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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月，袁世凯被清廷“开缺回籍养疴”，“隐居”家乡河南安阳洹上村，以渔翁自居
如此说来，袁世凯为取天下，未雨绸缪久矣。他与革命党久通款曲，在辛亥年间玩养敌自重的把戏，与湖北、上海的革命党人频频密晤，只是心照不宣而已。不过，仔细想来也不奇怪，清廷冥顽不化，连自命清高的立宪派都愤而倒戈，何况一个被清廷无故褫夺前途的下野官员呢？
然而，革命党却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连其中的第一大党同盟会，其实也相当松散。它本来就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组成的一个联盟，因此难免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分歧严重。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频频起义频频失败，很大的一个原因正是组织不够严密。往往是各派自行其事，不服从统一指挥，这边的同志还在等候命令，那边已经血流成河。就拿武昌起义来说，蒋翊武等还没有发布命令，孙武却冒冒失失地引爆了炸弹，以至于起义泄露，名单被搜获，白白丢掉了几个骨干的性命，虽然胜利了，却实属侥幸。
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惟一一次将一个城池占据一个星期以上的起义，它验证了黄兴、宋教仁等领袖“革命一旦站稳脚跟，将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的战略预测。武汉乃九省通衢，清廷为之心惊胆战，遂令北洋军第一军（原第一镇）为前锋前往征讨。不料，第一军行至孝感前线时，突然裹足不前，士兵鼓噪不已，总指挥官荫昌发现自己的指挥已经完全实效，不禁大惊失色。士兵们认为，荫昌是满人，跟着满人打汉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怨声载道，心中都抱定一个信念，那就是非袁世凯出山不可，这便是“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朝廷闻讯大惊，摄政王知道孝感离北京不过两天车程，若其反噬京城，那大清非亡在自己手里不可。在压力之下，他发布了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任命书。
但此时的袁世凯，早已胸有成竹，自问十年前已是天下第一总督——直隶总督，如今又岂能看得起一个区区的湖广总督？于是坚辞不出。果然，朝廷不容错失这最后的稻草，只好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总揽军政大权。
袁世凯马上接受委任状，复出后并不赴北京谢恩，而是直接赶往湖北前线督战。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让革命军尝尝北洋军的厉害。果然，他一到前线，“袁家军”即声威大振，冯国璋指挥的第一军在一日之内即夺回汉口，又花了一个月时间攻克了革命军坚守的汉阳，并隔江炮轰武昌。此时，他突然撤下主战的冯国璋，换上主和（共和）的段祺瑞，开始贯彻养敌自重之计。
他的战略思想是在南北之间维持一种均势，养敌自重，惟我独尊，对湖北和上海的革命军打而不迫，若南京方面军事有失，则在湖北方面施加压力，反之亦然。他要让革命军的锋头有所展现，如此才可奇货可居地要挟太后；但又不能放任革命军恣意发展，那样会直接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后来，他正是在这种均势下，向隆裕太后哭哭啼啼地盛赞革命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强，进而把太后的私房钱直至江山社稷都骗过来的。
但是，有一种力量严重威胁着这一均势，那便是北方的革命党人。北方的革命党人以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张榕、阎锡山为代表，与南方的同志同步，早已在新军中进行了策反工作，一度纵横于奉天、直隶、山西等省，距京师的车程都在半日之内。《史记》有云：“先入关中者王。”吴禄贞等人确有直扑京师的计划，一旦成功，他们中很可能有一人会黄袍加身。何况，北方革命党人策反的新军，正是袁世凯的北洋军，这便直接威胁到了他的切身利益。对他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武昌起义后半个月，第20镇统制张绍曾屯兵滦州，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及卢永祥、伍廷桢、潘矩楹电请朝廷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永远不得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以及赦免擢用政治犯等十二款要求。继之，张绍曾扣留了朝廷运往湖北前线的军火，公开致电湖北革命军领袖都督黎元洪示好。山西的局势则更加激烈，新军在太原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公推阎锡山为军政府都督。
北方的革命活动虽不如南方规模之盛，但作为肘腋之患，对清朝的震动却更大。果然，摄政王马上颁发四道上谕：一是实行宪政；二是迅速起草宪法；三是废止皇族内阁，承诺组织完全内阁；四是大赦政治犯。非但如此，清廷已意识到大祸已迫至眉睫，因此还预伏了一条“走为上”之计，准备大事不妙便出狩热河。
此时，袁世凯已意识到自己北上的时候到了，尤其是皇帝一旦出狩热河，则一切计划都要泡汤。然而他对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张榕、阎锡山这些著名党人之间的秘密联络和计划极为忌惮。其中，吴禄贞更一度被清廷安排在石家庄，扼守京汉路，以防袁世凯，因此更是一个心腹大患。清廷对吴禄贞也不是没有戒心，但吴向来善于走皇族亲贵的路线，也就始终身居要职。一开始，他与和张绍曾密谋夹击北京，被清廷察觉，然而竟未被免职，仍旧担任第六镇统制的要职，奉命招抚山西，并署山西巡抚。他又与阎锡山聚盟于娘子关，成立燕晋联军，自领总司令。接下来，他又扣留了朝廷南下的军火，并通电威胁朝廷从湖北撤军。
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
吴禄贞与蓝天蔚、张绍曾、阎锡山都是日本陆军士官生，前三人且并称“士官三杰”，才具自不待言。更为可怕的是，皇族的少壮派良弼也是士官同学，与吴禄贞是莫逆之交，而良弼是是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如今，吴禄贞阳以良弼为依托，阴以张绍曾、蓝天蔚、阎锡山为盟友，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眼看就要挥师入京，这是袁世凯最害怕的事情。
好在，吴禄贞的第六镇是嫡系的北洋军，一样的“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许多将领并不服吴禄贞的调度。第十二协统周符麟便因过于怀恋旧主，而被吴禄贞革职，袁世凯乃令周符麟刺杀吴禄贞。周即刻奔赴石家庄，以2万元收买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蕙田。马蕙田是周符麟的同乡，早在1907年就追随吴禄贞，极受宠信。因此，当有人提醒吴禄贞提防周、马等人时，吴不仅毫不在意，竟然还把马蕙田传来说：“听说你要杀我，那就请杀吧。”马蕙田当然指天誓日一番。然而次日凌晨，他即带领一队卫兵闯入中军帐，亲手杀害了吴禄贞，并将首级割去报功请赏。
吴禄贞一死，阎锡山退保山西，蓝天蔚、张绍曾出走，北方革命党人的大联盟土崩瓦解，其进攻北京的计划也遂告流产。此时，袁世凯便可以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从容进入北京，并进而鼎定天下了。此即所谓“先入关中者王”。民国初年，南京方面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但袁世凯不是项羽，知道不王关中而王西楚是锦衣夜行、沐猴而冠的愚蠢行为。
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标志清王朝的覆灭，宣告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
张绍曾出走后，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率众在滦州仓促起事，且给袁世凯发出充满善意的电报，中有“望祈我公询及刍荛，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之语。但袁世凯岂能容忍这类肘腋之患，马上派王怀庆和曹锟扑灭之。除滦州外，党人还曾筹划在任邱、雄县、通州以及北京城内起事，但均被扑灭，同志死亡惨重。他派段祺瑞、张锡銮平定山西，派曹锟驻北戴河以防东北，华北革命风潮遂告完全熄灭。党人因此痛恨袁世凯，严伯勋等人行刺他，几乎得手。但袁世凯福星高照，炸弹击中了他的马车，他被震出车外，竟然毫发无损。
北方局势稳定后，袁世凯的养敌自重策略就可以顺利贯彻了。清廷（袁世凯）与民军在汉口和上海议和，双方就国体问题争论不休。袁世凯仍表示要效忠清廷，维护君主政体，和谈陷入僵局。这时，直隶陆军学堂总办廖宇春、第一军参议靳云鹏和北京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贻商榷出一个办法，即北方不反对共和，但必须由袁世凯做总统。他们首先将这一办法报告段祺瑞，段极表赞成，廖宇春等遂往上海会见革命军参谋长顾忠琛。顾马上汇报了黄兴，黄兴本来是一个有望做总统的人，却十分诚恳地说：“前次各省推举我为临时总统，我所以坚辞不受者，正虚此席以待项城耳。”作为同盟会的领袖，黄兴自然知道袁世凯曾以重金资助革命。于是，南北双方默契达成。
其实，袁世凯并非只能做总统，当时的局势，也存在他取清室而自代的可能性。但是，做皇帝太难，退而求其次，也还是不错的。对于这些，他应该早有考虑了。
然而此时，孙中山从海外突然回国，南洋华侨陈嘉庚等人的捐款随即汇至南京，革命党乃先发制人，成立了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对袁世凯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时，袁世凯再想取清室而自代，做君主立宪的皇帝，已完全不现实。他的指导思想于是完全确定，那便是接受共和，谋取总统宝座。
所幸孙中山是君子，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即明确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孙）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天下。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之渴望。”张謇、汪精卫、杨士琦、唐绍仪等人惟恐袁世凯错失良机，纷纷劝说袁世凯痛下决心，当机立断。于是，他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开始逼帝去位。
当时摄政王载沣已被完全架空，隆裕太后垂帘听政，但此太后非彼太后，她的才能不及慈禧太后的十分之一。袁世凯便从隆裕太后着手，先是痛陈军饷匮缺，骗得太后将内帑存银如数奉献。之后又派赵秉钧、胡惟德等出面逼宫，以丰厚的俸禄为诱饵，将已一贫如洗的太后逼得泪如雨下。
这时，皇族少壮派的代表人物良弼、傅玮、铁良成立了宗社党，以维护清室为已任，成为袁世凯逼宫的最大障碍。但是，革命党人再一次成全了他，京津同盟会暗杀部成员彭家珍用炸弹刺杀了良弼，宗社党群龙无首，袁世凯的最后一道障碍被扫除了。
梁士诒将良弼被炸的惨况添油加醋地讲给了隆裕太后，太后为之胆寒。此时，段祺瑞领衔47位高级将领通电拥护共和，逼清帝退位。太后与皇室的紧张神经终于崩溃，接受了留住紫禁城、每年400万两岁俸的“优待条件”。268年的清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结束了！
这一日，袁世凯通电南京，电文有云：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机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制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九、刺客、杀手、连环命案
彭家珍在刺良弼之前，曾说：“此人新组宗社党，潜力非凡，若不除之，共和必难成立。”良弼遇刺后，一时未死，也对彭家珍赞不绝口，说：“刺杀我者真乃英雄，知道我是大清的栋梁。如今我死，大清必随我而亡。”他二人惺惺相惜，有似历史上要离刺庆忌的旧典。诚如二人所料，良弼一死，宗社党即手足无措，清朝随之旋亡。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革命党人早就把暗杀作为推翻清廷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清末刺客之多，惟有战国时代才可比肩。除了革命热情的高涨、个体思想的进步之外，武器的日益先进也为行刺提供了便利，炸弹、手枪成为主要的刺杀工具。起初，革命党对是否采取暗杀手段有很大的分歧，如刘师复、章士钊都是较为坚定的暗杀主义者，而黄兴、汪精卫等人对暗杀持反对态度。汪精卫就曾说：“革命是何等伟大的事业，想以刺杀一两个宵小之徒而唾手得之，未免太天真了。”但是随着暗杀的不断得手，以及暗杀效果的不断彰显，再加上清廷残酷的报复手段，正反两方面的效果，使汪精卫等人的态度渐趋激烈，汪本人也成为一个著名的刺客。1900至1911年的12年间，革命党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壮烈的刺杀，著名者如史坚如刺两广总督德寿、万福华刺广西巡抚王之春、王汉刺铁良、吴樾刺五大臣、徐锡麟刺安徽巡抚恩铭、汪精卫刺摄政王载沣、温生才刺广州将军孚琦、林冠慈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李沛基刺广州将军凤山、严伯勋等刺袁世凯、彭家珍刺良弼等。频繁的刺杀活动令清廷官吏闻风丧胆，以广州为例，刺客横刀以待，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致使总督、将军、提督无不战战兢兢，夜不能寐，这样的官避之犹恐不及，不做也罢！而袁世凯和良弼相继遇刺，则直接影响了京师局势，震慑了清廷君臣，摧毁了他们的心理防线，最终谁都不敢出来主持危局，而宁愿到青岛、天津求田问舍，作富家翁。连堂堂国母太后也抱这样的心思，清朝又焉能不亡呢！显然，刺客们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贡献巨大，但由于他们大多是个人或小集团的行为，故其历史作用被后人严重低估。
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暗杀，鲜血染红了民主宪政的理想
春秋战国时代的著名刺客，如荆轲、聂政、专诸、要离、豫让等人，虽然英勇壮烈，终究是人家的“养士”。如荆轲作为一个卫国人，凭什么要为燕国刺秦呢？显然是为了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罢了。但清末的革命党不同，他们对刺杀的态度是严肃而虔诚的，是为了民主共和的理想，而非为了个人恩怨。为此，他们有的散尽家财，有的抛妻别子，在刺杀过程中更表现出惊人的定力和勇气，虽万千人吾往矣。就精神境界，他们远远超越了春秋战国的刺客。
清朝的迅速灭亡，使彭家珍刺杀良弼成为革命党刺客的绝唱。至此，革命党人的暗杀策略已大功告成，同盟会麾下的暗杀团组织也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暗杀手段并没有停止，如袁世凯暗杀吴禄贞便是血淋淋的一例。然而，这种暗杀的性质已完全不同，刺客变成了杀手，私欲取代了理想。两年后，宋教仁被暗杀，杀手更为千夫所指。然而，这种肮脏的暗杀和当年壮烈的刺杀一样，仍然是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因素。大致说来，清末多刺客，而民国多杀手，其杀人的形式相同，而本质是截然不同的。
若说宋教仁之死，则有清晰的政治背景。1912年2月14日，袁世凯当选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在让位的同时，提出两大条件：一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袁世凯须赴南京就职；二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便是精通法律的宋教仁用一个通宵草拟出来的，然其严谨公正的精神，足以照耀整个民国时代。本来，《临时约法》中规定的政体以美国的总统制为蓝本，但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宋教仁等为制约他的权力欲，特地在《约法》中将政体修改为责任内阁制，以掣肘总统权力。
袁世凯是一代雄主，岂能任人摆布，对这两个条件自然要各个击破。最初，他采取的手段仍是哄骗，试想连清朝都被他骗了，何况稚嫩的革命党？对于“南下就职”的条件，他令曹锟在南方专使抵京当夜，即以讨饷为名发动兵变，然后以北京局势太乱为由坚持在北京任职。当夜受惊不小的南方使节中，就有宋教仁，而此时的袁世凯显然尚无杀他之意，因此虽曾有乱兵闯入宋的寓所，持抢乱指，却显然只是虚张声势；而宋教仁对袁世凯其人也并无太多成见，认为只要遵守《约法》，在北京任职也是一样的。
宋教仁被刺后，《民权报》出版临时增刊《逆证号》，报道事件真相
至于第二个条件，却是骗不来的。根据《临时约法》，唐绍仪组阁，各部部长多为声望卓著的开明派，其中且有同盟会四人。这样的内阁自然不是袁世凯想要的，他于是利用“三一四借款”和“王芝祥督直”两案气走老朋友唐绍仪，使同盟会的国务委员们也愤而辞职。两个月后，新总理陆徵祥亦辞职，由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暂代。然而，《临时约法》仍如一把利剑一般悬在袁世凯的头上，而“约法之父”宋教仁仍是强势的政治人物。
同盟会退出内阁后，宋教仁即着手改组政党，以贯彻其政党内阁的理想。他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合并为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自任代理理事长，实际负责党务，故后来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