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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南北双方的和事老，但在价值取向上又倾向于南方的护国军。对于袁世凯，他只希望能保住其身家性命，这是分析当时形势后的一个理性的判断。
到了1916年5月，袁世凯距自己的死期已不足一月，却仍无冯国璋电文中建议的“敝屣尊荣”的打算，仍旧放不开大总统的宝座。冯国璋极为不满，于是联合了张勋和倪嗣冲，召集北洋系的地方实力派在南京开会，商量劝袁世凯退位。大多数人表示赞成，惟有倪嗣冲以为不可，竟至拍桌子骂娘。冯国璋的本意是让袁世凯看看地方实力派的意见，不料被倪嗣冲搅了局。
袁世凯虽尚有朱家宝、倪嗣冲这样的死党，但他其命不永，坚持到6月6日便羞愤而死。他这一死，关于他退位与否的争论自然消失了，冯国璋与他的情仇恩怨也忽然间化为尘土了。当冯国璋接到袁世凯逝世的电报时，想起他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不禁悲从中来，放声恸哭，声泪俱下地说：“大总统如此英明的人物，不料竟会有如此下场！”不错，大总统的确英明神武，但是居然会拿他当小孩子来骗，说自己绝不会当皇帝。
四、“吾家千里驹”
冯国璋本来认为，与其袁世凯做皇帝，还不如逊帝溥仪复位。他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又深受清朝重恩，在辛亥革命时就不满袁世凯逼帝去位，在民国初年，他又与胡嗣瑗、康有为等复辟派互通声气，不无兴复大清的想法。
根据民初优待清室的条件，逊帝溥仪和太后仍居住在紫禁城内，富贵尊荣，实乃天下第一寓公。溥仪年少无所事事，喜欢作画题字为乐，常流传至外，由于是皇上的手笔，时人趋之若骛。洪宪帝制后，冯国璋曾托人代求一帧。十几天以后，溥仪画成，派人用黄缎郑重裹好送给冯国璋。冯国璋大悦，但打开一看后脸色大变，疾令将此画烧掉。原来，溥仪画的是一匹长有两角的马，暗喻“马”加两点的“冯”字，并有提款云：“此吾家千里驹也。”冯国璋大怒之余，从此常对人言：“溥仪这孩子滥用聪明，举止轻浮。”
溥仪出生于1906年，洪宪帝制后也不过才是个十龄幼童。无论自作聪明，还是愤世嫉俗，都不过是顽童心理，不可以常理度之。他想必是读《幼学琼林》，刚巧读到“吾家千里驹，苻坚羡苻朗为侄儿”一句；又或是读《三国演义》，刚巧读到曹操赞儿子曹休“此吾家千里驹也”，兴之至处，率意为之，只可权当一笑，哪可信以为真呢？不过一个十龄幼童，却要把一个年届半百的封疆大吏比作儿子，无怪乎冯国璋会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了！
何况在洪宪帝制中，全国上下对帝制一致加以鞭笞，不论洪宪，还是宣统，都已成为民国的反面。以袁世凯之英明神武，一旦帝制自为，则由开国元首迅速堕落成丧家之犬；杨度、古德诺等一时俊杰也落下了千载骂名。冯国璋看在眼里，焉能不铭刻在心？何况他作为实力派，与康有为等“赤脚郎中”不同。康有为等搞复辟，成则大佳，不成则流亡海外，还不失轰轰烈烈。冯国璋若搞复辟，成也不过是人家的“千里驹”，不成则遗臭万年还是小事，更可怕的是将功业倾隳、为天下笑，最后落得一个袁世凯的下场。后来的张勋复辟就是明证！
1916年10月，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
传言在民国初年，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时，极尽坑蒙拐骗之能事，似有等民党之乱平息，再还政清朝的说法。因此北京的达官贵人，多有收藏朝服和辫子的，只等朝廷重光，好再做天朝的子民。此说或有不确，但在民国初年，满清遗臣和民国显要的关系仍是密切的，这与明清之际截然不同。如徐世昌、冯国璋等民国一等一的人物，均与前清贵胄交好，与复辟派互通声气，也就不足为怪。
冯国璋任直隶都督之初，即在前清贵族铁忠的推荐下，援引了复辟派的胡嗣瑗做自己的秘书厅长。到他转任江苏都督后，胡嗣瑗又跟随他南下，任江苏省咨议厅长，并在咨议厅中安排了许多复辟派人士，如张季煜、刘体乾、长兴、贺硕麟、丁传靖等，使咨议厅成为复辟派的一个重要营垒。后来，胡嗣瑗又向冯国璋引见了康有为。冯对康十分推崇，固然因为康的名头大，而且因为康的复辟主张一度与他甚相契合。但是有关复辟，对他来说，最为关键的则是与张勋的互通往还。
1913年征讨“二次革命”时，冯国璋与张勋在南京共处过一段时间，曾就复辟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流。到了1916年6月8日袁世凯病逝后两天，冯国璋便给张勋送去一封密信，原文如下：
项城长逝，中原无主，义旗北指，此正其时。兄若锋车先发，弟当部署所部以随其后。事贵速断，敢布胸臆。
可见，冯国璋此时，是仍不辞作“吾家千里驹”的。但是次日，他即从日本人那里了解到，北洋系内部对复辟的看法很不一致，他于是又改变了“事贵速断”的想法，又致电劝张勋“事须慎重”。因此张勋在复辟失败后，十分恼恨北洋诸将的反复无常，事实上，当初写信怂恿张勋复辟的，也不止冯国璋一人。未写信而持首鼠两端态度的，更是比比皆是，不过惟独张勋头脑简单罢了。
由于在洪宪帝制中的出色表现，冯国璋于1916年10月当选副总统。他不愿意放弃军队和地盘，于是援引民国初年黎元洪在武汉就职副总统的先例，设副总统署于南京，并兼任江苏督军。他既然成为国家的“二号人物”，自然与政界名流往来增多。他与梁启超的良好关系，也使得他与复辟派的关系愈行愈远，而与深具文人气质之研究系的关系愈走愈近，如他的秘书长林长民便是梁启超的挚友，而梁的弟子张君劢也是其秘书之一，梁启超还准备将研究系改造成一个较大的政党，请他做党魁。亲一派必然远一派，反观康有为等人，早已被他冷落多时了。
冲淡感情的良药莫过于时间。冯国璋对清朝的感情，来得最汹涌澎湃的莫过于被册封为“二等男爵”的时候。现在距那时已过5年，何况他已成为民国的副总统，下一步极有可能做国家元首，非“二等男爵”所可比拟，可见民国对他的恩典远大于清朝！政治人物的心理都是逐利而消长的，可笑小孩子溥仪自命曹操、苻坚，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不久，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产生了府院之争，段祺瑞过于强势，黎元洪无法可施，只好求援于冯国璋，冯国璋于是赴北京做鲁仲连，但没有效果。不久，黎元洪盛怒之下，免去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激起了督军团的集体反对。黎元洪无法可施，只好再次寄希望于冯国璋，徐世昌和王士珍为了平息这毫无意义的内耗，也专门写信劝冯国璋出马。冯国璋则回答道：他反对段祺瑞的跋扈，但也不便斥责他，他可以做的不过是管束王占元和李纯等人不参与督军团的反黎活动。同时他又认为：“总统这次免芝泉的职，似乎冒昧了点。”因此他的态度表面上是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是置身事外。在调解府院之争的问题上，他不如徐世昌的态度积极，而且他的消极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恶劣的后果，那便是黎元洪荒不择路，居然向张勋伸出求援之手，以至于引狼入室，上演了一出复辟的丑剧。
张勋复辟后，被封为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留京办事，实际上把持了中央军政大权。冯国璋则受封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级别虽与张勋相同，但实际上逊色多矣，因此他反对复辟的决心更加坚定。当时胡嗣瑗还自作主张奔赴南京游说他，被他严词拒绝，胡嗣瑗才知今日之冯国璋不复往日之冯国璋，乃进一步知没有冯国璋的帮助，张勋必败，于是自己流亡到上海去了，也算是个明白人。
当时黎元洪尚在北京，被复辟的清朝封为“一等公”。黎元洪在甲午海战中就敢于蹈海殉国，此时更是毫不含糊，他冒着生命危险通电全国，怒斥复辟，并宣布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张勋怕黎元洪闹事，加强了对他的监视，但黎元洪于7月2日乔装逃出总统府，避难于日本公使馆。接下来两天内，在南京的冯国璋和在天津的段祺瑞分别发出讨逆通电，冯国璋电云：
国家以人民为主体，经一度之改革，人民即受一度之苦痛。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迨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孝定景皇后禅让于前，优待条例保障于后，共和国体，民已安定。《约法》：谋叛民国者，虽大总统不能免于裁判。清皇室亦有倡议复辟置诸重典之宣言。诚以民生不可复扰，国基不可再摇。处共和国体之下而言帝制，无论何人，即为革命。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所以保民国亦所以安清室，皇天后土，共鉴此心。乃安徽督军张勋，奉命入京调停时局，忽以大兵围护清宫，逼勒清帝擅行复辟，自称政务总长议政大臣。又捏造大总统与陆巡阅使暨国璋劝进之伪奏，进退百僚，行同儿戏。夫禅让之诏，优待之条，著在史书，传为佳话。今乃一切破坏之，玩国人于股掌，遗清室以至危，是谓不义。自民国成立，延及三年，方得各国之承认，变更国体，是何等事。今以各国承认之民国，变而成为非国际团体之帝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中外疑怪，骇人听闻，是谓不智。近年国家多故，天灾流行，金融滞塞，商民痛苦，正赖安居乐业，迄可小庥。乃无故称兵，闾阎惶惑，分裂之端已兆，生民之祸无穷，是谓不仁。保全元首，拥护共和，各省均有宣言，即该督军亦电称不得别图拥戴。乃狐埋狐搰，反复无常，欺诈同胞，藐视国法，是谓不信。若任横行，不加声讨，彼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是用誓扫妖氛，恭行天罚，克日兴师问罪，殄此元凶。诸公忧国之忱，过于国璋，尚望慨赋同仇，各摅义愤。敢叶肝鬲，伫盼玉音。
随即他又与段祺瑞联名通电，宣布张勋的八项大罪。在这两个最大实力派的带动下，南北各省宣布反对复辟的通电纷至沓来，即便原先的帝制派如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人也纷纷表示反对态度。但当时总统避难外国飞地，终究于讨逆有碍，冯国璋于是以副总统身份代行大总统职权。
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7日开始军事行动，12日结束，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真辫子假辫子被丢弃得满城都是。张勋突然之间从再造天朝的元勋坠落成举国声讨的叛逆，才明白自己有多么愚蠢，他叫嚷道：“我太傻了，人人都很聪明，复辟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主张，成功了大家享福，失败了我一个人受罪。”他索性发出通电，将北洋诸君背信弃义的真面目公诸于众，电文称：
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勋所独能主持。……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段、徐、梁诸公及各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到津，徐东海、朱省长均极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勋又密电征求各方面同意，亦皆许可，密电具在，非可讳言。现既实行，不但冯、段通电反对，即朝夕共谋之陈光远、王士珍，首先赞成之曹锟、段芝贵等，亦居然抗颜反阙，直逼京畿。翻云覆雨，出于俄顷，人心如此，实堪浩叹。勋孤忠耿耿，天日可表，虽为群小所卖，而此心至死不懈。但此等鬼蜮行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免混淆黑白。除将历次会议纪录并往返函电汇集刊印分送外，先此电达。
他所受委屈确实属实，但他所言徐州会议之事，并不切实。第四次徐州会议是复辟前的总动员会，督军团照例是要参加的，段祺瑞确派代表参加了，但却不闻冯国璋有代表在座，且冯的嫡系王占元和李纯均消极抵制了这次会议。至于前三次徐州会议，则未必完全与复辟有关，不过是督军团的例会罢了。因此，说冯背信弃义，除非上溯到1916年袁世凯刚逝世的时候，可是，政治风云变幻，此一时彼一时，怎能刻舟求剑呢？
张勋复辟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由于民国初年对清朝皇室的处理过于暧昧，使许多保守人士抱有龙驭回辇的幻想，便是民国政坛的头面人物也不能免此。如徐世昌、冯国璋等人，有的甚至是为民国创立立下功劳的人，均不能褪去那层保皇的情结。就其层次深浅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坚定的保皇复辟派，如康有为、胡嗣瑗、朱家宝，以及金梁等宗社党人；第二种是满清情结严重，但具体表现受时局影响的，如徐世昌、冯国璋等，张勋其实也属于这一种；第三种则是墙头草，当时通电附逆的各省督军多是此类。由于民国初年的民国，并不是革命党人的民国，而是北洋系的民国，而北洋系实力派大多曾臣事满清，其民主共和的意识只怕远没有忠君事上的情结多，因此，民国初年的复辟是必然而非偶然，纵使没有张勋，也会有倪嗣冲，抑或朱家宝，说不定就是冯国璋。
但复辟的失败也不是偶然的，这并非一组悖论，因为复辟之所以成为情结，乃在于他深埋在复辟派的心里，并未被实践加以证明，于是便如雾里看花，愈幻愈美。一旦好戏出台，观众满怀热情地定睛一看，才明白原来不过如此！帝制云云，原不过是一场怀旧，还是不如民主的好！于是注定要“反动之反动”。何况，这些封疆大吏、实力派，哪个不是演戏的高手，当初怕担风险，因此谁都不愿唱主角，如今主角登台，又觉得你凭什么做主角，于是假戏成真，翻脸无情，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这台戏当然也就演砸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复辟是极具危险性的。假设张勋的实力和水平更上一个台阶，竟是历史上曹操、苻坚的角色，只怕粉碎复辟的行动要复杂艰难得多，而小朝廷的江山又会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张勋竟成为小皇帝溥仪的“吾家千里驹”，也未可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前，就很担心附逆的人越来越多后，局面将难以控制，所以要兵贵神速，这一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因此，马厂誓师和冯国璋的代行总统，客观上来说都是好样儿的！遥想洪宪帝制的时候，蔡锷将军首张义帜，这是出于他革命党人的理想追求，还不足诧异；如今张勋复辟，竟然由两大满清遗臣、北洋二杰联合出击，仅就其讨逆檄文激励民心的积极意义，其思想境界之提高，已足堪为之击节一赞了！
五、天津会议
辫子军于7月12日挂五色旗投降，冯国璋于14日电请奉还大总统给黎元洪，但黎元洪知道尽管自己命令段祺瑞复职，但段祺瑞决计不会尽释前嫌、善罢甘休，因此不愿就职，并通电全国决意去职。当然，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实际的情形则是：北洋系内部十分讨厌黎元洪，但是南方的国民党和西南诸省坚持认为黎才是合法的总统；黎元洪的策士金永炎看到这个民心向背，就在上海用黎大总统的名义发出了一个“奉诏讨贼”的通电；伍廷芳也带着外交总长的公章赶到上海，声明继续办公；军界老人丁槐更偷偷携带大总统印玺避居上海，扬言除非黎大总统的亲笔信，否则谁都别想拿走印玺……这些事是否出于黎元洪的策划，不得而知，但是相对于北洋系的强势，黎派的这些做法实在是小儿科。不久段祺瑞迫使黎元洪下达了免除伍廷芳的外交总长令，接着上海护军使卢永祥打通租界的关系，将丁槐收监候审，“传国玉玺”自然就落到了北洋系手里。
但段祺瑞内阁中还是有君子的，比如张国淦就力劝段祺瑞迎黎元洪复位，他说：“相对而言，和黎元洪共事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他手中无兵，而且刚经受过挫折，会吸取教训；而冯国璋既有兵权，又是新官上任，遇事必然逞强好胜，因此更难对付。”张国淦在府院之争的时候就是一个十分可爱的鲁仲连，如今他抛出这个很有道理的办法，确实是出于对黎元洪对段祺瑞的一片爱护之忱。可惜段祺瑞竟然没有采纳，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对黎元洪已经深恶痛绝，以他刚愎自用的个性，不可能委屈自己；二是他对北洋系内部的手足之情有信心。
因此，他兴高采烈地给冯国璋发电报，电文干脆利落四个字：“四哥快来！”冯国璋一看之下，心中的棠棣之华登时怒放，连连对身边人说：“你们看，你们看！芝泉这个粗人，芝泉这个粗人！”随即命驾北上，就任了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同时，黎元洪通电全国，指天为誓说：“即赴津宅养疴，息影家园，不闻政治。”
其实在冯国璋做出最后决定之前，他的僚属是进行过激烈的廷辩的。一派人极力劝说他北上就职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