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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文
同时宣读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全文如下：
“中华缔造之始，而以不才膺临时大总统之位，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若是速也。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刻不容缓，于是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目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职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邑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肝沥胆，为国民告。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届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早领土之统一。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未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上的，以为共同行动，整齐划一，夫岂甚难？是日军政之统一。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以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曰内治之统一。满清时代，借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刻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络人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日财政统一。以上数者，为行政之方针，持此进行，庶无大过。
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侪所倡言，万国所同喻，前次虽屡起屡踬，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飚发，诸友邦对之，抱平和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其同情。邻谊之笃，良足深谢。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应尽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污辱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对外方针，实在于是。
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交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以至今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其所遇之难。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无阻，必使中华民国基础确立于大地。此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部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之四万万同胞鉴之。”
宣言毕，孙中山接受大总统印，由秘书长将其盖于宣言上。
之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同时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
1月3日，代表又依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举行副总统选举会，黎元洪以17票当选。
临时政府组织成员如下：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外交部总长王宪惠、次长魏宸祖，陆军部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部总长黄钟英、次长汤芗铭，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次长张居正，财政部总长陈锦涛、次长王洪酞，司法部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教育部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部总长张春、次长马君武，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参谋本部总长黄兴，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
袁世凯得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消息后，惊慌万状，恼怒异常。可是他又不能悍然和临时政府对抗，虽然他保有军事上的优势，因为现在还是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时候，任何人想和革命作对都会被这浪潮所冲毁。袁世凯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用谈判的方法达到在军事上所不能达到的目的。
袁世凯仔细地分析了南方政府的成员，一半是革命党，另一半则是立宪派或被革命浪潮裹挟进去的清廷封疆大吏。至于各省首脑，更是以立宪派和清廷旧官吏为主。这些立宪派和清廷旧官吏都是投机革命，窃取革命果实，在政府和地方上占据要害位置，握有实权。策动立宪派和变节的清廷官员向革命的中坚人物施加压力，是完全可能的。即使是革命者，有些人迭遭失败，已经害怕流血，害怕革命胜利遥遥无期。这些人想通过妥协、通过他袁世凯的政变推翻清政府，走革命的捷径。
绝不让南方的临时政府站稳脚跟，形成气候，对南方的行动已刻不容缓。
袁世凯首先指使姜桂题、冯国璋、张勋等将领联名致电内阁，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
北方又组织了“君主立宪维持会”，推举冯国璋为会长，反对共和。
在一片喧嚣声中，袁世凯宣布解除唐绍仪北方谈判代表的职务。声明唐绍仪签订的关于国民会议的各项办法逾越权限，北京内阁政府概不承认。以后的谈判事项由袁世凯自己和伍廷芳直接电商。
袁世凯自己致电伍廷芳质问道：
“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誓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伍廷芳回电道：
“南京临时政府与国民会议解决国体决不相妨。现在民国光复十余省，不能无统一之机关，此为内部组织之事，为政治上之通例。若以此相洁，请还问清政府于国民会议未决之前，何以不即行消灭？”
袁世凯见伍廷芳措辞强硬，心里惊慌。恰在这时，却接到孙中山要他推翻清廷、实行共和的电报。电报称，只要袁世凯能做到推翻清廷实行共和，孙中山就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他。
袁世凯不肯相信孙中山的话，怕其中有诈，复电孙中山道：
“君主共和的问题，现在正应付于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
袁世凯急切之中又请来了英国公使朱尔典和《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
见到袁世凯沮丧的神色，莫理逊道：“袁先生东山再起，正是收拾残局的大好时机，怎么露出这样为难的样子？”
袁世凯道：“实不相瞒，南方革命党人义气用事，实不了解中国复杂内情，执意共和，和谈似无诚意。中国有分裂的可能，内战在即，所以我特别焦心。”
朱尔典问：“难道总理真的不赞成共和？”
袁世凯道：“‘共和’、‘立宪’，名称不同而已。立宪即设君主，共和即为大总统，只不过立宪以首相行政府职权而已。共和、立宪，又各有国会，我也没有什么不赞成的，只是南方那些浮躁的革命党人，不知我国国情，煽惑人心。贵国不也是君主立宪政体吗？有何不妥？不过，我也不是反对共和，只是觉得中国应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阻止中国的分裂。”
朱尔典道：“如此看来，是立宪还是共和并不是总理阁下最关心的，阁下最关心的是政府本身是否坚强有力，政府首脑是否有统治中国的威望。”
袁世凯答：“正是。”
莫理逊道：“现在中国最有实力者还是袁总理，这是我们共同的看法。袁先生放心，我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有什么话，就直说。”
袁世凯道：“正如莫先生所说，我们都是几十年的朋友了，我在练兵时，贵报就曾报导过我军军威；在下的许多危机，都是靠二位兄弟的帮忙才得以化解的。此次恳请二位兄弟帮我度过这一难关。当然，如果南北为一，中国有强有力的政府，贵国的在华利益才能有保障。我们都是朋友，所以我就明说了。”
朱尔典道：“我国政府获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重申大英帝国的铁路投资及其他通商事宜，理应受到贵国的保护，同时声明绝不会对中国混乱无序的局势袖手旁观。”
莫理逊道：“我国政府希望在贵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诸省亦应有很好的商机，特别是铁路矿业方面。同时，我国欲组织对西藏的民情地理考察，纯属科学考察，还请贵政府提供方便。”
“老朋友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不过孙中山可不一定答应。”
朱尔典道：“我们会敦促南京临时大总统信守诺言，在袁总理作出行动后，让出大总统一职。”
袁世凯与朱尔典、莫理逊一番谈话后，心里更踏实了一些。于是指示梁士治致唐绍仪密电：“清廷正商筹退位之方，此后如何推举，苟不得人心，则祸变益巨。前云孙君肯让袁君大总统一职，有何把握，乞速详示。”
原来，唐绍仪的代表身份只是表面上被取消，却做了袁世凯的秘密专使，这样，袁世凯无论是对清廷还是对革命党，都可进退自如。
孙中山接待了唐绍仪。之后，同盟会中坚人物又在会议南北议和之事。
宋教仁道：“先生如今怎么少了锐气，难道惧怕袁世凯不成？革命取得的成果难道能拱手让给他人？”
孙中山并没有回答宋教仁的话。
片刻沉默。
胡汉民道：“袁世凯要是做了总统，怎能保证共和政体的实行？恐怕共和会有名无实。袁世凯乃一武人，他的政府必定是军人政府；他的统治，必定是军事统治。名义上他是大总统，实乃又是一个皇帝耳。”
宋教仁说：“胡兄的看法正是我想说的，袁世凯凭军事而建政府，一定是独裁政府，强权政府，孙先生决不能让大总统一职。”
黄兴说道：“多年来我奔走各地，多次赴死地而后生，今日之局面得来不易。若再陷人混战，我党又必遭重大牺牲。当然，我们并不惧怕牺牲，可是，诸位有没有想到，此战一开，四万万同胞又要涂炭于炮火，国家亦可能而分崩离析。中国贫弱已极，应有稳定之局面。所以，和谈成功，国家免受劫难，走向和平治郅，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此前，袁世凯一再表示赞成共和，若其反悔，岂不是自毁前程？我以为他不会做此傻事。逸仙兄曾言，逆历史潮流在亡，袁世凯不会自取灭亡吧。”
汪精卫道：“我曾身陷囹圄，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难道怕与袁世凯打仗不成？只是我亲见袁世凯对共和确有诚意，中国不可丧失此和平发展之良机。”
谭人风道：“老夫看，袁世凯数次出尔反尔，奸诈凶顽，此人最不可信。若孙先生让大总统一职，袁氏主持国政，恐怕中国永无宁日。到那时再采取行动，恐怕正如孙先所言：‘艰难远逾前日。”
老人白须飘飘，长叹一声。
汪精卫愤然起立，说道：“这些都是揣测之辞。如今应该看袁世凯的具体行动，他若真的推翻清廷，毁数千年封建帝制，诸位同志又有何话说？同志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首先应该看到民军有无能力扫荡清廷，应该看到民军乃至天下百姓是拥护还是反对和谈，应该看到袁世凯是否真的愿意推翻清廷，袁世凯的行动是否能达到我们的革命目的。他若能实现我们多年来为之奋斗之目的，我们的疑虑是不是多余？”
宋教仁道：“我看汪兄的话更多揣测之词。”
谭人凤道：“大家别争了——孙先生，你是什么看法？”
孙中山一言不发。
汪精卫急了，道：“逸仙兄，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这个位子吗？”
孙中山奋然道：“我三十多年来为革命奔走，信奉并倡导‘天下为公’，难道会贪恋总统的职位？你要知道白谭等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中国承几千年专制之思想，百姓开化不够，袁世凯利用这一点，又凭手中军队，从而走向独裁，就会毁革命成果于一旦，难道同志们对此事能急切地下结论吗？”
同盟会内对袁世凯的态度不一，对南北议和意见分歧，难于统一。孙中山便让政府和议会讨论，政府和议会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而起，桴鼓相应，汪精卫、黄复生等也朝夕鼓噪。
《泰晤士报》发表评论道：
“我们认为，南方临时政府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临时政府的组建过于匆忙。目前，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应当结束，中国应实现统一之政府。放眼中国，有能力实现统一的，仅袁世凯一人耳；收拾局面，非袁不可。”
英美各国则不断宣称，如果中国内乱不止，将果断地进行武力干涉。
司法总长伍廷芳早年在美国留学，在美国有很好的声誉，作为和谈的南方代表，他致电美国公使，希望其劝告清廷退位。但是电报一去，如泥牛入海。
外交总长王宠惠和伍廷芳一样，曾留学美国，知名度很高，他电请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但美国政府置之不理，结果和伍廷芳一样。
天上飘下雪花来，可人们并没有感到寒冷，却觉到了温润的春天的气息。谭人凤的卧室里却升起炉子，他躺在床上，旁边坐着他亲密的战友宋教仁。
谭人凤道：“事情已露端倪，袁世凯主政的日子不远了。我又见袁氏，他执政不过一年，就会走向独裁，国会议会都会形同虚设，共和的事业现在已经……失败。”
“老谭，如何才能挽此颓局呢？”
“唯有建立坚强之政党、坚韧之政党。”
“您是说同盟会不够坚强坚韧？”
“同盟会已鱼龙混杂，须改组更新。不然不能承当共和之事业。实现共和，必须使民主共和之思想灌输给天下百姓。几千年来，专制之帝王及其思想家，毒害百姓，使我人民养成受专制之奴役的习惯，要改变这种状况，非十年八年之事，恐怕也不是三十年五十年所能解决的。须知文化的惰性，须知国人的惰性，这一点看到了，就不会浮躁。故云，没有坚强而有韧性之政党不能负此重任。”
“我一定牢记你的话，作长期革命的打算”。
“可惜……我已不能与你并肩作事了。”
“老谭……”宋教仁流出了眼泪。
停了一会儿，宋教仁道：“美法等皆民主之国家，为何我实行共和政体，其国态度冷漠若斯？”
“共和乃富国强邦之本，各国各怀霸心，难道会让中国走向富强？英美为自己的利益，不会支持临时政府，而会支持袁世凯？”
“其各国各怀鬼胎却又为何惧怕南北分裂？”
“美英各国利益皆在南方，当然希望有统一的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战乱也会损害他们在华的巨额投资。”
“老谭对各国的动向有何看法？”
谭人凤喘了一会儿，喝了口水，道：“东边台湾港澳，北边满蒙，西边藏疆，必是各国互斗，势力消长之地，也是肢解中国的要地。日俄多们满蒙藏疆，日本在满蒙藏疆的活动频繁，这是日本首先要谋取的地方，一来可阻俄南下，二来可由外到内，并吞中国或蚕食中国。台湾港澳为西方和日本势力消长之地。控制了台湾就控制了中国的上海。若日本占有台湾，就可长驱南下，若美英控制了台湾，也就扼住了日本南下的势头。我注意到，英国人在西藏活动频繁，英国人现在没有能力占领中国，将来就不可说了，就我看，英国是东据港台，而西伏下西藏的乱种，台港、西藏，犹如钳子的两片铁钢之牙，可以钳制中国，英国人的苦心在此。”
宋教仁道：“老谭你好好养病，我们少不了你。”
“可惜，我将不久于人世。中山先生的思想，何时才能在中国实现……”
孙中山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内外交迫，于是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
“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当天，汪精卫去电袁世凯：
“若袁公迫请帝退位，实行共和，则临时大总统退职，已成定局，不必怀疑。”
袁世凯确认自己在推翻清廷后能坐上大总统的宝座，便迅即采取了迫清廷退位的措施。他认为此事越快越好，如果南方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要挟而难以摆脱。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专对清室动手，同时又要避承担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大权的恶名。
这一天，他见到了庆王，惊慌失措地道：“全国大势都已向着共和，民军势力一天比一天利害。听说孙文这回从海外回来，携有大宗款项，还有西洋海陆军数十人，都愿帮助效力。对南京政府，各国都已表示亲近的态度，倘若我们的战事再拖延下去，胜败不必论，试问饷在哪里？枪炮在哪里？如果兵临城下，不但皇位不能保全，就连这些贵族也都无望了，岂不是后悔嫌迟吗？”
庆亲王奕劻只愁得捶胸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