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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咽喉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若能取得此地，就如同在奉天西北插入一把钢刀，且可为进攻蒙古奠定基础。此后不久，日军即支持蒙匪进攻奉天，被吴俊升击退。日方恼羞成怒，乃就郑家屯事件向中国提出八项苛刻的要求，包括向东北派驻警察和向奉军各部队派遣日本军事顾问等，最终被张作霖避重就轻，只同意就兹事赔礼道歉，日军终从郑家屯撤出。
寺内正毅上台后，对华策略发生了重大调整。之前的大隈重信内阁，对中国实施的是赤裸裸的侵略政策，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即其“杰作”；而寺内内阁采取的是以借款方式支持中国内战，以经济控制带动政治、军事侵略。同样的，在东北，他也一改支持宗社党发动武装暴动的做法，而改为扶植张作霖统一东北，并进而达到满蒙独立的目的。在日本的支持下，奉军很快击败孟恩远的吉军，统一了东北，张作霖成为“东北王”。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对学生的反日示威持反对态度，不仅严禁东北出现类似情况，且通电北京政府，要求对学生严惩不贷。
在他逐鹿中原的几次大战中，他都对日本相当依赖，他的日籍顾问菊池武夫和町野武马，每年都为他赴日联络朝野要人。日本人对他支持甚巨，如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人提供给他枪弹4000万发，炮弹10万发，对阵地战帮助极大。但他也相当精明，不轻易出让东北的利益，属于一种有伸缩性的亲日。比如，梁士诒组阁时迫于财政压力，欲向日本借款，遭到了吴佩孚的口诛笔伐，张作霖便反唇相讥。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结日本人欢心的机会，但他在奉天却积极整顿财政，以避免类似的借款，可见他对日本人的依赖是有限的。
无论吴佩孚还是冯玉祥，都是张作霖的对手，然他们彼此都一度联合，但斗争才是他们的主旋律。
张作霖对日本的外交是十分灵活的，即既不轻易就范，又不完全屈服。在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有些像谈判“二十一条”时陆徵祥外长的态度，即“拖”字诀，往往虚与委蛇，等日本人自己做出调整。
郭松龄反奉事件使日本获得机会。本来他们不无助郭反奉之心，但郭松龄明确警告日本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终使日本继续支持张作霖。在关键的巨流河之战中，日本炮手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当时关东军开入奉天一带的兵力已达4万人，将日旗遍插各处，勒令郭军不得通过，遂使郭军走入死胡同。在郭军咄咄逼人时，日本即向张作霖提出签订密约，作为出兵襄助的条件，密约包括五条：
一、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权利；
二、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三、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们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
四、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五、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张作霖正慌不择路，马上一口应允。
但是这个条约是不成文的，而且有“另外协商决定”的约定，故张作霖事后即予反悔。他认为日本人帮的不是东北，而是他个人，因此亲自去旅大拜访关东军白川司令长官，盛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以500万日元作为答谢礼，并声称这些钱完全出自自己的私产，没有花一分公款。他的意思便是，公私要严格分开，而对东北的财产和利权，是不能随便慷他人之慨的。当日本人来交涉密约时，他便尽量不见，且故意放出风去，鼓动人民抗议，再据此要求订约缓行。此事虽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但日本人从此认识到张作霖非但不会做傀儡，而且是他们侵略东北的拦路虎，尤其是关东军此次受到他的愚弄，已经恨他入骨，便必欲除之而后快。
革命先驱李大钊
但张作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不知道，日本人的武士道，不同于中国的江湖义气，在其极其偏狭的国家主义面前是十分渺小的。他认为，他仍可以与日本维持这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因此对于其他在华的外国势力，也就没有调整政策的必要。
必须依赖某个外国势力，是当时政治实力人物的悲哀，便是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以及张作霖这样的人，主观上虽有自强之心，客观上却不可避免地要寻找外援。一般来说，当失去一个靠山时，就须马上找到下一个靠山，否则必然会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
英国在“一战”后对中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下降，美国则推崇“门口开放”、“利益均沾”的对华政策，而对中国最具实际影响力的还是日、俄两国。两国在1904年为争夺东北大打出手，后来则为了争夺整个中国而相持不下。
俄国人对东北的荼毒殊不逊于日本，或许是从小就耳闻目濡俄国鬼子的残暴，张作霖的主观上对俄国人是排斥的。他从1904年为日军效力开始，就与俄国人正式决裂，此后20多年不曾更改。
1927年4月6日夜，张作霖派陈兴亚、王琦率领300士兵，查抄了苏联大使馆，捕去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搜走数卡车的文件。这次查抄还逮捕了共产党员李大钊。李大钊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的领袖，是“三一二”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运动之后被当局通缉，乃在苏联大使馆避祸，并仍旧执行党务不辍。他的朋友杨度和章士钊听说了要查抄使馆的消息，马上通知了他，但他认为当局决不敢如此，竟未及时撤离，不幸被捕。后人常认为张作霖和蒋介石互相勾结，共同残杀共产党人，实际上两者反共的立场虽同，却不可能有勾结情况。因为蒋介石当时还在北伐，他们根本就是敌对的双方，在张作霖的心目中，和闹学潮的李大钊相比，只怕北伐的蒋介石更可恨一些。
李大钊是北大教授，他的被捕激起了一片抗议之声，不仅学界同仁纷纷声援，就是政界名流如章士钊、杨度等也倾力营救，张学良、杨宇霆也都请求赦免，张作霖一度动心，但此时在前线对抗北伐军的张宗昌等将领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人心。”张作霖遂下达了处死令。李大钊之被捕和被杀固然有偶然性的成分，但张作霖对苏联及共产党的极度敌视也是一大原因。
1928年2月，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声称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北伐。北伐军也进行了改组，蒋介石仍任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辖18个军，共29万人；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辖25个军，共31万人；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辖11个军，共15万人；杨树庄任海军总司令，辖四个舰队；不久又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至此，张作霖彻底陷入孤立，但他自恃有东北做后盾，仍准备与北伐军对抗到底。
但他在军事部署上有重大的失误，他让精锐的第三、四方面军攻打冯玉祥和阎锡山，却让缺乏战斗力的奉鲁军对付最强大的蒋介石。结果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奉鲁军在山东一溃千里，一着失算，满盘皆输，不得不全线撤退。而此时已攻占大同的张学良和杨宇霆也只好跟着撤退。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显示出比张作霖高出一筹的军事能力，他集中优势兵力专门攻击奉鲁军最薄弱的环节山东，而在河北、山西一带采取守势，只投放有限兵力，与奉鲁军周旋。因此，奉系之所以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被轻易击败，完全是统帅的失策造成。吴佩孚在汀泗桥之战后坦承自己不如蒋介石会打仗，连吴佩孚都这样说，可见张作霖更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了。
日本习惯性地对奉军进行了支持。5月1日北伐军开进济南，3日日军就制造了“五三惨案”，杀害了交涉员蔡公时，并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北伐因此陷入停滞。张作霖乃利用这段时间，将奉军分批撤回滦东一带，军事实力得到保留。
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专车被炸后现场
当初，张作霖戏弄白川司令后，已被日本朝野视为眼中钉。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正义给张作霖送来“人形”一具，暗示“汝为小儿，我可玩弄汝于股掌之上”。很多日本人认为张作霖已陷入孤立，再度恢复政治强势已不可能，因此日本不应该继续扶持他。然田中与张作霖有旧交情，因此想做最后的努力。是年6至7月，田中召集了“东方会议”，会议主题即“使满洲脱离中国”。“东方会议”后，日本即趁张作霖还掌握北京政权，向他索取“满蒙权益”，主要要求有：在东北借日款由日本承建七条铁路；扩大铁路的附属地和商埠区，承认日本的商租权和营业权；延长本溪湖矿山的合同期限；抗议东北当局修筑与“满铁”平行的“打（虎山）通（辽）”铁路；在临江设立日本领事公馆；签订《治安协定》，由日本军警参加东北的治安工作；等等。
对日本人变本加厉的要求，张作霖仍旧采取拖延或拒绝的态度，不仅在筑路等问题上当仁不让，且向英美两国借款2000万元，用以修建葫芦岛商港。他渐向英美靠拢，触犯了日本的大忌。日使芳泽谦吉多次会见张作霖，不断提出“满蒙权益”，逼张答应，有一次竟威胁道：“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侨，你要对此负一切责任。”张作霖一听勃然大怒，即将手中的翡翠烟嘴摔于地上，声色俱厉地向芳泽吼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说完拂袖而去。日本人见他不从，竟然专门派人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连关外都回不去了。”张作霖即刻回答：“关外是我的家，我爱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有什么不行！”
他此时的处境已相当危险，所谓“人穷则返本”，他于是下定决心撤出关外。1928年6月1日，他以茶话会形式与外交使团告别，命许兰洲将陆海军大元帅印信送到关外，次日即发出出关通电。此时，日使芳泽竟然专门来访，逼他正式签订郭松龄反奉时双方所订之密约。他拒绝见芳泽，在隔壁大骂道：“日本人趁火打劫，真不够朋友。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是卖国贼。”双方的矛盾已经尖锐化。
按照田中正义的意见，是要等张作霖出关后逼其下野或使其傀儡化，而被张作霖戏弄过的关东军部却决心杀掉张作霖，以雪前耻，并永绝后患。5月31日，村冈司令官密令武官竹下义晴赴京刺杀张作霖，但后来又决定改在张作霖的归途中炸车。芳泽大使事先明明已知道这个消息，却要赶在张作霖死之前再抢些好处，其心可诛！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的专车从北京出发，次日凌晨5时许，当列车行至奉天西皇姑屯车站，穿过京奉路和南满路交叉点的铁路桥洞时，忽然一声巨响，铁桥被炸药炸塌，张作霖所乘车厢被压得粉碎。前来迎张的吴俊升当场丧命，张作霖身受重伤，被救回帅府后，10时左右死去。
日本人的暗杀计划是十分周密的，若车厢未被炸毁，他们埋伏在附近的几十名士兵就将冲出来用机关枪扫射。然车厢既成齑粉，他们就没有采取下一步行动，只是杀害了几个中国人，往其衣服中塞了一些纸张资料，嫁祸南方国民政府而已。但其中有一个中国人叫查大明，趁天黑逃走，不久便公开出现，揭发了事情的真相，日本人的鬼蜮伎俩遂完全曝光。
张作霖处于日本人的威胁之中，但他一定没有想到，自己处处小心，最终还是防不胜防。当时负责调查此案的关庚泽，只是奉天交涉署的一个蝇头小吏，也遭到了日本人的威胁，他说了一句很悲壮的话：“连张大元帅这样伟大的人物都被炸了，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何足惜，由他去吧。”确实，张作霖作为国家元首，都遭如此残害，可见当时中国人民的处境是何等可悲！
六、大帅与少帅
张作霖遇害后，27岁的张学良成为东北最高行政长官
张作霖死时的最后一句话是：“让小六子快回奉天。”小六子就是张学良，当时正在北京欢度27岁生日，没想到自己的生日竟成了父亲的祭日，从此不可贺寿辰，天下之惨事无过于斯者！他在宴会上突接密电，却不动声色，密令长辛店、卢沟桥一线的奉军迅速向滦河方面撤退，当晚即与杨宇霆离京东去。途中在军粮城、汉沽、滦州做三次停留，安排撤退事宜。他于6月17日始乘火车回奉，途中每停一站，必有日本宪兵上车质询张学良是否在内，但他已经化装为普通士兵，遂能有惊无险回到帅府。先此，帅府上下对大帅逝世的消息严格保密，日本人不断前来探视，但众人坚称大帅只是负伤，不便见客，一直等到张学良回来，合府上下才得以大放悲声。
北洋政府的七个国家元首，都生长于前清年间，是深受旧式教育和传统熏陶的旧式人物，作为国家元首，继承人问题是考验他们的一道门槛。袁世凯称帝的一大原因，便是为子孙考虑，因此身败名裂；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则总是处在自身难保的忧虑中，虽贵为元首，其实如坐针毡，自不会想到传给子孙，如黎元洪便把政治看了个透，故遗命后人不得从政；惟有张作霖，既有东北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基业，又有一个资质不凡的儿子，虽然在皇姑屯横遭枉死，幸好这基业还在自家手里，故死也瞑目了。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民国四公子”至少有三种说法，但每种都有张学良。一说是指恭亲王之子溥侗、袁世凯之子袁寒云、张镇芳之子张伯驹以及张学良，此说偏重才艺方面。前三人都出身贵胄，文采风流，又善梨园之技，都是温白社的成员。张学良的出身虽然显赫，却并不高贵，他本人出生时，父母正在躲避金寿山的追杀，可说是生于危难之际。他在北京虽也颇曾优游岁月，附庸风雅，但论文艺才华，与前三人是无法比拟的。第二说是指张学良和孙中山之子孙科、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卢永祥之子卢筱嘉。这种说法偏重于政治，如张、孙、卢就曾举行过著名的“三公子会议”。第三种说法与第二种大致相同，只是把孙科换成张謇之子张孝若而已，因为孙科出身革命党家庭，在气质上与这些公子很有差异。此外，还有将段宏业换作其弟段宏纲的。
无论如何，张学良都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一点，他与父亲张作霖难分伯仲。但两人的秉性为人又截然不同，表现于政治上也有较大的差异。
张学良从第一次直奉战争开始崭露头角，奉军虽然战败，但张学良与郭松龄却表现出了很强的战斗力，一路深入敌阵之中。此次战败，使张作霖下决心整军经武，设立了东三省陆军训练处，自任通监，以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学良为副监，并命郭松龄辅佐张学良。从此新派得势，而张学良是新派的首领，对许多军政大事有专断权，他的第三旅和郭松龄的第八旅是奉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张学良和郭松龄情同手足，两人的合作是十分愉快的。
但在郭松龄反叛后，张学良遭到了张作霖的惩罚，因为尽管张学良并未附逆，但郭松龄却打出“拥护少帅”的旗号。不过，由于张学良在此事中一直表现得相当聪明和冷静，张作霖对他的惩罚也只是象征性的。张学良对郭松龄虚与委蛇，之后连忙离开是非之地，并在沿途布防，对叛军的进犯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不过，当郭松龄被俘后，他主张赦免郭，并将其送至国外深造，表现得很重情义。
但是，当他在张作相等人的支持下，就任奉天军务督办，顺利接班后，即诱杀了父亲最信任的杨宇霆。他趁杨宇霆及其亲信常荫槐来汇报工作时，命人在老虎厅内将二人枪杀。此举与郭松龄之死不无关系，由于郭松龄至死痛恨杨宇霆，张学良为友报仇，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外，杨宇霆或出于派系之见，或倚老卖老，对张学良也确有怠慢。但无论如何，杨宇霆是罪不至死的！回想张作霖赦免郭松龄同党的往事，可知张学良的容人之量实在不如乃父。
他请著名诗人杨云史为杨宇霆写了挽联，辞曰：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涕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留言。
从此联可知，他将杀杨比作挥泪斩马谡了，事实上，他杀杨时必然不曾挥泪，而杀后必然有如释重负之感。就其客观效果来说，杀杨使他立威于军中，但是也产生了离心离德的现象。如他当面对孙传芳说了杀杨之事后，孙即翘指大赞：“英雄，英雄，想成大事者，不杀几个人行吗？杀得好，杀得好！”但翌日便不辞而别，显然是怕了张学良。
张学良对中国政局的发展，有三次巨大的积极作用：一次是张作霖遇害后，他临危不乱，主持大局，使日本人趁乱夺取东北的阴谋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