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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的骨干力量是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给国家、省区和地方行政部门提供了人才基础。王朝的上升或衰落，差不多就是帝国官僚队伍的完美或残缺。一个人，只要通过了科举考试，成了国家公务员，并通过这一体制登上了官员的阶梯，他们就获得了顶戴花翎以及其他显示其应得特权的身份标记。在一个对过去年代顶礼膜拜的文化中，人们对一位白头祖父的期望，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地位传给年轻的一代。
不可避免，有许多人名落孙山；而另外也有一些人不屑于接受这一制度，拒绝入瓮，名士就是来自于这一阶层。他们自行其是，追求道德和智力的尽善尽美，并引以为傲。除了少数特定的场合，他们拒绝为政府服务，并且相信自己通过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国问题而履行了相当重要的社会职责。有些名士是阔人，能够把信徒们养在自己办的学堂里，但大多数名士所拥有的不过是智力和才能，只能依靠有钱的资助人维持生计。他们被按照官僚机构中的对等角色严格培养，将他们非正统的意见和横议闲谈传达给更高一级的权威人士，坚持不懈地向当局通报异议、流言和阴谋。不难预料，处在这样一种境遇之下，名士阶层中难免充斥着窥视者和告密者。
名士阶层还是一个亚文化群体，其中有不少野性未驯的学者、漠视（或故意破坏）规则的离经叛道者。这些人就是所谓的“野狐禅”。在中国，这一术语暗指那些反常、淘气和神奇的人物。像这样的家伙，离所谓的“狐仙”不过一步之遥。而“狐仙”，则是一种神奇的魔物，变幻莫测，随意赋形，来无影，去无踪。
前10年，名士们还满足于一边喝着小酒、吃着面疙瘩，一边讨论问题。打从被日本战败以后，他们当中那些胆子更大的家伙，就开始将他们的意见以上书的方式呈递给那些可以接近皇上的官员。他们的观点不仅仅是说满清政府应当有所应对，而是必须改革。像铁帽子这样的旧势力应当滚蛋，令人窒息的科举考试必须废除，中国必须警醒自强，在世界上取得自己应有的位置。这就好像呼吁梵蒂冈要任命女人为牧师并鼓励避孕一样。胆子更大的名士甚至提出更激烈的建议：中国应该效法日本的模式，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并且，应该邀请那些可恶的日本人来说明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为了让改革的观点看上去更美妙宜人，那些更谨慎的名士则在他们的空谈中植入一段温和的节目，说什么社会道德规范仍将保留其恰当的位置，中国只不过是借用西方科学、技术和经济学的某些强国方略而已。这只是一些含糊不清的宣言，经过几百年严格僵化的思想控制之后，还没有一个人为那些提案将会激起的恐惧和愤怒做好准备，就更不要说将有无数人头要为之落地了。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52节 野狐禅（2）
不管他们受过怎样的古典教育，而且许多时候还很显赫，但名士和野狐禅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满洲人一直把他们当作危险分子看待。满清王朝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和政治联盟（用别人的钱买来的）之上的，在意外地获得对中华帝国的控制之后，他们便通过屠杀抵抗势力来保住自己的位子，通过政治迫害和虐杀异己来强化自己的统治。在洗刷掉逗留不去的马汗气味之后，满洲人便借来儒家美德的斗篷披在自己的身上，并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文化的救星，这一文化的火种早已被明朝皇帝的腐化堕落给熄灭了（他们是这样说的）。从此以后，那些胆敢批评满清政府的读书人全都被残忍地清除，他们的后代和亲属被斩首，他们祖先的牌位被焚毁。儒家体系被满洲人改造成一种毫无实质内容的礼仪风度的训练，儒家理念的实践演变成了一种残留的宗教仪式。违背礼仪（而不是违背古代圣贤的思想）将受到死亡的处罚。
对待读书人不耐烦，在中国倒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第一位皇帝就曾扯过一个读书人的帽子并朝里面撒尿，以此来显示他对此辈的蔑视。但满洲人将儒教从一种伦理道德规范转变成了一种思想控制系统。官方打着荟集伟大艺术作品的幌子，定期检查学者们撰写的历史和文学著作，其真实的意图不过是要筛选出危险的或不合意的作品，然后予以焚毁。在雍正和乾隆时代，知识尤其危险，这两位皇上都热心于搞大规模的对知识分子的审查和活体解剖。伟大的“艺术守护神”乾隆，销毁过大约2；600种图书。打这以后，中国学者便学会了主动避开诸如政治、经济这样的危险主题，一头扎进了枯燥的文本批评和语言学研究之中，乐此不疲。满洲人的焚书工作和政治迫害，到了1890年代依然热火朝天，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一种冷酷无情的制度。
名士们并没有什么本钱来挑战者一制度。在中国作者的笔下，名士都是一些智力超群、倾向于琐碎闲辞和纵情声色的家伙。在他们没有忙于吟诗诵赋或者在觥筹交错之间讨论儒学优点的时候，他们时常登上花船、出入妓院和戏园子。戏园中的一天通常从中午开始，深夜之前不会结束。在笙箫锣鼓的伴奏之下，演员们昂首阔步、神气十足，咿哩哇啦的京剧假声余音绕梁，这会儿，听众们喝着茶、嗑着瓜子、啃着油炸的西瓜皮。女性角色由年轻的男人扮演，他们在舞台上踮着脚尖，模仿莲足少女的优雅姿态，轻移莲步，摇风摆柳，款款而行。
虽说他们有着诸如此类轻佻的嗜好，但名士当中也还是有一些诚实的人，他们把光绪皇帝视为中国的希望。坚持把自己和那些机会主义者、利己主义者区别开来。他们当中，最聒噪也最冒失的，要算是野狐禅康有为了，正是此人率先发动了对慈禧的恶意诽谤。
康有为是广东人，他的父亲在他10岁的时候死于肺结核，将他的教育留给了他的曾祖父——一个教书先生和小官吏。这孩子打小就显示了在议论争辩和自吹自擂方面的非凡才能。家里唯一显贵的先人是他的一位曾叔祖，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担任过很短时间的广西代理巡抚。1860年代中期，这位曾叔祖回到了祖居的乡村，并在自家的乡村别墅里为自己建了一间很大的藏书楼和一处很宽敞的花园，他在那儿招待朋友们。小康有为就在这些房子的周围嬉戏玩耍，他的早慧和装腔作势的样子使他成了这帮老人的玩具。他模仿他们的言行举止和温文尔雅的样子，以及他们高傲的风度。作为对这个孩子的酬赏，他们恭维他，说他命中注定就是一个孔子那样的大圣人。
糟糕的是，他对这些鬼话竟信以为真。他变得越来越懒散、执拗，行为乖张，以至于当地人都认为他是个神经病。他渴望引人注目，于是，为了让自己恶名昭彰，他开始干一些违反本地习俗的勾当。
康有为逐渐长成了一个圆脸小汤团，撅起的双唇夹在两撇小胡子之间，踌躇满志的样子尤为突出。他说自己在11岁的时候就已经“能指挥人事”。他认为老天爷将一件重要的历史使命托付给了他。他告诉别人，自己出生的时候“中夜，红火入于室，则余诞矣。”
一位认识并钦佩他的传记作者承认：“虚心和谦逊……并不是他的长处。……他神出鬼没，思维却不混乱，对于别人所持有的不同观点，他很少给予过认真的关注。”康有为狂妄地自视为勇敢的改革者，其实他不过是个剥削者，时刻准备利用其他人的观点为自己赚取名声。
19岁那年，他第一次有机会参加乡试，可惜名落孙山。在接下来的11年里，他浪游天下，首先去了香港，在那儿，他为自己所看到的感到惊讶：“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5他的下一站是上海。
康有为虽说有些虚荣，倒并不是个假正经。他欣赏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也懂得享乐。除了乡下老婆之外，他后来还娶了两房小妾，其中一个17岁，是在他15岁的时候买来的。摘拾五花八门的西方理念，他梦想着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恋爱的乌托邦：“所有人都能自由发泄他们性的欲望。……他们也可以享受同性关系的乐趣。……只要不是因为强迫，没有理由禁止这种关系。”1882年，他去了北京，在那儿他遭受了第一次科举考试的失败。在经过6年的“发奋自励”之后，1888年，在他30岁的时候重返北京，再一次坐到了考试场里。他又失败了。不过这一回，他为了结识京城名士和他们富有的赞助人，倒是奔走了不少地方，这些人当中包括皇帝的两位师傅：翁同龢和李鸿藻。对于这个任性的年轻人来说，这两位极端保守分子倒是颇有几分神秘。
对于北京城的波希米亚黑社会来说，康有为是一个新来者，一个观点古怪的局外人，不过他很快就要登台演出了。当他走到这一令人兴奋的环境的外围时，他认识到：它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领导成员的瞬间闪光、耀眼的外表和个人的大胆厚颜。康有为下决心要把自己改造成这样一个人，靠自己的力量攀上政治舞台。一开始，他就给太后和光绪皇帝写了一篇奏折，他正告他们：一场危机正在到来，有必要制止对政府权力的滥用。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文字内容，这篇奏折都非原创，康有为只不过是把一位御史朋友所写的一篇奏折改写了一遍。有了这个开头，剽窃从此就成了他终生的习惯。然而没有赞助人，也就没有路子呈递他的奏折，于是他就把它收了起来，以准备在多年之后再把它发掘出来，塞进自传里充作他早年参与维新运动的“物证”。
虽然康有为喜欢自视为天生的名士领袖，但在京城名士们看来，他既不是个严肃的学者，也不是个有独创性的天才，只是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既然首都的知识阶层并不看重他，康有为只好悻悻地回了广东，在那儿，他加入了一个由本地学者所组成的小圈子，他们终日高谈阔论，讨论儒家经典。通过一些他从北京和上海偷听来的异端学说，康有为得到了其他人的拥护。这使他看上去有些另类，像个先锋派。就这样，他开始在少数几个省份拥有了追随者。康有为以他一贯的夸张手法宣称他们这儿是个“学堂”，而他自己就是“圣师”。
在他的“学生”当中，有一位聪明的年轻记者，名叫梁启超，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可惜缺乏装模作样、夸饰炫耀的功夫，因此没能让自己飞黄腾达，只好投到康圣人的门下。康有为的弟子们齐心协力，在此前几百年的笔记杂谈中翻箱倒柜、细加搜检，撰写了一篇题目古怪的论文。最后，在1891年，康有为以自己的名义推出了一篇论文，那是从弟子们的作品中剽窃来的。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如今的大学教授，也可以出版一本以他的研究生的论文为基础的专著，连一声谢谢都不用说。这本书的题目叫做《新学伪经考》，讨论的是：儒学的最初的文本在孔圣人去世几百年后遭人篡改，为的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这一论点的提出，快有好几百年了，一点也不新鲜。但在满清思想警察的管制之下，这一问题的争论受到了遏制，从前的讨论差不多被人们忘掉了。如今把它拎出来，掸掸上面的灰尘，然后当作自己的原创观点予以宣布，康有为在此所表现出来的狡猾，后来被他故伎重演。几年之后，他也是这样翻出一千多年前关于“凶残的”武则天的那些“秘史”之类的色情作品，掸掸上面的灰尘，充作诽谤慈禧的灵感来源。
在一次关于远古的知识学问是如何纯粹的讲座活动中，康有为重申了儒学文本所遭受的篡改是如何令人吃惊的陈词滥调。他的主要贡献是：他把那些名士们通常只在内部讨论的观点拿出来公开发表。像原教旨主义基督徒或穆斯林一样，激烈的儒家士子也愿意相信：那些典籍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可靠的。对于其他方面的意见，他们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头脑。
康有为的论文点燃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倒不是因为它说了什么，而是人们在如何说它。他毫不客气地宣称：拯救中国的办法，就藏在他自己对于来自“未经篡改”原文的圣人的阐释之中。在他最新获得的恶名中，有一个是那位堪称儒家舞蹈大师、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所授予的“经家野狐禅”的称号。康有为诽谤性的论文引起了最高当局的关注。名士的保护人不得不插手此事，以保护他免受惩罚，尽管印刷这本小册子的印版已经被下令销毁。恶名很快就给他带来了声望，以及进入令人垂涎的名士阶层的入场券。
但这些对他通过科举考试却毫无帮助。1894年，他再次坐到了考场上，又失败了。第二年春天，他回到北京，作最后的一搏。这一回，总算勉强通过。从此以后，他就一直吹嘘自己其实在第一次就够了分数线。不过，最后却只授了一个小小的工部主事，这未免使得他拙劣的炫耀要大受限制。他对这个职位不屑一顾，甚至懒得到任，正如他后来在自传中所写的：“未能为五斗折腰，故不到署。”6
中日战争将他从尴尬的现实中打捞了出来。举人士子一致反对由日本人口授的和谈条款，条陈奏折交章叠上，力图阻止最高当局接受这些条款。有些条陈被直接呈递给了光绪皇帝。后来，康有为声称（这不是真的）：在这场抗议中，他是个积极分子。他唯一的资本就是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其实也不过是再一次驮运别人的作品罢了。他打算把这篇文章呈给皇上，却遭到了那些官僚主义者的拒绝，他原本指望能够通过这条线上达天听。尽管如此，康圣人却自掏腰包，通过上海一家空头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刷了好几万份。销路还真不错，而且没费什么力气就赢得了维新运动的认可。康圣人大受鼓舞，便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修订，这一回在谈到战后重建条款时措辞更谨慎了一些。他像个应声虫样重复别人的话说：中国必须改进其军事能力，集中其货币和银行系统，扩张其铁路和航运业，开展采矿业，组织邮政业。在北京，他的条陈被皇帝作为作为评注加进了连篇累牍的奏折中，从而在各省大员中广为流传。巡抚们对康有为的文章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但他还是尝到了荣誉的滋味。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53节 野狐禅（3）
在1898年年底之前，康有为还从未攻击过太后，但他后来却宣称自己从头到尾就是慈禧坚定的批评者。举个例子吧，他曾经写道：正是慈禧在太监总管李莲英的影响下强迫光绪同意了日本人的谈判条款：“太后一直对李莲英言听计从，因此轻易同意了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没人质疑这样荒谬的陈述，所以最后也成了康有为指控太后的罪状之一。
为了吸引到更多的关注，他加入了一个当时势头正旺的维新讨论学会，并去了上海，打算组织一个自己能够占支配地位的省级分部。他的追随者们出版了一份报纸，康有为坚持将报纸所使用的日期定为2737年（从孔子去世之年开始计算），以取代光绪皇帝的年号。这种对既定习俗的违背被认为是蓄意攻击，简直就是谋反。于是，北京和上海的协会均被解散。这一次小小的迫害，是康有为迄今为止（在他开始攻击太后的两年多之前）所获得的全部。但现如今，他已经自视为一个教派领袖，一个自封的圣人。他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正在忙着对中国历史和儒家伦理进行一次不朽的重估。
1897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孔子改制考》的书，书中，他倔强地认为：孔子所偏爱的并不是现状（原文为拉丁文），而是变革，这是必然的。批评家们想知道的是：康有为到底是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野狐禅”、一个按自己的准则行事的天才，或者，仅仅是一个为了拼命提升自己而利用别人的观点以耸动视听的推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