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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伯母出现了。是一位看上去相当年轻、体态丰腴、面庞秀美、声调娇嗲的江南妇女，穿着一身在当时街上已绝对少见的旗袍，烫着式样别致的发型，一见是他便满脸堆笑，客客气气地说：“啊，蒋盈海，你好，你取东西来吗？好好，你自己去爷爷屋里取吧……你崔伯伯又出国去了……我也正忙哩……你自己取去吧！”
他知道，这位崔伯母比崔伯伯大约要小20岁，是崔伯伯的二房妻子。崔伯伯的原配是家里包办的，他们也曾一起生活过，也曾生下子女，不过崔伯伯在解放前夕就公开地娶下了现在这位崔伯母——据说这位崔伯母的父亲，就是她从门外迎进他以后，对他提及的那个“爷爷”，当年曾当过崔伯伯所在的公司的一个小职员，在那期间崔伯伯发现了现在这位崔伯母并爱上了她——后来解放了，崔伯伯被调到北京委以重任，他便带上现在这位崔伯母来北京上任，但并未同那头一个妻子离婚，他每月按时给那发妻汇去生活费，剩下的钱便几乎悉数交给眼前的这个妻子，这位崔伯母同他又生下了两子一女，因而，他听自己的父亲同母亲私下议论过：“莫看那崔三（崔伯伯在同辈亲友间的绰号）如今薪水高，两处一分，剩下的也就不多了；再说那‘茉莉花’（崔伯伯第二个妻子的绰号）比他小那么多，不能不为自己后路着想，手里把钱捏得紧紧的，所以除了吃宴会，那崔三在家里吃得好清淡！那天我和莫四（另一位父亲朋友莫伯伯的绰号）在他家打戳牌（一种三个人对打的叶子牌），末后他留我们吃饭，你猜吃的什么？一盘没有几片肉的炒扁豆，一锅没多少油水的冬瓜汤，一碟子炸花生米。据说还是为了招待我们喝酒额外添加的……所以崔三现在老来俏，原来一个大胖子，如今苗条了哩！所以他总潮得慌（就是缺少油水），总愿意到我们家来打牙祭，吃你做的香香哩！就光你那卤肉，他就恨不能空口吃上一大盘！……”
他记得，那天他往那崔爷爷屋里找他寄存的箱子取毛衣时，心里头便活现着父母亲的这类议论，以及关于崔伯伯本人的种种印象……那崔爷爷是个猥琐的、矮小的南方老头儿，在屋里居然穿着那时候街上已绝对看不到的长布袍，头上戴着一顶旧的家织毛线帽，见他进了屋很受惊的样子，他便含混地点头施礼，他不愿叫那老头儿爷爷，因为其实那老头儿比崔伯伯大不了多少，比父亲更只大个五六岁，他凭什么要屈居于那个只有七八岁的小男孩的辈分，那么样地叫他？更何况即使顺那个逻辑也只该叫“外公”或“姥爷”，凭什么要叫“爷爷”？……
四牌楼 第十三章
他记得，在那个单元里最小的一间屋子里，他同那个老头儿都很尴尬，因为尽管崔伯伯和那位年轻的崔伯母的客厅和卧室布置得相当漂亮，而这间小屋子分明只是个储藏室，一切都简陋不说，还显得格外狭窄拥挤，老头儿除了一张木板床，还有一只旧藤椅，此外就是从地面一直往上几乎要堆及天花板的两摞箱笼……他很扫兴地发现他那口寄存的箱子已不在浮面上，而被压在了另外三只崔家的箱子下，“寄人篱下”这个成语的全部内涵生动地充溢于他的心间。他手忙脚乱，简直是有点粗暴地挪开了那压在上面的三只箱子，又几乎可以说是气急败坏地取出了自己的毛衣……
他记得，正当他穿妥毛衣向崔伯母告别，崔伯母正虚伪地堆出一脸笑容对他说：“吃了晚饭再走好啦……”却又有人敲门，崔伯母满脸疑惑地打开门，崔伯母吃了一惊，他更莫名惊诧。
门外是二哥。
……原来二哥上午到了北京，先去了部里，中午到阿姐那里吃过饭，又到大学里找他，没找到，便又到这里来找崔伯伯——出现了一桩大喜事，北京这边决定把二哥调来，到他们那个行业的一所干部进修学校任教！崔伯伯既是这个行业的技术权威，在部里又威高言重，二哥在办理有关手续的过程中，害怕“夜长梦多”，中途生变，因而赶着来拜望崔伯伯，也是希望崔伯伯再给部里有关领导打个电话，加以巩固的意思……没想到兄弟竟相逢在别人家中！
“咦呀，是盈工呀！好一个英俊小生！你运气不好！你崔伯伯偏偏出国了哩！”崔伯母自然早就见过二哥。当年父母在北京时，二哥不仅随父母来过崔家，崔伯伯也曾带上崔伯母到过他们家，遇上过出差在京的二哥……
崔伯母固留二哥和他吃晚饭。他当时没有往深里探究过，为什么崔伯母留他吃饭时，那表情是十分勉强的故作热情，而留二哥吃饭时那表情至少透露着七分真诚……
那天他们哥俩没有留下吃饭。因为他告诉二哥，他已买好了电影票，并已同沈锡梅表姐电话约定，在首都电影院门口集合，一起看苏联的彩色宽银幕电影《红帆》。二哥愿意跟他一起去首都电影院，如果临时买不到票，就在门口等一张退票。同时听说崔伯伯不在国内，是在热带的一个友好国家里主持一桩援外工程，短时间也回不来，所以留在崔家吃饭也无意义。
……那年轻的崔伯母只比二哥大个一两岁，他后来听二哥说过，去得多了，混熟了，崔伯母有时就同二哥开开玩笑，有好几次把一只绵软软的拳头捶到二哥脊背上，用一种长辈对小辈的口气，似乎是责备似的说：“好个盈工，吃得介胖！该死！”……二哥说到那儿总停住不再往下说，他那时也年过二十了，便意会出一种什么滋味，于是两兄弟便相视怪笑；他有时同二哥一块儿散步，兴致上来，就也捶击二哥脊背一下，学着那嗲腔嗲调说：“吃得介胖！该死！”二哥便笑得喘不过气来……
……他记得，那天到了首都电影院门前，锡梅姐一见二哥竟随着他从天而降，脸就又渐次地红了——为什么锡梅姐那张左右不怎么对称的脸庞红起来时总是明显地呈现出一层层一晕晕增深的状态？那种生理现象是什么心理结构的效应？……锡梅姐立即结结巴巴地表态说她就不看了，让他们两兄弟进去看，“因为……你们看完了好摆啊……”二哥就说大家都看，等一张退票吧，看完了大家一同到电影院旁边的高台阶饭馆吃点东西——那饭馆他和二哥多次光顾，可总不记得名字，只记得门口有很高的台阶——但那天退票很难等，电影院门口以至老远的人行道上就有些人伸出提着钱的手嘴里不住地说：“谁有票？谁有票？……”他就把票给了二哥，让二哥和锡梅姐进去看，锡梅姐有点惊惶，转动着头颅，仿佛在寻找一面镜子，用手托托眼镜架，又低头望望自己衣襟，喃喃地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看我今天……也顾不上……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他当时觉得很好笑，不是进去看电影吗？难道有谁要看她吗？
……后来还是二哥和锡梅姐去看了那部叫《红帆》的电影。他一个人步行了好长一段路，边走边想，锡梅姐不再去剧场看京戏，而改为频频进电影院看电影，是偶然的吗？并且锡梅姐不再让他给借《舞台生活四十年》一类的书，而改让他给借乔治·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以及《苏联电影剧本选》一类的书，在见到他时，又似乎总试图同他“摆一摆电影”。比如问他，那个苏联电影《海之歌》，一点儿故事也没有，“乱七八糟的”（说出这句话锡梅姐马上后悔，又改说成“东一段西一段的”），究竟好在哪里呢？他倒能耐心地给锡梅姐讲上一气，但有一回是同在阿姐家聊天，锡梅姐试图同阿姐摆一摆刚看过的国产片《冬梅》，谁知刚开了个头，阿姐便极为不屑地说：“什么冬梅夏梅，我现在不看电影，像二哥、小哥他们那样天天靠看电影吃饭，有个什么意思？年龄都那么大了，还不赶紧找个人结婚，瞎胡混！”锡梅姐的脸立即一个层次又一个层次地红涨起来，当时他只觉得是锡梅姐想到了自己那与小哥相仿的年龄，她也那么大了，又是个女的，还没结婚，不更是瞎胡混吗？但后来他就意识到，锡梅姐的难堪似乎还另有更深层的因素……
四牌楼 第十三章
二哥调到北京以后，请假去了趟张家口，看望父母。
二哥从张家口回来以后，断断续续向他讲到一些情况。
父母在张家口那所军事学院中过得不错。尽管张家口地区一般居民的生活远比北京艰苦和单调，然而学院自成体系，占地颇巨的学院围墙里是一个与北京郊区部队大院相仿的特殊环境，父母住的是单元楼，吃粮和副食供应上都有特殊照顾，因而不必为他们的生活担忧。父亲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上，深得学员们喜爱。母亲把家务操持得比在北京更井井有条。而渐渐长大、聪明伶俐的蒋唱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但父亲却一反前几年对大哥的好感，重又复归于对这个从幼年起就不断给他招惹麻烦的长子的厌恶乃至于痛恨。
二哥自然一直保持着同大哥的通信，并且自然与大哥有更多的交流。据二哥透露，大哥在部队久久不能入党，使大哥的自尊心大大受挫。大哥在部队实在是极其努力，他的口才、文才，以及敏捷而大胆的思路，也深得某几位首长看重，几次借到军区宣传部参加一些很光荣的任务，但却总不能正式调入军区有关部门，因为他总解决不了入党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有一回大哥所在部队的一位党的领导忍不住透露给大哥：他们外调了父亲的情况，知道父亲在反右运动中有错误言论，开过中型会议批判，但最后没有定为右派，只由组织内控，即属于“内控右派”，不告诉本人，只要本人没有新的右派言论和行为，也不影响一般性使用，可继续发挥其专长……这样的一种情况，决定了大哥即使本人再加努力，也很难被吸收入党。大哥听了大为震惊，便忍不住写信告诉了二哥，二哥到了张家口，有一天当父亲抱怨“老大死不争气，这么多年连党都入不了”时，便忍不住向父亲做了解释，并问：“爸，你真的被定成内控右派了吗？你真的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也没察觉吗？”据二哥说，父亲当时先是一愣，紧接着就暴怒地用手把桌上的烟灰缸一下子扫到水泥地板上，跳起来恨恨地说：“好呀好呀，死不争气，自己入不了党，还污赖老子！我是坚决不认他这个儿子了！荒唐！荒谬！岂有此理！”吓得母亲从厨房里提着锅铲出来，不知道陡然降临了什么祸事，而还完全不解事的蒋唱便“哇”地哭了起来，跑过去使劲抱住爷爷的双腿……
二哥后来非常后悔。他再长大些后也很埋怨二哥。二哥原是最孝顺父母的，从小长大到那一回以前几乎从未让父母生过哪怕是小小的一点气，然后那一天他却猛地在父亲心上划下了一道又深又长的伤痕！
……到了那军事院校后，父亲原是心情舒畅的，他很满意组织上给他安排的那个角色，并且自己也很积极地投入那个角色。父亲在反右运动以前因为真诚地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加入共产党，因此没有像钟先生那样去刻意地塑造自己，但他后来加入了“民革”（即一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那原因一是单位里的“民革”头头动员他，二是他觉得自己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又到广州积极投入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与廖仲恺、何香凝等都有过从，因此自己加入“民革”颇顺理成章；在反右运动的引发阶段大鸣大放中，他正是因为参加了“民革”，才在一个“民革”的“神仙会”上出于“响应党的号召”，又碍于主持者一再点名动员，才发了一个言，那言论从后来反右运动所竖立起的坐标来衡量，定性为中右是一点也不冤枉的——他在歌颂了共产党的廉洁以后，却举出一些例子，用新旧海关对比，说新海关的一些干部实在外行，不像旧海关人人都得精通业务才混得下去……后来那“民革”头头及另外几个人都划成了右派，在批判斗争那几个右派分子的会上，也组织了几个涉及到他的错误言论的批判发言，钟先生的发言火力最猛。据说发言中因为激动，拍了一下桌子，竟使得小手指骨裂，后来治疗了好久才终于复原；父亲自己也在会上对自己险些被右派分子利用、客观上攻击了党作了自我批判……反右运动过去以后父亲除了不再担任副处长，改任谁也不领导而且工作内容颇为机动的专员，但待遇不变，因而他自己并不觉得入了什么“另册”，后来调到军事院校任教，发挥他那经旧海关多年外班工作练就的英语口语专长，也很得心应手，他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跟着共产党走，并且也得到共产党信用的“民主人士”，他在张家口生活得比在北京更心态平静、富有生气，虽然张家口没有西餐馆，不能满足他那吃西餐的口腹之欲，但母亲即使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中、条件下，有时也能给他弄出西式的炸牛排、奶油鱼、土豆青菜沙拉吃，加上又有孙女儿在膝下承欢，那简直有一种足称幸福的感觉……
四牌楼 第十三章
然而二哥却给父亲带去了那样一个可怕的信息！他不相信、不承认，并且不愿想像他的档案上有那样一种不仅令他自己，而且也令子女羞耻的印迹，他断定那是大哥因为久久不能入党，而造出的一个谣言，由此他对大哥恨之入骨，并且再不给大哥大嫂复信，凡去信都一律由母亲来写……
他从未向父亲坦诚地谈过这一段公案。父亲真的能通过断定大哥造谣和怨恨大哥，扫除他心中的阴影吗？他记得，那已是接近“文革”的一个假期，他那时已然从师范学院毕业并已分配到市区一所中学任教，他趁假期到张家口去看望父母，本来一切都很正常，忽然有一天母亲笑吟吟地从食堂回到所住的单元里说：“……人家催乔芝芸和我们家去领苹果哩，盈海你快拿个筐陪我去提……”那本是一桩很平常的事，学院经常在食堂分发给各家一些作为福利补助的“进口货”，大概是父母那座楼里别的家都已闻讯领过了，只有那个叫乔芝芸的和父亲家还没有去领，因而食堂的人见到去买馒头的母亲便顺便作了那样的嘱咐；谁知父亲一听这话便陡然从躺椅上跳起来，将手中的一本英语语法书往地上一掼，脸红脖子粗地吼：“什么？让乔芝芸和我们去领？！不要！不要！！不要！！！”把母亲和他吓了一跳，幸好蒋唱当时到楼下找小朋友玩耍去了，否则一定又要被吓得“哇”地哭出声来……
后来他弄清楚了，那个叫乔芝芸的是一个年龄已近50的妇女，他见过，望去尽管憔悴，却依稀可见当年的美貌。据说解放前是一张什么报纸的记者，解放后又一度在一张民主党派办的报纸继续当记者，反右运动时因有大量右派言行被划为了类别最为严重的右派分子，而且在大批右派分子都已摘了帽子之后，她居然还未被宣布摘帽，经过一番下放劳动改造以后，那所军事院校也通过有关部门把她调去当了一个外语教师，据说她掌握一门在当年显得相当偏僻的外语，好像是葡萄牙语什么的；在二哥透露大哥信函中的“秘密”前，父亲对乔芝芸的存在，本来是无所谓的，他懂得那体现着共产党胸怀的朗阔：一个政治上如此反动的尚未摘帽的右派，只要她有一技之长，甚至也可以调到部队的学院里来教课；只要自己和家人少同那姓乔的接触，便不会惹来什么麻烦。他分析，一定是二哥那次不慎在父亲心上划出了伤口以后，父亲便对姓乔的敏感起来，并且一定产生过某些联想，某些疑惑，果然，那天食堂里的人一定是非常偶然地为分发苹果的事将乔芝芸和父母家并提，父亲便仿佛有人将手指探进了他那无形而又无法向别人——即使是母亲——袒示的伤口，顿时暴跳如雷，最后竟语无伦次……
二哥确实很为无意中伤害了父亲后悔。但二哥出差去了一趟广州，并在那里同恰好也到广州出差的大哥相会进行了畅谈，回来后就又跟他透露说，大哥的入党难，不仅在于父亲的那个“内控”问题，也更在于他自己——他那一年因为父亲摔掉面碗赌气一跺脚离家出走以后，经历很复杂，据二哥的分析，那一段参军以前的经历，其实他本不必那么详尽地向组织上交代，因为究其实他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流浪青年，并没有什么真正称得上是革命或反革命的政治行为，不详细交代也并不算隐瞒了什么，结果他一详细交代，就使组织上感到他个人历史也实在复杂，而他那些经历又无从去调查确证……
……原来那一年大哥离家出走以后，到一艘轮船上当了一个水手，乘那船驶抵了上海；在上海他不愿再干水手，便到一家高档饭店当了一个侍应生，在当侍应生阶段，他颇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