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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缅甸和中国作战中，1941年底和1942年初，日本具有空中优势，但到1943年，情况有变化，主要因为日本被迫把绝大部份空中力量部署在太平洋上以对抗美国，这样盟国完全控制住了缅甸上空，盟国飞机在华南和华中上空也很少受到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两类主要武器（空中格斗武器除外）与对地战术空中支援有关。第一类是防空武器，这是地面部队用以回击进攻飞机，以限制其夺取空中优势；第二类是飞机用以攻击地面目标的武器，这有助于夺取空中优势。
防御空袭
首批防空武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步兵的步枪和机枪，用以对抗扫射的战斗机。这些武器一般用处不大，仅仅对维护受到惊吓的部队士气有所帮助。后来使用了特别装配的0。3英寸和0。5英寸口径的机枪，附有粗糙的瞄准装置，可以使机枪对攻击飞机作“前置瞄准”。也还使用了附有类似粗糙瞄准装置的轻型火炮。这些火炮发射装有瞬发引信和定时引信的高爆弹。可是这些防空武器效果仍不理想。
两次大战之间，所有国家的高射炮都有极大改进。由于加强防空的需要，军用电子技术大为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已经有了较为精巧的计算装置（与现代光学设备相结合），可以精确追踪飞机，预测飞行路线，测算距离、高度和高爆弹到达拦截射向点的飞行时间。通过这种计算装置可以电动调整火器的左右高低射向。这些改良，对于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确是致命的威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飞机性能已有提高，那些改进后的武器，精度相对又显得差了。所以这次战争中飞机损失率虽极高，原因还不在于此。
无线电引信或者延炸引信的发展（见第24节），大大增进了高射炮的杀伤力。由于雷达跟踪设施和电子装备的发展，高炮对于低空飞机的杀伤力进一步增大，然而为抵销新技术效果的反措施又跟着出现。如1943年盟国轰炸机进攻时，撒布“金属干扰带”或者无数金属箔片以干扰德国电子防御设施。具有“机载导航雷达”系统的飞机，高速、高空飞行能力日益提高，能够用雷达发现并指示目标。这就大大抵销了新的防空技术的优势。
防空武器的近期发展包括大型火箭发射的自动寻的导弹或电子制导导弹。
航空武器与地面目标
谈到空对地武器，至少直到50年代，主要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过的两种，即机枪火力和小型杀伤高爆炸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增加了很重要的两种，即凝固汽油燃烧弹和火箭。这两种武器增强了空中支援的实际效果，亦有助于增长己方士气和瓦解敌军士气。
空中对地面目标的袭击效果，就摧毁杀伤力而言，不能尽如人意，而人们对一架较小的飞机能集中装载数量惊人的武器弹药，曾寄以更大的希望。飞机历来在发现和攻击远距离目标时精度差，飞越目标时速度高，飞机作为射击平台与地面相比不太稳定。不过当炮兵支援有限，或火力不能有效打击目标时，飞机常常在支援地面部队时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支援飞机对地面部队的士气影响极大，对被攻者可使其士气消沉，对被支援者可使其士气振奋。
空军和后勤
飞机的后勤支援潜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尚未被完全认识，但使用运输机进行空降突击，许多国家在战前就认识到了，德国人和俄国人曾进一步发展了空降作战原则。使用运输机对地面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后勤支援，大量地面部队的战略性空中转移，日常的和大规模的空中后送伤员等等，这些做法都是美国人在英国大力配合下首先实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缅、印战场上，最广泛实施的是空中运输。史迪威将军在北缅的作战部队（最后战斗实力超过六个师）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全由空运解决供应。能远程突进温盖特的钦迪特旅全是依靠了空军进行突击、空中战斗支援和空中后勤支援。斯利姆将军的第14军在中缅进攻的胜利高潮中，主要依靠的也是空中供应。与此同时，在更靠北的地区，中国人和美国人也是靠空中供应进行作战的。上述种种显示了飞机惊人的空中后勤支援能力。
空降作战
空中突击部队如同装甲师，是属于20世纪型的部队，它的特点、训练、武器和技术等方面都需从特定任务出发加以考虑。部队的使用原则必须和其特点和所执行的任务相一致。不仅空降部队内部要协同，还必须和执行共同任务的其他作战部队协同。例如在空降突击的情况下，有一条主要原则是：空降部队必须迅速和配备有重武器的常规部队会合，这就是协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的机件不可靠，载荷能力有限，起飞性能不稳定，这样，作战中就不能用飞机运载部队作战术上的调度。而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普通的和驾驶员专用的降落伞才得以改进完善，这种降落伞能快速张开，便于携带，牢固结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部队进行空运的必需条件已开始趋于成熟。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结束，美驻法勤务部队的威廉·米切尔准将，已准备于1919年进行空降作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德两个政治上具有明显侵略性的国家曾坚持不懈地试验过空降作战，或许这也是自然的。苏联在1930年就进行过试验。德国自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也跟着进行试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苏、德两国已拥有师规模的伞降部队和空运部队。
当时其他西方国家这方面的进步不太显著。美国在1928年的陆军训练中，曾用降落伞投降过少量人员和装备，随后，还偶尔进行伞降训练，但直到1938年才将空降作战列入陆军条令，到1940年才开始整编和训练空降部队。英国虽然早在1927年已进行试验，但也是到1940年才组建了空降部队。法国和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没有空降部队。
俄国在空降部队的发展方面超过所有其他欧洲国家，虽然就空降作战而言，他们是微不足道的。西班牙内战的经验并不令人满意，接着1940年，空降部队在芬兰的作战也令人失望。所以大家都不再重视空降作战，直到1940年和1941年德国分别在荷兰和克里特岛空降成功，情况才有所改观。这也使苏联恢复了对空降作战的兴趣。德国对苏侵略时（1941年6月）苏联有三个前出的军，每军配属了一个空降旅，装备齐全。以后几次主要作战中，苏联空降部队屡遭挫折加上飞机缺乏，作战又有紧急需要，所以就把空降部队作为常规地面部队使用了。
1940年以后，德国空降部队的发展情况很少透露，但成效显著。德国在大战之初，空降战获得成功，不仅因为实事求是地估量了空降部队的局限性，而且还能冷静地对待任务和客观地估计他们的能力。所以除一、二次例外德国人一般不给仅装备轻武器的空降部队分配不适当的任务。他们在条令上规定空降部队应与装备重武器的常规部队迅速会合，条令中最后特别强调了要充分利用突然性的作战原则。
1940年春天，德国以经过训练的空降兵4500人组成第七空降师。该师隶属于空军，而不归陆军领导。德国空降师下设三个步兵团，一个通信营、一个炮兵团、一个工兵营、一个反坦克营和一个高炮营。辅助部队和其中的一个步兵团是由滑翔机运输的。
德国为增进空军空降师的能力，将陆军第22步兵师（12000多人）进行了机降训练。用来进行空降作战、投伞空运、滑翔机牵引和部队运载的飞机都是容克52式运输机，这是一种能装载22名武装士兵的三引擎单翼机。1940年时的滑翔机是DSF230式，能载9名士兵。
从现代意义上说，上述两个师中只有一个才是空降师，另外的一个步兵师可以机降，这就是1940年5月10日德国发动西线进攻时所拥有的全部空降力量。考虑到德国空降部队人数不多，其所获战绩已很辉煌，主要原因是他们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富有胆识，战术上足智多谋。例如德国人用了投降假伞兵的办法把敌方注意力引离实际投降地域，并在这些地域造成增大实力的印象。另外一个办法是对空降地域实施猛烈的航空火力准备，有可能时，也进行炮兵火力准备。1940年5月10日德国实施空降战，主要针对荷兰，只留下500名士兵的预备队用于比利时。对荷兰实施空降战的主要目标是鹿特丹、多德雷赫特和莫尔地克的桥梁。海牙只作为第二位目标。四个伞兵营、一个空降团进攻三个主要目标，获得完全成功，损失极校一个伞兵营、二个空降团进攻海牙，伤亡惨重而导致失败。
德国在比利时的空降作战获得险胜，但战绩出乎意外地辉煌。此次作战的目标是“马斯特里赫特附属地”以西阿尔贝河上的两座桥梁和埃邦埃米尔堡，该地扼守空降地域翼侧。攻占运河上的桥梁和要塞是场漂亮仗，并不费事。但荷兰人成功地炸掉了马斯特里赫特的默兹桥，滞迟了自东而来的会师部队，但并未影响最后结局。
此外，德国人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进行了四次空降作战，其中克里特岛是一次大规模的空降战，是历史上唯一仅由空降部队进行的主要战役。德国空降部队和飞机的损失十分严重，从此再也无法进行重大的空降战。
进攻克里特岛是由第7空降师在希腊第五山地师支援下进行的。按计划此次登陆战可以立即得到舰载部队的支援，但海上支援遭受英国海军阻挠。该岛英国战斗机的防御十分微弱，空降第7师着陆是在德国空军严密掩护下进行的。但空降部队着陆后受阻，遭受严重伤亡，于是决定第5山地师着陆。若不是冒着英国人的炮火，在表列梅机场着陆成功，山地第5师的增援也要失败。表列梅机场着陆成功为最后进攻获胜奠定了基矗德国空降战虽有局限性，但对所有参战者提供了有用的经验，以后又为盟国的经验所印证。空降作战中突然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旦达成突然性，就必需迅速猛烈地扩大战果，不给敌人以喘息和作出反应的机会。
空降作战中陆军和空军各自分开指挥会造成困难，因为伞兵和滑翔机降部队不可能装备齐全，以对付地面的顽强防御，尤其缺乏装甲车辆和反坦克武器，使情形更为困难。所以，空降部队着陆后，必须迅速在短时间与常规部队会师，这一点对于取得胜利十分重要。最后要注意，空运要和地面部队的行动相适应。
随着战争的进展，美国、英国在进攻中经常实施空降。部队经常由飞机空运，然后伞降到地面，或者由滑翔机运载，进行“摔机”着陆。
在海上，飞机对于水面部队的支援，其原理与陆上相似，虽然在某些重要细节方面有不同之处。两次大战接近结束之际，专家们对于空军能力及其局限性的看法，意见极为分歧，但空军已成为战斗部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在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
T·N·杜普伊
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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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in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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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从登陆队到联合特混舰队（公元1940年迄今）两栖作战的来历自从人类开始“上船下海”，不论他干什么“海上营生”，在航行中总是要牵涉到在外方陆地登岸的问题，而在陆上的人们又往往企图阻止船上人员登岸，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传统的对抗形势就形成了，船上人员进行登岸的战斗，而岸上的人进行反登陆战斗，对于守在岸上的人来说，进行这种战斗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但对于登陆者，战斗就比较特殊。有关的水手就要从船上活动过渡到生疏的陆上战斗，这是很棘手的问题。但多半情况是水手留在船上，作为船上乘客的士兵就要承担登岸的任务，并要求其登上岸后立稳脚跟。从乘客转变为战斗员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转变时期，使得登陆作战——近来才称为“两栖作战”，变得既复杂又危险。为减少危险，把麻烦减少到最低程度，规定操纵船只，运载士兵（或者也就是其他水手）上岸，是水手的责任，为了使士兵上岸后迅速方便地到达滩头，登陆还应选择在岸上人员抵抗较微弱之处。所以很显然，作战若要成功，船只操纵人员和参战人员之间需有相当的计划和协同。
纵观历史上无数登陆作战，成功的固然很多，但失败的也不在少数。水手负责船只操纵和运载士兵上岸，士兵上岸后负责战斗。这两种人员之间在计划和准备阶段，除少数情况外往往意见不一致。海上作战和陆地作战不同，水手、士兵之间观点不同，在进行复杂的登陆作战中，摩擦几乎不可避免。
水手们要保证船只不搁浅，希望不要在无准备情况下被不意出现的敌方舰队卷入海战，士兵则希望不湿衣服就能上岸，希望在全部上岸摆开阵势之前不要遇见敌人。这种希望也是不奇怪的，但对立的愿望很少能够完全得到调和。所以，很自然，士兵和水手只要可能总是回避两栖作战或登陆作战。历史上，20世纪之前这是通常的情况，只有少数重要例外：如古希腊人，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他们在爱琴海上和在岩石重垒的海岬之中几乎感到同样舒适而习惯。北欧海盗又以他们善于在海上、陆地以及海陆之间的滩头上作战而自豪。
到17世纪末，士兵和水手之间的区别自然也常常转化，有时甚至已经消除。例如在军官和高级船员之间尤其如此。在古代和中世纪，舰队入海，船上战斗人员及其指挥官都是军人。那时大多数海军将领往往是原来的陆军将领。但火器改良完善之后，出现了海上作战的帆船，海战陆战就各自向专门化发展而区别越来越大。随着17世纪后期英国著名军舰“海上将军”布莱克和蒙克号的出现，后甲板上、马背上——即海上、陆上指挥官相等的时代就此结束。
往后250年，海、陆军事专业进一步分野并趋于专业化，当需要进行登陆作战时，协同更加困难。也有例外：如1759年沃尔夫将军和桑德斯海军上将在魁北克，1801年海军上将基思和艾伯克龙比将军在阿布基尔都曾进行协同。尽管在协同过程中有些摩擦和误会，甚至常常提出临动议，但英国陆、海军司令官们在上述两次战斗中，至少是努力合作的，他们真正共同计划，共同努力作战。
上述例子说明，大不列颠帝国的海上利益和殖民利益，迫使皇家海军和陆军在两栖作战中进行协同。这种被迫协同的因素多于自觉的因素。19世纪，英国作战中胜败参半。1814年打算占领华盛顿的登陆作战，以及后来1815年新奥尔良之战都失败了。
在该世纪，美国也吸取了一些教训。美国早期最能干的两栖登陆战实践家是温菲尔德·斯科特。由于他的1813年安大略湖乔治堡之战和1847年墨西哥湾维拉克鲁斯之战获胜而名声卓著。（第一次作战是和海军准将奥利夫·哈泽德·佩里合作，第二次作战是和他的弟弟马修·加尔布雷思·佩里合作，这是很有意思的巧合）。美国内战中，在北卡罗莱娜的开普菲尔河口的菲什尔堡是北军发动数次两栖作战的战常1864年12月，在愚昧的本杰明·巴特勒将军指挥下，打过一仗失败了。一月之后，艾尔弗雷德·H·特里将军和戴维·D·波特海军上将协同之下，共同计划，共同指挥作战，获得成功。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登陆作战和加利波利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有两次登陆战失利，这表明英国和美国需要维持和发展海上力量。登陆战原则应与当代武器技术的发展充分地保持同步。1914年11月在坦噶，德国将军保罗·冯·莱特欧·沃尔贝克打退了英国登陆部队。这是他连续四年在东非所获一连串胜利中的首次胜利。然而那是1915年4月和8月，在加利波利的失败才使英国最清楚地暴露了陆、海军之间的差距。
英国的经验，事实上导致当局认为面对现代精锐陆军，两栖登陆战不可能获胜。防者凭借野战工事掩护，处于有利地位，使用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现代武器进行射击，这对于蹒跚上岸、处于开阔滩头上的攻者似乎是无法抗拒的。但其他军事分析家对于加利波利的结局又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了解他们争论的性质及其结果，理应回顾一下过去。
1915年2月，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海上进攻流产，这是个预先警告。土耳其在德国奥托·利蒙·冯·桑德斯指挥下，在达达尼尔海峡地区集结部队，并在可能登陆地区建筑了工事。1915年3月底，一支规模巨大的协约国舰队，集合在靠近海峡出口的希腊群岛上，防御者也迅速作好了应战准备。
出乎意料，由于英军措置失当，土耳其赢得了更多的战备时间。当英国司令伊恩·汉密尔顿将军命令部队做好登陆准备时发现，部队已上了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