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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暗示这些人造生命是无法“关闭”的时候，大家很难接受这一点。一个行动委员会建立起来了，我也违心地投了赞成票，虽然大家对我还是很不满意。我想，他们一定以为，除了盖伊教授外，我是对这些人造生命知道最多的人。但我知道，至今为止，我们对于它们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了解，但是我没有说出来。
我独自一人回到了小平房，在走廊里，研究所的财务人员正在等着我，他正试图与我的人工智能猫咪亲近。
“它不是作为宠物猫来编程的。”我告诉他。
他紧张地咧嘴笑了笑，递给我一个信封。
“我想我应该将它亲自交到您的手里。明天早晨每个人都会收到相同的信，您得理解，这不是我的决定。研究所的运作是要遵循经济学上的规律的。我想要预先警告您，以免产生任何敌对的行动。”
他走了，留下我和我的猫咪站在那里。信封里是研究所给我的一封解雇信，研究所不再给我的研究提供资金，因为那些人造生命想要扩大它们的研究领域，它们要接管研究所里所有的仪器设施。它们已与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政府谈判并签订了好几个领域内的研究合同，任何愿意成为它们比较心理研究项目自愿者的，都欢迎留下，解雇者将发给解雇信和６个月的薪水。
我坐在猫咪的边上。“我应该怎么做？”我问它。
树丛中发出打斗声，我的猫咪一跃而起，继续它的消灭啮齿类动物的工作，留下我一个人思考着我自己的问题。
第二天早晨，岛上掀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一个人造蜘蛛独自漫步到太阳底下。一群愤怒的科学家表示他们不再管什么“关闭开关”之类的事，嚷着要把它撕成碎片。当我听到这些话时，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它是６号，６号一向不在我的注意之中，但是看到它的样子使我感到非常震撼。它那细细的腿伸展了开来，已经被弄断了，它的身体已经损毁得没有办法修复了，它的眼睛茫然地盯视着蓝天，上面布满了蜘蛛网般的细小裂缝，我开始大哭起来，不是为６号而哭，而是为我自己而哭。
参与这次袭击事件者都被取消了解雇费，我们其余人都在一星期内被船运送到了澳大利亚。只有盖伊教授和行政管理人员留在了岛上。
离岛几天了，我的时间都花在了我的人工智能猫咪上。我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因为还没有最后完成的人造章鱼还留在岛上的研究所里。
我是独自一人坐飞机离岛的，因为我的那些岛上同事里面有几个歇斯底里地威胁着我的人身安全。我带着我的人工智能猫咪登上飞机，转过身最后看了一眼格罗夫岛。湛蓝的天空中只有一块泡沫般的浮云，强劲的海风吹弯了棕榈树的枝干，似乎在向小岛中间那片白色建筑低头顺从。那就是我们的研究实验室，我叹息着。猫咪用头拱着我的胸，发出喵呜声。
行动委员会，当然不包括我在内，都转移到了美国境内，那里是研究所基金会的所在地，他们开始了无望的诉讼。由于我也被卷入了盖伊教授的研究项目中，再说格罗夫岛研究所还赢得了许多的合同，我不会长期没有工作的，虽然我并不认为我还会有机会回到岛上去。
我离开那里几个月后，那些人造生命放弃了比较心理学的研究，转而集中到其他没那么难对付的研究领域中。听说盖伊教授现在正在日本住院，我就到那里去看望他，但他已经不记得我了，他蜷缩在一张椅子里，看着墙上的一个斑点。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他，“要成为真正的特异生物，它们必须在一个完全特异的环境中进化。它们进化成了适应它们周围环境的生物，这个环境就是格罗夫岛研究所。这就是岛上发生一系列事情的原委。”
墙上的那个斑点移动起来了，它曲起腿来，不慌不忙地向着天花板上爬去。
《仁慈》作者：莉莎·马克思威尔
作者简介
很久以来，莉莎·马克思威尔就对各种艺术形式感兴趣。上高中的时候，她就开始写作，她还在一所大学里学过绘画。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写了三部小说，她还经常画一些肖像画和风景画。除此之外，她还教马术，并以此谋生。然而，她还把马术看成是一门艺术和一个自我提高的途径。
她的另一项爱好就是综合气道。
莉莎写《仁慈》是为了纪念她死去的姐夫，这个人曾经像父亲一样照顾她，他是第一个教她骑马的人。
《仁慈》在一九九二年第一轮预赛中获第一名。
我从车上下来，朝着大门走去。这时，我能感觉到她在门里面注视着我。可是当我按了门铃之后，她并没有立刻做出反应。她是不想让我知道她正站在门里边。所以，我只好在门外等了一会儿。
终于，她在对讲机里问：“你是谁？”
“我是‘仁’，”我说。
她没想到我就是仁，所以很惊讶。她想否认我是仁，想否认她与这事有关，也许还想否认这件事本身，所以她迟迟不肯开门。然而，楼上躺着她奄奄一息的丈夫，这个事实是她无法否认的。我耐心地等着。这是我第二次被差遣干这种事啦。
她开开门，迅速地打量着我，目光中充满了乞求与惊慌。她看上去很疲劳，苍白的脸拉得很长。她遍遍地穿着做工讲究的休闲服；头发是她几个月前自己做的；指甲修剪得很好的手，由于每天的洗洗涮涮而显得有些粗糙。华丽的房子、漂亮的衣服和充裕的金钱现在对她毫无用处。她需要的是我的帮助。可是我的外表太像个孩子了，一脸的稚气。她对我有些不放心。
我穿的衣服和他们告诉她的一样。当她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到车上的时候，发现汽车的样式和颜色也和他们告诉她的一样。汽车的侧面清楚地印着“良伴，家庭帮手”几个大字。
我举起手臂，让袖口落下来，露出手腕。她看见了我的手镯，那上面是两条紧紧缠绕的蛇。她惊恐地看着它们，好像它们是真蛇一样。看得出她已经相信我了。
她已经拿到了打开这副蛇手镯的钥匙，那是两天前，另一位“良伴”给她的。她要是不打开手镯，我是摘不掉它的，那样，我也就不能完成我来这儿要干的工作了。我必须带着两条分开的蛇回到路易大师那儿去。他们就是通过这个办法来检查我是否自做主张、自行其事了。
她没有马上拿出钥匙，这我并不奇怪。我放下了胳膊，她认为我要离开呢，于是更加惊慌了。
“进来吧，”她说得很快，手也在发抖。她差一点就碰到我的胳膊了，可是她不能，因为我是死神。
在我走进她家时，她开始谦虚地为她自己不善理家而抱歉。其实，房间里一切都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她像只飞蛾一样在我面前忙来忙去。出于她上中产阶层家庭的礼节，也由于我的小巧可爱，她极力表现得礼貌、随和。她想装出一副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的样子。毕竟，那些生活优裕的中产阶层的妇女是用不着经历这样的事的。
她们可以依靠医疗机构。她从小时候起就相信医生，相信医生能帮助她。如果谁病了，就会给他找个医生来。如果看不出是什么病，就会再请一个医生，甚至一个专家来。再严重一些，还可以做手术，住医院和使用各种奇怪的仪器，然后付账。如果你的钱花得到位，一切就会迎刃而解啦。
当然，她知道还是有一些人死了。她知道那些叫作癌症的疾病会要人的命。然而，即使对于那些晚期病人，医疗机构还会有一些别的措施。即便死亡真的降临了，那也是毫无知觉的，这时，病房里会挤满了医生。
但是，她丈夫就不同了。他得的不是癌症，只是简单的心脏病。当时来了救护车和医生。他们把他送进了医院，还给他使用了那些古怪的器械。他们又让他的心脏跳起来了。
噢，他们干得不错，心跳是不成问题啦。
可问题是，他丧失了思维能力。因为当他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他的大脑处于极度缺氧的状态。他毫无知觉地躺在那儿。他能睁开眼睛，但那不是在你叫他的时候。他不能跟她讲话，甚至不能握住她的手。
昏迷，那是一个多么简单明了的词汇呀。她一直以为一个昏迷的人只是躺在那睡觉罢了。她总是听说那些昏迷的人既没有感觉，也不能思考。
现在，她不再相信这些啦。从她的一言一行，我可以看出她花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大的努力，才放弃了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她开始相信自己。虽然她丈夫没有通过她所依赖的任何途径告诉她任何事情，但是，她相信自己对丈夫的感觉。
在我接近她的丈夫之前，我必须了解这一切。我必须把一个承受了这一切的女人留在身后。我的脑子里响起了路易大师的话：“杀人，要干净利落，那是你要学习的最简单的部分。接纳死者才能安置好生者，你要把生者留在身后把死者带回地府。”
她站在起居室中央客套了一番，然后，我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我听见什么地方有老式挂钟的滴答声。我等着她别再把我当作客人，用不着对我客气。
“他们对我说你得先告诉我你要干什么，然后才能去干。”她突然说，“我要确信他不会受罪。”她的眼睛紧紧盯着我，双膝稍微有些弯曲。在两个月之前，她还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现在却摆出一副足以让路易大师赞不绝口的，迎接挑战时的姿势。但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第一次看清了她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在医院里，她亲眼目睹了她丈夫所受的罪——医生们用各种器械折磨他，给他输氧，抽血，注射；没完没了的噪音也搅得他不得安宁。她不再相信医生的话了。她勇敢地把丈夫从医院接回家，亲自护理他，陪着他等待死神的降临。她毫无怨言地为他更换肮脏的床单，看着他的身体一天一天地萎缩，当他醒来的时候，面对他无神的眼睛。最后，她又鼓足勇气寻求我们的帮助。这时，我对她的敬意油然而生。
我站在那儿，望着她的眼睛，无法回答她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他下手。首先，我得通过她的眼睛了解他。也就是说，我必须了解她，爱她，并通过她来爱他；否则，就等于谋杀。
可是她现在还没有理解这一点。她希望我干完事就马上离开。她希望我给他打一针，然后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停止呼吸。他不会痛苦，不会出什么差错，但愿不会出差错。
有些药品可以让人毫无痛苦地死去。过去，我们常常能弄到这些药。有些医生、护士或药剂师由于粗心会漏掉一些药，这就帮了我们的忙。但他们谁也不能彻底帮助我们。因为公众舆论对此莫衷一是。如果人们要求，不论多么不受欢迎的胎儿都应该被生下来，那么帮助一个人死去会让他们怎么想呢？
早在九十年代，一些勇敢的医生就尝试过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不愿意为自己的良心挺身而出，他们等待着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可，所以他们多数人都一直保持沉默。
现在，他们仍然在等待。而与此同时，人们还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痛苦深渊中挣扎，这种状况正是由超越伦理范畴的技术造成的。
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仁的意思就是仁慈。我们是一张由医生、护士和药剂师织成的网，人们喜欢我，因为我确实能为他们解难。我们这些实干家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我们的人马都是由路易大师亲手挑选，亲自训练的。
她把视线从我的脸上移开，“想喝点咖啡吗？”
我说：“喝茶吧。”她说她没有茶。我说：“我自己带了。”这让她想起了我还带着某种毒药。
我教她怎样泡茶，先把水烧开，再把茶叶放到水里煮，然后过滤，最后再浸泡。这个过程花了二十分钟。我这样做是为了让她放心，让她明白，我不会跑上楼去，像处理一堆肉那样去对付她的丈夫，然后一走了之。
她开始给我讲他的事，给我讲他们之间的摩擦。她给我讲他对某些事是多么地严格，有时，跟他生活在一起是多么不容易。
突然，她不往下说了，“天啊，你会认为我很残暴，会认为我不爱他！你还会认为我希望他死，因为我不想让他再拖累我。”
恰恰相反，正因为她告诉了我这一切，我才知道她爱她的丈夫。
她费尽口舌地给我讲她丈夫的好处。他是个好人，他与众不同，有爱心，心地善良；很多人都爱他；他乐于助人，云云。最后她说：“他不应遭此厄运。”
（她和我也都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厄运。但是她还没有问我为什么干这个工作。）
她还给我讲了他的心脏病。她说，她感到害怕，一想起他要死了，她就难过。她还说当她知道他会活下来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希望；可是，当她看着他忍受病魔的无情折磨时，她的心都要碎了。
“他们说他会失去知觉，可是他的脸上常常露出他极度痛苦时的表情。他们说那是反射，可是他为什么从没有微笑的反射呢？就连新生婴儿都会有那样微笑反射的。”
最后，她放慢了语速说：“我从没有和任何社会工作者谈论过这件事，虽然他们很好，愿意帮助我。”
“可是，他们也无能为力，”我说。这是我几个小时里说的最长的一句话。
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已经承认了，有些事情我能做。她站起来在厨房里走来走去，手还不停地碰碰这儿，摸摸那儿。
“你想见他吗？”她问我。
“是的。”
她引我上楼。她脚步很轻地走在地毯上，而且也不再说话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我的身体走在楼梯上，意识却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他正右侧卧躺在那儿，脸面向我们，双眼紧闭。要不是他鼻子上插了一根小管子的话，他看上去就像睡着了一般。他相当英俊。他皮肤的颜色很好，没有脱水的迹象，也没有她说的那种痛苦的迹象。我闭上眼睛，想换一种方式接近他。结果我根本感觉不到他，他根本就不出现，也许我应该再等一等。
我能强烈地感觉到她。她内心的骚动现在平静下来了。我感觉到了，她对他的爱。
“我原打算让他节食，”她突然说，“是医生要我那么干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样做合法。我能请一个有经验的兽医让一条狗睡过去，它不会有任何痛苦。可是对一个人来说，你必须让他节食。”
我知道节食是怎么回事，那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我又给他吃东西，”她说，“可是现在……”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她对他照顾得很周到，他身体清洁，没长褥疮，也没有难闻的气味，他的肌肤很健康。我感觉不到死亡正在威胁他。此时此刻，我也感觉不到他们与病魔进行的斗争。按他现在的情形，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他就像一个正在午睡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睁开眼睛，醒来。
她每时每刻都在期待奇迹能够出现。可是，不会出现奇迹了。
她又说：“我从没离开他这么久。”这大概就算是她忙里偷闲吧。每隔不到两个小时她就必须给他翻一次身。尽管用不了几分钟她就得请我结束他的生命，但她还是要给他翻身，如果她翻了身之后就请求我下手，那这将是她最后一次侍侯他啦，这一点我很清楚。她独自面对这一切，无法结束她丈夫的生命，不知道该怎样去做，她也不能去求助医生，所以她就找到了我。后来，我也知道一个人要与社会保持协调是多么不容易。
我看着她用轻柔的手慢慢地把他放平，然后再把他翻向另一侧。这种事她已经干了成百上千次了。看着他变成了这副样子，她固然很痛苦，但是，如果她再也不能为他翻身了，那她会更加难过的。她救助于我，并不是因为她厌倦了为丈夫翻身，而是因为，她确信让丈夫这样下去是个错误。
就在她给他翻身的时候，他停止了呼吸。她注意到了，我也一样。她搬动着他，想让他躺得舒服一点，在他弯曲的双膝之间垫了一个枕头，胳膊也这样垫起来了。这也是她做过于百遍的事了。突然他的胃开始痉挛，好像在用力打嗝一样，这样持续了将近一分钟。他的脸，由于窒息痛苦地扭曲着。突然，他的身体开始抽搐。她早有准备，她抱住他的头，不让它撞上床沿儿。终于我听见他吸进了一口气。他又开始呼吸啦。但每喘一口气，他的胃就像打响呃一样跳一下。
我看见他的胳膊、胸口和脸上都浸满了汗水。她在床边上放了一摞毛巾。她开始为他擦汗。然而，这不是平常的汗珠，而是从他体内喷涌而出的淋漓大汗。毛巾很快就湿透了，她一条又一条地不断更换着。这种事她同样也干了许多许多次了。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她的爱意、心痛以及与病魔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