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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合并为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自任代理理事长，实际负责党务，故后来的国民党人称孙中山为“国父”，而称宋教仁为“党父”。当时实力可与国民党抗衡的，还有章太炎为首的共和党和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为了获得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各党展开了激烈的竞选角逐。宋教仁为了竞选，历游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每至一处，必然登台演说，抨击时政，臧否人物，鼓吹责任内阁，慷慨激昂，义无反顾。他曾经演说道：
我们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恨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
诸如“背叛民国”、“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等激烈措辞，在国会政治、政党竞选中显然是过激的，便是在欧美民主国家，也很少如此。当时民国刚刚成立，国会制度初创，袁世凯并无明显的背叛民国的迹象，宋教仁做如此演说，未免有欠思量。
何况，事实上宋教仁对袁世凯本人并无太多成见，他临死都要上书袁世凯，颇有忠荩之忱，更不曾怀疑自己是被袁世凯所杀。那么，他何以又要在演说中如此攻击袁世凯呢？这便是他光明磊落的性格所致了。他攻击的其实并非袁世凯，而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守旧派；他要争的也不是总理位置，而是政党政治。他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是政客，因此不懂得政客的虚与委蛇、和俗浑光。
在袁世凯看来，宋教仁也不仅仅是个讨厌的大嘴巴。宋教仁青春挥洒，才华横溢，有人爱之，也有人忌之。作为总统，袁世凯自然欣赏这样的青年才俊。他初见宋教仁即大为称赏，每谈政事，则夜半虚前席。当唐绍仪辞职，宋教仁亦辞去农林部长时，袁世凯即赠给他50万元以维持生计，却被宋教仁婉拒。先此，袁世凯曾给各部部长一本空白支票簿，恣其所用，结果到期还归时，惟有宋教仁的票簿分文未取。从此，袁世凯对宋教仁，才于爱惜之外有了畏惧之心。
袁世凯素来喜欢发掘和提拔后进，如北洋系的“北洋三杰”等人，就是被他从下级军官中发掘出来的。到了民国年间，他又对革命党的青年才俊眼热不已，如宋教仁、汪精卫、蔡锷等，都是他极力拉拢的对象。而这三人中，以汪精卫与袁世凯最为贴近，在拥戴袁为总统这件事上出力不少；蔡锷次之，曾经听从袁的召唤，抛弃云南总督的显职，进京效力；宋教仁与袁世凯最为疏远，因为宋的志向在内阁和首相，自认为与总统是平行线，不应发生利益往来。因此，当宋教仁在各地激烈演说时，袁世凯连连电召他进北京磋商要政，未必不是出于一片爱才之心，宋教仁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赵秉钧是宋案的最大嫌疑人赵秉钧致应夔丞送密电本原函
1912年12月至次年2月，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教仁作为实际上的党魁，对出任总理、建立清一色的政党内阁信心大增。然袁世凯却对此忧心忡忡，乃电召宋教仁赴京面商国事。宋教仁认为大局已定，进京正当其时，于是欣然命驾。遂于3月20日晚10点，遇刺于上海火车站，弥留两日后逝世，年仅32岁。
先此，前来送行的陈其美劝他道：“遁初，你不要太快活，仔细他们用暗杀手段对付你。”宋教仁听后放声大笑道：“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于右任劝他改走海道，他嫌太慢，执意不从。作为一个政治家，却没有丝毫的政治敏感度，竟有“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暗杀”之类的小儿之见，完全忘记了他华兴会老朋友吴禄贞的前车之鉴。从这个角度来看，宋教仁之死，亦不枉矣。
数日后，正凶武士英和协凶应夔丞落网，并在应夔丞家中搜到赵秉钧给应的密电码一册及叮嘱应“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的密函一件，以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指使应行刺的函电多件。应夔丞其人，原来竟是国民党的同志，在宋教仁治丧时，还若无其事地走动其间。
通常认为，杀害宋教仁的主使人即袁世凯，但事实上并无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袁世凯对北洋人物的沉暮之气日渐不满，一度有招揽贤才的渴望。如召蔡锷入京，便是为改革军队储备良将。对宋教仁则更甚，一度曾有意任其为总理，以组织“混合内阁”。或有人认为宋教仁过于年轻，可是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时，又何尝不年轻呢？
宋案的主使人，更有可能是赵秉钧。赵秉钧的总理位置是代理的，而最可能取代他的便是宋教仁。首先，袁世凯欣赏宋教仁，有意任其为总理，组织“混合内阁”；其次，国民党已赢得国会选举，必推宋教仁为总理，组织“政党内阁”。何况，宋教仁在各地的演讲中，多次点名批评了赵秉钧。
宋教仁在演说中，曾说袁世凯“背叛民国”，他本快人快语，袁世凯听说后，自然会有不悦之色，说不定还会骂娘，会拔剑斫案。宋教仁在黄州的演说词被总统府秘书剪呈时，袁世凯即大怒道：“他口锋何必如此尖刻？”赵秉钧作为近臣，察言观色，正中下怀，便迫不及待要立这件大功劳了。
而具体负责刺宋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刺宋前，洪述祖在准备南下时谒见袁世凯，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若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世凯答道：“一面捣乱尚不了，何况两面捣乱？”显然没有杀宋之意。而刺宋后，洪述祖回京又入府晋谒，袁世凯问他宋教仁为谁所害，洪述祖回答道：“总之是我们的人，是为总统出力者。”袁世凯当即面露不豫之色。洪述祖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因此常在总统府内走动，如今见总统脸色大变，自知大事不好，乃避祸于青岛租界。
还有一事可以说明赵秉钧的嫌疑最大，那便是赵秉钧之死。1914年2月，他突然中毒，七窍流血而死。一般人认为是被袁世凯灭口。其实，他一直都是袁世凯的亲信，并刚被袁任命为总理，其在袁的心目中就算不如宋教仁，也断然不会被袁当作一个杀人工具来用；就算是被委以杀人任务，事后也断然不会被当作替死鬼来处理。一般来说，若追究责任，到洪述祖这一级就可以了。历史上，贾充为司马昭弑君，但承担责任的却是成济、成倅兄弟。同样的，袁世凯让冯国璋暗杀陈其美，但若东窗事发，也决无可能让冯国璋承担这个责任。因此，杀赵秉钧者，确应该是袁世凯，但袁世凯杀他的目的，更有可能是为宋教仁报仇。同样，当从上海越狱回京的应夔丞来觐见后，袁世凯当即对雷震春说：“这个人杀死了遁初，我必杀之为遁初报仇。”不数日后，应夔丞在天津杨村被乱刀砍死，死状极惨，如果仅是灭口，一枪毙命便是，又何必下如此重手，显是报仇泄愤。他要报仇，不仅是出于对宋教仁的哀矜，也是因为憎恨赵、应等人令自己陷入百口莫辩的境地。其余两位当事人：武士英在狱中暴卒，为应夔丞灭口；洪述祖因是袁世凯内亲，得以保命于青岛和上海的租界，1917年被宋教仁之子宋振侣访知，起诉于上海检察厅，被判绞刑处死。
据说袁世凯为宋教仁之死挥泪不止，曾说：“前亡午桥（端方），后亡遁初，我之大不幸也。”或有人劝其通电自辩，他叹道：“我代人受过多了，从未自辩。我虽不杀遁初，遁初却因我而死，又何必辩。若是明白人，就该想到，如果我要杀他，又何必招他来京呢？数次召他来京，却在他将行之际杀之，这岂不是授人以柄吗？就算傻子也不会这样做的呀。因此我不自辩，相信总有真相大白之日。”
清末民初最活跃的革命家黄兴
他有一句话说得好——“我虽不杀遁初，遁初却因我而死”。虽然他未必是主使，但客观效果是一样的。国民党已经认定是他，誓必报仇，黄兴且撰有著名的挽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联中提到的张振武，是武昌首义的功臣，与孙武、蒋翊武并称“三武”。袁世凯之所以杀张振武，是为了造成黎元洪与革命党的矛盾。当时，张振武完全无视黎元洪的权威，令黎十分气愤，遂趁其进京之际，密电请袁世凯相机除之。袁世凯乃令陆建章捕杀张振武，并将黎元洪的密电公布，从而使黎名声扫地。然张振武之死，若与多年后的陆建章、徐树铮之死联系起来，其君子报仇，三命连环，比之宋教仁、武士英、应夔丞、洪述祖、赵秉钧的五命连环更为处心积虑、惊心动魄。因为张振武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与同时留学于士官学校的徐树铮相识，故1918年徐树铮杀陆建章，也不无为张振武报仇之意；而1925年冯玉祥杀徐树铮，又是为舅舅陆建章报仇。他们都是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比之袁世凯的迫不及待，真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
十、民国从此成乱世
宋教仁遇刺后，国民党内弥漫着极度悲愤的情绪，大家都认为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的主使人，誓必报仇。但是在如何报仇的问题上，却又意见不一。孙中山力主起兵讨袁，然当场只有戴季陶一人表示赞同；黄兴则主张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意思。
黄兴是在腥风血雨中铸炼出来的革命派，他之所以主张慎重，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孙中山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但当时的国民党连两师兵力都没有，如此起兵，无异于以卵击石。其次，此时已是民国，国民党是国会的绝对多数党，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应是起兵打仗，而应是诉诸法律，若袁世凯公然撕毁法律，则将失却人心，届时再打不迟。此事如果发生在欧美民主国家，也当然会诉诸法律，打一场世界瞩目的官司。
因此，国民党先请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要求组织特别法庭，以公审刺宋案，不想却被国民党籍的司法总长许世英驳回。许世英认为，诉讼应从地方法庭开始，不可越级，所谓组织特别法庭，为干涉司法独立。国民党人诚然是依法办事，但也彰显出其内部的离心力，这种内耗为宋案的法律解决增加了阻力。事实上，宋教仁的飞扬凌厉的性格，不惟在党外结怨甚多，在党内也有许多矛盾，如陈其美与他就不甚相睦，而应夔丞正是陈其美的麾下。
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人在东京举行“讨袁死难同志追掉会”后合影
孙中山要动武，首先号令国民党的三个都督——安徽柏文蔚、江西李烈钧和广东胡汉民宣布独立，然三督马上覆电，自承无此实力。孙中山乃欲亲自赴东京乞援于日本，联日倒袁，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想法，马上被同志所否决。孙中山无奈，只好派人在武汉进行地下破坏活动，不想被黎元洪破获，国民党员宁调元、熊越山等死难。这边孙中山动武不成，那边袁世凯却已经挥师南下了。
此时，袁世凯已取得向六国银行团交涉两年之久的善后大借款，折合两亿银元。国会中的国民党人当即表示反对，认为是非法借款，拒不承认。国民党三督以及湖南都督谭延辏В擦ǖ绫硎痉炊浴Ｈ欢蓖夤钦呶实皆揽暗鼻爸泄钪匾奈侍馐鞘裁础笔保卮鸬溃骸岸阅诙酝饩院推剑宋钪匾隆！奔钦哂治剩骸澳敲次裁垂竦骋炊灾醒耄镅缘诙胃锩兀俊彼鸬溃骸罢庑┤艘延懈锩南肮撸藿ㄉ璧乃枷耄参奘档鼐椋涣私庵泄笫啤Ｈ欢嗣癖厝徊换岚镏恰Ｕ庑┤舜蟾庞辛街郑阂恢质且丫〉谜瓯ɑ蚬僦岸宦庹撸硪恢质巧形慈〉谜瓯ɑ蚬僦罢摺！�
袁世凯对国民党三督公然抗命十分不满，他钱既到手，便马上扩充军备，准备内战。孙中山等见此，自知不敌，又倾向于和平解决。素来亲袁的汪精卫提出了解决办法三条：一是推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二是袁世凯在临时大总统任期内不撤换都督；三是宋教仁案仅罪至洪述祖、应夔丞，不再往上追究。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均无异议。汪精卫便托张謇出面调和，不日得袁世凯复电云：
自共和成立以来，待遇伟人，倾诚接纳。即有以过于将顺来相诮责，在所不顾，方谓敬人者人恒敬之耳。其依附伟人诸辈，气焰熏灼，俨同贵胄，亦不惜屏声忍气，曲予优容。而经年以来，彼党执拗，动辄骂人，肆意诬蔑。凡与鄙人稍有情感者，莫不吹求痛击，体无完肤。然且抱定不较之心，隐忍迁就，以冀其悔悟，非有所畏也。持以国计民生，不堪再忧，故降心相从耳。不意国会将开，党争激烈，适有变故，借为大题。北伐乍闻，逢人辄告；煽乱之使，日有所闻。以及军事会议，暗杀分途，种种奇闻，现于沪上。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进行，仍不住手。无非甘心鄙人，破坏民国。即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国计？为公为私，退无余地，惟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倘伟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
电文中所说“伟人”，指主“北伐”之孙中山。孙中山明知实力不济，却公开扬言“若有两师兵力，当率问罪”，在行动上却又做不出任何部署，可谓毫无保密意识，视军事行动如儿戏。但在袁世凯看来，孙中山虽不足惧，但国民党三督却不容小觑。因此，他虽声称可以息兵，但为自身安全考虑，则必须更换三督。
不久，袁世凯即先后发布了免去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都督职务的命令，国民党始得同仇敌忾。7曰上旬，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党务会议，决定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
7曰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打响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枪，江西宣布独立。紧接着，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相继宣布独立。15日，黄兴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加入战团。而黎元洪则表示服从中央，遂使北洋军可取道京汉路进攻江西、湖南。
由于实力悬殊，不出两个月，“二次革命”即告失败。具体而言，江西李烈钧败于段芝贵和李纯，江苏黄兴败于张勋和冯国璋，安徽柏文蔚败于倪嗣冲和汤芗铭，上海陈其美败于郑汝成和刘冠雄，广东陈炯明败于龙济光，重庆熊克武败于胡景伊和唐继尧，福建和湖南的独立因内讧而终。显然，“二次革命”的失败是因为实力悬殊，但国民党方面缺乏良将也是事实。
北京方面称“二次革命”为“癸丑之役”或“赣宁之役”，它对民国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国民党要人亡命海外，国会因国民党人被驱逐而名存实亡，革命局势被打回辛亥革命前的原状；其次，因本次战争的胜利，北洋军中出现了几个地方实力派，如张勋、冯国璋、倪嗣冲、李纯、龙济光等，都在袁世凯死后成为军阀。
此时的袁世凯已视国民党为头号敌人，但他并未立刻解散国民党，因为他需要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若无国民党，则国会也不复存在了。此时，北京国民党部的负责人吴景濂和王正廷已被迫开除了黄兴、陈其美以及“党人三督”的党籍。然而到了总统选举的环节，人心就不易驾驭了。按照《大总统选举法》，总统选举以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列席，用无记名投票方法，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者当选，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人得之，以得票过投票之半者为当选。结果，第一次投票的结果，与会759人，袁世凯得471票，黎元洪得151票，袁所得票未达到总票数的四分之三，必须进入重选。第二次投票，袁世凯得票略有增加，但仍不足法定票数。第三次投票是从袁世凯和黎元洪两人之中决选，结果袁世凯得507票，已过半数，遂成为民国乃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法选出的总统。
本次选举不仅是完全依法进行的，确切地说，还是在对袁世凯十分不利的前提下进行的。由于“二次革命”的缘故，占国会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对袁世凯显然有了成见，但纵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袁世凯仍然能当选总统，可见他的威望仍在，而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也暴露无遗。然而此次选举对袁世凯的打击不小，当第二次投票后，出现他和黎元洪对决的形势时，他十分紧张，绕室彷徨，搓手顿足，六神无主，直到第三次投票结束后才放下心来。他因此见识了民主的“可怕”，从此愈发要反其道而行之了。
总统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