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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杨骏传》中，写杨骏父女矫诏独掌西晋军政大权后，杨骏“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显然一开始他就知道掌握禁卫军的重要性。但由于杨骏政事繁忙，主要精力又大都倾力于严防司马氏皇族子弟，认为惠帝大傻，贾后妇人，他对皇宫内廷的禁卫军权没有太重视，只有自己的外甥张劭做中护军，亲党刘豫做左军将军，两个人皆是宫外禁军的高级将领，而最终导致杨骏覆亡的恰恰是平时不受杨骏重视的宫中禁军中级官员殿中郎李肇和孟观。
当时，贾后居禁庭皇宫，可以直接书诏下“最高指示”，外间又有一直怨气冲天、不受重用的司马氏诸王，事变一起，惟一可用的左军将军刘豫又被裴頠骗去自首，身边没有了“枪杆子”，本来就无大智勇略的杨骏只能死路一条；诛杀杨骏后，禁卫军及外营兵将封侯者有一千零八十一人之多。贾后利用楚王司马玮除掉杨骏，而后又利用他杀掉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瓘，但贾后很快又凭其族兄贾模和从舅郭彰两人所掌的内廷禁卫军攻杀司马玮，完全控制了内外禁军三十六军，并使外甥贾谧任后军将军从军，亲舅郭彰任右卫将军，表兄裴頠任左、右军将军。如此，诬废太子司马遹就是非常容易之事。大兵在手，诏纸任填，想弄谁就弄谁。赵王司马伦入京后，深与贾氏宗族结纳，并最终得到“右军将军”这样关键的禁卫军权位。由此，贾后也为自己及其宗族找好了掘墓人。在废除贾后的行动中，多名中下层禁卫军军官参与了事变，有左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殿中中郎士猗、殿中侍御史殷浑、右卫督路始、右卫佽飞督闾和，加上宗室翊军校尉齐王司马冏，深夜入殿，贾后计谋再深，势力再强，也难逃这些职业军人之手。
赵王司马伦大权在握后，也命孙秀和他本人的几个儿子担当禁卫高官，完全控制了禁卫军。掌握了禁卫军，也就掌握了皇帝。皇帝在手，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天子之名干事就可以事半功倍，左右天下局势。只是后来司马三王相继起事，直攻京城，司马伦不得不把精锐禁卫军派出城去抵挡，削弱了力量，最终也导致了他自己的覆亡。
在导致西晋政局剧烈动荡的重大事件中，数位寒门出身的文吏也成为极其关键的人物。
杨骏之诛，楚王司马玮大显身手，而后诛杀汝南王司马亮，也是由他而起，开启“八王之乱”的序幕。但楚王司马玮才二十出头，在政治斗争场上完全是个“乳臭未干”之辈，真正左右局势的当属他的长史公孙宏与舍人歧盛。此二人先给司马玮出主意让他靠拢贾南风，得以留侍京都。杀掉司马亮和卫瓘后，二人又切谏司马玮趁机入宫废掉贾后。司马玮犹豫之间，时机已失，贾后先发制人，诬称司马玮假传圣旨，擅杀亲王大臣，最终也把司马玮干掉，公孙宏和歧盛也被“诛三族”。假使司马玮听从这两人的劝告，事情的结局就全然不同；赵王司马伦年长庸愚，凡事皆由孙秀出谋划策。“（孙）秀起自琅琊小史”，纯粹的寒人出身，但他一手包办策划了赵王司马伦从入京师巴结贾后、联络禁卫军官、激使贾后杀掉太子、最终又废掉杀贾后的全部过程，并在政变成功后得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的高官，又与皇帝成为亲家，实际掌握了晋朝的朝政。
在以阀阅为重的西晋，士族高门不论贤愚，一直垄断各级要职，寒人阶级一直在备感压抑的气氛中努力争取往上爬。这些人往往天资聪颖，又无路显达，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投身于诸王或高官门下，乐乱好祸，迂回反抗。当然，寒人阶层的谋士们贵显只是一时，昙花暂现，很快就三族被诛，连根杀净。
杨骏被诛后，潘岳多亏楚王司马玮的长史公孙宏袒护，避过一劫；赵王司马伦得势后，美男子又开始忧心忡忡——司马伦的心腹孙秀也和自己是老相识！
不过，潘岳和孙秀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公孙宏。
潘岳的父亲潘芘做琅琊内史时，孙秀当时作为最低层的小吏被潘芘派去伺候公子潘岳。“孙秀为小史给（潘）岳，而狡黠自喜。（潘）岳恶其为人，数挞辱之。”可见，英雄莫问出处。当初孙秀作孙子状伺候潘公子时，不仅多次受到潘公子的拳打腿踢，更是大庭广众之下屡遭辱骂呵斥，这些经历，就是胸怀磊落的君子也不能忍耐，何况孙秀又是个心胸狭窄的真小人。
“及赵王（司马）伦辅政，（孙）秀为中书令。”已届中年的老美男子惶恐之下，也曾抽机会在中书省内参拜孙秀，小心翼翼地探问：“孙大人还记得我们从前的交情吗？”孙秀冷笑，双眼直视恭谨弯腰的潘岳，很轻又很清晰地迸出几个字：“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窘急之余，闻此言如五雷轰顶。“（潘）岳于是自知不免”。不仅仅是不祥的预感，脑袋能在脖子上扛着，也只能以时日来计算了。就算潘岳与孙秀没有过节，只要秋后细算帐，挖出他为贾后和贾谧书写导致太子废死的书草一案，美男子的三族也应该被杀得精光。
第13节 攻伐大乱满京城（1）
“八王之乱”高潮迭起
赵王司马伦和孙秀骄横跋扈，潜怀废立之心。惠帝的兄弟淮南王司马允在贾后乱平后被封为骠骑将军，并兼任中护军，执有一部禁卫军军权。
司马允“性沉毅，宿卫将士皆敬服之”。他很快知悉赵王司马伦有篡逆之志，便称疾不朝，密养死士，暗中准备趁机诛除赵王和孙秀。司马伦很忌惮这位年青英果的亲王，便加封司马允为太尉，外示尊崇，实际上是剥夺他的兵权。司马允言称自己有疾，不接受太尉官号。司马伦忍耐不住，派宫中御史持诏收司马允中护军印信，并弹劾其大逆不道。
淮南王司马允接诏，细看之下，上面是孙秀的笔迹。大怒之下，司马允厉声对左右宣言：“赵王欲破我家！”于是壮士感奋，左右七百多人随同司马允起兵，从王府杀奔而出，沿路大叫：“赵王造反，我将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一路归附的人非常多。
淮南王率兵本想先入皇宫，把老哥惠帝掌握起来。但赵王司马伦的死党尚书左丞王舆派人关紧左掖门，门墙牢固，一时攻不进去。不得已，司马允就率左右精兵围攻司马伦的相府。“（司马）允所将兵，皆淮南奇才剑客也。”这些人武艺高强，能打善战，一举杀掉司马伦护兵一千多人，司马允又于承华门前结阵，施放弩箭，齐往相府中放射，飞矢雨下，幸亏司马伦秘书挺身遮蔽，否则这老王爷肯定变成刺猬。司马伦相府中办事的官员无法走避，都躲于树后，“每树辄中数百箭。”
太子左率陈徽心向淮南王，集结东宫兵鼓噪呐喊，为司马允助威。但他没有诏令，不能发兵实助。陈徽的哥哥陈准当时在宫中值勤，也想帮司马允，便对傻愣愣又惊又吓的惠帝说：“应遣人举白虎幡出宫解斗。”惠帝痴愚，连连点头。陈准原意很好，白虎幡是麾军进战之旗，驺虞幡才是解斗之旗。陈准本想派人持白虎幡授其弟陈允，助战司马允，那样一来，司马伦兵将看见宫中白虎幡归对方，肯定会不战自溃。谁料，人算不如天算。陈准派出执举白虎幡的司马都护伏胤在出门前被当时正在门下省办事的司马伦儿子汝阴王司马虔叫住，哀求说：“富贵当与卿共之！”伏胤墙头草，贪得富贵，便携带没有写字的空版诏书出宫，诈称“有诏助淮南王”，没有把白虎幡递送到陈允手中。
淮南王司马允见皇帝哥哥的诏使前来，心中不疑，认为来人手中必是派自己讨伐司马伦的圣旨。他开阵让伏胤进来，从兵车跳下，跪地接诏。伏胤禁军军校出身，身手敏捷，抽刀一下，就把司马允的脑袋砍下。淮南王司马允左右虽有千人之众，都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主公被杀。伏胤口宣诏令，表明他是受帝命斩杀司马允。同时，他又命跟进的军士立杀司马允三个儿子。司马允死年二十九岁。京城百姓“闻允死，莫不叹息。”
事后，司马伦、孙秀广为株连，“坐（司马）允夷灭者数千人”——其中，就包括忧心忡忡、一直延颈待戮的美男子潘岳。
斩杀淮南王司马允父子后，孙秀报称潘岳、卫尉石崇以及石崇的外甥欧阳建皆密谋参与淮南王谋反一案。潘岳自不必说，孙秀小人，必报前仇。欧阳建做尚书郎时曾上表奏称“赵王（司马）伦罪恶”，结怨于前。石崇本来就是贾谧亲党，贾氏宗族被收捕后，他已经被免官于家。
后人说起石崇，总想他和贵戚王恺、羊琇竞相斗富的故事，想当然以为此公是个贪鄙暴富的粗陋之人，如此则大谬。石崇之父石苞（字仲容）就是个美男子，时人称“石仲容，姣无双”，为晋武帝之父司马昭所知，大受信用。曹魏末年，石苞已官至镇东将军、东光侯。在一次入辞魏帝曹髦时，君臣相谈甚欢，“留语尽日”。但石苞感念司马氏提携，出宫后就提醒司马昭：“（曹髦）非常主也。”数日后曹髦就为司马氏爪牙成济弑掉。司马昭死后，石苞“每与陈蹇讽魏帝（曹奂）历数有终，天命有在”，是司马家族篡魏的得力功臣。石苞晚年，官至司徒，“在位称为忠勤”，死后策谥曰武，备极哀荣。石苞有六个儿子，石崇最小。石司徒临终时，把家财均分给五个儿子，惟独不分财给石崇，石苞老婆问老公这样做的原因，石苞说：“此儿虽小，后自能得。”
石崇字季伦，生于青州，所以小名齐奴。“少敏惠，勇而有谋”。晋武帝时，因石崇是功臣后代，加之气局丰厚，深得信任。杨骏辅政时，石崇受排挤，被外放荆州刺史、南蛮校尉，“（石）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也正是在荆州任上，石崇常带官兵外出打猎一样“劫远使客商，致富不赀”，顿成天下豪富之人。由于石崇是性情中人，行事很不检点，朝廷对他屡拜高官，但屡拜屡免，他自己也丝毫不放在心上。后来，又被召入京师做卫尉（京师卫戍司令），和潘岳等人诌事贾谧，是“文章二十四友”中的重量级人物。一般史书皆言他和潘岳对贾谧望尘而拜，但晋书《石崇传》中讲“广城君（郭槐）每出，（石）崇降车路左，望尘而拜”，此载较为可信，以石崇的出身地位，拜贾谧的姥姥说得过去，拜贾谧就不符合他一贯的为人性格了。
“（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孙秀势焰熏天时，听说石崇有一位名叫绿珠的美人，“美而艳，善吹笛”，于是他就派人去索要。石崇当时正在他的金谷别墅宴饮，便让他数十位婢妾都出来，任孙秀使者挑选。使者不上当，看了一圈后，表示：“您这些美人确实都漂亮非常，但我受命只索绿珠，不知哪一位是她？”石崇勃然大怒：“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孙秀使者很沉得住气，劝说道：“君侯您博古通今，愿加三思！”石崇坚称不可。“使者出而又返，（石）崇竟不许。”孙秀大怒，正在推审淮南王“造反”案，顺便就把石崇名字列入逆党之中。全副武装的兵士前往逮捕石崇时，老哥们“正宴于楼上”，忽见刀枪盈庭，他转头对身旁的绿珠说：“我今为你得罪”。绿珠也是一烈性女子，泣言“当效死于官前”，言毕越梯而下，跳楼自杀。
石崇自恃晋朝功臣之后，没想到会被杀头，更没想到会被“诛三族”，他当时对左右从人说“吾不过流徙交、广（岭南）耳。”谁知囚车并未把他押至官狱，而是把他一大家子人都径直载往东市刑场。石崇至此，方知不免于死，自叹道：“奴辈利吾家财！”骑马押送他的军校闻言回驳他：“知财致害，何不早散？”石崇无言以对。
潘岳那边，也是一大家子依次被执，校检正身，直接以槛车载送东市。眼见白发苍苍的老母也身披锁具，忆起昔日对自己的劝诫叮咛，潘岳泪如雨下，跪拜于地痛陈：“儿负阿母”
“（潘）岳母及兄侍御史（潘）释、弟燕令（潘）豹、司徒掾（潘）据，据弟（潘）诜，兄弟之子，已出之女，无长幼一时被害。”
第14节 攻伐大乱满京城（2）
美男子披头散发被押到刑场，忽见大富豪朋友石崇一家好几十口已经背插罪标跪在那里。石崇一抬头，在这个场合看见潘岳也吃了一惊，随即明白事由，苦笑说：“安仁，你也有份儿呵。”《晋书》讲“（石）崇乃与黄门郎潘岳阴劝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以图（司马）伦、（孙）秀”，乃是史官不辨真伪，依当时晋朝的官方文件照抄进去。试想，假使潘岳、石崇真是结党在背后与司马允等图谋，那么司马允死后石崇不可能还安心天天大搞宴饮潇洒，更不会在刑场上看见潘岳大吃一惊，本来两人的被捕就是“俱不相知”。可见，石、潘二人被牵入淮南王案中，完全是孙秀诬告而成。
潘岳回思前因后果，也苦笑对石崇说：“今天真可谓‘白首同所归’了”。潘岳曾有《金谷集作诗》，陈述“文章二十四友”在一起欢饮笑谈、切磋诗艺的快乐时光，怀念风花雪月、清啸赏乐的同志友情，其中最后两句是“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一语成谶，今朝显验。
潘岳原诗本来是讲两人友情笃深，当一起终老田园，即所谓“白首同所归”，殊不料横祸忽来，一起于盛壮之年血溅黄壤。潘岳儿子早死，女儿又与父同戮东市。由此，中国最聪慧最潇洒的美男子竟无直系血脉流传于后世，我们仅能借凭茫茫史书和后人吟诵的歌诗中想象潘安仁的美妙姿容。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清风月下，不知河阳县里满城桃花在阳光下为谁绽放。春风香气里，尽是美男子余留不尽的万古恨意。
如遭遇明主，身逢盛世，文人诗客可以装点升平，优游卒岁；不幸的是，潘岳满腹才学，又值西晋乱离季世，多年仕途坎坷，虽悻悻地作过《闲情赋》表示“奚拟乎明哲，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最终仍逃不过名缰利索，入世之心最终化为婪毁自己身家性命的烈焰，即使没有孙秀这样的小人构陷，想必他最后也不会有善终的下场。
为此，金朝大诗人元好问也曾叹息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千古高情《闲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这首诗确可作为腰骨常弯的中国文人的一首风貌诗。元好问本人其实也不比潘安好到哪里去，金朝的元帅崔立以汴京城献投蒙古，淫虐贪暴，元好问仍旧大泼笔墨，颂扬崔立，并“勒石记功”，成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污点。
回头再说晋朝中央政事。贾后之废，晋武帝的亲侄齐王司马冏（其父司马攸是司马炎弟弟，差点被司马昭立为世子）居功不小，但事后叙功，只得了个游击将军。“（司马）冏以位不满意，有恨色。”孙秀觉察到这位王爷怏怏不惧，又怕他在京城内会生出什么事端，就一纸诏书把他外调，坐镇许昌。
为了继续抬高赵王司马伦的威望，加紧篡逆步伐，孙秀又在朝议上提出为司马伦加九锡（只要人臣加九锡，一般距篡位只有半步之遥）。这个提议几乎就是自己给自己封官，“朝廷”当然同意。司马伦得了“九锡”，诸子又皆握各路禁军大权，孙秀自然也水涨船高，加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司马等官。
司马伦及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庸愚无识之徒（大奸雄司马懿这个儿子真是不肖之子，此支血脉出奇的差，且一代不如一代），真正的幕后主人公反而是寒人小吏出身的孙秀。但这位孙秀“狡黠贪淫，所与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竞荣利，无深谋远略，志趣乖异，互相憎嫉”。真正是小人得志，因时趋势。孙秀有个儿子叫孙会，“形貌短陋”，状若下等仆隶。为了彰显老孙家，孙秀竟把惠帝亲生女儿河东公主娶为儿媳。一年前，孙会还和数位商人之子在洛阳城西贩马，如今，城中百姓忽闻这位丑八怪马贩子当了驸马，“莫不骇愕”。河东公主虽然父是大傻冒、母是黑娘们贾后，但毕竟是公主身份，竟与这么个人成婚，也成当时一大新闻。
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春正月，孙秀与司马伦再也等待不及，派晋惠帝的堂叔义阳王司马威去惠帝那里逼大傻“禅位”。惠帝愚憨，但也知道身上的玺绶是很重要的东西，抱持不放。司马威伸手就夺，几乎把惠帝手指掰断，大傻哥们嗷嗷大哭。司马伦以兵士“护送”惠帝至金墉城，表面上尊惠帝为“太上皇”（辈份简直乱了套，司马伦是惠帝的叔祖，侄孙竟成为自己的太上皇！），同时，又把已经立为皇太孙的司马遹之子送入密室一刀结果。可怜这数岁小儿，虽生于天家，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