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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冯国璋做出最后决定之前，他的僚属是进行过激烈的廷辩的。一派人极力劝说他北上就职总统，因为“天与”如何可以“不取”呢！而且老在南京代理总统，终究影响国际观感。另一派人就持重得多，他们觉得要做总统也要在南京做，一去北京就龙游浅水，黎元洪是前车之鉴。冯国璋在大事上素来缺乏决断，因此犹疑不已。这时靳云鹏来游说他说：“北方的局势如一个大香炉，香炉三条腿，大总统您是一条，其他两条是总理和东海（指徐世昌）。有这样三条腿，您还怕香炉站不稳吗？我保证，这次四哥到了北京，能做一辈子的总统。”冯国璋脸上渐露微笑，于是下了决心。不过他还是留了个心眼，出发前以总统身份调任他最亲信的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为他守住了大本营。
他进京后第一件事是派使节赴紫禁城面“圣”，一方面表示对清朝的感念，另一方面也通知小皇帝溥仪，您的“吾家千里驹”现在已是腾空而去了！他做的第二件事则是委派总统府的要员，名单中既有张一麐这样的彬彬文质，也有张宗昌这样的跋扈将军。接下来他要做的，便是调和北洋系内部的关系了。他与段祺瑞执手相对，誓言今后再不会有府院之争了！他还把好好先生王士珍请出山来做了参谋总长，使北洋三杰聚首中央，他满怀憧憬地说道：“我们三人无所谓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
东晋时，“王”与“马”共天下，对半壁山河的稳定很有好处。如今，“北洋三杰”若能拿出小站时的精神气质，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未始不能使国家有所起色，使其人生境界更上层楼。但是，他们一旦趟上政治这潭浑水，就无法避免上演“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闹剧。
接下来不久就发生了新的府院之争，而且较之前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段祺瑞是两次府院之争的当事人，可见其必有责任。当初他和徐树铮把黎大总统当成盖印工具，把“黎菩萨”气得要死要活的；如今他竟然对冯四哥也如此跋扈，真是令人侧目。如此一来二去后，冯、段的私交大受影响，连往日常设的麻将局都渐少终无了，再加上徐树铮仍旧把冯国璋当黎元洪使唤，关系不僵才怪。
但是新府院之争比旧府院之争毕竟上了一个档次。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旧府院之争，更多的是一种名器之争，总统认为总统是老大，总理却认为总理是第一，因此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都可以大动干戈，实际上有民国元年内阁制与总统制之论争的余响。但冯国璋与段祺瑞的新府院之争，却是一种政见之争。段祺瑞鹰扬虎视，要用武力征服全国，是把南方军政府当作敌人来对待的，这是承袭了袁世凯时代的敌我划分；但冯国璋却希望“和平混一”，视西南实力派为愤而出走的兄弟，因此寓含了对袁世凯的否定。
袁世凯之与冯国璋，似乎本来就不及与段祺瑞那么亲密。辛亥革命时，冯国璋竟然不能体察袁世凯养敌自重的用心，袁只好用段祺瑞来接替他。到了洪宪帝制时，段祺瑞虽反复劝争，充其量是个诤臣；冯国璋则主动和西南方面联系，完全站在了袁世凯的对立面。冯国璋在就任总统后，之所以会有“和平混一”这么高的觉悟，其实还是得益于梁启超的理论熏陶。他任总统后，即曾请梁启超到总统府内讲述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知识时事。而此时的梁启超，已是南方军政府的元老，思想日新又日新。所谓近朱者赤，冯国璋因此与南方要人的关系日趋紧密，并与广西实力派陆荣廷结为兄弟。他身为总统，又怎能对自己的结义兄弟开炮？可惜段祺瑞不管这些，一意南征，于是府院之争不可调和。
段祺瑞始终相信北洋军的实力，认为三五个月内就可以扫平西南，这是他决意武力统一的底气。当时，湖南地处南北之间，是地理位置最特殊的一个省份，他要平定西南，首先就要控制湖南。湖南省长谭延辏轮醒肴局负希亩嫒朔⑵稹跋嫒酥蜗妗痹硕导噬暇褪欠炊员毖缶牒稀５戊魅鸩挪还苷庑龀龅奈┮蝗貌绞桥梢桓龊先烁盗甲羧プ龊隙骄宰鞔厦鞯叵耄骸罢獠痪褪窍嫒酥蜗媛铮 笔獠恢盗甲羲涫呛先耍孕〕ぴ诒狈剑诶婀叵瞪鲜峭耆粲诒狈降模先艘埠苌儆腥酥浪呛先恕Ｕ獯危盗甲粼诒本┬季椭笆保攀牡┑┑乇Ｖぃ骸跋嫒酥蜗妗薄ⅰ熬穹种巍薄ⅰ安淮北胂妗钡娜颉：先艘豢淳托α耍疤儡济胶鲜保彩钦庋信档模峁毖缶共皇窃丛床欢系乜绰穑”毖缶宋馀彐谕猓院弦幌蚴遣皇匦庞玫摹９唬盗甲艋耙粑绰洌诙Ψ豆安康魅牒系南⒕鸵阎罴ǘ肆恕�
这不仅是对湖南人的挑衅，也是对冯大总统的挑衅。不仅是因为冯的施政纲领是“和平混一”，而且还因为他已答应金兰兄弟陆荣廷，要维持西南局势的现状。这次傅良佐督湘，陆荣廷马上质问冯，使他面上飞红，只好让段祺瑞来回答。段祺瑞则还是那副刚愎自用的样子，坚称此事没有争论的必要，陆荣廷大怒之下，干脆直接帮助湖南人进行反抗了。
新的府院之争虽然伏笔很深，却是从傅良佐督湘正式开幕的，不久由于傅良佐被湘军驱逐而进入高潮。1917年9月18日，湘军将领林修海、刘建藩分别在衡阳和零陵宣布自立，北洋将领王汝贤、范国璋阵前倒戈，通电要求停战撤兵，傅良佐仓惶北逃。除了湖南，当时可以反映北洋内部矛盾的还有四川，段祺瑞指使刘存厚攻击黔军的戴戡，竟将这位护国功臣给杀了。戴戡是蔡锷的战友，当初和蔡锷一起回到云南，举起了护国的义旗，由于与蔡锷的关系，得以被梁启超赏识，他的黔军于是成为研究系的惟一武装。如今他在四川不明不白地被人击杀，梁启超在国会声泪俱下要求严惩凶手，段祺瑞却顾左右而言他。
六、田宅自肥之计
1917年7月6日，冯国璋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
平心而论，冯国璋大总统“和平混一”的施政纲领出发点是好的，相对于段祺瑞向日本人大举外债而打内战，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当时的中国政坛是绝不以道德良心为转移的。张勋复辟被粉碎时，段祺瑞虽然一马当先，但冯国璋囊括长江，居中策应，实力似乎更胜一筹。等他做了总统，反倒却江河日下，最终败在下野总理的手里。他的失败恰巧是因为“和平混一”四字，断了北洋各实力派的财源和生路，于是才成为众矢之的的。
不惟他冯国璋如此，他前后的几任大总统也一样的可怜。袁世凯天下一人，却淹死在了全国人民的唾沫中；黎元洪身为大总统，却被逼到无立锥之地；就是德高望重的“文人总统”徐世昌，最后也被张作霖的一席电文骂得身败名裂；更不要说贿选上台的曹锟，最后被幽禁在小楼之上。因此，冯国璋能平稳下台，已是得了段祺瑞和北洋系天大的面子了。君不见天津会议上，有人提出要公开讨伐冯大总统，却马上被否定了吗？总统虽然不是大家的总统，“四哥”毕竟还是大家的“四哥”嘛！
这样难堪的日子过了八个月，终于熬到了9月4日的总统选举会。与会436人，徐世昌得425票，余者段祺瑞5票，张謇、王士珍、王揖唐各1票，冯国璋一票也无。他为期两年的总统生涯宣告结束。其实在他刚上台时，已有竞逐下一届总统的愿望，并在财政上进行过一定的准备。毕竟他这个总统是以副职递升的，不如正式选举的那么完美。但时过境迁，如今他不仅认识到总统是天下第一苦差，而且身陷如来佛的手心之内，竞选云云已是痴人说梦，尽早交掉这个苦差事，赎得自由之身才是当务之急。
他在最后宣言中声称今后“绝无出山之意”，且有“人非木石，宁不痛心”的谢罪之语。其鸣也哀，竟令段祺瑞眼眶一热，于是也同时宣布下野。新总统徐世昌也觉得有点对不住他，于是特准他仍节制北洋军第15、16两师。第16师即原来的禁卫军改编而来，这样就顾全了他当初的誓言。
圣人云：“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治国”、“平天下”两方面，冯国璋和段祺瑞半斤八两，虽然轰轰烈烈，却都算不得成功者；但是在“齐家”方面，段祺瑞虽和冯国璋一样是苦出身，后来却差得太远。段祺瑞是有名的清官，不治私产，以“国”和“天下”为家，到了下台后，居然连自己的私宅都没有。冯国璋则不同，他虽不善经营，但据统计，到他逝世时，他的财产仍有265万之多，包括大量的实业和证券投资，涉及银号、当铺、煤矿、盐垦、纺织、造酒、电灯、火柴、印刷等很多方面，此外还包括在北京和天津的房地产多处。因此，他虽然下野了，幸好还可以做“富家翁”。
他的这些家当早在前清时就开始经营，到了民国年间，有的已经颇有名气。比如与张謇在苏北合办的盐垦公司，占地面积达到70万亩，其他如华通银行、华充银号等也很有名气，此外，他还大量投资开滦煤矿、启新洋灰、汇业银行等公司，是北洋集团中最大的实业家之一。当时有人就评论他“善自封殖”，他泰然自若地解释道：“项城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
这当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民国与汉朝不同，袁世凯也不是汉高祖。汉高祖威加海内后，功臣成为心腹之患，所以萧何才有田宅自肥之计。但民国远没有河清海晏，功臣也远不到兔死狗烹的时候，所以冯国璋说这样漂亮的典故，不过是附庸风雅，使障眼法而已。
他之所以要田宅自肥，主要还是为儿孙打算。也许是他觉得政治太过黑暗，所以希望后代往工商业方面发展。他的后人中，长子家遂曾做过国会议员，算是半个政治人物，三子家遇曾做过军校的教官，算是半个军界人物，其他的都在实业方面发展。除了为儿孙考虑外，也是为了安排自己的亲朋故旧。做官做到总统，来投奔的亲朋故旧络绎不绝，他又不愿施舍国家名器，那么就只有往工商企业界安排，比如华通银号的经理就是冯家的亲戚，等等。
冯国璋出身贫贱，因此对金钱看得很重，是有名的吝啬鬼。发迹前在北京，常去朋友家蹭饭吃，路再远，风雨再大，也坚持不辍。有人识货，说：“此乃‘飞而食肉’，是封侯拜相之兆。”他喜欢吃玉田酱肉，每让佣人去买，一定要求切成整整齐齐的四方块回来，因为怕佣人偷吃。买回来后偶以待客，则用刀切得极薄，因为不愿让客人吃太多。若有肉沾在刀上，他都要用舌头舔个干净，有时不慎，舌头被刀子割破，以致血流汩汩。这些事情都被人传为笑谈，可见他有多吝啬了！他也从不轻易给人金钱，他身边跟随他几十年的人，也很少能得到他的赐钱，如果一旦得到了，那说明他确实是把这个人当心腹来对待了。
吝啬只是一种性格，项羽也是个吝啬鬼，照样可以做英雄，冯国璋也一样，他虽不够大方，但对部署还是十分宽厚和守信的。他身边也有不中用的庸才，他心知肚明，但也就是不加大用，绝不断人活路。而那些跟随他的人，他都能做到善始善终。拿李纯、王占元、陈光远这长江三督来说，与他的关系一直比较坚定，在民国初年那样朝秦暮楚的环境里，的确不易。当然，最令人称道的，还是他对禁卫军的不离不弃。若真能善始善终，本是一段佳话，不料好事多磨，偏要功亏一篑。
当初紫禁城的那支禁卫军，自被冯国璋收顺到民国后，就铁了心要跟着他走。后来该军被改编为陆军第16师，却仍然轮换派出一营队伍充当他的卫队。到他做了总统，这个师相当于恢复了“禁卫军”的身份。等他卸任后退居北京帽儿胡同，以及回河间原籍时，仍从该师抽调一连负责防务。但是1919年，他从河间回北京小住时，16师师长王廷桢却把这一连人调走了，改派了一支杂牌军来代替。他为此十分生气，一是气王廷桢作为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居然能做出这样的负义之事；二是气自己当初对禁卫军的承诺被打破了，使得这段佳话不再完美。其实他也知道王廷桢是奉陆军部命令行事，而佳话不完美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关键是他由此知道了自己已今非昔比，不仅不再是总统，而且连个普通的军阀都不如了，那么他还如何能东山再起呢！
他为此郁闷满胸，觉得浑身不自在，便于隆冬季节在家里洗了个澡，冷热交换之间，突然得了个急性肺炎，渐渐地不能说话，终至不能呼吸。才几天工夫，就含恨而去了。
临殁时，他嘱张一麐笔录了“希望早日实现和平混一”的遗言，令家人郑重交给了大总统徐世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这一无可厚非的政治理想更加令人叹惋。后来徐世昌一意要“偃武修文”、“南北和谈”，加上此前和后来黎元洪的和平统一之志，大总统们其实是有一条施政脉络的。
他身后有两个墓穴，一个是政府所建、国葬所用的“冯公林”，另一个是祖坟，两者都在河间原籍。忠孝不能两全，家人因此为他准备了两具棺木，一具放肉身，一具置衣冠瓷像，肉身放入祖坟，而衣冠归于国家——其家人取舍原来如此！没想到的是，冯公林和祖坟最后都在“文革”的浩劫中被捣毁。
一、从龙之士
1900年是旧历庚子年，也是国人记忆中极为惨痛的一年。这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兵临紫禁城下，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惶出逃，一路经冀晋两省，于10月26日抵达西安。在河北境内一度沦落到餐风饮露的程度，窘况到山西境内才得到缓解。情况稳定后，便陆续有文武臣工辗转来从。这些人大多是投机分子，与太后共一场患难，当然是事半功倍的好事！
在这众多的“从龙之士”中，有一个微不足道的记名道员名叫徐世昌。他早早地抱定了跟随两宫西狩的决心，但无奈两宫逃得太快，等他收拾好行李穷追骥尾时，发现已是望尘莫及，只好怏怏不乐地回到北京来。过了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在湖北做知县的堂叔专门给他写了封信，劝他应该即刻奔赴两宫的行在，并且附寄了足够的路费。他于是坚定了做从龙之士的决心，终于于次年正月赶到了西安，并借助一个旧相识的力量觐见了太后和皇上。果然，次年两宫回銮后，徐世昌的官运一路亨通，四年之内，由内阁学士，而兵部左侍郎，而督办政务大臣，而巡警部尚书，而民政部尚书，而东三省总督，一举创下了有清一代汉臣升迁速度的记录。而从其堂叔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宗族力量在那个时代的作用是何等重要！
徐世昌远祖为浙江鄞县人，明末开始在京津一带经营盐业。徐家显然家大业大，一度还得到朝廷的敕封，子弟们开始走上科举功名的路子，曾出现过父子两代都曾担任山西巡抚的佳话。乾隆年间，小徐山西巡抚入赘天津巨室，于是落籍于此。到了徐世昌的高祖徐城，又携家宦游，此后直到世昌的数代，都在河南为官，于是他就有了第三个籍贯河南。值得一提的是世昌的父亲徐嘉贤，17岁时就敢于独踹太平军的营寨，一时勇冠三军，但也许正是在战斗中受伤损害了健康，他竟然在25岁那年就死去了。虽然有这样一个例外，但徐家近十世内还是以文士居多，几乎代代有著作传世，世昌亦然。
徐世昌字卜武，1855年（咸丰五年）生于开封。7岁那年父亲去世，扔下孤儿寡母凄楚度日。寡母刘氏出身桐城世家，知书达理。一次世昌和弟弟世光见有三块来之不易的糕点，为了争到两块而大吵不止，刘氏大怒道：“你们从小就兄不友弟不恭，长大了还会有什么出息！”于是把三块糕点扔到地上踩个稀烂。刘氏素来仰慕欧阳修的母亲画荻教子的垂范，对两兄弟的教课也就十分用心，四书五经自是不在话下，秀才四艺也毫不排斥。因此，世昌自幼便熟知经史，且能吟诗作画，其价值观取向与人生旨趣，于童年已经定格了一大半了。
及至他长成少年，生得眉清目秀，目光射人，言谈之间才气自见。虽然腹藏锦绣，但由于家境清贫，他只能在邻近各县的县署内暂充文书，或者代人撰写文稿，以贴补家用，虽有博取功名之心，无奈在经济上和精力上都不允许。曾有人问他的志向，他慨然说道：“日后若能作官，定以俸钱多致宾客。”直到20多岁时，有一个名叫席锦全的小吏独具慧眼，认为世昌必成大器，便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并将自己财产的大部分陪作嫁妆。孤儿寡母的窘迫生活自此得到缓解，不久世昌兄弟便进京考取了举人，弟弟居然名列哥哥之前。但接下来继续深造，哥哥则一路高中，取光绪十二年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