充足的时间与陈独秀就当前的局势、共产主义运动、党的组织等问题进行详尽的讨论。陈独秀对社会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独到见解使他受益匪浅。所以无论从感性认识还是从理性认识上，都使张国焘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要投身的新的斗争，就是追随陈独秀、李大钊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这以后，他被全国学生联合会派往南洋募捐。10月初，当他回到北大时，李大钊已经在着手创建北京共产党组织了。
原来，9月中旬，北大讲师张申府去上海迎接罗素来京讲学时，曾住在陈独秀家中。张申府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当维经斯基在北京活动时，他就由李大钊介绍参加了座谈会，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有了一定的认识。此时，上海党组织已成立，陈独秀与他商谈了在北京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事情，要他转告李大钊，迅速建党，能发展的人最好都发展进去。
9月下旬，张申府返回北京后，即向李大钊汇报了上海方面的情况，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他们二人经过商议，决定在北京大学开展建党工作。
张国焘正是在此时回到北大的。他积极赞成尽快建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发展党员。
五 抉择
1920年10月的一天，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正式决定成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取名为“北京共产党小组”。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首要任务是发展党员。但在党组织成立后不几天，张申府就动身前往上海，准备11月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这样，发展党员的工作就落在了李大钊和张国焘两个人身上。
当时，对于党员的基本要求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如黄凌霜、张伯根、陈德荣、袁明熊、华林、王竟林等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主义革命，就由李大钊吸收为共产党员。不久，张国焘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他们两人都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这样，北京共产党小组最早的成员，除张申府外，共有十人。
建党初期，根本没有什么经验可循，党的组织如何开展工作，谁也不知道。所以，党组织的工作基本上是由小组成员自认分担。于是，李大钊担任组内外的联络任务；张国焘担任工运工作；黄凌霜、陈德荣办《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工作；罗章龙、刘仁静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捐出80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
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工作刚刚起步，11月，小组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就发生了严重分歧。分歧之点有二： （一）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有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领导，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这与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求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是相违背的。（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共产主义者则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经过激烈的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除陈德荣外，都退出了共产党小组。
道不同不足为谋。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之后，小组只剩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五人。这一次分化使李大钊、张国焘深受教育，从此选择发展的对象也有了一定标准。
北京大学有一批优秀的学生，五四运动之后，他们一直处于学生队伍的前列。在平民教育讲演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李大钊、张国焘认为这些青年人积极向上、思想进步，应是党组织发展的主要对象。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党组织成员的政治取向关系着党组织的兴衰。
不久，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一批优秀青年陆续加入了党的组织，使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开始逐渐步人正轨。
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将北京党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会议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主编《劳动音》。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共产党支部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活动。至党的一大召开前，这个组织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方面，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帮助各地建立党、团组织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中共一大前活动十分出色的党组织之一。
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把组织和领导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为此，李大钊、张国焘亲自参加了青年团的工作。
1920年11月，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青年团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黄日葵、李骏、杨人杞、范鸿劫、吴汝铭等40人，张国焘致开幕词。会议推举高君宇为青年团负责人。
1921年3月30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第四次大会。到会25人，有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君宇、宋介、郑振铎、陈德荣等。此时，团员已发展到55人。在会上，李大钊提议，由于团的组织发展较快，团务日渐纷繁，必须建立团的领导机关，以便统一团的活动。会议遂选举张国焘、高君宇、宋介及刘仁静分别为书记及组织、教育、会计委员；李大钊、郑振铎为出版委员。
张国焘任青年团书记后，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在推动团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4月6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一院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目前的工作共六项： （一）筹备五一节运动，动员广大青年、工人游行；（二）为筹备五一节运动，刊行一两种宣传小册子，并广泛动员团员们撰写文稿；（三）讨论委托团员分别担任关于筹备工作的职务问题；（四）调查北京的平民学校与平民讲演所的情况，并设法加强对其进行社会主义内容的思想教育；（五）领导印刷及其他行业工人，动员他们团结一致，展开与资本家的斗争；（六）为讲演会做准备工作及加强社会主义宣传。
4月24日下午，青年团在北大二院举行第五次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6人，其中有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高君宇、宋介、谌小岑等。张国焘报告前三次执委会所议事宜及去天津、唐山开展工作的情况。会议讨论了关于印刷及散发五一劳动节宣传品问题。会议还宣读了何孟雄来信，信中说在满洲里有京、津、沪赴俄同志三人被拘，已转解黑龙江陆军监狱。为了营救被捕之人，李大钊当场捐出10元，张国焘、刘仁静各捐出5元，其余各捐1至3元不等。会议还决定成立五一运动委员会，由罗章龙等七人负责。
北京青年团在发展团员过程中，注意了广泛性和群众性，却忽视了严格审查。他们不是个别吸收，而是通告开大会招收，结果，不仅马克思主义者有之，而且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泛劳动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都参加其中，甚至还有个别北洋军阀政府的特务分子也混了进来。以上有关青年团活动的情况，就是特务分子关谦给北洋政府步军统领王怀庆的报告中所记载的。见《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6—512页。
为了纯洁团的组织，1921年5月，北京共产党组织决定解散青年团。直到同年11月26日，才重新组建。重建后的青年团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下，队伍纯洁、蓬勃向上，成为党的工作的有力助手。
在领导青年团工作的同时，李大钊、张国焘等人还把关注的重点投向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今天，当我们不假思索地道出这个尽人皆知的结论时，我们可曾想到作为桥梁的知识分子？可曾想到他们中大多数是富裕人家的少爷、小姐？当他们抛开优越、安逸的生活，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理想而置身于贫困的社会阶层之中时，他们的身心将要经受何等的磨炼？
马克思认为： “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找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的完美理想。”
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正是为了实现这一完美的理想，才将自己无私地奉献出去。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刚刚成立，张国焘等人就来到长辛店工人中间。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曾随平民教育讲演团来此讲演，所以与工人比较熟悉，他从同工人们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希望办个学校，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