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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变老，是最后一件事了
那就打马过来吧
只有伤口才能捉住疼痛
只有雷声替闪电说出孤独
秒针在时间上暴走
中年在诗歌上暴走
＇责任编辑 朱 零＇
创作与批评的难度
时间：2007年11月17日－18日
地点：北京
主办：人民文学杂志社南方文坛杂志社
韩作荣：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已经持续六届，特别是自从与《南方文坛》合办以来，论坛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年轻作家和批评家都曾参加过论坛。此次我们趁青创会这个机会，把大家聚到一起，就是请青年作家和批评家们讨论一些真正的文学问题。大家交换一下意见，我想对大家的写作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李敬泽：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下，你认为创作与批评的问题和难度何在。从事文学的人应该对诗抱有敬意，所以我们先请诗人来谈——
李少君：我曾提出过“草根性”的概念。动因是我有一次到常熟参加诗歌活动，在途中发现：每个镇甚至每个村都有很不错的诗人。这和我们印象中的诗歌状况很不一样。和市场会自发生长一样，诗歌也同样会自然地生长，这使我想起孔夫子说的“礼失求诸野”。
中国有一个“诗教”传统，彼岸性的佛教到中国发展成为内心超越的禅宗，我们不需要外在的东西，中国诗歌就具有内心超越、升华的宗教作用。我们中国人一方面讲实用，另一方面也意识到精神的需要，这种需要通过诗歌解决。因此我常说：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诗歌在我们五千年文明中就是起到一种宗教作用。
当代诗歌在一些我们不曾注意的边缘存在着，一些经商做生意的也在写诗，他们写得好不好倒不重要。史铁生有个说法很好，文学不是拳击，而是一种跳高，文学是要实现自我超越。很多人写诗不是要成为大作家大文豪，而是要满足自己的内在需要，这样诗歌就跟宗教一样。
“草根性”跟底层生活有关，是一种向下的姿态。韩少功写《暗示》时充满焦虑，而到了《山南水北》他真正放松，里面的农民形象反映了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而之前的文学中，农民一方面是被美化，一方面却又被丑化。《山南水北》里的农民就是他的邻居朋友，他也看到他们的问题，但他把他们看作和他一样的、相对平等的对象。
我们的生活欣欣向荣、生机勃勃，新的文学形象在出现。我们的奥运冠军最早的形象总有些哭哭啼啼的，可现在是刘翔式的自信形象，还有《士兵突击》中的新士兵形象，有些作家已经注意到这点，但是需要有更多的作家去发掘。
我承认现实生活有很多阴暗灰色郁闷的事物，可是在江浙乡镇，我看到了更多的向上的积极的现象，中国人的自信与日俱增。黄仁宇曾经从大历史的角度作了个判断：中国会往上升的方向走。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到文艺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历史上的大时代也是文艺兴盛的时代，比如盛唐，文艺和社会发展有互相激荡的作用，有一种向上的合力。现在中国到了一个关口，正在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想象力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要强调文艺的作用。现在全社会产生的肯定、积极、向上的趋向，会产生新的感觉和体验，诗人对此还是比较敏感，我想，小说是不是也能对此多些关注？
雷平阳：我一直在写云南，对与己无关的东西就是写不了。我在编辑工作中发现很多小说家不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却往陌生处跑，比如西藏什么的；还有很多作家朝电视剧、神话方面靠拢，在作品中看不到他本人，从生活现场消失了。
我从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的骨头他们的血液，我不可能抱着地球仪写作，因此，我干脆就选择没有远方的写作，就从自己身上人手，不去追逐远方，而是对自己的家乡——云南的这片山川认真思考。尽可能走到他们中间，不是去代言，而是借他们的口说话——这是我最向往的写作方式。
在《新周刊》上我看到一则故事：有位美国印第安老太太临终时，她的子孙问她还有什么遗愿。她说她说了一辈子的英语，已经说烦了，只想在死前和族人痛痛快快好好地说一通她本族的语言。在云南有很多这样的事，很多少数民族哥啊妹啊的长歌已经无人会唱。因此我认为写作有这样一个向度，那就是尽可能地为这片土地留住些记忆，并把自己放进这个叫做故乡的地方。
李浩：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摆脱概念化和矫饰化的难度。林语堂说，小说应当是我们被矫饰的生活的警告。有很多概念化、矫饰化的脏东西要吐出去，再填充新的东西。还有就是摆脱流行思想的难度。米兰·昆德拉说，不会发笑、对流行思想的不思考和媚俗，是小说写作的三大敌人。
哨 兵：当下诗歌写作真正的难度在于无效的经验太多了。朦胧诗后，随着西方现代思潮涌入，诗人们开始疯狂复制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稍微有知识的诗人把只属于西方人而不属于中国人的经验也大量复制粘贴。这种无效的经验大量繁殖，损害了传统意义上的诗性。
少君说当下的“礼”在中心城市里没有，在边缘的乡镇里有，我不太赞同，其实“礼”亘古常有，只是“礼”的内核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一直反复问自己：哪些经验有效？有效的经验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能沉留下来的应该是温暖、感动等等。谈到写作的难度，我认为是：如何将有效的经验和诗歌的精神相联系。
李少君：我的说法和哨兵的说法实际上并不冲突。我在北戴河有首诗说“并不是所有的海都那么美丽”，在我们海南人看来，北戴河的海根本不能叫做海，但是一到晚上我都会到海边去，我是在等待月亮升起。月亮已经不神秘了，我们都有探月工程了，但月亮在我们心中还是美的象征，这就是核心价值观。美国杜克大学的一个教授做了调研，认为中国人对儒家的核心价值的认同其实和以前还是没有多大的差别，儒家还是中国人情感和认知结构的内核，这就是我所说的“礼”。
“五四”文学承接的是西方自我否定的文学观念，充满对自身的不满和否定；但是我们过于强调批判的一面，一直在自我否定，而放弃了另一面，就是积极地生活的方面。这可能与时代有关，只有到了中国发展相对充分的现在，大家才可以相对平和，于是这些传统逐渐归来。最近的“于丹现象”，不是于丹本人讲得多好，而是《论语》还在人们的心中。而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判断看来，就会认为这是一种愚昧而否定它，这就是强调月亮不美的一面，而月亮美的一面被忽视。这种理性判断不能跟老百姓搭上话，和普通人的基本认识完全是拧着的，这样就找不到文学写作的动力和源泉。
郜无玉：大家不约而同提到了“礼”，这实际上是“经”和“文”的关系问题，其中包含了我们今天文学的种种困难。鲁迅说他写作时是抹杀一切批评的。的确，如果一个作家写作时被一些抽象的名词、流行的概念纠缠着、压迫着，就没法获得自己的语言，没法清理自己的经验。鲁迅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克服思想的和无思想的焦虑以后，才获得自己说话的方式。
鲁迅有一个判断：中国文学豪语太多，不独文人为然，在常人乃至无赖也很发达，都是喜欢说豪语。这豪语当然是中国文学写作今天仍存在的困难。我写文章一不小心气势就顶了起来，说一些自己很惭愧的话。我们经过八九十年代到今天，发现不同年代虽改进很多，但是对豪语的喜爱还没改过来。中国文学如果不把这种豪语崇拜去除掉，怎么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你自以为反抗豪语找到了一个不是那么豪迈的东西，但是过了不久就又成为一种强势的东西。比如说，新时期以来，文学不断回到日常经验，可是自 “新写实”开始，日常经验的书写又把很多作家攫住了，日常叙事已经成为一种神话。有一段时间“新写实”走红，只要是符合“新写实”的，杂志就要，而先锋的和沉重的作品就不要。
很多作家、批评家一有焦虑首先就怀疑自己，失去自信，抓住自己曾经唾弃的东西。不说年轻作家，就说那些所谓的大作家，他们的文学才能日渐萎缩，但是他们获得了一个宏观的视野，然后从宏观的视野再折返回来，把自己一些可怜的有限的细小经验伪装后表达出来，实际上他们看重的还是“经”和“圣”，还是大道理。这对我们是一种警醒。
谢有顺：中国诗歌目前处于一个非常活跃、对小说有很大启发的时期，小说要好起来，可能要等诗歌的热潮膨胀、壮大到一定的时候，中国人重新认识诗歌的时候。
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些特点在今天依然有它的价值。中国的诗歌基本上是在写那个“我”，有“我”的性情流露。中国古代之所以小说没有地位，被认为是小道、小技，不登大雅之堂，根源于中国文人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就是小说是虚构，是写别人的事情，和自己没有关系。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写出“我”自己、“我” 的性情，“我”的性情里面有真的东西。这在古代由文人写作的白话小说里也是明显的，在《红楼梦》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那个跟作者有关的“我”。之所以说到这一点，我觉得当下的作品里很难看到作家的性情和风骨，可能我们过度地使用了虚构的权力，忽视了文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心、跟“我”之间的关系。所以我现在非常看重小说背后的那个潜在的“我”是用什么方式观察、理解、表达这个世界的。作家从自己扎根的地方出走、消失，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要想获得一种新鲜的、感动我们的东西，不能忽视性情、“我”的呈现，这就是作品后面的人的旨趣和胸怀。
我从中国古代的诗歌，包括现当代的诗歌，得到一个启发，就是写作是作者在现场的写作。古代的诗人写诗很少是在书斋里或者凭阅读的二手资料写的，他们的诗歌可以做一个还原，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有一个具体的倾诉对象，登幽州台，登鹳雀楼，送谁，宴请谁，都是在一个现场里面。这样的经验在场的写作是个很重要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当代萎缩了，现在文学的苍白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成了纸上的文学，无法对我们生活的现场对接和还原。二十世纪初鲁迅他们的小说，还是有中国诗歌的特点的，有一个强有力的“我”在那里。但这个“我”到最近一二十年已经发展到非常私人的程度，可能我们又过度地使用了这个东西，而损伤了本来应该更宽广、更高迈、更有容量的那个“我”，“我”的被限制、被损伤是文学困境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江 菲：现在的小说，故事很好看，但行文暧昧，基本上取消了紧张和立场，看不到作者怎样解决内心的问题，显得不够诚实。之所以这样，我觉得是诗人和小说家没有走向知识分子这个角色，对“道”、对人的灵魂洞察得不够，或者说精神的上升力不够。我们民族经历了一百年特别是近二十年的现代性改造，下一步就是如何去塑造我们的民族性和民族精神，用知识分子的角色、立场，命名、教育和启示，把文学来源于生活带到文学影响生活、影响民族未来的道路上。
我所熟悉的一些朋友，基本上不相信目前的这种批评，批评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了。比如对“八。后”的误解，我曾看过两千六百多个“八。后”的博客，我发现 “八。后”根本就不像批评家和大众描述的那样，他们有非常高的精神追求，他们对文学的恢复远远超过了七十年代或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和批评体现了文学精神的回归和思想的重建。但“八。后”好像认可批评家和大众的描述，对给定的这个角色没有反抗。
李静：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经验的断裂性、多重性和不可知性是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好像五十年代生人、六十年代生人、七十年代生人、八十年代生人，每一个用年龄段划分的人群，都有对自身经验的独一性、不可沟通性、神秘性的认识，这就带来了认知的难度。尤其是网络时代开始，“＇kO后”出现后，经验的断裂是异常突出的现象。这一现象，是批评家面临的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用传统的经验和价值观是否能判断这种变化？是否应先去了解、综合，才能判断我们所面临的文学对象？
我批评做得很少，很大的原因就是丧失了对当下作品阅读的耐心，好像小说家已经没有了对文体和语言的追求以及对形而上的超越的迫切感，好像现在的小说家的目光就盯在现时现世、一人一事这种具体的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而且秉持的精神逻辑是过日子的逻辑，这让批评家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种文本。作家当然要关注现实，但文学几千年来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即用彼岸来看此岸的这种眼光，就是一种超越的眼光，如果小说家也用过日子的逻辑，那么文学的价值又在哪里？是否值得认真对待这种创作，我一直很怀疑。
作家是应该写自己的经验，但是否还应有一个哲学的眼光？中国古代的诗人有一个阅读经史子集的传统，有一种哲学的本能。不见得是把自己的哲学在作品中形象化地体现，但对眼前的一人一事总有一个哲学的框架，以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来面对眼前的事物、风景。现代文学在中西文化的激荡下，也有在整体世界观的观照下对社会、人生、自身经验的看法，而当代文学之所以让人觉得缺少立得住的东西、让人回味的东西，我觉得是丧失了这种哲学的本能，没有在一种整体世界观的视野下处理自己的经验。
孕 洱：作家的发言很困难，如果作家做深刻的自我批评，就会被批评家抓到把柄。据说理论是灰色的，创作之树常青，实际上，作家易老，批评家永远年轻。
当下的作品我读得很多，读得很认真，都是从序读起，在读知青作家，尤其是那些明星知青作家的序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们序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很高兴向世界各国的读者推荐这本书，接下来就攻击全球化，然后强调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地方叙事的意义，最后感谢世界各国的读者。我觉得这种写序的方式很有意思，到目前为止，我的书都是一个自序一个后记，自序都是在做自我批评，我发现自我批评是没有力量的，如果有力量的话，被批评家看见就倒霉了。
李静谈到整体性的缺失，以及对整体性经验的把握，这些当然非常重要。最近我在看罗蒂的一本书，罗蒂据说是个很重要的哲学家，但是书看完之后，我发现他的整个哲学生涯是在和别人吵架，我们不知道他的哲学立场，他也谈到整体性经验的丧失，也试图找到对世界的一种整体性的把握，但是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这仍然如此困难，那么，对靠经验写作来混饭吃的作家来说，这样一种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又该是多么困难！我觉得这个难度超过了批评家的理解。
我想写出知识分子几十年来成熟的经验。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百年沧桑，在我看来，没有一部作品写出了知识分子的这种心路历程。在较长时间内把握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面对这种困难有没有一个支点呢？有没有一个精神骨架呢？我在想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哪些障碍，哪些无法绕过去的障碍。我想到了两点，一是知识分子的过时的痛苦——种陈旧的痛苦，暴力、愚昧、专制等等在我们良知上无法绕过去的痛苦。这种痛苦在知识分子身上是有的，不矫情地说，在我身上是有的，这种痛苦我称作“重的痛苦”，一种重，一种某一瞬间我们还生活在过去时代的、无法抹去的痛苦。还有一种痛苦，就是我们在酒吧、网上的陶醉、愉快，这是一种痛苦的释放，是在机械复制时代个人无力的精神释放，是一种精神的彻底的困乏状态，这种困乏状态是以愉快的、甚至高潮体验的方式体现的，我把它称为“轻的痛苦”，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就是生命无法承受之轻。中国知识分子在长时间内的痛苦是“重的痛苦”和“轻的痛苦”的反复纠缠。有没有一种可能、一种写作来表现这种反复纠缠的关系？目前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何向阳：文学创作的难度，我觉得是处理繁复芜杂生活的难度。是与非、真与假、道德与不道德本有着明晰的界限，但这样的界限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模糊。我们无法对这种中间地带、这种暧昧状态做出命名和判断，我觉得这是批评的一个难度。批评不要匆忙地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