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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再明白不过了。肃顺精明干练，魄力宏大，对于汉人大力重用，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无能之人。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原来总是巴结恭王，后来仗着皇上的宠幸，对恭王也不理不睬。今日的肃顺，与历史上的权臣难道有区别吗？恭王以及在他身后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很大，比起他们来，肃顺是没有什么势力的。皇上虽说年轻，但据说有痨病，一旦皇帝驾崩，肃顺哪里对付得了恭王的势力！他这样明目张胆地拉拢自己，安抚胡林翼，是否别有所图？想到这里，一丝恐惧笼罩了他的心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件事情如此重大，还是以谨慎为好。曾国藩停止磨墨，重新把纸收了回去。
曾国藩对此事的深思熟虑，显示了他熟谙官场之道。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只要皇帝驾崩，天下政局必会有一番大的变化，而各级官吏能否保住原有的官位，也就不得而知了。当时虽然交通不发达，但对于咸丰帝身体不好之事他早有耳闻，所以他必须为将来打算。以后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这种从长计议的想法是再高明不过的，祺祥政变，肃顺被砍头，此事也没有牵连到曾国藩，他的位置依然稳固。
第三部分：官场失意徽州失守
处于丛山包围之中的祁门是安徽的一个县城，一条官道从县城穿过，东连休宁、徽州，南连江西景德镇，此外，此地也与浙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络。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后，对着地图仔细考查了安徽的地形，在思索良久之后，决定把总督衙门设在祁门。
然而，当曾国藩亲自来到祁门之后，却感到非常后悔，因为祁门除了那条通往景德镇和徽州的大道，另外只剩下一条小道通向边上的两个小镇，而城前的那条小河叫做大共水，河水极浅，将它作运输军需之用是不可能的。所以，一旦太平军把大道封锁了，曾国藩将无法逃出包围。因此，当时曾国藩身边的诸多幕僚对他进驻祁门都大加阻止，一致劝他前往进退自如的东流驻扎。如曾国藩的得意弟子李鸿章就向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但是，皇上已经知道了曾国藩驻扎祁门的事情，如果轻易改变，既有欺蒙之嫌，对于两江总督至高无上的威严也是一种损害，他才固执地决定不改变以前的想法。对于劝他的幕僚，他甚至有些恼怒：“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
曾国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时之气，但又必须为祁门的安危做出精细的布署。他觉得，要保证祁门安全，关键是保卫好祁门东面的徽州，如果徽州不出事的话，太平军就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官道到祁门来。这样决定后，他让他的儿女亲家李元度接下重任守卫徽州，为了此事他专门向咸丰帝上了一道《奏请李元度简放皖南道折》。
在朝廷批准这一奏折后，李元度便率他刚组建不久的几千名江勇前赴徽州。咸丰十年八月初七，李元度就徽州防务一事前往祁门和曾国藩一起商量，对此，曾国藩在八月十二日日记中记载如下：“与次青谈到任事宜。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者，戒其勿近，与沅弟意略同。又戒待属员不可太谦，恐启宠而纳侮也。夜颇能成寐。”八月十四日李元度回徽州，放心不下的曾国藩又多次嘱咐他：“是日次青赴徽州，余与之约法五章：曰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曰戒滥，谓银钱、保举且限制也；曰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曰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可见当时曾国藩把很大一部分希望都寄托到了李元度身上。
此时，太平军已向丛山关方向进军。徽州与丛山关距离非常近，李元度派两营人马到丛山关防卫太平军，丛山关于八月二十日被太平军攻陷，这个坏消息极其沉重地打击了曾国藩，因为丛山关一失，能否守住徽州城就成为关键。徽州城一旦守不住，那么祁门的安危就可想而知。因此，曾国藩好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第二天，曾国藩就立刻给李元度写信，告诉他应该如何守城。
当时，徽州城内的守卫人马有将近两万人，但其中有一万四千名都是绿营出身。这些绿营兵本来就不善于战斗，加上又有好几个月没有发饷，整天都在那里滋生事端。李元度接防后，看到已无法依靠绿营军，就把绿营兵搁置在一旁，把守卫城门的重任全部交给了平江勇，这无形中使绿营兵对平江勇及李元度更加仇恨。八月二十五日，太平军十余万人把徽州城围得严严实实，并趁夜色对徽州城发起猛攻。城内的平江勇因为刚刚成立，并没有很强的战斗力。而绿营兵此时不但不拼尽全力守城，有的反而趁此机会抢劫，甚至和平江勇打了起来。在十分混乱的情况下，李元度眼看无法守住徽州城，便只好带着一帮残兵败将逃离了徽州城。
曾国藩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二更才得知徽州已经被太平军攻陷了。此消息让他感到非常震惊，曾国藩又为此整个晚上都未成眠。
第三部分：官场失意祁门危机
徽州被攻陷后，兵分三路的十几万太平军长驱直入，直扑祁门大营，祁门因此断了粮草，并且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当时只有两千多名守兵守卫祁门，另有一万多官兵都是打了败仗而退下来的，加上那些文职官员平日里擅于纸上谈兵，遇到事情时胆子却小得和老鼠一样，因此，整个祁门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景象。加上祁门原本就非常窄小，忽然间积聚了好几万人，日常用品自然是供不应求。当时，有许多文职官员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所有家当都收拾好，随时准备逃命。曾国藩身边的幕僚也力劝他尽快从祁门撤退出去，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一个两江总督又怎能从战场上逃走呢？因此，他心中对李元度徽州失守一事感到无比愤恨。却又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成了真正的瓮中之鳖。他在祁门被围时所写的一些家信和日记中就表明了这一点。如八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得知徽州之战失败以后第三日，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日下所最怕者，贼从婺源窜乐平、景镇，断祁门之后路，蹂躏江省腹地也。希公来此，专为保祁门老营。因老营仅朱、唐三千人，内有千七百人未见过仗，故止须二三营。”他在九月初一日所写的信中又说：“其次，所虑者，败兵二万人拥塞祁门，满坑满谷，所在抢掠，油盐百物，皆无可买。”
当时祁门的形势已经处在危急时刻，因为祁门除了有城边的榉根岭和羊栈岭两座山岭可以赖以防卫之外，已经没有其它的屏障了。此两岭离县城极近，如果这两个地方被攻破，那么祁门也就守不住了。曾国藩在总督衙门，经常能够真真切切地听到从榉根岭和羊栈岭上传来的枪炮声。太平军的救援部队又把前来援救的各路部队完全挡在外围，因此曾国藩感到十分焦急。好在守卫榉根岭和羊栈岭的部队依靠所占据的地理优势拼死抵抗，所以太平军一时之间，还不能把这个地方攻下来。
到了十月份，祁门的形势更坏了，榉根岭和羊栈岭将要不保。曾国藩实在坐卧不安，便亲自跑到前线去督军作战。
然而，也许是曾国藩注定不该因此而丧命，正当曾国藩将所有的部下都打发走，准备太平军攻陷祁门的时，便以自杀谢天下之时，以鲍超、张运兰二人为首的湘军于二十日、二十一日大破太平军，把太平军从羊栈岭赶了出去。曾国藩能够在此起死回生，实在是出人意外。
第三部分：官场失意绝情报复
李元度从徽州败走后，觉得没有脸面再去找曾国藩，因此，二十多天以来一直在浙赣边界徘徊，直到九月十七日才去祁门拜见曾国藩。但在与曾国藩谈到他之所以会在徽州一战失败的时候，曾国藩觉得李元度根本未从战斗中吸取教训，就决意向咸丰皇帝弹劾李元度。
朝廷在收到曾国藩的奏折后，咸丰皇帝于十月十一日就批了回谕，命令将李元度革除原有职务并对其进行审问。
关于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一事，幕僚们一致反对。
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绝情地参了李元度？
其原因并非是为国为君，也不是公报私仇，而是另有其因。第一，徽州失守之后，祁门失去了保卫的屏障，被李世贤、黄文金包围，曾国藩被困在祁门之中有好几个月，他的急功近利的三路进击芜湖的庞大计划已经不可能再实施了，连自己也总是担心一朝性命不保。第二，更重要的是，曾国藩向咸丰帝呈上《徽州被陷现筹剿堵折》后，咸丰帝批谕道：“该大臣甫接皖南防务，连失两郡，虽因饷绌兵单，究属筹画未密。……李元度谋勇兼优，此次失衄，殊属可惜，人材难得，着即查明下落具奏。”这一褒一贬之中所隐含的意义，曾国藩自然对此深有体会。所以，曾国藩置上下官员的议论于不顾，一意孤行，定要奏参李元度，才使李元度落得个革职拿问的下场，原来，一是把自己东征计划破灭的愤怒全都归罪于李元度，二是想借参劾李元度之败，以此来代替自己因为“筹画未密”所犯的过错，曲折地表达自己不满于清廷的情绪。
本来，成功与失败就像孪生兄弟一样。军事斗争的成败，是兵家之常事，更不可以以此论英雄。曾国藩不顾众议，毅然决然地把军队驻扎在祁门，一度出现祁门孤悬的局面，连言灾异者也说祁门并非久留之地，应该算是失败惨重。后来由于鲍超等的竭力救援，始获得历口洋塘和上溪口三次胜利，曾国藩算是从虎口逃了出来。这时，那些说灾异的好事者又都转换了口气，又说祁门这地方仍然有符瑞，岁星也会到这里来。曾国藩看透了这种炎凉世态，于是就作了一首绝句：
天上岁星也起霉，掉头一去不归来，
忽闻打破上溪口，又向祁门走一回。
可是，曾国藩虽然自己晓得世态炎凉，却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竟在一怒之下把李元度头上的岁星夺去了。
而且，曾国藩并没有就此停止对李元度的惩罚，而是接二连三地弹劾，毁了他一生的功名前途。从曾国藩的官场经历来看，如果是官场中他可以轻易除掉的对头，他会毫无顾忌地加以弹劾；如果他自己认为他的对头难以动摇，则厚颜卑辞、千方百计地巴结；对于那些还有利用价值的人，则尽量显示自己的宽宏大度。至于对自己的朋友，他总是尽量地给予好处。然而，对李元度却是一个意外，他能狠下心来加以参劾，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爱之深，责之切吧！
但是，李元度并没有就此而丧失信心，而是努力求得将功赎罪的机会。早在曾国藩奔父丧时，李元度与后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之间就往来密切，而王有龄则与曾国藩存在很深的隔阂，因为湘军不属朝廷编制，所以都是由各地自筹军饷。曾国藩在江西时，向王有龄要军饷，王有龄却没有答应他；后来因浙江军事危急，王有龄向曾国藩讨救兵，曾国藩同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此两人间积怨不断。李元度与王有龄有联系，更增加了曾国藩对他的误解。后来，曾国藩复出，李元度也就对曾国藩死了心，但是，徽州之败，使曾李二人的交情由此结束，因此，李元度只好另立门户。他在家乡，重新招募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号称安越军，到浙江投靠王有龄去了。李元度的改换门庭，使曾国藩对他更为恼怒。咸丰十一年五月，李元度因率安越军援助湖北于义宁等处出力有功，经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奏请，使他重新担任按察使的职务；接着李元度又攻破了江西奉新、瑞州等城，经江西巡抚毓科奏请，赐给了他布政使头衔；这年九月，李元度始率军入浙，同左宗棠部会合，把常山等地从太平军手里夺了回来。故于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他接着担任了浙江盐运使兼署布政使。二月初三日又奉旨擢授浙江按察使。李元度如此平步青云，本来与曾国藩没有任何的关联，却使曾国藩感到有些难堪，因为李元度的这一系列功劳，都是在离开曾国藩之后所取得的，而李元度立功越大越多，就会越多地证明李元度并非是因为无能导致徽州之败的，而是曾国藩调度无方。正是因为这种心理的影响，曾国藩对李元度接二连三地报复，现在我们从曾李二人交往的历史来看，曾国藩是一直处于主动地位的，而李元度始终含屈受冤，郁郁不得志。而且，李元度自己也觉得徽州之败，他确实无颜见曾国藩，而曾国藩始终不能对此释怀，在此种情况下，他到底该怎么做呢？就此抑郁终生？或向曾国藩表明全是因为自己无能才导致战场失利？
当然李元度组成安越军，以给自己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也是作为一名大丈夫所应该做的。可惜的是，他碰上的曾国藩却是一个权势熏天、心胸狭窄的人，才使自己空有一身才艺却无法施展。虽然如此，从晚年李元度与曾国藩的关系看，因为李元度并非斤斤计较之人，两人的关系还是十分融洽的。如同治十三年李元度曾经写了一首诗，步曾国藩的韵脚：“嗟我昔从公，中蹶良自作，未逐鲲鹏化，甘同鲋辙涸。”称自己之所以在官场中屡屡受挫，完全是自己的报应。而在曾国藩死后，李元度在祭文中还曾经写道：“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于我，地拓海容。”
李元度晚年出任贵州按察使，升布政使，但也只是做到了和以前一样的官职。与晚于他的李鸿章已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了。在此我们也只能对之惋惜而已。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安庆之役（1）
安庆是处于长江之滨的一座重要城市，也是太平天国的首府南京的重要屏障，湘军要进军南京，必须要先把安庆攻下，而一旦安庆被攻下，南京的形势也将非常危急，因此，太平天国一直派重兵对安庆进行防守。咸丰十年闰三月，曾国荃带领着一万多名湘军，开始准备进攻安庆。咸丰十一年八月，围困近一年半的安庆城在湘军的猛烈攻击下终于失守了。
在湘军历史上，攻下安庆，其意义极其重大，它同时也极大地传播了湘军的名声。
当时，太平军对安庆这个战略重地也非常重视，因为它既保护了东边的天京，又是粮食等物质的供应枢纽，还是与捻军联络的据点。当时，约有八万多人的湘军，正在长江南北两岸分七路指向安庆、芜湖等地，打算上游胜利以后，以高屋建瓴之势攻占下游。他们计划宏大，来势凶猛，给人势在必得的感觉。然而，他们的计划却有很大的弱点，即他们在后方湖北、江西所剩的兵力空虚。这个弱点立即被洪仁看破了。洪仁最早信拜上帝会，但到1859年4月（咸丰九年三月）才辗转从香港来到南京，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总理朝政。1860年春，为解除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包围，他建议太平军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先攻打湖州和杭州，引诱清军赴援，然后迅速回师，对江南大营进行全力攻击。洪秀全、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对他这一意见非常赞同，果然于5月间一举消灭了江南大营。洪仁看破了湘军后方空虚的弱点后，再次建议故伎重演，乘虚直捣江西、湖北，进夺武汉，这样就能把敌人的兵力分散，从而解除对安庆的包围。
于是，陈玉成在北，李秀成在南，两人都顺着长江西行，约定于第二年4月在武昌会师。1860年9月30日，陈玉成率五万大军从天京出发，经庐江、桐城，攻占了湖北蕲水、黄州，于1861年3月17日直接向武昌进犯。这时武昌城内，只有官文带领三千人进行防守。见太平军业已逼近，全城一片混乱，许多有钱人家都逃走了。本在病中的胡林翼立即慌了手脚，立即带领军队回去救援，但又要顾及安庆前线，因此长久的奔波而疲倦不堪。加上他本来就有肺病，时常吐血。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卯刻，湘军夺得安庆后，曾国藩在《克复安庆省城片》这一奏折中写的很客观：“楚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画图决策，商之官文与臣，并遍告各统领。”可惜，胡林翼已经躺在了病床上，无法进入已夺取的安庆，于八月廿六日亥刻与世长辞，年仅五十。曾国藩得知此事，沉痛地写道：“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刚好咸丰帝在七月十六日先于胡林翼驾崩，国丧刚过，故曾国藩在给胡林翼作挽联的时候，感到非常遗憾。挽联是这样写的：
逋寇在吴中，是先帝与荩臣临终憾事；
荐贤满天下，愿后人补我公未竟勋名。
再说，曾国藩住在长江南岸，分析长江北岸的形势，预计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