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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家饭店前找到一辆出租车，要司机送我回爱情巷。中途我又停下来买了一包烟。
这时灯都关了。我跨上台阶，悄悄溜进门厅。没有一丝声息。我把耳朵凑到卧室的门口，屏息静听，然后又蹑手蹑脚地返回大厅顶头那个小地下室。我慢慢转动着把手，等门开到一定程度时，我一下子趴到地上，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朝床铺爬去。我抬手摸了摸床，是空的。我三下五除二地脱了衣服，钻进被窝。床脚上有些烟蒂，摸起来就像垂死的甲壳虫。
我倒头便进入了沉沉的梦乡。我梦见自己躺在炉边的角落里，浑身毛绒绒的，耳朵长长的，爪子也是肉肉的。我的两只爪子举着一块啃得很干净的骨头。我嫉妒地护着它，甚至在梦中亦是如此。有个人进来了，在我的肋骨上踢了一脚。我假装没感觉到。他又踢了一下，好像要惹我嚎叫……或许是让我放弃那块骨头。
“起来！”他吼着，并挥舞着他一直藏在身后的鞭子。
我身子虚弱得动弹不了。我泪眼婆娑，可怜巴巴地仰望着他，默默地祈求他让我安静一会儿。
“起来，滚出去！”他嘟囔着，举起鞭子要打我。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想挣扎着走出去。脊椎骨似乎断了。我像个被扎破的气垫子一样瘫倒在地。
那个家伙又无情地举起鞭子，用鞭把朝我劈头盖脑地打下来。我疼得嚎叫一声。他被激怒了，于是握住鞭把，开始恶狠狠地抽我。我想挣扎着站起来，但无济于事……我的脊椎脊髓真的断了。我章鱼似的在地板上来回滚动，身上不停地挨鞭笞。愤怒的鞭子抽得我喘不过气来。他以为我咽了气，便转身走开。我这才开始发泄自己的痛苦，起先只是啜泣几声，待我精力恢复后，便开始尖叫、狂吠。我像个海绵球似地全身往外渗血。血四处流动，形成黑黑的一大滩，有点儿像动画片中的镜头。我的叫声愈来愈弱，偶尔也狺狺地叫一声。
我睁开眼睛时，那两个女人站在我身旁，推搡着我。
“别叫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叫啦！”那个大个儿说。
另一个说：“天哪，瓦尔，出什么事啦？醒来，醒来呀！”
我坐起来，茫然地看着她们。我赤身裸体，身上血迹斑斑，伤痕累累。
“你去哪儿了？出什么乱子了？”她们异口同声地问。
“我想我是在做梦。”我想微笑，但却成了呲牙咧嘴的苦笑。我哀求说：“看看我的背，好像是断了。”
她们扶我躺下，把我翻过身，好像我身上有什么“易碎”的记号。
“你遍体鳞伤，一定遭毒打了吧。”
我闭上眼睛，尽力地回忆所发生的事情。我只记得那场梦，那个野蛮的家伙站在我身旁，用鞭子抽打我。他踢我的肋骨，好像我成了一条癞皮狗（“你这坏小子，我要打穿你的肚子！”）。我清楚地记得脊背是被打断了。我倒在地上像条章鱼似的来回滚动。在我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凶猛残暴地鞭笞我。
“让他睡吧。”我听到大个儿说。“我去叫辆救护车。”另一个说。
她们开始争辩。
“走开，让我独自静一会儿。”我咕哝着。
一切又复归平静。我入睡了。我梦见自己在狗的展示会上；我是一条脖颈上系有蓝丝带的中国家犬。隔壁的笼子里也是一条中国家犬，脖子上围着一条粉色丝带。我们俩谁能得胜，尚难以预测。
有两个我似乎认识的女人在对我们各自的优缺点评头品足，争辩不休。最后，裁判走过来，用手摸了摸我的脖子。那个大个儿女人愤然走开，还厌恶得直吐唾沫。另一个女人却弯下腰，抓抓我的耳朵，抬抬我的脑袋，亲亲我的长嘴，低声对着我这个宠物说：“我就知道你会为我得奖。你真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动物。”她开始抚摸我的毛，“等一下，亲爱的，我给你拿点儿好东西去。稍等……”
她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包裹；它用棉纸包着，还捆着一条精美的丝带。她把这东西举到我面前，我用后腿站立起来，吠叫着：“汪汪！汪汪！”
“别着急，亲爱的，”说着，她慢慢地解开包裹，“妈妈给你带来一件漂亮的小礼物。”
“汪汪！汪汪！”
我急不可耐地想得到这礼物。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慢。我想，一定是什么特别珍贵的东西吧。
包裹几乎打开了。她把那个小礼物藏到身后。
“起来！对……站起来！”我又用后腿支起身子，开始跳跃和立地旋转。
“你讨要吧！讨要它！”
“汪汪！汪汪！”我惊喜若狂。
突然，她提着那玩意儿在我面前晃了晃。它是一块辉煌无比的指关节骨，里边都是骨髓，上面还套着一枚结婚戒指。我恨不得一口咬住它，但她却高高举在头顶上，无情地逗弄我。到后来，她竟然伸出舌头开始把骨髓往她自己嘴里吸，然后又把骨头转过来，从另一头吸。等她吸出一个孔来时，她抓住我，动手抚摸着我的胯下。她可真是个行家里手，几秒钟后，抚摸得我那东西粗挺起来，像个生萝卜。接着她拿起骨头（上面还套着那只结婚戒指）套在我的那个萝卜上。“你这个小宝贝，我要把你带回家，把你放在床上。”说罢，她抱起我就往外走。人们哄然大笑，起劲地拍着手。我们刚到门口，骨头就滑出来掉在地上。我想从她怀里挣脱出来，可她把我抱得死死的。我开始啜泣。
“嘘！别做声！”说完，她伸出舌头舔我的脸，“你这个迷人、可爱的小家伙！”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我吠叫着。（全文完）
附录1 解读亨利·米勒
亨利·米勒自传
我于1891年12月26日生在纽约市的一个美国家庭。我的祖父母是为逃兵役来到美国的。我的祖先都是德国人，他们散居在德国各地。目前，我们家族在全世界都有分支，哪怕是最遥远最偏僻的地方。我的先人大都是航海家、农民、诗人和音乐家。在上学以前，我只会讲德语。尽管我的父母都生在美国，但我成长的环境却是彻头彻尾的德语环境。从五岁到十岁的日子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时日；我当时生活在城市的街头，沾上了典型的美国流氓习气。我生长的布鲁克林第十四区对我来讲尤为亲切。这是一个移民区，我的伙伴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七岁那年，西班牙…美国战争爆发，这在我小时候是一件大事。我喜欢自由自在的帮会精神，它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暴力和无法无天是美国的特点。
我的父母较穷，他们工作努力，勤俭持家，不带任何想象的色彩。我的父亲一生中从未读过书。我的家庭对我照顾得很好，生活得快乐健康，后来我自己将一切都改变了。我没有谋生的欲望，没有经济头脑，缺乏对父母兄长、对法律或对缺席的尊敬。自我会说话起，就开始逆着父母和周围的人。我进城立学院没几个月就离开了学校，我讨厌学校的环境，讨厌学业的愚蠢内容。在财经区的一家水泥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很快就反悔了。两年后，父亲给我钱让我去康奈尔大学；我拿了钱和情人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女人的年龄足以当我的母亲。一年后，我回到了家里，不久永远地离开了它去了西部。我在本国的各地都干过活，主要是在西南部，干过各种杂活，一般是当牧场帮手。我曾在阿拉斯加的朱诺当过金矿的矿工，因得热病而弃之。回到纽约后，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什么都干过，什么也没干长。我的体力很好，五年如一日每天锻炼…好像要去参加奥林匹克比赛似的。我的健康体魄归功于斯巴达式的生活，归功于我的贫困生活，归功于我的乐天性格。我三十岁之前一直过着没有计划的反叛生活，什么都尝试了；我的倒霉主要是因为我太诚实，太忠肯，太天真，太大方。
我很早的时候就被迫学钢琴，在这方面显露了些天才，后来又认真地学习过，指望成为钢琴乐师，但并未有结果。我完全放弃了当钢琴乐师的打算，总是什么都干又什么都干不出名堂。后来不得不进了我父亲的裁缝店，因为他忙不过来。我并没学到多少裁缝的本事，倒开始写起东西来了。也许我最早的作品是在父亲的店里写的…是一篇论尼采“反基督”的长文。我常给朋友写信，一写就是四五十页，什么东西都写：它们既是幽默信函，也是学术信函。我至今最喜欢写的还是书信。我当时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当作家…我几乎害怕想这样的事。
美国参战以后，我去了华盛顿，在作战部当了个小职员…分检信函。在业余时间里，我为华盛顿的一家报纸写些通讯。我用计免掉了服兵役的义务，再次回到纽约；父亲在病中，我又操持起他的生意。我一直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现在仍然是。我相信在愤怒之下杀人是正当的，而世界上的血腥屠杀或政府和法律按某种原则杀人则是不正当的。在战争期间，我结了婚当了父亲。虽然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差事，可我总是没有工作。我干过数不清的活儿，常常只干一天半天。我干过的活儿包括：洗碗、公共汽车售票、卖报、送信、挖墓坑、讨债、卖书、敲钟、酒吧招待、卖酒、打字、开机器、图书管理、统计、慈善事业服务人员、机械师、保险业收款、垃圾清运、看大门、教会秘书、码头工人、出租车司机、运动教练、送牛奶、检票员，等等。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次相遇是在加州圣迭哥见到爱玛。哥尔德曼。她向我展示了欧洲文化的整个世界，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方向。世界产业工人组织运动展开时，我此极有兴趣，至今仍怀着崇名之情记得如下人物：吉姆。拉金、伊丽莎白葛莱、弗林乔万尼和卡罗特列斯卡。我从未加入任何俱乐部，无论是宗教、社会还是政治组织。我从小被人带往各种教堂…先是路德派，随后是长老会派，随后是卫理会公派，再后是圣公会派。稍后，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了巴哈派的讲座，也听了神学哲学家、新思想派和耶苏再生论者的讲座。我完全站在折衷的立场上，哪派也不追随，贵格教派和摹门教派给我的印象是团结忠诚、自给自足。我认为他们是最模范的美国人。
1920年，在一家公司当了一阵信差和迷保后，我成了纽约市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人事经理。我在此位子上做了大约五年事情，至今仍觉得是我一生中最富裕的时期。我接触了纽约形形色色的下层人物…大约十万男男女女。1923年，在三个星期的休假中，我写了第一本书……是十二个信差怪人的故事。这本书很长，写得也不好，但它激起了我写作的欲望。我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工作岗位，决心成为一个作家。从此，真正的悲惨生活开始了。从1924年到1928年，我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文章，一篇也未被人接受。最后，我自己印刷了我的作品，在第二任妻子的帮助下，挨家挨户去兜售，还去过餐厅和夜总会推销。结果，我被迫沿街乞讨。
由于得到一笔意外的小财，我得以于1928年来到欧洲呆了一整年，去了欧洲许多地方。1929年我呆在纽约，身无分文，生活悲惨，看不到前途。1930年初，我凑了些钱回到了欧洲，想径奔西班牙，可到了巴黎后再不能继续前行，从此在巴黎留下。
除了我用三周写成的信差故事外，我在美国还完成了两部小说，我把未完成的第三部小说带到了欧洲，写完这本书后我就把它送到了巴黎一个出版商手上；他旋即将手稿遗失，反过来一天问我是否肯定把它交给他了。我身边未留复写本…三年的心血成为泡影。我开始写作《北回归线》，到巴黎一年后，它成了我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是随时随地写在各种纸上的，常常写在旧手稿的背面。写它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指望能够出版。这本书是沮丧之作。巴黎奥别列斯出版社出版了此书，为我打开了通向世界之门。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世界各地无数的朋友和相知。我仍然没有钱，仍然不知如何谋生；但我有许多朋友和希望我成功的人，因此我不再害怕饥饿，尽管饥饿成了忧心忡忡之虑。我现在绝对与命运共存，安于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未来，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在目前生活。
至于影响……真正的影响是生活本身，尤其是我从不厌倦的街头生活。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城市人；我讨厌自然，正如我讨厌“名著”一样。我得益于字典和百科全书很多；我小时候读工具书就象读巴尔扎克一样过瘾。我二十五岁之前几乎没读什么小说，除了俄国人写的以外。我特别留心宗教、哲学、科学、历史、社会学、艺术、考古学、原始文化、神话等学问。我几乎不读报纸，生平也未读过侦探故事。另一方面，我阅读了到手的所有幽默故事……只有一小部分有价值。我喜欢东方民间故事和童话，尤其是日本童话，里边充满力量和阳刚之美。我喜欢的作家有斯宾塞、法布尔、赫夫洛克、弗雷泽、老赫胥黎等人。多亏爱玛哥尔德曼的指点，我广泛阅读了欧洲剧作……我对欧洲剧作家的了解比对英美剧作家的了解要早。我读俄国作家比读英国作家早，我读德国作家比读法国作家早。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和艾丽弗尔。我觉得普鲁斯特和斯宾格勒是极有生命力的作家。对我真正有影响的美国作家只有惠特曼和爱默生。我承认麦尔维尔的天才，但觉得他的作品太乏味。我极不喜欢亨利詹姆斯，绝对讨厌爱伦坡。我不喜欢美国文学的倾向；美国文学太现实、太散，太刻板；美国文学是写给最底层的人看的；在我看来，美国文学只有短篇小说不错。象舍伍德安德森和沙罗杨这样的两极作家才算是大师级的，堪与欧洲作家相比，假如不是胜过的话。英国文学让我热不起来，就象英国人本身一样，它好象是鱼的世界，令我感到陌生。我有幸接触法国文学，总体来讲它虽然单薄有限，但与英国文学相比，它是无穷想象的世界。我受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响很深。我喜欢不太法国化的法国作家。我认为法国是西方的中国，虽然在各方面次于真正的中国。我认为法国是西方世界最适于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但它远不是健康而有活力的世界。
在写作时，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大的现实。我不是现实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我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在文学中，似乎只有运用梦幻和象征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从骨子里讲，我是个形而上的作家，我运用戏剧情节只是为了表现更精彩的东西。我喜欢想象、幻觉，我喜欢从未梦见过的自由，它们甚于一切。我创造性地利用毁灭，也许德国式的东西用得太滥了，但我的目标始终朝向真实的内心和谐以及内心的安宁和平静。在艺术中我最喜欢音乐，因为它能充分自持，因为它趋于宁静。我相信，文学若欲变得真正能够交流（目前还不行），必须大量地使用象征和比喻手段，大量运用神话和文献。我们的文学大都象课本，一切都发生在知识的呆板平面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其它艺术作品……应当毁掉。我要让读我作品的人越来越少；我对群众的生活不感兴趣，对世界上现存政府的意图也不感兴趣。我希望并相信在今后一百年里整个文明世界将会消失。我相信没有“文明”，人类可以生存得更好，更丰富多彩。
埃里卡荣格笔下的亨利米勒
“什么是英雄？”亨利米勒在他的一本书中问道。他宣布说：“英雄，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能战胜自己的恐惧的人。”按着这个定义，亨利米勒就是个英雄。他并非一生下来就无所畏惧，但是，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懂得了真正的启示是笑声；而不是愤怒。
亨利米勒一直以“污言秽语大王”而闻名，这一点令他感到可怕（在他活着的时候）。但是对他来说，性只是几种自我解放的手段之一。的确，他的最解放的书《马洛西的大石像》根本没有性方面的内容。
在我第一次遇到亨利米勒时，他还是个刚刚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的青年作家。他给我写了一封内涵丰富的信，我们就开始通信交往了。见面后，我发现我们志趣相投。因为亨利特别喜欢与人为师，所以，他试图把他在漫长的一生中所学到的东西都教给我。当人们批评我的作品时，他说：“你何不把它当成笑谈呢？”我现在仍然努力像亨利一样谈笑风生。在我能够笑对不幸而不是痛哭流涕时，我大概就可以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了。
亨利米勒仍然使人望而生畏。这并不是由于他作为一个色情文学家的声望，也不是因为在凯特梅里特于己于人970年发表了《两性关系的政治》以来，“性学家”一词就贴到了他的身上，而是因为他当了一个解放者，因为敢于说我们能够克服恐惧这样的话而引起人们的惧怕和厌恶。
多数人都不自由。事实上，自由把他们吓住了。他们所遵循的生活方式是由他们的父母定下来的，由“他们说了什么？”和“他们会怎么想？”以及他们自己内心不停的对话、对责任和愿望的反复权衡，而终以责任为重等等一些因素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