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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因蔡先生习惯当甩手掌柜，权力很大。但对傅斯年这‘“黄门侍郎”一直持有戒心，甚至怀疑他是黄侃派来的探子。后因胡适说了好话，担保不是，才打消了疑虑。他环顾了一眼这间颇为宽敞的房间，这是守常这位大好人主动拨给他们用的。觉得北大对这第一份学生杂志，真是开足了小灶。胡适这位顾问因母丧回绩溪去了，学生们见请到了大名鼎鼎的文科学长，都纷纷起立鼓掌欢迎。陈独秀却面带微笑地示意大家安静，让罗家伦继续朗读下去。
这可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得意之作，想想也实在可笑。去年有几位鸿儒还真以为有王敬轩这个人呢，写信请《新青年》向老先生表示敬意。而对记者的回信却大为不满，要求有讨论学理之公道。去年以来，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和《新申报》等，也都连篇累牍地登载攻击《新青年》以及他本人和蔡先生的文章。甚至还流传政府要查禁“过激主义”，干涉北大的异端邪说。看来一场大战正在酝酿。
面对旧派的猖狂进攻，他日以继夜地奋笔疾书，写下了这篇声讨檄文。不但鲜明地表示了决战的信念，还第一次明确地打出了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号。他见罗家伦正读到精彩之处，便忍俊不住地微眯起眼，轻吐出一个得意的烟圈儿。
《新青年》杂志创刊三年来，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但却有人大惊
小怪，八方责难。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
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礼（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
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本
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
莫克拉西（即民主）和赛因斯（即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下这几条滔天的
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礼，旧政
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
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
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
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
推辞。
座谈会由傅斯年主持，他见陈独秀那种满不在乎的气派，说话的口气竟有点胆怯起来：
“今天承蒙陈学长光临，实在是新潮社的荣幸。我们办刊的初衷，从大处讲，是为了响应《新青年》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从小处说，我们想办成一个学友的读书会。交流思想，探求真理，为将来投身社会做好准备。今天听了陈学长一番高论，真是令学生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科学和民主不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最终目标，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启迪民智，为之奋斗的两大主题。我们的《新潮》，从此有了新的方向，新的理想！”
陈独秀久闻“傅大炮”的名声，今天总算掂出了一点分量。说实话，他非常喜欢这批有独立见解的进步学生。他们几乎囊括了北大当时的风云人物。像在座的除傅斯年以外，还有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李小峰、谭平山、俞平伯、冯友兰、毛子水、朱自清、何思源、高君宇等。对这份创刊号，不仅受不释手，还真有点惊叹文章中洋溢着的锐气呢。他又有点激动起来，因为他从这些青春勃发的脸上，看到了北大和中国的希望。他用一种真诚而感人的语调，说出了心中的见解：
“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在一起，说说真心话。首先应该祝贺你们，《新潮》的创刊号办得比我预料的要好。一是好在有锐气，这期杂志为什么畅销 因为你们敢于以欧洲文艺复兴相标榜，与《新青年》相呼应，大胆地鼓吹‘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二是好在敢革新，文章以白话新体为主，而且全部使用新式标点。今天我接到一位杭州师范学生施存统的电报，说他们也想模仿办《浙江新潮》 关于德、赛二位先生，这是我苦苦探求救亡图存出路悟出的真谛。今天我郑重宣布，我陈仲甫将为此奋斗终生，而且至死不改初衷！”
他以凌厉的气势拍案而起，显示出一种大人物的霸气。全场为之欢呼鼓掌。
傅斯年突然想起一件趣闻，去年哲学系师生合影，陈独秀挨着梁漱溟坐时放肆地叉开左腿。当照片出来送给他时，他却全然不知地摇摇头，说出一句令人发笑的话：
“相片很清楚，只是梁先生的右脚伸出褂外太多了嘛！”
接下去是自由提问，罗家伦先潇洒地站起来请教：
“陈先生！自从机械征服了距离以来，我国已托生在现代的国群里，哪能不急起直追 所以我以为中国的出路——现代化。请问科学和民主与现代化的关系？”
陈独秀对这位爱出风头的学生却不怎么顺眼，听钱玄同说。他为了沾点上流社会的关系，还曾偷偷去过安福系的俱乐部。
他又沉下脸瞪了对方一眼：
“没有科学和民主，哪有现代化？真是脱裤子放屁！”
下面响起善意的嘲笑，罗家伦一点不在乎，也跟着大伙笑了起来。
当陈独秀转到李大钊处，这位忠厚之人果然在等他。这些天，陈独秀因忙于《新青年》的编务，实在腾不出精力来关心《每周评论》。从创刊号到头几期稿子，几乎都压在他身上。幸好还有位河北人张申府，拖着高一涵帮着写些稿子，跑跑印刷厂。
陈独秀一见李大钊那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就逗趣地说：
“守常呀！你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出笼，人家就骂《新青年》成了苏俄机关报 甚至传言我们从苏俄驻华使馆领了不少卢布和赏金呢，把个胡适之吓得躲避都来不及 哈哈哈！”
李大钊却笑不出声，他不无担忧地说：
“适之是越来越讨厌谈政治了，我觉得《新青年》同人间已有裂痕。真是令人痛心哩！”
陈独秀毕竟比他了解胡适，苦笑一声说：
“适之并不是不喜欢政治，在美国留学时，他就惊讶西方人的民主和政治热情。一次集会演讲，台下坐满了名教授，大会主席却是位普通的工友。还听他说在一次妇女游行时，他发现最崇拜的杜威先生竟也混迹于队伍中高呼口号。所以说，他感兴趣的是西方的民主政治，而不是你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有，此公一心想作圣，想开风气之先。他回国时打出了‘讲学复议政’的口号，强调二十年不入政界，不谈政治。这是因为他当时极想进北大，又觉得北大名家答本，与当时的政府也有复杂的联系。一句话，在他眼里，这北大的门槛并不是轻易好进来的。而蔡先生这位老革命党，尽管学术上主张兼容并包，但对教授参与政治却很感冒。像梁启超论学识堪称顶尖人物，但因一味投入政治就决不聘请。他是个聪明乖巧的人，当时这样说是想迎合北大的需要。另外他对北大章氏门徒占上风也有所胆怯，也需要时间来搞一下学术。现在好了，他在学术上已很风光 我总觉得这位小老弟的政治热情只是淡了些，他毕竟是一位视民族为己任的思想家。别人只看到他很西化，我却认为他骨子里还是个传统的‘士’阶层。古代的‘士’执干戈以卫社稷，而西方的知识分子只是热衷于学理。胡适只是在等待时机，他的性格决定了今后必然大谈政治。只是他所谈的政治，与我们不同罢了！”
李大钊惊愕地盯着这位雄才大略的兄长，对他的精辟佩服不已。说实话，他们正是因为胡适的因素，才创办了《每周评论》。还记得去年深秋的一个下午，他和周作人、张申府、高一涵几个人聚集在陈独秀的学长室。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著，认为《新青年》出版周期太长，等送到上海印出来新闻也成旧闻了，那位鲁迅先生对此就很有意见。加上胡适的态度，他们想让《每周评论》多谈些时政，出版周期也快。而《新青年》更侧重学术性，多刊登些新文学作品。当时决定创刊号在年底前出版，陈独秀还记得对方的提醒：
“你尽快将明年同人轮编《新青年》的次序公布出来，好腾出精力来办《每周评论》。另外，还得请你写一个《发刊词》，再在《新青年》上做一个广告。”
陈独秀当时有力地搓了搓发僵的双手，爽快地说：
“好！‘读《新青年》不可不读《每周评论》’，我就这样做个广告，行 ”
陈独秀见守常面容憔悴，心中隐隐不安：
“唉！我是知道一个人支撑一份刊物的辛苦的，听说你连印刷和校对都在自己跑 待我安排妥《新青年》，就来帮助你。我已向周氏兄弟约稿了，胡适也快回来了，他总要有所表示嘛！”
李大钊的心里涌出一股暖意，他仿佛又回到不久前那个难忘的夜晚。
那是旧历冬至的前夜，北京的夜已很冷 他和张申府相约来到北京《晨报》的印刷所，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夜完成《每周评论》的最后校对。张申府见陈独秀的《发刊词》对外交前景非常乐观，竟用不屑的口气反驳起来了：
“陈先生讲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主张公理战胜强权的第一个大好人，我不以为然。”
李大钊望了一眼这位河北小同乡，赞许地说：
“这就是仲甫的性格，喜欢想到哪就写到哪。如果引起了争论，那他正是求之不得 ”
他又想起了陈独秀当年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觉得仲甫的思想，正面临着一次新的徘徊和选择。应该借些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给他，按仲甫的禀性和气质，他是应该成为中国的列宁和革命领袖的。
记得那一夜，两人微颤着跺着脚，一直校对到凌晨四点才结束。出门时，李大钊见高阔的天空挂着如镰的下弦月，苍穹中有几粒星辰眨着眼。望着隆冬之夜干冷的大地，穿着灰布棉袍的他和张申府踏着冰冻的马路，揣着一个巨大的欣喜，抄着手并肩前进。
一个新的生命，一份崭新的《每周评论》，今天就要诞生 一种胜利的喜悦冲淡了夜的寒冷，他们加快了步伐，隐隐地消失在那霞光微明的晨景里。
两人正谈得兴起时，门被推开了，高度近视的沈尹默，有点鬼鬼祟祟地伸出脑袋，摸了过来。他见陈独秀也在这里，神色紧张地说：
“不好了，国粹派要开始反扑 听说黄侃和刘师培正在鼓动弟子，创办《国故》月刊，现正在申叔家里开会呢！”
陈独秀这些天有点讨厌起这位当年的密友。觉得他行事不够正大，喜欢跑来跑去传递消息。喜欢和汤尔和一起为蔡先生充当谋士，喜欢插手教育界的派系活动。而对轮流编辑《新青年》，老是强调眼睛不好设法推托。他是个眼里容不得砂子的人，尤其对熟悉的朋友。他果然不悦地冒出一句粗话，呛得沈尹默顿时尴尬起来：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干吗要管这么多闲事？真想管，还不如回去多写几首带点火药味的新诗来！”
李大钊见他当场发火也有些窘。沈尹默抬起头，歹毒地投来一眼，又默默地走
3
刘师培来京已有些日子，肺痨却一直不见好转。他的家显得很凌乱，北大开的薪水虽然不薄，但多数送进了药铺和书店，生活依然是那样拮据。
今天早上，他却换上一件新布衫端坐在客厅，苍白的脸上泛出了喜气。待会儿，善拜名师的黄侃就要上门来行磕头之礼 这位国学深厚的怪杰真是个活宝哟，竟会为一句戏言，当起真来
几天前黄侃来访，正好有学生在请教。见刘师培随意应付了几句就打发人家走了，他不禁诧异起来。
刘师培叹息道：“此子不可教也。”
说完便面容悲戚地大发感慨，语多伤感之情。他说这些年病体缠身，实在对不起列祖列宗。刘家四世传经，眼看将断送在自己身上
黄侃深表同情，又问：“那你想要收什么样的学生 ”
刘师培想起蔡元培聘他时说的话，笑着拍拍老兄的肩说：“像你这样足矣！”
没想到这位狂生不但不恼，反而神色欣喜地站起来，一掸衣袖，当场就想执弟子之礼。慌得他一把拦住，连说不妥。
黄侃反问道：“有何不妥 ”
刘师培劝他入座，缓缓说道：“季刚，承蒙抬举，但此事万万不可。一是你只小我一岁多，岂能师生相称？二是你这章门大弟子已名扬天下，再转换门庭太炎先生处又如何解释 再说么，唉！我这名声对你也未必有好处……”
他讲到这里，惨白的脸又开始溢出了悲戚。就在他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大唱赞歌，被封为“上大夫”时，老袁因黄侃名气大，也想授予嘉禾勋章进行拉拢。黄侃却卑视其为人，不但拒绝接受，还写诗嘲讽此事。据说当时一枚勋章值二十金，诗曰：“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
向来目中无人的黄侃也陷入了沉思，他已仔细想过，当今天下国学要令他服膺的，惟章、刘二人而已。刘师培一到北大，因许多参考典籍不在身边，只能经常写信到江苏仪征老家去查询。但他记忆力惊人，能准确地说明某书在何橱何格，何排何册，家人一查即得，从无误记。写起文章来也很出色，随便什么深奥的学问，都能下笔千言，疏注引证，头头是道。好像在他手里，没有做不好的学问。如此的大才情，令狂傲一世的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地低头赞叹
黄侃当即表态，择吉日行拜师之礼。
正在胡思乱想时，妻子何震喜滋滋地进门通报道：
“来了！来了！快准备接客。”
黄佩捧着一对红蜡烛，拎着一包礼品，领着几位北大学生进了门。见他先是恭敬地亲自点燃烛火，又扶刘师培人坐。然后“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惊得刘师培连声劝道：
“好了，好了，头就别磕 哎呀！真是折寿哟！”
黄侃一本正经地行完大礼，就又板起面孔教训起跟来的学生：
“记住！我拜师是磕过头的，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所以今后我收弟子，也一定要你们磕头。记得在日本时，一谈到经学。有我在，刘师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何不愿和我谈 我猜想了多年，今天总算明白 原来他是要我磕头拜师，才能传授经学呀！哈哈！我的学问是磕头磕来的，刘师，您说有道理 ”
刘师培真有点哭笑不得了，但心里却不无得意。忙令何震端上早已备好的酒菜，唤众人入席畅谈。
来人中有一位学生叫张煊，也是他俩的崇拜者。这些日子为创办《国故》月刊，已多次前来商谈。最初张煊等学生想办这个刊物，有针对傅斯年的《新潮》之意。在刘师培看来，《新潮》派进步虽进步，但立论过于偏激，因此引来了另一批学生的不满。而他早已过了当年冒迎西学，否定一切的阶段，由于《中国学报》的解体，也正有办一份国学刊物的打算。见学生们能力有限，就欣然答应出任主编，张煊他们又分别聘请黄侃、马叙伦、黄节担任了特别编辑。《国故》社就这样成立了，今天正是来商谈创刊号稿件的。
张煊拿出两篇自己的文章，递了过来。
黄侃仰面喝下一杯烈酒，大声地说：
“我已看过了，全是痛快文章。对那帮简单、粗暴、霸道的人，就得进行反击！”
他因得意门生傅斯年的反水，这些天正恼羞成怒呢。
刘师培细细翻阅后沉默不语，文章虽有火气，但还是表示了与《新潮》争鸣、商榷的态度。他也觉得仲甫和玄同等人有点偏执了，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或反动的惟一标准。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并不能让人认清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反而容易引导学生误读历史。所以在心里，他也有抵触情绪。但他毕竟是曾经沧海的人了，也知衰弱的身体来日不多。满腹经纶急于传授，但已不能在课堂高声讲课，否则就会引起剧烈的咳嗽。他想了想，见二位正急于听自己表态，便理智地说：
“我以为《国故》的宗旨应埋首国学研究，提倡学理探讨，尽可能与现实无涉，与所谓的封建复古更无涉。我也准备了几篇论文，有文字训诂方面的，也有谈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之，我不反对必要的争鸣，但更希望看到一些治学精于考证的学术论文。”
这就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年的文化态度。对于一个真正做通天下学问，雄踞在中国文化之巅的人，其实倒始终怀着一种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