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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七日散馆的题目是《正大光明殿赋》，以“执两用中怀永图”为韵，诗的题目是《赋得“人情以为田”》，得耕字。第二天揭榜，曾国藩列二等第十九名。廿二日引见，他被任职为翰林院检讨。
曾国藩自道光二十年进入翰苑，至这年年底，已经过了差不多三年时间。除夕将到之际，他回首流逝的岁月，一想到自己功不成名不就，学业也没有长进，京都的繁华与自己的清苦冷落更是对比鲜明，不禁“心摇摇如悬旌，又皇皇如有所失”。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西行入川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三月初十日，曾国藩参加翰詹廷试，廷试的题目是《如石投水赋》； 其韵为“陈善闭邪谓之敬”；《烹阿封即墨论》； 《赋得“半窗残月有莺啼”》，得“莺”字。他在众人中名列二等第一，十四日引见，第二次被任职为翰林院侍讲。七月十五日正式补了侍讲这一空缺。
三月二十三日，曾国藩被引见后的第九天，他兴高采烈地向祖父母报告说：“三月初六日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初闻之，孙心惊恐甚，盖不作赋久，字亦生疏。向来大考，大约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岁二月入考，到今才过四年，此举万没料中。故同人闻命下之时无不惶悚。”而结果却让曾国藩出乎意料，故他不无自豪地禀告祖父母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孙学问肤浅，见识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惟当竭力尽忠而已。”他升了官，以前的冷落感一扫而空，怨天尤人的情绪也消失殆尽，立即大谈“竭力尽忠”。
曾国藩的好运接连不断，升侍讲后不久的六月二十二日，朝廷命他充任四川省分试正考官，而较他年长资高的御史赵楫却只得到副考官的职务。
曾国藩立志要像诸葛孔明那样，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所以他一到四川，这位卧龙就成了他第一个凭吊的对象。
他曾在留侯张良庙流连忘返，对这位汉初的风流人物“英风渺千载”倍加景仰，将自己“亦欲从之游”、“达人志江海”的抱负抒发得淋漓尽致。
西行旅途中，曾国藩深刻体会到了人情冷暖，并终生铭记于心。他在河北途中患暑热后，好几天吃不下一粒饭，颠簸晃荡的轿子更是让他难以忍受，但同行者除劳崇光多方照顾外，别的人都好像看不见似的，曾国藩竟病得“皮皱面有洼，耳聋气愈下，惨淡过潼关，沉昏渡清灞”。他一到西安，陕西巡抚、湖南湘阴人李星沅却给了他很多的照顾，百般慰藉，“遗仆炊香粳，呼僮伺馆舍。征医未辞频，馈物不论价”，还专门飞报蜀中大吏，吩咐他们以医师代巡捕，来迎接这批考官。
这年十一月二十日曾国藩返都后，担任文渊阁校理。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高升不断
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四月十二日，曾国藩担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职位。九月，分校庶常馆。十二月初七日，第三次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读。
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五月初二日，曾国藩第四次任职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转补左庶子。“詹事府的职务本是东宫辅导太子，因本朝设有上书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诸官无所事事，不过如翰林院一样只会养才储望罢了。”九月二十四日，他第五次的职位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二月十二日，补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二日，担任文渊阁直阁事。
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 ，湘籍京官上书皇帝言事，奏折是由曾国藩写的，他由此成为湘籍京官之首。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大考的题目是《远佞赋》，韵为“请问下民常厥德”； 《君子慎独论》； 《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取得了二等第四名的成绩。到这个时候，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他被第六次任职为内阁学士，同时兼礼部侍郎的头衔。甚至曾国藩本人也对如此的平步青云感到惊诧不已。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虽然他表面上是这么说的，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早已激情澎湃，同一天，在给叔父母的信中他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用非常自负的口吻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对他的弟弟们百般叮嘱：“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第七次被升职为礼部右侍郎。他立即给住在湖南的陈源兖传书一封，信的内容是：“正月之季，遂得滥厕春宫。清夜扪心，实堪惭恧。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可见命数有定。李林甫、秦桧自以为得人之谋，而不知其纵不奔营，亦自得为宰相，徒枉为小人丛诟骂也。”他不断升官进禄，处境得到迅速的变化，心境也随之而明朗，这封信正充分抒发了他当时的这种变化之快的为官心境。此后，身居礼部右侍郎高位的曾国藩，开始了其真正的官场生涯。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贵人相助
曾国藩在没有被实际授职为礼部右侍郎之前，虽然做了十年的京官，但是手中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实权。实授礼部右侍郎才标志着他从政生涯的真正开始。此后四年之中，曾国藩曾经做遍了兵、工、刑、吏各部侍郎。曾国藩的家世是很平凡的，他能如此迅速地攀升于官场，实在让人艳羡不已。而曾国藩的这一系列官场晋升，与那个叫穆彰阿的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穆彰阿，字鹤舫，号子朴，别号云浆山人。他是满洲镶蓝旗人，曾经担任过各部侍郎、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还曾经担任过军机大臣领班。穆彰阿门党极多，其中就包括曾国藩。在道光年间，除了皇帝的权势，无疑是没有人能压得过穆彰阿的。
曾国藩正是考虑到，穆彰阿这种无人能够企及的权势才拜在穆彰阿的门下。
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便是曾国藩。复试是在正大光明殿举行的，在考试中他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被赐为同进士出身。一心想入翰林院的曾国藩非常不满意他所取得的成绩，因为按当时的规定来看，列三甲者不能进翰林院，如果进不了翰林院，就不会有稳固的基础发展未来的仕途之路，这一点曾国藩是很清楚的。就在这时，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对他非常赏识，提拔了他。
无论是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还是在道光二十三年的翰詹大考，穆彰阿都是以总考官的身份出现的。在翰詹考试中，穆彰阿就要求曾国藩把考卷的底稿交给他，曾国藩立即誊正后把底稿送到穆府中去。这次拜访使两人的师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因此，曾国藩这位农村出身的进士很快地就把穆彰阿作为他在京城的政治“靠山”。正因为他与穆彰阿有了这种亲密的关系，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也就源源不断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穆彰阿曾汲引曾文正公国藩，每于御前奏称曾某遇事留心，可大用。一日，文正忽奉翌日召见之谕。是夕，宿穆邸。及入内，内监引至一室，则非平时候起处。逾亭午矣，未获入对。俄内传谕：‘明日再来可也。’文正退至穆宅。穆问奏对若何，文正述后命以对，并及候起处所。穆稍凝思，问曰：‘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文正未及对。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于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因顾谓文正，仍下榻于此，明晨入内可。洎得觐，则玉音垂询，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而文正自是向用矣。”
正是因为穆彰阿的百般关照，曾国藩才能有一顺百顺的仕途之路，在短短的五年中，他的官职就从以前的七品升到了二品。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言为心声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曰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花了一年的时间仔细研读这套书。这才逐渐开拓了他的眼界和学识。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馀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做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的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的是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在诗这方面，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 “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 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书中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书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无遗：“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做几首。”在弟弟们面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奉旨团练
咸丰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元1852年8月9日），曾国藩匆匆离开京城南下，想借助典试江西的机会回家省亲。十二年的官场生活中，步步高升、春风得意的他，也多了一份历练与深沉。此时的他，“急于科举而淡于仕宦”，怀着渴望见用于世而又企求归隐山林的矛盾心情，登上了旅程。他在京城时难得悠闲，此时沿途观光赏景，好不惬意。将近一个月，即七月二十五日，一行人才抵达安徽太湖县境的小池驿。忽然，家人来报，他母亲江氏已然撒手人寰。哀痛之至的他立即脱下官服，披麻带孝，经黄梅县渡江至九江，然后逆流西行。
这时，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以后，已经绕过提督向荣设置重兵的桂林，将全州攻克，乘胜进入湖南，沿路行军无往不胜，八月攻占嘉禾、桂阳、郴州，九月十一日已经驻扎在长沙城外，对长沙城进行连续不停的猛攻。曾国藩路过武昌时，因湖北巡抚常大淳前来吊丧，才把湖南省城的战况告诉了他。于是，他“抛弃行李，仅携一仆，匍匐间行，经岳州，取道湘阴、宁乡，于八月二十三（10月6日）抵家”，从此他的乡村生活便开始了。
仅仅过了三个多月，正当曾国藩暂时把母亲安置在居室后山，“拟另觅葬地，稍尽孝思”之时，十二月十三日（公元1853年1月21日），咸丰帝的寄谕由巡抚张亮基转来：“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接到谕旨后，曾国藩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山之义”； “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又接到张亮基来信，被告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他感到非常震撼和惊诧。“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刚好是在同一天，吊唁曾母的郭嵩焘赶到了湘乡，此事被湘乡县令告知曾国藩。二人关系不同寻常，曾国藩立即邀请郭嵩焘。当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夜已经深了。两人秉烛畅叙，谈及国事，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出来主持团练是万万不行的。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从戎，古制也。”曾国藩的野心郭嵩焘是知道的，他一心想着整治封建秩序，而今适逢乱世，英雄辈出，为什么不全力施展抱负，以此为皇帝尽忠呢？为说服曾国藩，郭嵩焘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真挚的情意溢于言表，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也为他所打动。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依然不同意郭嵩焘的意见。郭嵩焘又找到曾国藩的父亲，和他大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教训了曾国藩一通，他这才应允，但过了很多天也不起程。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骘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提出若要他答应此事，郭氏兄弟必须入幕参赞，郭嵩焘只好应允了他的条件。此后四年，郭嵩焘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在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他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筹练湘军的工作从此就开始了。
团练，也就是集团训练的意思。封建统治者对乡民进行团练，形成地方性的地主武装，这种风俗是从唐德宗年间开始的。唐初的府兵制则是它的胎源，府兵在有战争的时候奉命出征，没有战争的时候就回府务农。玄宗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之后，兵农分离，但各藩镇仍然延用团练的办法。清代前期，团练的情况也存在，但是大多是时聚时散。嘉庆年间，苗民在贵州、湖南两地发生暴动，凤凰厅同知傅鼐“乃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积十馀碉则堡之”，后来平定苗疆时，团练的兵力和碉堡的战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白莲教教徒起义，白莲教运动波及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省，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德楞泰和明亮上奏皇帝，请求用乡勇和碉堡如法炮制，嘉庆帝发布诏书命各地都用此方法，最后才镇压了白莲教起义。
以前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当太平军兴起时，咸丰帝在积极布防的同时，还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团练乡民，企图使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内的正规军与团练乡勇密切配合，一起镇压太平军的起义，于是在全国就掀起了第一个办团练的浪潮。由于丁忧或请假在籍的官吏对地方的情况较为熟悉，清廷就委派他们与地方督抚配合行动。前刑部尚书陈孚恩是被任命的第一个团练大臣，时间在咸丰二年八月，曾国藩就是第二个团练大臣，时间在这年十一月。接着这年十二月到咸丰三年二月，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累计任命了四十九名团练大臣。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军消灭了江南大营，清廷进一步意识到必须依靠地主武装才能取得胜利，在全国各地办团练的第二次浪潮又兴起了，清廷又先后任命了四十三个团练大臣。这九十二人中，官职由高到低，自前尚书至已革总兵不等，分布在十六个省份。由此可见清廷如何重视办团练事宜。
曾国藩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严厉打击土匪，原因是随着日益扩大的太平军势力，湖南境内各会党趁此机会纷纷涌出，平日受尽官吏欺压的百姓为反抗官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