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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居的掌柜姓张，河北人，在沙滩一带也算老字号 这家饭铺不大，却有几手绝活儿。一是掌柜的陪喝，都说北大怪人多，张掌柜的眼神也腻怪得很。一眼瞅准了谁，就把康熙酒壶往你面前一放，也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一桌的酒钱就上了他的账。当年的张亨嘉、严复，以后的林琴南、辜鸿铭，都是他向人炫耀的话题。据说林琴南就是从这儿听说了管学大臣许景澄慷慨就义的故事，写成了轰动一时的小说《剑腥录》。
二是堂倌的鸣堂绝。你别小看这跑堂儿的，俗话说“饭庄分两半，跑堂与红案。”你瞧，一个好堂倌顶得上饭馆的半个买卖啦。这个行当要的是心快、眼快、手脚快，嘴得会说话，能言善哄，不让吃主空着肚子走，非得把兜儿里的钱掏出来不算完。这里的堂倌会来事，懂得礼节也多，尤其是那鸣堂叫菜和口念唱账的功夫，在沙滩一带独领风骚。这里面的学问还挺大呢，一见食客上门，先要满面春风地迎上去接引，叫引客呜堂。客人入坐，送上茶水、手巾把儿，如有小孩还得送上玩具。一只手在本来很干净的桌面上殷勤地擦拭，一面以鸣代步地把客人订下的菜单一一唱付给后灶的红案厨师，这叫介绍鸣堂。厨师将菜烧好，又用吆喝鸣堂唤堂倌前来端菜。在鸣唱中要说清上菜的顺序，摆放的要求。如鱼头冲主客，鸡头不呈女宾等等。还得说明是“单上”，还是“双上”和“分上”。如是香酥鸡，将蘸料放在主菜旁为单上。要是拔丝山药，同时上一碗涮筷清水为分上。碰上了浇汁锅巴，将炸好的锅巴与浇汁分上到桌面再合在一起为双上。最为精彩的还是结算鸣堂。算账时，只见那店小二当着客人的面，不用算盘不用笔，先悠悠地唱菜名、菜碟尺寸，再唱酒水、主食和汤，都逐一报出价钱。还要把顾客的钱和找头也一并唱出，这叫心明眼亮，让顾客、厨师和钱柜都觉得无暗送人情之嫌。学士居凭借这些天下一等的堂倌，还愁没生意？
此刻，一位年轻的堂倌见来的是两位常客，也不用范文澜开口，就顾自鸣唱起来。
“二位爷里边请，来拌凉皮一道七寸，拉薄剁窄双份芥菜，神面两碗，多搭两扣走细条……”
这是穷学生的吃法，多是来碗面添一道下酒菜。范文澜一进门，就见戴着黑边眼镜，理着平头的钱玄同和刘半农端坐在酒桌上，一旁陪着的正是张掌柜。
他心中一阵窃喜。这位钱玄同，虽是浙江吴兴人，也可算半个绍兴老乡。尤其与蔡元培，有非同一般的世谊之交。那还是前清的旧事，绍兴乃宋明理学史上蕺山学派的发祥地，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刘宗周和弟子黄宗羲、祁彪佳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光绪年间，这一带书院林立，钱玄同的父亲钱骞仙，就在此执掌过著名的龙山书院。这是一位博学方正的学者，中过进士，做过礼部主事，与隐居西湖孤山的朴学大师俞曲园，还有绍兴名流徐树兰都是至交。蔡元培是十二岁拜王子庄为师的。这位王先生是位老童生，也是钱山长的朋友。终生不仕，却以精研八股文源流，专攻制艺闻名遐迩。蔡元培以后就是凭借一手怪八股，在科场青云直上的。据传他二十一岁中举时，房官为缙云县人宦汝梅，阅卷后一口断定必是老儒久困考场者所为。最可笑的还是坊间刻印的怪人股特刊，名《通雅集》的，还将他的文章作为压卷之作供应试者仿效。蔡元培在求学期间，就多次拿文章请教过钱骞仙。钱对其怪僻生涩的文风竟大为欣赏。
这还是远的，再说近的。熟悉蔡元培的人都知道，真正帮他学养大进的还是徐树兰。绍兴徐氏乃山阴望族，徐树兰又是光绪二年举人。先任兵部郎中，后做知府，因母病返里多年。也许是他早已过足了四品官瘾，再也不愿出仕。平生最爱购书、刻书、藏书，家筑“铸学斋”书房，至光绪十二年时已藏书四万余卷。蔡元培因家道衰落，十八岁那年听说徐氏要为其侄徐维则找一位伴读，就由好友田宝棋介绍进了徐府。一去就是四年，这四年的寒窗苦读，以他的静气博览群书，精研小学，涵养大进。不但帮徐树兰校勘了《绍兴先正遗书》和《铸学斋丛书》等许多古籍，使耗费徐氏心血的私人藏书楼条分缕析，初具了雏形，还于光绪皇帝完婚的1889年，领着伴读的徐维则赴杭州一起中了举。
徐树兰是在1902年创办古越藏书楼的。这座耗银三万多两，位于绍兴西鲤鱼桥西首的建筑占地一亩六分。门额嵌五字砖雕，楼舍三间四进，第一进为大厅，是一个可容纳六十人的阅览厅。正中悬“育芬堂”三字匾额，柱上有抱联，其中一副为青年翰林蔡元培所撰。联曰：
“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在藏书。”
楼舍建成后，徐树兰捐书七万卷及标本、报章不等。书柜。书箱，全用珍贵木料精制而成。正待开放时，徐树兰忽然病危。好在他生前已写好《古越藏书楼章程》及给府、县呈文，并要求儿辈每年捐款一千元。徐氏儿辈，烙守遗命，通告乡绅父老，一切照章办事。当时因钱玄同曾在藏书楼闭户读书达数年，长子徐元到和次子徐尔谷看他年少好学，便做主将一个女儿许配与他。钱有三子，那位钱三强就是生在绍兴的。
蔡元培很重情义，自然不会忘记这位思公的孙女婿。外间传闻他当教育总长时，许寿裳向他推荐了周树人，他曾暗示许，去把钱玄同也一齐请来共事。
钱玄同见是范文澜，便热情地招呼入座。范文澜张开笑脸应声而去，傅斯年却有点尴尬地愣住 他见屋角昏暗的灯光下，先生黄侃正与陈汉章在一起喝酒。先生的脸有些冷，还不时朝高谈阔论的钱玄同和刘半农瞥去几道鄙视的白眼。他正在犹豫，见老师召唤他，忙应声而去。
黄侃的不满也是有些道理的，那边的风头也出得太过 先不说钱玄同，他和黄侃同为章门弟子，如钱玄同不来北大为沈兼士代课，不在《新青年》和讲台上标新立异大放厥词，两人的私谊应没有问题。黄侃最看不惯的还是刘半农，一副鸳鸯蝴蝶派风流才子的派头。不说别的，光看那身打扮就像个上海滩头的花花公子。大老冷的冬天，狐皮大衣里居然着一身霞色绸袍，四边如出炉之银，一摆动就熠熠放彩。鞋子据说还是鱼皮做的，人在街上走，鞋面上闪着如鳞的花纹。整个儿的做派就像个唱戏的优伶，透出股轻浮气。还记得当年在上海时，前清秀才陈仲甫，曾倚老卖老地在酒后调侃过他们这帮后学。
“沈尹默的字不行，苏曼殊的文字不行，刘半农么，底气更不行。”
虽然一晃十多年，三人都已名声鹊起。但对一生凭借扎硬寨、打死仗风格治学的黄侃来说，你刘半农有何资格来北大门前摆谱
还有这位势利眼的张掌柜，前几个月还叫堂倌拿着大红帖子请他喝酒，听他吹“八部书外皆狗屁”的宏论。今天却捧上了这位专爱胡言乱语出风头的钱师弟，还称他为北大第一有绝学的怪杰。理由是听说钱玄同上课只管传道授业解惑，一概拒绝为学生阅卷。
这世道真变得像这陈酒一样混 黄侃憋着股闷气，斟满酒，仰脖一口喝了下去。
那边的钱玄同正谈兴甚浓。
“这些天传闻最盛的就是蔡孑民来北大的事。今天我去拜访仲甫先生，他说蔡先生已是三顾茅庐请他了，还要他把《新青年》也搬到北大。大谈了一通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思路，公开表示支持新文学，反对旧道学。仲甫已被他说通了，还要我帮助找些新派朋友来呢。我觉得在当今中国，蔡先生有当之无愧的三个第一。他主长北大，定能为教育界放一异彩。”
“何为三个第一？”
见刘半农和张掌柜都竖起了耳朵，钱玄同稳稳地举起酒杯，抿了一口。
“有清一代，视翰林院为‘金马玉堂’，还没听说过哪一个翰林公开抛弃过荣华富贵，走向朝廷对立面的。有之，惟蔡一人而已。时在1904年，先与陶成章组织光复会，又在上海参加同盟会。有人问蔡：反清之意决于何时？曰：始于戊戌变法，决于《辛丑条约》之签订。以后又与太炎先生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在满清末年，为翰林造反之第一人！”
“说得好！”
“蔡先生是1907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西学的。辛亥革命后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跃出儒家体系而求知异域，为新政府中科举出身第一人！至于第三点么，全凭我的预感。你们想想，蔡既掌北大，思想必不立崖岸，汇纳百川，兼收并蓄。要知大学校长例由部聘，一锤定音，六百大洋一月，是个不小的官呢。蔡先生却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当校长不是做官，视到手权力如敝展。我想下一步集百家之言为准绳，开未来民主之先河者必为蔡先生，亦为中国之第一人！”
同桌三人齐声喝彩，声震屋瓦，范文澜痛饮了一盅酒，多日的不平之气荡然无存。他心有暖意地瞅了眼钱玄同，觉得这呈文由他转送算是找对了人。
那边的黄侃却被这声浪恼得拍案而去。最可怜的还是傅斯年，没吃上一口好饭，又慑于老师的火爆脾气，只得讪汕地饿着肚皮跟了出去。屋角剩下了陈汉章，还在顾影自怜地喝着酒。
钱玄同见黄侃为此撤席，放声大笑。
钱玄同比黄侃只小一岁，为1887年生人。虽出身书香，却性格狂放。少年时就毅然剪发，表示“义不帝清”。他是在1906年进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与反清亡命日本的黄侃，先后随章太炎入了同盟会。当时的日本，真可谓革命者的大本营。章太炎出任同盟会喉舌《民报》主编时，留日学生号称八千之众。他是青年学子心中除孙中山外，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儒侠。先是与孙中山、黄兴一起，通宵达旦地用热血豪情起草了《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等十四个纲领性文件，奠定了同盟会的行动方策。又以大无畏的气概，以《民报》为阵地，向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起了长达数年的论战，使革命党的舆论在东京重执牛耳。
他那种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独行独往，纵横驰骋于清末民初政坛与学界的豪迈侠气，如磁铁般吸引了无数青年的心。章门多狂猖之士，不但狂还疯。他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就是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疯话自白。他也由此得了个“章疯子”的雅号。
那天的场面听者如云，人声似潮。他演讲时穿一身黑衣，像头久被囚禁刚挣脱铁镣的怪枭，不可一世地兀立在东瀛的海国天穹之下。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绝不能断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黄侃和钱玄同就是他的两位颇具水准的得意门生。钱玄同喝了酒，又气走了这位大师兄，还消受着张掌柜的恭维，不禁得意起来。他的眼神闪闪发亮，又开始摆起了龙门阵。
“太炎先生讲课的风韵呵，真是终生难忘。那还是八年前的一个上午，在日本他的一间八席的房子里，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了一件长背心，留着点泥鳅须，学生围在边上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先生对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庄谐杂出，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同家人朋友一样。每次都是从八点开始讲到正午，四个小时里从不休息。学生八人中有我、周氏兄弟、许寿裳、钱家治、朱希祖、朱宗莱和后来做了先生女婿的龚宝铨。黄侃这湖北佬运气好，先单独入了师门。此公后来做过一首诗，说他是‘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他当年倒曾是一位意气奋发的革命党，还是遭通缉逃来日本的，不像今日这般迂腐。不过先生后来对我评价也不错，他在宣统二年写的《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有一段话。说‘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犹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他说到这里，有点醉 被刘半农和范文澜架着尽兴而去。
屋角只剩下一位老人，还在顾自品味这寒夜的孤寂。这倒是位真正的怪人，怪就怪在当年不当教授做学生上。陈汉章为浙江象山人。他是清末的一位名举人，以博学著称，京师大学堂是慕名前去请他教书的。这大约是1907年的光景，朝廷刚废了科举，他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可称洋翰林，为博得一个翰林头衔，竟决定不就教席而当学生。他当时已四十多了，见马神庙四公主府的藏书楼里古籍很多，一头钻进去就是六年。于民国三年以甲等第一名毕业，虽翰林没有当上，却成了首屈一指的朴学权威。
他有自己的精神天地，对刚才章门弟子的龃龉自然不感兴趣，那是年轻人的事。再说章太炎治学也太重门户，他的弟子先后进入北大的还有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等，据被误作门徒的沈尹默讲，章门弟子虽分三派，但涌入北大后，对严复手下旧人采取一致立场。对当年吴汝纶留下的桐城派更是一律呵斥，认为那些老朽们应该让位了，大学堂的讲台应由他们来占领 在这座昔日的皇家庭园里，他见的改朝换代也实在太多 其间有牵涉政治潮流的，也有涉及宗派纠葛的，远非“新旧”二字所能说得清。
他对黄侃还是很有好感的，这是章门弟子中少数个性捐介，却治学严谨的人。当然还有朱希祖，也是章门龙象之一。他主讲的中国文学史，板书流利工整，极得学生好评。只是一口海盐腔，除浙北籍的桃李外，要想领会也实非易事。如黑板上明明写的是“孔子的现世思想”，从他口中读来就成了“厌世”，诸如此类的笑话，屡见不鲜。
还有蔡元培，他也是心说诚服的。不仅因为道貌温和，主要还在于他是位真正的读书人。不说别的，就凭他四十多岁几番出洋留学的精神，就该相信他来执掌北大的诚意。他又想起了一件往事，喟叹一声垂下花白的脑袋。
真是斯文扫地呵！那是寒假前不久的事，上午一进教室，就见一位阔少爷，横坐在最前排。旁边还跟着位听差，忙上忙下地一口一声：
“少爷请用茶，少爷请吸烟。”
他认识此人，父亲是奉系小军阀，已借故在家休学了一年，不知何以又冒了出来。也许是在家乡听惯了堂会，把他也当戏子耍 他是硬着头皮走上讲台的，可还没讲几句，就见那听差旁若无人地窜了进来，猴急地咋呼道：
“少爷，打听明白 法学门今天上课的是司法部的江老爷，快换场子吧。”
教室里哄堂大笑，他也随之挥袖而去。
他醉眼矇眬地抬起头，凝视着不远处那座混乱不堪又耗费了他生命年华的校园。他是多么渴望能有一天，再漫步在一座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宏论，或者远眺北河沿垂柳下书人的窃窃私语。至于那种遥远的“太学”传统，那种书院里的真精神，还有那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衫的无尚权威，当然更令人痴迷和神往。当然他也知道，那毕竟太虚渺了，只能永远地留在梦中咀嚼和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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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京人讲究过旧历年，但每当新年临近时，人们的心里还是会溢出一丝憋不住的欢悦。毕竟一年的辛劳和污秽，将随着夜空迎春的爆竹，声声远去。
而对于这座位于东厂胡同与翠花胡同之间的黎宅主人来说，今年的元旦更有一番喜庆的理由。黎元洪今日一早就起来了，洗漱完毕，在卫士的侍候下穿上特意定做的貂皮大衣，就与家眷一起去膳房用餐。天刚放亮，便随总统府浩浩荡荡的车队离开了居仁堂。
他是在初秋时搬进中南海的，并按袁世凯的旧例，以怀仁堂为总统办公之地，居仁堂为居住之所。一晃数月，整日地公务缠身，还真没顾得上回过东厂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