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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之乱中，袁世凯响应了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的“东南互保”策略，而对慈禧太后自杀性的宣战避之犹恐不及。他承诺北上勤王的一万兵马迟迟不发，并宣布对山东境内的外国人负完全保护责任。除此之外，他还在济南举行秋操阅兵，并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前来观阅，以震慑国际视听。结果，素以军容严整扬名天下的德国人惊叹不已，看到拖着辫子的清国兵勇们摇身一变，变得意气风发，士气如虹，不禁啧啧称奇。尤其对现场那三个武威鹰扬的指挥官赞不绝口，向袁世凯一打听，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分别叫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洋大人叹道：“这三个人可谓‘北洋三杰’。”消息一经附会，便有了很多版本，有人说洋大人将王士珍比作龙，段祺瑞比作虎，冯国璋比作豹；也有人说：王固然是龙，段也诚然是虎，而冯却不是豹，而是被比作狗的。
西方人对狗的评价一向是比较高的，“龙”虚无飘渺，“虎”清高傲慢，“狗”却忠诚果敢，最为实用。因此，即便洋大人将冯国璋比作“狗”，想来也绝无恶意。但是，“狗”在中国偏偏是一个最恶毒的贬词，被人指作“狗”直如辱及祖宗八代，实为奇耻大辱。后来，冯国璋就曾因某报比其为“狗”而大忿，竟诉至大理院，一时传为笑谈。
“北洋三杰”之“狗”冯国璋
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咸丰八年）生于直隶河间县诗经村。诗经村曾是汉儒毛苌传讲《诗经》之处，儒家教化深入人心。冯国璋的先祖乃明朝开国功臣冯胜，冯家于永乐年间从安徽迁至河间，400多年来，一直是该地的大姓望族。但到了冯国璋父亲一代，已沦落为农人，虽薄有田亩，但晚清时兵荒马乱，不足以供温饱。冯国璋在兄弟四人中排序最幼，幼时曾读私塾，少年时曾赴保定莲花学院半工半读，终因贫困而辍学。
1884年，冯国璋在一个族叔的介绍下，到大沽口投军，属直隶提督聂士成所部的淮军。他最初做炊事兵，后因为人机灵且颇通文墨，做了一个管带的勤务兵，得以跟各级军官接触。次年，清廷在天津创建了武备学堂，在淮军各营挑选生员，他在统领刘祺的保荐下成为第一期学生。1888年，他抽空回到原籍应试科举，因为通晓数学而补取了特设的诸生名额，但后来应顺天府乡试落第，只好回到武备学堂继续学业。
1890年，冯国璋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学办荫昌挽留为教习。但他急欲取得军功，遂于1893年投聂士成，得充幕僚，并奉命往山海关及东北各地考察地形。归来后他提交了详实的报告，对后来的军事行动大有帮助，以此得到了聂士成的赏识。次年他又随聂转战朝鲜，战后被派管理军械局，不久又被聂推荐为驻日使臣裕庚的武官随员。在日期间，他有意接近日军将领，暗地考察日本军事，最终写成兵书数册，期冀能为国家所用。但是当1896年回国后将此书敬献给聂士成后，却没有得到聂的重视。这时，他得到荫昌的推荐，赴小站助袁世凯练兵，乃将兵书转献给袁世凯。袁世凯阅后大喜过望，誉为“鸿宝”，并称赞他：“军中学子无逾公者”。所谓“良禽择木而栖”，他于是弃聂士成而投袁世凯。
冯国璋一进小站，就担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任督操营务处总办，不仅负责日常训练和典礼阅兵的指挥，且主持新军的兵法操典制订，为新军的建立和成熟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一同在小站意气风发的，还有他的同届同学王士珍、梁华殿和段祺瑞。他们四人均受到荫昌的大力推介，被舆论认为是武备学堂一期的佼佼者。但是梁华殿福薄，刚到小站不久即在训练中失足落水而死，不然北洋就该不止“三杰”而是“四杰”了。
无论“龙”、“虎”、“豹”，还是“龙”、“虎”、“狗”，排序是一样的，冯国璋都排在了王士珍和段祺瑞的后面。但这一排名确是能力的真实体现吗？只怕也未必！论年龄，冯国璋长王士珍二岁，长段祺瑞六岁。论地位，王士珍曾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做到执政，冯国璋则做到货真价实的总统。论政治表现，王士珍信奉黄老学说，见头不见尾，成就有限；段祺瑞曾三造共和，但挑起府院之争，亲日借款，一度成为和平的阻碍，有些声名狼藉；冯国璋则一再呼吁和平统一，在北洋军阀中较为温柔敦厚。因此，虽然段、冯二人难分伯仲，但冯也决不至于排在三人之末的。
而且，庚子前后，王士珍是讲武堂总教习兼工程营统带，段祺瑞是炮兵学堂监督兼炮兵营统带，冯国璋则是步兵学堂监督兼督操营务处总办。不惟步兵官兵最多，且冯还是历次操练的全权指挥官。因此，冯当时在新军中的地位，只怕还高于王段二人。袁世凯曾用一个字逐次品评手下的将领，以王士珍为“福将”，段祺瑞为“重将”，而以冯国璋为“主将”。
当然，因他和王士珍、段祺瑞，以及曹锟、李纯等都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之后又一起在新军中并肩奋斗，彼此关系都十分亲密；而他和王、段又同是第一期毕业生，关系就更近一筹。“北洋三杰”的亲密关系可见于许多细微之处，大处可以出生入死，小处可以互相处理家事。随袁世凯在山东时，冯、段两家的子弟上的是同一家私塾，有荒嬉学业的，长辈都一视同仁加以责罚，毫无避嫌之处。有时冯国璋生病，段祺瑞对医生所开药方都要亲自过目，可谓无微不至。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不肯复职，依法应由驻节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冯国璋尚在犹疑，段祺瑞已拍来电报，简单干脆四个字：“四哥快来！”冯国璋阅电大悦，遍示众人道：“你们看，芝泉这个粗人！芝泉这个粗人！”马上便整装北上了。至于王士珍，则一直与冯交好。冯、段交恶时，王士珍居然违背了自己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不惜惹祸上身，出山做了国务总理。若非冯国璋的面子，别人是断然做不到的。
冯国璋做总统后与段祺瑞迅速交恶，除了政治主张截然相反之外，性格也是重要原因。段祺瑞作为北洋之“虎”，一向清高自诩，刚愎自用；冯国璋则满心以为自己是老大哥，对段祺瑞不甚客气，也犯了政治家的大忌。洪宪帝制时，段祺瑞与黎元洪本是共过一场患难的，但等他们分任总理、总统时，段祺瑞却不能屈己下之，于是出现了影响恶劣的“府院之争”。等到张勋复辟后，段祺瑞便不愿意让黎元洪复位，黎元洪也不愿再受段的窝囊气，于是冯国璋以副总统继任。但段祺瑞已有了“府院之争”的心理惯性，此前的黎元洪雍容豁达，尚且不能相容，何况冯国璋本来就是个赳赳武夫，两人硬碰硬，自然火花四溅。这就像秦末的张耳、陈余，本来情同骨肉，但政治地位上升后发生了利益冲突，便只有作仇人相对了。
因此，等冯国璋卸任总统后，利益冲突不再，他和段祺瑞的关系就迅速好转，有时还在一起设局打牌。等到一年后冯国璋病故，段祺瑞来冯家吊唁。他以自己一贯的风格，面无表情地走到冯国璋的遗体前，把蒙在头上的盖帘掀开，看了一眼冯国璋的遗容，然后悄无一言地离去，不久又派人送来一幅亲拟的挽联，写道：
兵学砥砺最相知，忆当拔剑狂歌，每兴誓澄清揽辔；
国事纠纷犹未已，方冀同舟共济，何遽伤分道扬镳。
文采虽嫌平淡，却是一个精粹的总结。
由于冯国璋曾任武备学堂的教习，因此与曹锟、李纯、陈光远等低年级学员的关系也相当深厚。李纯和陈光远更被认为是冯国璋的嫡系，王占元虽然是一期生，却也事冯如兄长，这些人组成了直系的中坚。冯国璋任总统后，任命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加上王占元的湖北督军，并称“长江三督”，这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本。曹锟在直皖战争中击败段祺瑞后，跑到北京帽儿胡同冯宅，向着冯国璋的遗像行礼道：“四哥，我给你出了气了。在小站的时候，他就打不过我的。”冯国璋在世时，鉴于直系内部的亲密关系，段祺瑞需要曹、李等人采取一致行动时，都是委托冯国璋为其做说客的。
出于自信或其他感情因素，冯国璋对北洋各军校出身的将官都较为器重，而对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士官生”较为轻视。他曾说：“朝廷当年是受了蛊惑，让王遇甲、吴禄贞、蓝天蔚这些士官生做统制、协统，像吴禄贞那样，两万两银子就买个统制。滔天大祸，正是由此而起的呵！”事实上他也曾给主管兵事的载涛上过密呈，要求罢斥士官生，但未被采纳。不过等他就任第一军军统后，即刻斥用第四镇统制王遇甲，而用陈光远代之。军事领域是最容易出现派系的，此言不虚！
二、收顺御林军
庚子之变前后，冯国璋因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有功，经袁世凯奏表，以候补知州升为候补知府。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保定设军政司，下设兵备、参保、教练三处，以冯国璋为教练处督办，负责创办各类军事学堂。两年后，清廷在北京设练兵处，又征调他为军学司司长，仍兼任保定原职。由此可见，他在北洋军中的业务偏重于军事理论，这与他当初撰献兵书有关。而他也的确胜任教练处和军学司的职位，为北洋系培养了一批富有向心力的将官，并输送到各省军中，对民国北洋集团的形成居功甚伟。从一件小事可见其责任心之强：1903年，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一个皇族学员游宿娼寮并吸食鸦片，他得知后即刻亲自出马，将其带回学堂加以申饬。该学员倚仗皇族势力，竟然置若罔闻，并口出不逊。他大怒，将军帽力掷于地道：“我宁可不做此官，也要严明纪律！”于是亲挥军棍奋力责打，以致军棍折成两段，之后更将此人开除学籍。全校为之肃然。
当时清廷已风雨飘摇，皇族皆岌岌自危，都希望自己的子弟能成大器担大任，因此，冯国璋责罚皇族学员并未遭到皇族的忌恨，反而得到进一步的重用。1906年，清廷干脆用他做了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该学堂专收王公世爵、四品以上宗室以及现任二品以上满汉文武大员的子弟。次年，他又提升为陆军部军咨处正使。又过一年，继续提升为清西陵梁各庄值班大臣。这一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逝世，宣统皇帝继位，摄政王载沣觊觎北洋军队，在放逐袁世凯的情况下，极力笼络冯国璋。1909年，袁世凯称病回籍休养，冯国璋也忐忑不安，诈称坠马受伤，要求请假，载沣不准。恰好他的夫人吴氏去世，他便以此请假，亦不得准。他于是箝口结舌，人云亦云，假装不问天下之事，以求避祸。
清末北洋新军
他深知北洋军心所向，尽在袁世凯一人，以载沣这样的稻粱子弟，是决计收顺不了的。因此，他不仅坚决地抵制了载沣的利诱，而且还与袁世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一点上，他与段祺瑞、王士珍等北洋将领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都感念袁世凯的知遇之恩，而自己的羽翼尚不丰满，只可依傍雄主，却不能独当一面。是故，尽管袁世凯在河南老家泛舟垂钓的照片广见于中外报刊，实际上他却遥控着北洋的局势。
1911年（辛亥）8月，清廷在直隶东平府举行秋操，冯国璋为东路军总指挥。直到此时，他仍在军中干着自己的老本行，操练军队，培养军官，但是随着时局之变，他的用武之地渐渐凸现。秋操进行中，惊闻武昌党人起事，清廷派荫昌率第一军为先锋南下，命冯国璋组织第二军为后援。不想荫昌的军队刚开拔就出了问题，由于北洋军大多为汉人，又被先期潜伏的革命党灌输了不少民族主义思想，因此不仅对出兵攻打革命军态度消极，就是对由满人荫昌挂帅也深感不满，因此都默契地放慢脚步，拖延行程，以待时变。火车运兵到信阳和孝感之间，就此裹足不前，可怜荫昌堂堂一个武备学堂的老校长，竟丝毫不能驾驭。第一军如此，冯国璋的第二军更是拖沓迟滞，步履蹒跚。军次太行山下，冯国璋还单骑去向袁世凯请示，袁授意了“慢慢行，等等看”六个字的拖字诀。整个北洋军笼罩着一股诡秘的气息，不要说平叛剿匪了，竟似有反噬京城的势头。摄政王一旦嚼出此味，竟被吓得面无人色，只好将眼中钉袁世凯请出山来总揽军政大权。袁世凯毫不客气，甫一上台就以冯国璋顶替荫昌为第一军都统，总揽前敌大权。这是冯国璋成为实力派的开始。
袁世凯复出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让革命军尝尝北洋军的实力。果然，冯国璋指挥的第一军在一日之内即夺回汉口，又花了一个月时间攻克了革命军坚守的汉阳，并隔江炮轰武昌。当时第一军拥有德国制造的管退炮若干，威力巨大，武汉三镇被炸颓烧毁的房屋不计其数，汉口几成废墟，故为舆论所大加鞭笞。但清廷对冯国璋大加褒奖，攻克汉阳后，即封其为二等男爵。冯在第一军司令部接到圣旨电报，情绪万分激动，对周围人等说：“想不到我一介贫士，如今竟能封爵。今后必当拼死报效朝廷。”说罢痛哭流涕。
他一门心思要乘胜出击，以报效朝廷，不料却犯了袁世凯的大忌。袁世凯志不在小，要养敌自重，进而逼取清朝的天下，因而按照他的想法，打下汉口就够了，汉阳有无皆可，而武昌是决计不能攻下的。如今，冯国璋却三番五次请示，说什么“武昌唾手可得”、“机不可失”云云，袁于是怅怅而恨之，以免坏了自己的大计，终于将其调开。这是冯国璋在政治上的失败，但他本来就富有忠君报国的热忱，从弃军校而应科举，到今日之炮轰武昌，都可看出这一品质。他之于袁世凯，颇似荀彧之于曹操，诚然忠心耿耿，但若是攸关汉朝和汉献帝，就另当别论了。在这一点上，他和段祺瑞有很大不同。
当时，前线抓到一个从武昌渡江而来的奸细，手执戳有“直隶总督袁”的龙票。冯国璋请示了袁世凯，袁回电说可以正法，但是不妨先向袁克定了解一下情况。冯国璋只得又咨询袁克定，不料袁大公子回电大怒道：“他（指奸细）就是我，你们谁敢加害他，我就去汉口与之拼命。”冯国璋到现在才意识到袁世凯跟武昌方面暗通声气，意在养敌自重。不久，他便被调任察哈尔都统，由段祺瑞接管第一军。 他正当春风得意之时被釜底抽薪，不禁心中郁结，回到北京后，既不去拜见袁世凯，也不即赴察哈尔就任。他的参谋人员仍旧跟随左右，日日聚会在北京煤渣胡同冯宅里。不几日后，袁克定突然造访，手持当年袁世凯收冯国璋为门生的兰谱，口称“四叔”，解释道：“我父亲今后要以四叔为兄弟。”冯国璋才感释怀，即刻便去拜见了袁世凯，旋即又被任命为禁卫军总统官，仍兼察哈尔都统。
历代的御林军都必有两大特点：一是必然为精锐部队，二是选材必然重视出身，晚清的禁卫军亦然。冯国璋接手时，禁卫军有步队四标，及炮标、马标、工程营、辎重营等，共12000人，其中除了步队第四标多为招募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的汉族青壮年外，其余各标营不是满族便是蒙族，因此，绝大多数禁卫军官兵是拥护清廷的。袁世凯派冯国璋去统领御林军，一方面是考虑到冯国璋曾经担任过陆军贵胄学堂的主办，在满蒙官兵中较有威信，且与许多王公贵胄交往不薄，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冯国璋性格的了解。冯国璋的为人，常能负气直言，小事上常能雷厉风行，在北洋军中有“冯蛮子”的绰号，但是他并不长于决断，在大事上过于谨慎。袁世凯目光如炬，知道冯国璋最终不会背叛自己，正适合禁卫军这个具有两面性的位置。
冯国璋到禁卫军后，与满蒙王公打成一片，颇有拨乱反正、致君尧舜的愿望。当时，那些王公大臣的思想已与戊戌变法时大异，多数人认为君主立宪是挽救清廷的最佳途径。如贵胄阿勒精阿等人就组织了一个君主立宪会，推冯国璋为会长，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为副会长。这些人在大难临头之际还在高谈立宪，在政治上不可谓不幼稚。因此，当冯国璋带着大家到袁世凯那里申请立宪时，袁世凯只有在心中暗笑，顾左右而言他，冯国璋等人只好悒郁而去。
不久，汉口前线发来段祺瑞领衔请清帝退位的电报，同时驻荷兰钦差陆徵祥领衔的外交团也发来同样内容的电报，冯国璋阅电大忿，连说不信，即刻就要致电质问段祺瑞，经秘书们力劝后犹豫未发。三日后，段祺瑞派靳云鹏前来说项，冯国璋拍着桌子发了一通脾气后也就作罢。不久隆裕太后召集了御前会议，决定逊位。冯国璋闻讯叹息道：“既然皇族都甘愿退让，我们还有什么好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