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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他进屋，让他坐。他停顿了一会儿，才开口说话。一种忧郁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就像现在从我身上散发出来一样。
“我出售《圣经》，”他说。
我有点卖弄似的回答说：“在这套房子里，有好几本英文版的《圣经》，包括第一种——约翰·威克利夫的译本。我也有西普里亚诺·德·瓦莱拉的译本，路德的译本——从文学观点讲，这个译本是最蹩脚的——还有一本拉丁文的译本。所以您瞧。”
“我需要的恰恰不是《圣经》。”
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我不仅仅出售《圣经》。我可以给您看一本我在比卡内尔郊外得到的圣书。也许会使您有兴趣。”
他打开衣箱，把书拿出来放在桌上。书为布面八开本，无疑已经转过许多人的手。我仔细观察它，它那异乎寻常的重量使我惊讶。书脊上有这样的字：“圣书”；下面是“孟买”。
“大概是19世纪的，”我指出。
“我不知道，”他说，“我还没有考证过。”
我随手把书翻开。这种文字我不懂，书页都已磨损，排印很差，分成双栏，就像《圣经》那样。文字印得很密、而且按照着诗行的次序。书页的上角有阿拉伯数码。我注意到左首有一页的页码是（大约是）４０５１４，而对面右首的一页却是９９９。我翻过一页；它的页码是个８位数；它上面有幅小小的插图，就像字典上惯常有的那样——用钢笔和墨水画的一只铁锚，仿佛是由一个小学生笨拙的手画的。
就在这时候，这个陌生人说：“仔细看看插图吧，您再也不会看见它了。”
我记下这个地方，合上书，然后立即再翻开来，我一页一页地寻找这幅画有铁锚的插图，再也没有找到。“这似乎是某种印度文的《圣经》译本，是不是？”我说着，以掩饰我的狼狈。
“不是，”他回答说：然后，似乎吐露给我一个秘密似的，压低声音说，“我是在平原外一个市镇上拿一把卢比和一本《圣经》换到这本书的。它的所有人不知道怎么读它。我怀疑他把书中之书看成护符了。他属于最低的种姓，没有一个人，除了其他不可接触的贱民，可以走在他的影子上而不受污染的。他告诉我，他这本书叫做沙之书，因为不论是书还是沙子，都没有开始或者结束。”
这个陌生人叫我找一找第一页。
我把左手放在封面上，试着甩拇指接往衬页，翻开来。毫无用处。我每试一次，总有好几页夹在封面和我的拇指之间。好像它们不断地从书中生长出来。
“现在找一找未一页。”
我又一次失败了。我用一种简直不像是我的声音，勉强咕哝了一句：“不可能这样。”
陌生人仍然压低声音说：“不可能这样，可事实上就是这样。
这本书书页的数目不多不少，是无限的。哪一页也不是第一页，哪一页也不是未一页：我不知道这本书为什么用这种奇怪的方法记数。也许是暗示一个无限系列的段落可以容纳任何数字吧。“
然后。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也许是在空间的任何一点上。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也许是在时间的任何一点上。”
他的理论使我烦恼。“毫无疑问，您是个教徒吧？”我问他。
“是的，我是长老会教徒。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把上帝的教导给那个土著以换取他魔鬼的书的时候，我十分理智地肯定，我并没有欺骗他。”
我叫他放心，他没有什么可以责备自己的。我问他，他是不是正好路过世界的这个部分。他回答说，他打算几天之后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奥克纳群岛的一个苏格兰人。我对他说，我对苏格兰特别有好感，因为我喜欢史蒂文生和休漠②。
“您是想说史蒂文生和罗比·彭斯③吧。”他纠正说。
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继续翻阅着这本无限的书。我假装无所谓地问：“您是打算把这本稀罕的东西送到不列颠博物馆去吧？”
“不。我是来送给您的，”他说，并为这本书要了一个相当高的价钱。
我老老实实地答复说，这样的一个价钱，我是出不起的。我开始想对策；过了一两分钟，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建议来个交换，”我说，“您是拿一把卢比和一本《圣经》换到这本书的。现在我拿我养老金支票上的钱——那是我刚去取来的，还有我的黑体字的威克利夫《圣经》——那是我祖传下来的，这两样跟您换。”
“黑体字的威克利夫《圣经》！”他喃喃他说。
我走进卧室，拿来了钱和《圣经》。他翻阅着这本《圣经》，怀着一个真正的藏书家的热诚研究扉页上的文字。
“这是笔好交易，”他说。
使我奇怪的是，他竟没有讨价还价。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明白，在他走进我家时，就已经决定卖掉这本书了。他数也没数，就收起了钱。
我们谈起了印度，谈起了奥克纳，谈起了一度统治过奥克纳的挪威贵族。那人告辞的时候，天已黑了。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想把这本沙之书放在书架上威克利夫空出来的地方，但是最后我决定把它藏在那套残缺的《一千零一夜》后面。我上了床，却睡不着。凌晨三四点钟，我打开灯。我拿出这本奇书，翻阅它的书页。在有一页上，我看见刻印的一个面具。书页上角有个页码，我已经记不得具体数字了，它们已升到九次方去了。
我不让人看见我的宝贝。在占有它的那种幸福之外，又加上了怕它被窃的恐惧，然后又担心它并非真正是无限的。这两种忧虑，增强了我原来的厌世感。我已经只剩下很少几个朋友了，现在连他们的面也不见了。我成了这本书的囚犯，几乎不再出门。我用一架放大镜研究了它磨损的书脊和封面之后，排除了任何巧妙伪造的可能性。那些小插图，我证实，相距有两千页。我开始在一本笔记本里按字母把它们记下来，不久就记满了。没有一张插图是重复出现的。每到晚上，在我的失眠症允许我断断续续睡着的少量时间里，我都梦见这一本书。
夏季过去了又回来，我逐渐发现这本书是可怕的。用眼睛看着这本书，用手拿着这本书的人，心里却在想我这个人倒不那么可怕，这种情形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梦魇的对象，一件污秽的东西，污辱并沾染了现实本身。
我想到火，但是我怕一本无限的书在燃烧时也许同样是无限的，因而会使这个星球被烟所窒息。我想起在什么地方读到过：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方是森林。退休之前，我在墨西哥街阿根廷国立图书馆工作，那里藏书达９０万册。我知道那里进门右手有一道盘旋的梯子，通向下面的书库，里面放着书籍、地图和刊物。
有一天，我到那里去，躲过了一个管理人员，不去注意离门多高多远，就让这本沙之书消失在地下书库的一个尘封的书架里了。
① 乔治·赫勃特（１５９３－１６３３），英国教士，诗人。
② 大卫·休谟（１７１１－１７７６），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③ 罗比·彭斯（１７５９－１７９６），苏格兰诗人。
《鲨舟》作者：考思布鲁斯
盛宁 译
在纽约市，离联盟广场不远，过去有一家专卖鞭绳练索的商店，店里的照片尽是些脚登高跟皮靴、戴着黑色皮制胸罩的女郎正在捆绑一些身著白衣的姑娘。这里绝没有明显的诲淫。海滨浴场上的女郎身上看不到的部分，她们身上也看不到。因此，店老板不会被指控诲淫而下狱（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西里尔对这里心驰神往。每逢经过东十四街时，他总要在赫·勒·（盖莱克塞）戈尔德的店里逗留，浏览一番最新样品集。我一向认为他会在某时某地利用这些……在他死后，我通过“鲨舟”，遇见陆地人类大量被屠杀的情景，啊！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呢。
浮游生物的春季潮汛到了。格伦维尔船队上的每一个男人、妇女，连同大多数的孩子们都在忙忙碌碌。在大西洋南部二度水域，乃条巨大无比的帆船正破浪前进，船头溅起飞沫。水下也是一片生机。春汛几个星期以来，水面以下的几米，阳光还能透过，使光合作用继续进行。肉眼看不见的抱子迅速变成了微型植物，微型植物被微型动物吞噬掉，微型动物又被一股脑儿地卷进海中魔鬼的血盆大口中。其实，这些海中魔鬼从头到尾也只有十分之一时那么长，肉眼刚刚可以看到。鲱鱼、青鱼、小虾又穷凶极恶地追捕它们，把它们成困地囫囵吞下。这些鱼虾把你眼前百埋碧绿的海面变成了一片融融荡漾的白银。
在银光闪闪的鱼群中，船队斜兜着风，成“之”字形向前行进。每条船把撒在船后的青铜丝鱼网不断收卷上来，从大海中捕捞那白银一般的鱼虾。
格伦维尔号上的船队总指挥在整个汛期就没有阖过眼；他和他的参谋们派快艇去侦察鱼群，研究气象员的字句，分析侦察艇源源不断送来的报告，他们通宵达旦地工作，一清早，就得发出信号。主桅上的信号旗将告诉船长们“船队航线偏右5度”，或者“偏左２度”，或者“船队航线不变”。这些黎明信号将直接关系到全船队１２５万人今后半年的生活。过去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一连串的失算使船队的收成降到维持生活的最低量以下，当然，这种时候并不多。有时，船队发现一些漂泊船，救援时，首批登船去清理人体残骸的男人、妇女都必须是不怕恶心的。那种人类相食的惨状只有在恶梦中才出现。
在整个收获期，７５位船长们也都得经受一番磨难：帆——网方程计算。他们的工作是算出帆上的推力和网的阻力，推力与阻力之差应该同维持船的航线和船位的力的大小正好相等。风速、风向、水温、鲱鱼群的粘着力、船体的光滑程度，每一个变化都得加以考虑。捞获物腌制完毕以后，船长们按照惯例聚集到格伦维尔号上欢宴庆祝一番。
等级就是特权。船长以下的司网、负责操作或维修的。主管食品加工储存的都没有这样的优待。他们只埋头干活，一天２４小时地梳理鱼网，网的一端系在桅杆的缆绳上，另一端用小艇拖出去，让同口朝外张开，然后收卷到船中央的鼓轴上；他们得仔细地用刃器把卡在网上的鲱鱼刮去，不能把网弄破了；一旦发现破损要立即修补；他们一面捕捞，一面将捞获物分别快速加工、蒸干、炼油，贮存在船上食品不易变质的地方，又要注意不能影响船体的平衡，还要防止被孩子们偷吃。海面上的银白色渐渐淡下来，时而露出一块块的绿色，最后终于完全消失了。可是，那些活计还得再延续几个星期。
在整个收获期，许多日常工作都是一成不变的。铁匠、制帆工、木匠、看水工、还有仓库保管员们，他们日复一日地照料着船的某部分机体，翻新、修换，于了一遍又一遍。船无非是那些黄铜、青铜、不锈钢的玩意儿。他们把磷铜线编织到鱼网、缆绳里；索具、桅杆和船体都是金属的。船上的大副每日巡视，他手下的男人、妇女对针尖大小的蚀斑也不放过。针尖大的蚀斑会扩大，一下子就会使整条船沉到海底。每次做礼拜的时候，船上的牧师们都这样提醒大家。一组又一组的油工忙碌着，他们用炼出的鱼油来防止出现那可怕的红颜色的铁锈斑和蓝颜色的铜锈斑。帆布无法保存，天长日久总要磨损，下舱的制毡机就把破旧的帆布剁成纤维，加进海草和鱼胶，搅拌以后又制成新的帆布。
浮游生物的汛期每年两次。格伦维尔船队就在南大西洋上左右舷各１０海里的范围内航行。船队中７５条船，没有一条船有锚。
第２８３次汛期结束后的船长宴会还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左船队１９号船船长迈克比对右船队３０号船船长索尔塔说：“老实说，我真他妈的太累了，我才不希罕再去赴个什么宴会，只是不想叫老头子失望罢了。”
在客厅舱的另一端，总指挥正在接待来客，他装束整齐，一副古铜色的面孔，他已经是８０高龄，却一点也看不出。
索尔塔说：“好好睡上一觉，一切都好了。收成不错，是不是？坏天气不算少哇，差点儿泡汤了，不过也有意思。记得２７６？那次可把我累垮了。真艰苦哇，那是有案可查的。第１５天中午时分，我的前顶帆破了个大口子，快要被风吹跑了，我还得靠它维持南一右舷的平衡呢。怎么办？我捅破了那个胀鼓鼓的大三角帆——等等，让我先说完，否则你会把记录扔到我脸上的——我又把前压舱水打出去。嘿嘿！没问题；前顶帆在１５分钟内换好了。”
迈克比吓得面如土色。“你这样会把网弄丢的！”
“我的气象员完全排除了飓风的可能性。”
“气象员。你会把网弄丢的！”
索尔塔打量着对方。“说一遍算你有口无心，迈克比，说两遍就是出言不逊了。你以为我会拿两万人的性命当儿戏吗！”
迈克比用手在他露出倦容的脸上抹了一把。“对不起，”他说，“我告诉你我已经精疲力尽了。当然，在特殊情况下，那可以是一个安全措施。”他走到舷窗边，看了一眼他自己的船，在格伦维尔号后面长长的梯队中第１９条。索尔塔凝视着他的背影。“丢网”这个词儿出现在许多俗语中，那意味着不可估量的过失。实际上，一条船失去了磷铜丝鱼网，末日将很快来临。也许，你可以用帆布应急，用剩余的索具拼凑出一张网来，但是，那怎么能养活两万人呢，况且，维修用的材料需要的也不见得少。在２４０号汛期以前，格伦维尔船队曾经遇到过一条漂泊船，孩子们至今还在讲述着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船上左右舷值班船员的残存者们，一个个都疯了，各人操着刀棒，那真是一场昏天黑地的厮杀格斗。
索尔塔走进酒巴间，从总指挥的侍者手中接过第一杯酒。一只大铁杯，盛着一种无色的液体，它是从一种发酵的海藻植物中提取的。这种饮料大约含４０度酒精，有一股沁人心脾的碘化物的味道。
他呷了一口，抬头望去，眼睛突然一闪。一个船长打扮的陌生人正在跟总指挥交谈。最近没有人晋升呀！
总指挥看见他，便招呼他过去。他行了个礼，握住老人伸出的手。“索尔塔船长，”总指挥说，“我的最年轻又最莽撞的船长，也是我的最好的捕捞手。索尔塔，这是怀特船队的戴杰兰德船长。”
索尔塔猛地愣住了。他当然知道格伦维尔船队绝不是海上惟一的船队。值班时，他常常看到远处的帆影。他知道在他们北面两度的水域有另外一支船队，在他们以南两度的水域还有一支。实际上，全世界海上人的总人口始终在１０亿８千万上下。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除了航行在格伦维尔旗帜下的１２５万人以外，他还能面对面地看到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
戴杰兰德比他年轻，皮肤晒得黝黑，尖尖的牙齿闪闪发亮。他的制服极其普通又有点古怪。他见索尔塔好奇，便解释说：“这是织的布。怀特船队比格伦维尔晚下水好几十年，那时已经有再生纤维机了，那种纤维可以重新纺线，我们船也装备了。６条船装备了这种机器，另外６条船装备的另一种。我们的帆大概比你们的更耐用些，可是，那些织布机一旦出故障，修起来就费大事儿了。”
总指挥离开了他们。
“我们与你们之间区别很大吗？”索尔塔问。
戴杰兰德说：“咱们之间的区别算不了什么。对陆地人来说，我们是兄弟——血缘兄弟喽。”
“陆地人”这个词儿有点令人不快，更不应该与“血缘”相提并论。显然，他是指住在大陆、岛屿上的人——在生活方式、自尊心和信仰上令人震惊的改弦更张。宪章上的字句在索尔塔脑海中又浮现出来：“……报答海洋与它的恩典……发誓与陆地断绝交往……。”索尔塔１０岁的时候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大陆和岛屿。他的脸上一定露出了沮丧的表情。
“他们将我们置于死地，”外来的船长说。“我们不能再重新适应。我们被撵出来，每人呆在一个或大或小的船队，在大洋里分占两度水域，完全仰赖鲱鱼的多寡，我们之间音信不通。每个人都面临着灾难性的风暴、不景气的收成、鱼网丢失，还有死亡。”
索尔塔觉得戴杰兰德以前一定多次说过同样的话，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下。
总指挥的客人瓮声瓮气地说：“哎，你听这个！”他的宏亮的嗓音充满了整个客厅。通常，他就是提着喇叭筒，隔着二三海里呼喊，补充旗语或者灯光信号的。“哎，听我的！”他喊道，“金枪鱼端上来了——大水手们吃大鱼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