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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一个唯心主义者，我认识到，他也是国家的一个难得的人才。因为，你知道，他懂得罗马文，古罗马文，还有希腊文，古希腊文，那是好比梵文、满文那样的死文字，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人用那样的语言说话了，也几乎没有人用那样的文字书写，就是能读能认能解的人也不多了，而我父亲还会。尽管他在劳改农场呆了20多年，他居然还拾得起来……有关部门很重视他这个专长，正让他带几个学生……不过我当年确实对他太‘左’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左’了，受‘左’的路线、‘左’的思潮影响么！你不知道，1965年年底，劳改部门把我找去了，他们对我说，我父亲劳教期满了，让我把父亲接回家去，我一听就懵了，那怎么行？我多年来一直同他划清界限，不跟他见面，不允许他钻空子用父子情什么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来软化我。再说我母亲已去世了，我们家已经拆散了，我作主把我们家住的房子捐给街道托儿所了，我和弟弟妹妹都不再依赖父母那不干不净的房产过活；对了，我弟弟、妹妹跟我一样，考大学不管原来填的什么志愿，最后都只被师范类院校录取，而且全被分配到中文专业，所以跟我一样全是语文教师，满门语文教师……总之那时候我们都没有结婚，都住学校的集体宿舍，接回我父亲去我也没有地方安置他，劳改部门就说他们可以通知我们学校，让学校为我和父亲专门安排一间宿舍，那不成问题，可我不同意，你想想，我好不容易坚持了那么多年，同我父亲划清界限，现在可倒好，忽然他跟我一块儿住在学校，住在一间屋子里，我怎么受得了？并且你要知道，劳改部门跟我说得很清楚：我父亲尽管劳教期满，但他的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因为他拒不承认自己的右派罪行；你想当时我能接出那么个父亲来一块儿住么？我也实在不懂，他不认右派罪行，那又为什么不继续对他劳教呢？劳改部门就耐心给我解释，说虽然我父亲不认原有的罪行，但他在劳改农场的锅炉房烧火很尽职，又没有新的右派言行，而原来所判的劳教年限确实已到不拟对其加判，所以我作为家属中的最年长者应当将其领出……我坚决拒绝，我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跟他住在同一个屋顶下的那种生活，劳改部门就劝我跟父亲见个面，双方协商一下，看怎么办；我也坚决不肯跟父亲见面，我说我是他儿子那没有办法，但我不愿意同一个顽固的右派分子见面，劳改部门就说那只好安排你父亲在劳改农场实行期满留场就业。我一听就同意，说很好，留场就业很好。当然，他留场就业，我也还要继续肃清他对我的毒害和影响……你看，那时候我有多‘左’！可当时我真是那么想的，我以为那样做是对的……”
四牌楼 第七章
胥保罗讲到这一切时，语气趋向于平淡，你听了却又一次感到震惊，你在心底里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和谅解他当年的那种态度和做法，你可以断定，倘若换了你，你或许也会提醒自己要同父亲的右派罪行划清界限，但你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接出来，住到一处……
你记得那一天天气异常晴朗，金亮的阳光从白杨树上穿出来，撒出无数闪动的“金币”在你们的身上，那些“金币”非常诱人，然而却虚幻不实……
你问胥保罗：“落实政策以后，你父亲见到你，他原谅你了吗？”
胥保罗点头说：“他原谅，全原谅，彻底原谅。我问他：爸，你为什么原谅我？还问他：爸，那些年，连我们儿女都不认你，不要你，政府要放你出来，我们反不容，你在那里面又总不低头认罪，你是靠什么支撑住的？弟弟妹妹又跟他说，你那时候没出来也好，因为如果出来了，半年以后就是‘文革’，劳改农场里的地富反坏右反倒受不到‘红卫兵’的直接冲击，那‘红卫兵’对漂在外头的地富反坏右可是不论什么政策不政策的，有的拖出去就活活给打死。你没出来倒反而保住了……爸爸就说那他也不怕，我们就问：你为什么不怕？你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泰然处之？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我们的吗？你知道吗？”
你设想不出来。
“我爸的回答很简单，他挺直身子，庄严地说——我信上帝！”
你心中有一个大震撼。
……后来你得到了一本《圣经》。
“……你又在写什么新的作品呢？”
年先生的脸庞仿佛从非常遥远的地方又飘了回来，清晰地呈现在餐桌对面。你这才意识到已经上了餐后香槟。你沉浸在回忆之中，完全不知道年先生和胥老师两位老同学、老邻居、老教友已经聊过了一些什么。
你原以为年先生会提及当年的那一天那一回，在他家，你跟他讲过的那个话，你要写一本书，一本挺厚的小说，名叫《阿姐》……然而他根本不提，显然他忘了，甚至于当时他就并没有在意，没有去记，所以也无所谓遗忘……显然他只是朦胧地记得你当年就幻想当一个作家，而且也只是从美国的华文报纸上知道你已经成为了一个作家，他至今仍并未读过你的任何一篇作品，而且今后也不会去读——他太忙，他的心思主要在他的商务活动上。当然，他倒也有跟老同学、老邻居、老教友们聚一聚的兴致，利用几个商务活动的间隙约他们来吃一餐聊一聊。于他来说倒真不失为一种调节神经调剂心理调养精神的妙方。
你知道，年先生这天一早就参加了一个已谈判成功的签约仪式，下午三点还要拜会一个有关部门的头头，晚上则要出席为上午那个成功的项目所举办的一个宴请——是中方掏钱，在新世界饭店，吃潮州菜。
中国人讲究午睡，美国人不午睡，年先生就绝不午睡，他这天把中午十二点半到两点半拿出来与你和胥保罗共进午餐，并重叙旧情。
同时也顺便关注到你们的现状。他就问你又在写什么新的作品。
不知道为什么你仿佛又嗅到一股从旧人字呢大衣上飘散出来的樟脑丸和霉菌混合的气味……
你就说你目前只写一点零碎文字，给报纸副刊和软性杂志投稿，挣一些稿费，以补助生活，“著书都为稻粱谋”，纯粹是卖文为生，有些文章不过是小巧玲珑而已，没什么深意，不过是博读者一笑，当然啦，“卖笑不卖身”……这样的提篮小卖也挣不了多少钱，同胥保罗那样的中学教师一样，现在尽管中学教师也有了种种津贴，如班主任费呀，教研室主任费呀，超钟点费呀……以及从校办工厂的收入中分得一点福利费，归里包堆——北京市民时下的俗话叫“乱七八糟加起来”，终究也没有多少，绝对比不了个体户，更比不了大商人。但是，莫要“笑贫不笑娼”啊，对吧？……
喝了大半杯香槟，你觉得自己的口舌变得油滑了，看见胥保罗一颗灰白头发包住的头颅在微微地点动。
“……不要写《古拉格群岛》那样的玩意儿！”美国人年先生捏着装香槟的倒伞形阔口玻璃杯，用一种指导性的口气对你说。“你看，现在苏联和东欧，官方自己已经把什么都公布出来了，还用作家去写吗？你写，能超过官方自己公布的材料吗？你写不赢的！”
没想到本应“在商会商”的年先生，竟有此种“在商会文”的雅兴和颇为不俗的见解。
哑然。
咖啡送上来了。
同年先生和胥保罗分手后，你决定一路散步着走回家去。
一边顺着王府大街往北边走，一边想：不要写什么？要写什么？怎么连年虔祈先生这位美国商人也来加以指导？这样那样的好意指导实在是太多了……
四牌楼 第七章
实在的，当年你竟然在年虔祈面前对他说，你要写一本书，一本叫《阿姐》的书，你为什么要那么想、那么说？直到今天你也猜不透……
但是你终于成为一个作家，一路写下来了。你要什么？不要什么？该怎样写？不该怎样写？
你有要的，有不要的，有不知道要还是不要的……
你心中有一个定数，变的是展现形式，如2＋2、22、（1＋1）×2、8÷2、
X…4=0……终究变不出那个定数4去，该怎样，不该怎样，你说不清道不明，但你终究总是你……
最要紧的是你不但想写，而且能写；你对自己说，想写能写，那就别犹豫，继续往下写吧！
这么想着，走着，你就渐渐走进了童年时代曾经居住过的那条胡同……
四牌楼 第八章
四牌楼 第八章
二十多年没穿过这条胡同了。
变化不是很大。
夹道的槐树似乎也并没有变粗。想来是童年时我人细，那时的槐树望去便觉很粗。现在我人粗了，槐树虽已增加许多年轮，我望去感觉上却持平。不过槐树是更高了。两边枝叶的密合度更稠了，阳光透过槐树的绿冠丝丝缕缕地泻下来，自行车响着清脆的铃声从身后驶来又擦身而过，白发苍苍的老大妈提着菜篮缓缓地迎面而来。谁家院门边，把门的槐树枝桠上吊着鸟笼，鸟主人——一位干瘦的老大爷坐在小竹椅上，不是仰靠椅背而是直腰垂头地打着瞌睡，椅子边搁着一只沏好花茶的、缠着玻璃丝套子的果酱瓶……
我似乎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童年时代。
不过我不愿意回忆。回忆是个讨厌的东西。我爱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忘却。忘却长得很丑，是个麻子，但麻子其实就是个筛子，他能帮我们恰到好处地筛下那些不必记忆的东西，只留下甜蜜、自豪与无所谓。人不嫌友丑。我拥抱筛子。
……渐渐走拢胡同口，忽然发现一些赤膊男子在施工，一位不赤膊的男子似乎在指挥他们，或者在训斥他们，而三三两两的路人或胡同里的邻居在一旁观望。我走近一看，看出是在修一个存放小轿车的车库，不消说，那是一座新翻修过的小院的组成部分。
我也站住围观，顺便问身边一位老大爷：“哪位首长的宅子？”
“首长？”老大爷白了我一眼，告诉我说。“首长没有自个儿来监工的！是甘木匠的老七，搞个体大发了，烧包儿，摆谱哩！”
甘七？
对，甘木匠，他生了一大堆子女，不仅有甘七，那以后还有甘八、甘九……
我仔细端详那甘七，吃了一惊，活脱脱就是当年的甘木匠啊！只是，当年的甘木匠不曾穿过他那样的T恤；我不由得走上前去，我看出那T恤胸袋上有带双叶的花朵商标。啊，那是法国的大名牌“梦特娇”，倘非水货，那么起码值数百元人民币；他腰上的皮带，金灿灿的金属带头上有兔头标志，那是美国的大名牌“花花公子”，看来当然是正宗货，那就也起码值二三百元人民币……
甘七见我朝他走近，拧着眉毛，警惕地望着我。我则友好地朝他打招呼：“小七！”
甘七退了一步，斜眼上下打量我，问：“你哪位？”
“我当年也住这胡同，咱们两家是邻居啊！你那时候还小，我也不大……我小学时候跟你大姐是同班同学……”
“我大姐？”甘七仍旧很不放心地盯着我，他似乎并不存在过什么大姐。他完全是质问的口吻：“什么大姐？她叫什么？……”
“你大姐不是叫甘福云么？”我热切地说，“那时候她净背着你抱着你，你怎么忘了？”
我期待着他那僵硬的面容软融下来，企盼着他眼中漾出记忆的波环，乃至泛出晶莹的泪花，然而，显然他同那位名叫忘却的朋友关系更瓷，忘却给予他的筛子上简直全是碗大的筛孔，他简直想不起谁曾经有过甘福云这样一个名字……
我在甘七和周围人们诧异的目光中突然抽身离去，我快步走出那条胡同，后悔自己不该一时兴起重新去穿过它那幽长的身躯。然而，我那忘却朋友却突然细密了他的筛网，使我心上有些不算沉重也不算粗大的记忆，滚动在筛网上却怎么也跌落不下，毛毛碜碜的好生难过……
整个50年代，我家都住在那条胡同的35号大院里。那时候，35号大院是部里的几大宿舍院落之一。
那是很大的一所院落。估计在晚清的时候筑成，并非贵族的宅院，所以院门并不堂皇，里面也不按皇家厘定的格局建造。据传是一位富商的私宅，原籍江南，所以除了垂花门以内的四合院，以及围绕那内四合院的若干小偏院和代替院墙的浅进身房舍外，靠东边一大片还有仿江南样式的不算太小的花园，花园里原有太湖石堆砌的小山、月洞门、之形走廊和小轩舍；又据说日本鬼子占据北京时，宅主逃往南方，这院落成为了日本占领军的一所特务机构，因而到我们住进去时，院内的装饰性建筑和花木已被破坏得所剩无多，那花园部分尤其已失去原有光彩，稍能令人有愉快感的，只剩月洞门和一株极大的马樱花树。那马樱花树盛夏时如一柄巨伞，投下大片的阴凉，并且开出一茬又一茬芬芳的马樱花来。开败的马樱花落到地上，并不即刻枯萎，拾起来凑成一把，搁到鼻子底下用那丝状花瓣摩擦鼻孔，可以使你接连打出好些个很香的喷嚏来。
那时部里没有冗员，住进宿舍大院的职工个个生龙活虎，各司其职，不过都是拉家带口的，单身职工另有宿舍，不入此院。那时候似乎并无房荒的问题，那宿舍大院有好几年都并未住满，对入住的职工，总务处大概也有什么级别给什么待遇的某些规定，但大家似乎都采取了够住就行的入住原则，因为刚从供给制转换为薪金制，本来并不多的房租，对一些家里人口多、负担重的职工来说，便成了须精打细算、尽量节省的一项开支。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当今北京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本来可以住三间或四间房的家庭，他自己却只要一间或两间房住，为的是少付房租。
四牌楼 第八章
我父亲算是解放前与地下党合作的进步职员，解放后从重庆调到北京这个国家机关得到信任和重用，父亲当时也不过40出头，已是行政十一级的副局级干部，但我们当时兄弟姐妹五人除大哥已参军、二哥已在东北工作外，其余三人都仍在上学，所以父亲没要总务处安排的内四合院中的五间北房，而主动要了月洞门中原作书房用的三间西房，那时候不讲究什么家具摆设，别说组合柜、沙发没有，记得我阿姐新缝出一件布拉吉，想照镜子看看效果，都是跑到内四合院别人家，借人家大立柜的穿衣镜去满足那简单的欲望的。当然，50年代中期后，我家总算添置了从旧货店买来的大立柜和旧沙发，那是后话。
我家住的那个月洞门里的花园小院，马樱花树的那边，有两间比较低矮的房舍，原是阔人家抚琴清心的小小轩舍，部里作了宿舍用后，将破败的轩舍翻盖成了两间水泥瓦顶的小小平房。那时候，部里的木匠师傅甘大全便自愿选择了那两间平房作为他家的居室。当时，他和老婆以外，已生有七个子女，但他同我父母一样，觉得自己选择的房舍足够一家之用，并且房租上也节约些。我去过他家，回忆起来，似乎也并不怎样的拥挤——外间屋，一个大通铺，睡六位子女，空出来的地方，一张大炕桌，一架碗柜，一些小椅子、小板凳，足可供全家用餐和上学的子女做功课；倘在夏日，用餐都挪到院中马樱花树下，那么，那外间屋便有一半是空的；里间屋，一个大通铺是甘木匠夫妇带着幼子睡觉的地方。另外有一只甘木匠打出来的农村式大躺柜，全家的细软可以尽收于内，你想像一下，便可以明白，甘木匠当时何以并不觉得租用那两间平房有什么委屈之感。
人的空间感和空间占有欲，确是随着时代变化的。
我那时觉得甘木匠是一座塔。其实当年的甘木匠还不到40岁，我却以为他是位老大爷。也许甘木匠身高不过只有一米七几，我印象中的他那是必须仰望的。他总胡子拉碴的，不仅是络腮胡，有时候，他那微凹的腮窝上也布满长长的胡须，如果他剃一点胡须，那就只剃腮上的部分；他一年四季里除了冬季，似乎三季里上身都仅穿一件中式的无袖无领的白布小褂，前后两部分中间只用若干布条相连，前面用中式纽襻系合；他的胳膊似乎特别长，稍一弯曲，上膊的肱二头肌便鼓起老高，仿佛皮下蜷伏着一只松鼠；尽管他总在露天里干活，但他皮肤不黑，甚至相当白净。有时候他看上去皮肤发黄发暗，我妈妈看见就说甘木匠又病了，准给他送药去。
我妈妈弄得清他那一串子女谁比谁大，谁是哥哥谁是妹妹，我却只清楚老大是个姑娘，叫甘福云。因为我俩在小学一直同班，而且常常在排座位时排成同桌——很长时间里，我的身高总与她持平；甘福云比我大一岁，我妈妈告诉我的，对此我很不服气，但这件事是不能通过，比如说发奋或竞争加以改变的，对此我只能抱恨终生。
和甘福云同座是很倒霉的。往往已经开始上头一节课，她却还没到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