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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入一个和百老汇街底小戏院差不多大小的房间，并且在前排找了四个位子。艾尔安排我坐在克利夫的左边因为克利夫负责喊价。艾尔自己坐在我的左边，而奥黛莉则坐在艾尔的左边。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一张上面放了很多电话的桌子，旁边坐着六位年轻男女。“那些人是接受电话喊价的人员。全世界的收藏家都可以透过电话参加竞标。”艾尔告诉我。在那些年轻男女的左前方是一个电脑控制的电子汇率揭示板，上面明列着所有货币的汇率，以便出价者能很方便地换算成本国货币，其中包括：美元、英镑、法国法朗、瑞士法朗、日元以及德国马克。我们的前方则有一个架高的展示箱，里面有光亮的脚灯由下往上照射，而在它的四周都以毛毡包覆着。“那就是他们展示画作的地方。”艾尔说，“这个展示台分成三个部分，当一个拍卖品正在竞标的时候，他们就在布幕后面把前一个拍卖品拿下来并且把下一个拍卖品准备好。”在展示台的右边是一个讲桌。它现在是空著的，但很显然那是拍卖员要站的地方。
大厅的两旁及后方都有以深色玻璃隔间的小包厢，我猜想那一定是为拍卖会的大买主所准备的空间。拍卖会场里的人群都在聊着天，场面显得有些闹哄哄的，但是当十点十五分一到，每个人都立刻就座并且安静下来。接著苏富比的首席拍卖员约翰·马里恩（John Marion）走上讲桌。场中只有苏富比公司的工作人员站着，分布在拍卖场四周监督着一切。
约翰·马里恩以一种上流社会人士的语调将拍卖的相关规定做了简单的介绍，他检查了一下麦克风并且确定每个工作人员都就定位后，便开始第一件拍卖品的喊价。在一阵如连珠炮般的喊价声中，巴特渥斯（Butterworth）那幅七寸乘十二寸大小，上面画著两艘在怒海中航行单桅帆船的“击败英国战舰的五月花号”（The Mayflower Defeating the Galatea）被放在一个旋转的展示架上拍卖。每个与会者都把身子往前倾以便能看得更清楚，那些年轻的电话接单员则对着电话轻声讲话，汇率揭示板也开始显示着各国货币的兑换汇率，而负责监视的工作人员则开始四处穿梭。突然间整个房间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有人出价六千了，有人出价七千吗？”那个充满磁性和高贵气息的声音大声地宣布。“七千美元，有人出价八千吗？好的，谢谢您，八千。现在，有人出价九千吗？”不停地有人提高投标价，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看出来这些买盘是从哪里来的。这里一点也不像Amex。没有人会摇着他的手大声喊价，出价的动作是以非常安静而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的。“九千美元，第一次……，第二次，……成交！”砰地一声，约翰·马里恩用一个金属材质的槌子敲打在桌面上。展示架的转轴仍然在转动着，汇率揭示板也继续运作，在我把第一笔交易记录下来之前，约翰·马里恩已经开始第二个拍卖品的喊价了。
在上午的时段当中，克利夫对几个作品出过价。根据苏富比印行的型录中所附的“未来买主指南”的规定，出价是经由举牌的方式进行的，不过很显然这并不适用于那些职业买家。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的牌子一直没有离开过克利夫的衣服下摆。克利夫只要眨个眼、轻拍一下鼻子、拉个耳朵、点一下头、拉拉领带或是做一些其他的小动作，约翰·马里恩那锐利的眼睛都看得到。我紧张得动都不敢乱动。就在这眨眼、摸鼻、点头和击槌的动作间，二十或三十万美元的交易就完成了。这样的景象让我有很深的亲切感：电话、数字、揭示板、出价、成交确认的动作以及金钱的快速流动，在我眼中简直就像一个干净而又文雅的Amex，而约翰·马里恩看起来就好像交易场里的法兰尼一样，只不过约翰穿着较好的衣服，又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约翰·马里恩用他的金属槌敲定交易，而法兰尼则靠他的蛮力完成交易。
上午时段结束时，我们出去吃了一顿简便的午餐，但我太紧张以至于根本食不下咽。大部分上午时段的拍卖品都以比型录上底价更高的价位成交。“天啊，克利夫，你会不会觉得我订定的价位太低了呢？”
“你永远不会知道，”克利夫说：“有的时候你订的价位恰到处好，而有的时候你又和你要买的东西擦身而过。我想最好是先看看下午的情况，再决定是不是要改变出价的策略。”
我们在一点五十分回到座位。二点整，约翰·马里恩准时回到展示台上的课桌旁。砰！开始第一五一号拍卖品的出价。第一五一号是约翰·拉法吉（John La Farge）的“审美家”（The Aesthete），底价是四千到六千美元，结果以一万三千美元卖出，比预期的价格要多出两倍以上。这对我来说可不算是什么好消息，得标价钱都偏高。汇率揭示板继续翻动，展示架也不停转动，每件美国画家的作品都好像旋转木马似的平均只展示两分钟就被买出。它们流通的速度简直比梅沙股的选择权还要快。
十二分钟后，第一七六号作品“到海之路”被推出来放在展示架上，该是我把这幅哈桑姆卖下来的时候了。我们为这幅画所订的最高出价是二十万美元，而这也是苏富比的型录中较高的预估价。“有人出价十五万吗？”莫里恩那雄厚的嗓音喊道。克利夫拉了一下自己的耳朵。“有人出价十五万了，有人出价十七万五千吗？”莫里恩这家伙真懂得怎样抬高价码，“有人出价十七万五了，有人要出价二十万吗？”
“是那些希腊人出的价。”艾尔低声说。克利夫点了一下头。
“有人出价二十万！有人要出价二十二万五千吗？”会场一片安静，“有人愿意出价二十一万吗？”
克利夫看着我，等着我的许可。“去吧，去吧，给他们二十一万。”我小声的说。克利夫对前面眨了一下眼。
“有人出二十一万了，有人出价二十二万吗？有人出二十二万了！”
“这是那些荷兰佬。”艾尔说。
“放手去做！”我喃喃低语。克利夫摸了一下鼻子。
“有人出价二十三万，好的，请问有人出价二十四万吗？”
“又是那些希腊人。”艾尔说。
狗屎！我不能让那些希腊人赢过我。可是当我正想告诉克利夫出价二十四万美元时，我感觉到奥黛莉正用她的指甲掐着我的大腿。“放弃吧，巴奇。”她说。“这幅画没有那么好看，更何况你还有另外两个竞价对手。”真是见鬼！可是奥黛莉是对的。我们一路看着希腊人和荷兰佬把价钱哄抬到二十八万美元。该死，这个拍卖会还真不是市着玩的呢！这就好像赌掷骰子一样。我痛恨自己输给别人，但小输总比滥赌输光后被人丢到场子外来得好。
七分钟后，现场开始第一九号作品的拍卖，那是希欧多尔·罗宾森的“夏日的山坡风光”，以四十七万五千美元卖出。这个价钱真的蛮高的，但是还好它至少还在苏富比型录的预估范围内，而且它看起来真的是一幅好看的画。三分钟后，编号一九六号，威廉·麦瑞的“塞考克的风景”以三十万美元的价位卖出，整整比苏富比型录中预估的价位高出五％。这对我来说是个坏消息。“该死！”我细声地说：“别担心，”艾尔说：“这是个英国汉普敦来的家伙，他是个情绪化的买主，他们出的价太高了。准备好接下来的出价吧！”
我的心砰砰地跳。二一、二二、二三号拍卖品都成交了。“第二四号，莫瑞斯·巴奇的‘花园’，”充满磁性的嗓音再度响起：“十四万，有人出价十四万吗？好的，十四万，有人出价十六万吗？谢谢您，十六万，现在，十八万呢？有人出价十八万吗？”克利夫领首，“十八万，谢谢您，现在有人出价二十万吗？有人出二十万了，二十二万呢？”
“那是一家在费城的画廊，”艾尔轻声告诉我：“可能是为他们自己或某个客户在出价，我不是很确定。”
“我才不管他们是为了谁出价。这幅画我要定了。帮我出价吧，克利夫”约翰·莫里恩看着克利夫，克利夫对他点头。
“二十二万，有人愿意出二十四万吗？”会场一片安静。“这是一幅很好的佳作，有人要出价二十三万吗？”约翰·莫里恩向会场后方看着。“二十三万，谢谢您，现在有人出二十四万吗？他又回头看着克利夫。
“还是那些费城来的家伙，”艾尔说：“没有其他的竞标者了。”
克利夫看着我，我看着奥黛莉。她点了点头。“放手出价吧！”我说。克利夫拉了拉自己的领带。
“二十四万，有人出价二十五万吗？”我把拍卖品型录放在膝上，把头埋在双手之中盯着这幅画，它正在我的面前闪闪发光。拜托！请让我买到这幅画。“二十四万元，第一次……，第二次……，成交！”砰地一声，拍卖台上的槌声让我兴奋地站了起来。我是说，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疯狂的一次抢购行动，我弯过艾尔身前，紧紧拥抱着奥黛莉，然后赶忙握艾尔的手，再转身去握克利夫的手。我们座位后面的人都向我和奥黛莉恭贺着。这感觉真不赖，只花了二十四万美元（当然还得另外加上给苏富比的二万四千美元）我们就加入了文化人的行列啦！
砰！糟糕，我已经忘了我们还在拍卖会场当中。编号二六号的作品刚刚成交，而弗利锡克的“在河面之上”已经被拿到展示架上。奥黛莉小声说：“这真是灿烂亮丽的一幅画。”她并没有参加前一天晚上的展示会，所以在这之前她并没有机会看到这幅画的真面目。“买下它！买下它！”她命令着。
嗯！我是一个优秀的陆战队员，而现在我接到了一个向前推进的命令。“现在有人出价二十四万元，有人愿意出价二十六万元吗？”克利夫开始拉拉扯扯地做手势。“二十六万，……二十八万，有人要出价二十九万吗？”，“买下它！买下它！”我说。克利夫急急忙忙地动作，扯动身体各个部位，好像得了癫痫症似的。“一次，……，二次，……成交！”拍卖槌砰地一声敲下。终于，我们拥有了这幅“在河面之上”。我可以感觉到人们在后面拍着我的背，恭贺我们买下了第二件优秀的作品。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二十九万美元（外加二万九千美元佣金）以及二十四万美元（外加二万四千美元佣金），在我这生中还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花这么多钱呢！
这些画造就我成为更好的人
六个月后，艾尔和克利夫来拜访我。“巴奇，”他们说：“我们有一个你可能会感兴趣的建议。我们有一个大客户，他是一个收藏家。他说愿意以七十万美元买下你那幅沃诺的画，我们认为以沃诺的画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价钱。”
“我也这么觉得，”我说，由于我们在九个月前是花了四十万美元买进这幅画的，在持有九个月后能享有七五％的报酬率对奥黛莉和我来说是很不错的事，所以我们就把这幅“花园里的农夫”卖给那位收藏家，现在那幅画正挂在位于法国的美国艺术博物馆中。
在这些年当中，只要价钱合适，我们也透过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卖出其他的画作。从某种层面上来看，好的艺术品本身也可以算是一种投资标的物，一种可以像金融工具一样被买卖的商品。苏富比和克利斯提这两家公司很清楚这点，而其他数以千计和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一样的艺品商也是如此，他们就是真正造就这个市场的参与者。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艺术品不只是一种投资标的，它们具有更高尚的意义。和买卖债券、期货或其他证券不同的是，在我买进一幅画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拥有这幅画的前手是谁，而在我打算把一幅画卖掉前我也希望知道谁是买主。这是一种情感上、道德上的差异。
我买的画就好像我家里的客人一样。一早醒来我就可以看到厄尼斯特·劳森的画，我和斐德利克·佛利锡克的画一起共进晚餐，我读书的时候则有温斯洛·霍姆和查尔德·哈桑姆的画作为伴，而在我的座位旁则是莫瑞斯·巴奇、威廉·格列肯斯和玛莉·卡塞特的作品。正如同我的母亲在很多年前就知道的一样，这些画教给我许多在艾迪·柯汉家地下室，或交易场中没办法学到的事，诸如礼貌、谦逊和人性。这些画让我了解到赚钱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这些画造就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在我们搬进公园大道的几年后，我被选为大楼管理委员会总干事，随后又马上当选管理委员会总裁。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一通在大楼里住了二十多年的住户打来的电话。“舒华兹先生，”他说：“我可以去拜访你吗？”
我们在我家的客厅坐了下来。“舒华兹先生，”他眼睛看着地板，然后说：“我最近发生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我相信只要给我一些时间，事情就可以解决，但是以目前的状况，我恐怕没有办法按时支付这个月的维修费了。”
起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实在很难相信能住在这栋大楼里的人，会没有办法按时付他们的管理费。就法律上的观点，我可以对外宣布他无法付款，并且逼他卖掉资产来支付积欠的管理费。这是那些管理委员在七年前告诉我他们会采取的行动。但是我是一个从纽海文来的街头小子，和那些人大不相同。当他们拥有权力时，他们随时可以修理我，但是当我拥有同样的权力时，我会用人性化的作法相待。因为我曾经被别人压迫过，我知道被压迫的感受。
“听着，”我说：“您已经在这幢大楼住了有二十五……还是三十年？慢慢来，先把你的事情处理好，不用担心你欠的管理费。我相信你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然后再把管理费付给我们，我们在合理的时间内不会向你追讨这笔钱。”
他看起来大大松了一口气，当他站起来准备告辞的时候突然停住片刻，仔细端详我的客厅。那时，挂在我们客厅墙上的画价值比我们所住的公寓还要高。“您的画作收藏真是一时之选。”他说。
“谢谢夸奖！”我说：“我的家人喜欢这些画，而保有这些画也是一件好事，你知道，尤其是当有什么意外发生的时候更是如此。”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
当你从事交易时，把武器随时带在身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不能两手空空就在华尔街闯荡，尤其当你对地形也不熟悉的话，就只能等着送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要花那么多时间来研究自己的操作方法，并且每次进场前要和我在Amex交易场内的朋友海斯·诺尔（Hayes Noel）保持连系的主要原因。可是很不幸的，我在一次赴芝加哥的旅途中忘记了这条守则。
记得那是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奥黛莉和我开始跨足艺品收藏领域的六个月之后，我们正准备参加一场艺术界的宴会。当艾尔·佛雷斯哥和克利夫·柏雷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提供相当的捐款，就可以受邀参加位于芝加哥的风城博物馆开幕式时，我马上就把支票簿和笔掏了出来。这座博物馆的发起人和他太太是著名的美国印象派画作收藏家，而他们这座博物馆的开幕式可说是艺坛的年度盛事。满场都会是系着黑领带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文界人士。我送出了支票，擦亮了我的鳄鱼皮鞋，准备好要去参加这场盛会了。
我们在开幕式举行的前一晚住进德瑞克饭店，由于第二天早上无事可做，于是我决定到Merc去，顺道拜访一下我的场内接单员黛比。在过去五年之中，我已经成为史坦普五百指数期货最大的个人操盘手之一，可是我却从来未曾到史坦普的交易场来参观过，更何况去看看那里的家伙在干些什么应该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叫了一部计程车到威克大道（Wacker Drive），然后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门前下车。抬起头来仔细端详这幢双座，外层包覆着花岗岩的四十层大楼，心中不禁想起：“我是这个地方的主宰者！”
我昂首阔步地走到会员服务台前。“我是马提·舒华兹，是交易所的会员，我可以领取我的会员徽章吗？谢谢。”
我以为服务台后面那位小姐，在听到我报出舒华兹的名号后，会有什么特殊的反应，但相反的，她白了我一眼，然后说：“舒华兹？这个字怎么拼？”嗯！她能知道些什么？她又不是市场的玩家之一。等我走到交易场里面，那些人可就要抬起头来把注意力放到我这边来了。
我穿着亚曼尼西装、鳄鱼皮鞋戴着那闪亮的新徽章走进交易场内。我的天，这个地方可真是大！这里就像一座足球场一样大，我根本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找到黛比。市场已经开盘，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