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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份密诏是件假货，那么它很可能是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伪造的，追溯9月14日密诏发出和18日早晨送达康有为，到在改革家们的棺材钉上决定性的一颗钉子，再到迫使铁帽子们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也许可以看出蛛丝马迹。在中国，伪造是一门古老而神圣的手艺，许多翰林学者都受过模仿皇帝书法的专门训练，为的是替皇上准备新年的祝词和恩赏。李鸿章开始猛烈反击所需要的就是“证据”，用以证明革新家们确实在阴谋筹划一场军事政变，至于有没有日本人、英国人帮忙，倒无关宏旨。圣人孙子最著名的诡计就是用伪造的信息激怒敌人贸然行动。就这份光绪求助密诏来说，假的也罢，真的也罢，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在维新派当中，有李鸿章的密探，他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来传递这份伪造的求助密诏。谭嗣同已经好几天没见着光绪了，因为光绪到颐和园去看望他的姨妈去了，回紫禁城不过是为了秘密会晤伊藤博文。因此，谭嗣同没有办法验证密信的真伪，除非他准备等待时机。容易上当受骗的改革家们或许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它是件假货，因为他们早就已经相信：皇上正处在危险之中，而且，很久以来他们就梦想着通过一场武装摊排将“后党”监禁、斩首，或者迫使他们仓皇出逃。
无论是袁世凯的版本，还是康有为的版本，他们在提到太后的时候，都没有把她作为一个靶子，充作靶子只是“后党”：那些老顽固们。康野狐的朋友们都喜欢把慈禧描绘成维新运动的主要障碍，并且暗示光绪也急于要摆脱她。事实上，在光绪写给他的维新秘书杨锐的一封信（此信被证明是真的）里面，他本人就清楚地表明：希望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对待他的姨妈，这样，维新运动才能够继续，人事改革才可以顺利开展而不至于触怒她。
袁世凯将军仍然按原定的时间表行事。他被派到天津调查英国舰队神秘露面的事，而且要在这天晚上赶回北京向皇上报告。19日下午5点钟的时候，他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夜班火车，20日凌晨，赶在皇上正式接见伊藤博文之前，他走进了紫禁城，这是一周之内他第三次秘密觐见皇上。袁世凯后来声称，在报告完英国舰队并无恶意之后，他试图提醒皇上他所面临的来自铁帽子们的危险，劝他小心行事，不可操之过急。对于他们之间的这次会谈，尚没有其他报告。康野狐后来宣称，此次召见，皇上给了袁世凯一份密诏，但他不清楚其内容。在欺骗和谎言如此浓厚的空气里，如果能知道故事中光绪这方面的情况无疑是件很有趣的事，但这些至今仍然是个秘密。
袁世凯匆匆忙忙的北京之行，使他有机会再次和李鸿章密商。之后，将军回到天津，径直去了荣禄那儿，又一次出卖了皇帝。他把谭嗣同的造访、维新派密谋以皇上的名义攫取权力的计划，全都一股脑地告诉了荣禄。袁世凯谈及这些的时候轻松自如，让整个事情看上去滑稽而幼稚，就好像维新派完全没有必为皇上的被黜而忧心忡忡。他告诉荣禄，这些人请求他保护皇上、处置荣禄、逮捕铁帽子们。
据总督府里的一位幕僚说，荣禄匆匆忙忙地去了北京，但当他赶到颐和园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这个时候见太后实在太晚了，因为她已经睡了，只好转而去报告了庆亲王，庆王第二天一早就转告太后。总督然后就会了天津。
在谭嗣同所提议的那些事情中，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勾当。皇帝的权力正当合法，谭嗣同的权力也正当合法，而且，谭嗣同是他的一位官员。对于光绪的维新政策以及他牵扯到伊藤博文的那些计划，保守的满族亲王赞同也好，不赞同也罢，它总归还是中国统治者的合法举动。任何族人试图进行干涉都是罪恶阴谋，除非皇帝被成功地弹劾了。面对这样的罪恶阴谋，皇上和他的忠臣们即使采取激烈的应对措施，也是完全合法的。
不过另一方面，全体族人都一致深信：他们之所以把权力托付给光绪，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他会维持事情的现状，以部族的一致意见进行统治，在没有获得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不会仅凭自己个人的意愿进行变革。不管是对是错，他们全都深信不疑：他正打算将中国出卖给日本人。他们相信：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将他从权力的宝座上搬走，恢复事情先前的状态，把老太后重新放回原先的位置上，让她和过去一样，扮演一个装饰品的角色，然后再安置一个更可靠傀儡——溥 ，端郡王的儿子。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一次政变，而是一场营救行动。说到底，只要他们能拉来太后给他们披上合法的外衣，他们的行动就不会是犯罪。人们认为她的地位要高于皇帝，而且，她不必真的废黜他，只需要恢复她作为好政府中的一个监护人的角色就行了，这意味着他所有的决定必须得到她的批准。
慈禧至今还没打定主意。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她和铁帽子们一样激动不安。她从来就没有完全放弃权力，理论上，她仍然有权否决皇帝的任何决定。在她退隐期间，她坚持让自己的这种特权逐步减少，直到她彻底停止行使否决权。出于自愿，皇帝可以继续将他大多数决定提交给太后，作为一种谦恭的表示。虽然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她的批评者声称：她渴望收复权利。但这到底会给她的处境带来多大的改善呢？实在难以想象。到此刻为止，她的统治时间之长，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女人（除了武则天），也超过了大多数男性皇帝（不管是满族的还是别的什么族的）。她在半退休的状态中，能够继续享受权利带来的种种好处，无论是在颐和园，还是在紫禁城。她真正已经放弃的，全都是行政上的琐事，任何一个处在她的位置上的人，恐怕都不会谋求恢复。
然而，9月19日，她从颐和园微服进了北京城，取消了惯常的豪华卫队，这一次是为了出席第二天和伊藤博文的外交会见。皇帝向他请了安，据宫廷档案记载，只有少数几个大臣知道她在紫禁城。她在过去的寝宫里安歇了下来，但一直没露面。在第二天接见伊藤博文时，人们依然看不见她，这是规矩，她躲在一面纱帘的后面。参加会见的观众有庆亲王和一大群满洲权贵和高层官员，再加上更大的一群太监。互致问候之后，伊藤博文被邀请入座，接下来是一场简短的会谈。
光绪：“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侯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祈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
伊藤博文：“敬遵宠命，他日猥承总署王大臣下问，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11
伊藤博文于是计划再在日本使馆逗留一两个礼拜，以备中国政府大臣去那儿征询他的高见。不过此事最后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也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谈话发表。
会见之后，皇上赐宴。一套繁文缛节操练完毕，皇上便祝愿伊藤博文一路平安。慈禧并没有马上回颐和园，而是留在了她在紫禁城的住处，显然是要继续亲自调查铁帽子们的警告。刚刚接见完伊藤博文，慈禧就把袁世凯召到她的寝宫，想听听他关于维新派密谋先发制人的情况报告。听完袁世凯关于此事的说法之后，她叫来庆亲王和军机大臣刚毅，进行讨论。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她决定恢复听政。很显然，她终于被说服了。庆亲王他们是对的，至少，光绪显示了极其糟糕的判断力，竟然依靠那些怂恿他铤而走险的家伙。与此同时，铁帽子们的猛烈抵抗不得不要另眼相看了。要防止激进和保守这两者当中任何一方走向极端，唯一的办法就是：再次扮演最初由恭亲王在许多年前为她选定的角色，作为一个政治联盟仪式上的摄政者，去保护光绪，而不是废黜他。
铁帽子们会不会夸大了当前的危险呢？如果慈禧对此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就在接见伊藤博文的当天，康野狐的一位同志杨深秀12就公然向皇上呈递了一份奏折，建议中国与英、日两国结盟。御史宋伯鲁13（康有为的另一位朋友）在第二天的另一篇奏折中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还建议让康有为充任皇上的首席侍从官，以处理维新的具体事务，还应该把李鸿章召来和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等人一起，商议维新大计。这些奏折非常及时，它们帮了铁帽子们的大忙，使得慈禧终于相信：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第四部分 逃亡第63节 告密（4）
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对于任何统治者（或男或女，都无不同）的性格都是一种考验。精力充沛的康熙皇帝和他的残忍刻毒的儿子雍正，年轻的时候都很善于应对危机，迫使所有的敌人落荒而逃。而光绪皇帝，他那些既令人赞美又叫人同情的品性，从未因担当统治者的角色而消减分毫。打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承受了身体、疾病和情感上的困难，对于击溃铁帽子们、争取御前会议的支持这样艰巨的任务，他从来就无力胜任，也没能说服他的姨妈，让她安于退隐，把治理国家的事情交给自己。他最大的缺点是语言障碍，这使得他在关键时刻完全口齿不清。他的姨妈只需解释整个御前会议都反对他独立行动并支持自己继续监督政府的日常运作就行了。御前会议是满清中国的最高权威，皇帝也要依靠它的认可和支持。一个皇帝，只有当他觉得自己拥有足够的个人权威能够把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才可以否决御前会议的决定。这种情况，或许在康熙、雍正甚至乾隆那儿出现过，但对于优柔寡断的光绪来说，则绝无可能。接下来的一系列悲剧，恐怕不能不看作是铁帽子们的无恶不作所造成的，他们充分利用了临时占据的优势地位。
对于太后和光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并没有任何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个悲伤的时刻。9月21 日的诏书，是由皇帝写的，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当然也包括太后的立场）。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14
正像1895年对日战败的时候一样，光绪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他幽居于瀛台，那是紫禁城边上一个叫“南海”的湖中的一个小岛。他从朝廷上消失已经有三天了，在他不吱声的这些日子里，外国公使馆都相信了关于他已经被废黜并被杀的谣传。这给康野狐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康有为断言：慈禧已经把她的侄子监禁、折磨并杀死了，因为他胆大包天，竟敢有改革政府的想法。一个流传甚久的谣言，说皇帝并没有死，只是打那以后就成了瀛台岛上的一个囚徒。原先有三座桥通向那个小岛。然而到了1898年，只有一座人行桥依然立在那儿，这样一来，要看住皇上就更容易了。另一个谣言（是美国公使夫人莎拉·康格听来的），说的是：皇帝曾经试图从小岛上的监狱逃跑。康有为声称，几个维新派在谭嗣同的带领下，曾计划由日本人协助（由一个名叫“大刀王五”的人出面）攀过南苑宫墙去营救皇上，但没能成功15。令人惊讶的是，皇帝被监禁的神话故事得到了20世纪几乎所有中国杰出学者的支持。毫无疑问，皇帝既没有死，也没有被监禁，而且已经回到工作岗位有好些日子了。瀛台中的便殿一直是他和慈禧一起工作时共用的办公室。有案可查的事情是：他的日常公务确实中断过，但仅仅只有三天。很显然是因为惊恐和幻灭，而不是因为拷问和监禁。不过话说回来，他一直以来就是王朝体制的一名囚犯。巴克斯和濮兰德对这三天的静养极尽夸大之能事，声称皇上在此后的余生里就一直是慈禧的囚犯。那些支持巴克斯这个虚构故事的学者毫不顾及压倒性的反面证据。
慈禧回了颐和园，显然，对于这次经历，她和她的侄子一样沮丧，留下铁帽子们自由地迫害他们的死对头们。对于铁帽子们来说，到底有哪些人卷进了这场维新派阴谋，他们也是稀里糊涂，这种混乱导致了一连串的逮捕。9月21日，也就是皇帝宣布太后重新训政的同一天，还发布了一篇谕旨，斥责康有为“结党营私”、“惑乱朝议”。和袁世凯的指控（康有为及其同伙密谋杀掉荣禄并筹划军事接管）比起来，这些措辞真是不胜温柔敦厚之至。追捕康有为的命令已经下达，他的弟弟同样也要给逮起来。
因为康有为在头一天就已经乘火车去了天津，这会儿正在去上海的路上，因此在他从前惯于出没的那些地方怕是已经找不到他的影子了。他的兄弟倒是在南海会馆给逮着了，当时他正坐在一个马桶上。康有为写道：“是时幼博（即康广仁）如厕，本可避矣。馆长班恨幼博尝责之，带兵往搜，遂及难。”16
一封发自荣禄总督的急件9月23日送达北京，说他的探子们获得了一批能证实维新派密谋的详细资料，将在他下次进京时带上这些材料。一方面是这一消息的威力起了作用，一方面迫于庆亲王和军机大臣刚毅的强大压力，太后下令逮捕谭嗣同等六人。康有为的同伙、新闻记者梁启超也正在搜捕之中。
光绪皇帝终于在9月24日的清晨时分重新振作了起来，并且和往常一样，重又开时阅读、批注大臣们的奏章，陪着他的姨妈一起在瀛台的便殿中工作，遇到更敏感的条陈就递给她。正式朝见的时候，他还会照从前的样子，坐到她的旁边，这一习惯持续了他的整个余生。不管有怎样煽动性的谣言在外国使馆中风传，他既没有受到身体上的虐待，也没有被收回权力。他只是被迫再一次在姨妈的监督下扮演他已经演了多年的角色而已。当然，这既令人遗憾又叫人悲伤，但似乎还算不上凶险。其间，铁帽子们一直在外边追猎异教徒。
皇上恢复工作的那一天，也就是9月24日，更多的逮捕随之而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前大使张荫桓的被捕，他曾经保举康有为并经常设宴款待他，另有两个涉嫌和康有为串通帮他递条陈给皇上的不那么显要的官员。士兵们逮捕张荫桓的时候，还在他的房子里翻箱倒柜，显然是在找康野狐。皇上的4位维新顾问，杨锐、林旭、谭嗣同和刘光第，也都被逮住了。当警察来的时候，杨锐还在床上，被枷走的时候还穿着内衣裤。懵然不知的林旭就在一如平日去入值的时候被逮起来了。当捉拿自己的风声传到刘光第那儿的时候，他慷慨自投。谭嗣同则根本就没打算逃走。
此时，对这四个维新顾问的指控还仅仅是和康野狐有“联络”。以这些温和的指控对他们进行的审判，开始于三天之后的9月27日。然而，到了审判开始的时候，迫于铁帽子们的极端压力，指控被上升为煽动。
铁帽子们正在兴头上，他们弯起胳臂，鼓起肌肉，享受着权力的刺激。他们已经占据了制高点，并把这视为不可浪费天赐良机。凭什么让这些激进分子轻松过关呢？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以儆效尤，不是更好么。
这次审判是在刑部大堂进行的。仅仅一天之后，9月28日，诉讼程序被终止了。一篇来自宫里的谕旨送到了，下令将这6个囚犯立即处决。这篇谕旨是由光绪签署的。
下午4点钟，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他的朋友杨深秀，以及4个维新秘书——谭嗣同、杨锐、林旭和刘光第，被带到菜市口，斩了首。他们成了举世闻名的“戊戌六君子”。
根据康有为的说法：“观者如堵。幼博先就义，欲有所语，而左右顾盼无一人。五君子以次从容赴义。”康广仁就义时，仅着短衣。据康有为说，一个家仆找了些合适的衣服，把他的头缝在身体上，买了口棺材，将他葬在一座观音庙旁。但所有发表的这些，都是康有为的又一创作。据《北华捷报》说，没有哪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敢去要康广仁的尸首，它在第二天被刽子手拖走，扔到一个敞口坑里，那儿被当作是乞丐和罪犯的公墓。
康广仁曾经跟美国外科医生嘉约翰18学过三年医，在全身心地投入他哥哥的政治组织之前，很郁闷地在浙江做过一年小官吏。据康有为的一个传记作者讲，1896年，康广仁曾在香港的品芳酒楼会晤过革命党人孙逸仙，以撮合康、孙两党联手合作。从满清朝廷的观点看，孙党显然是颠覆分子，任何和他们扯到一起的人，格杀勿论。
事后，又发布了一篇谕旨，解释朝廷为什么突然处死这六个人，他们如今被贴上了造反和叛逆的标签：“旋有人奏，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