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逋寇在吴中，是先帝与荩臣临终憾事；
荐贤满天下，愿后人补我公未竟勋名。
再说，曾国藩住在长江南岸，分析长江北岸的形势，预计彭玉麟、李继宜回师湖北后，大批折回的太平军又将回转来对桐城、怀宁两地的清军大举进攻。他生怕正包围安庆的曾国荃定不下心来，乱了阵脚，故急于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七、初八（3月17日、18日）给曾国荃接连写了几封信，叮嘱他必须先坚守五六天，等待鲍超部渡过长江增援他。二月二十二日（4月1日）又写信给曾国荃，对太平军进攻武昌的战略目的进行了准确的分析：“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接着，他又对坚守安庆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反复的说明：“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昌虽失，必复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壕墙不能守，则武昌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他向曾国荃指出了应该怎么做：“弟等一军关系天地剥复之机，无以武汉有疏而遽为震摇，须等狗逆回扑，坚守之后再定主意。”能否保住上游武汉的有利形势，对于曾国藩、胡林翼来说，确是他们能否坚持在下游规略安庆，再图金陵的战略方针的关键所在。所以曾国藩于二月二十六日（4月5日）在给他两个弟弟的信中又说：“贼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江夏纵失，尚可旋得；安庆一弛，不可复围。故余力主不弛围之说。”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安庆之役（2）
太平军守安庆，其策略在于守险不守陴。安庆之险在集贤关，因此太平军便将重兵都投入到了集贤关，以阻止迫近安庆的湘军。曾国荃则采用长壕法对付太平军，即在安庆城的城墙之下挖了两条很深很宽的壕沟，湘军居于两壕的中间，内壕的作用是围攻安庆，外壕的作用是抵抗增援的太平军，曾国荃也因此被人们称作“曾铁桶”。当时，安庆城内的一万多名太平军已被四万湘军围困了一年的时间。湘军在城外挖了三道长壕，使城内太平军很难从包围中突破出去，城外太平军也很难冲到城内增援城内部队。陈玉成虽然在菱湖筑垒十八座，又派了一千多士兵到城内帮助防卫，还向城内送去粮食，一时间把安庆的局势稳定住了，但由于从各地前来增援太平军的部队，包括从天京来援的洪仁、林绍璋部，从芜湖来援的黄文金部和捻军，从庐江来援的吴如孝部，都在挂车河、练潭一带遭到了湘军多隆阿等部的狙击，无法会合陈玉成部。陈玉成在集贤关内孤军奋战，对曾国荃的围军根本无能为力。
湘军从咸丰九年底太湖之役吸取了经验，这次所采取的方法依然是围城打援。曾国藩一而再，再而三地教给曾国荃一个个围城窍诀，教他必须恪守“坚静”二字。他说：“凡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惟有一‘静’字可以胜之，不出队，不喊呐，枪炮不能命中者不许乱放一声。”他嘱咐两兄弟要在拼命坚守上既达成共识，又通力合作。他还对战事进行了一般性的概括总结，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守，壕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致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就在这个时候，曾、胡既布置多隆阿部在桐城一线对于东面来的林绍璋援军继续狙击，又从长江南岸调来鲍超部对于西面来的陈玉成援军进行狙击，还派胡达轩三营、成大吉七营分别进驻石牌和集贤关外，拖住敌人的后腿。他们的目的是要将安庆夺回来，而行动方向却是对太平军援军的有生力量进行打击和削弱。这个围城打援的战略，最初是胡林翼在太湖之役中提出的。他说：“用兵之道，全军为上，得地次之。今日战功，破贼为大，复城镇为下。古之围者，必四面无敌；又兵法，十则围之。若我兵困于一隅，贼必以弱者居守，而旁轶横扰，乘我于不及之地，此危道也。然不围城，则无以致贼而求战。”这一策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它不但使湘军在太湖之役中取得了胜利，也使湘军最后在争夺安庆这场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当曾国藩听到五月初一日“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的消息时，他立即判断说，陈玉成部必会因此而气势大衰，并说：“平日或克一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真可喜也。”他特别注意刘林，这个人英勇善战，并说自己因为尊敬他的为人，所以称他为先生，“爱其人，故称翁”。并对曾国荃等人嘱咐说，不要让刘林这人跑掉了。刘林被俘获后，杨岳斌将他肢解，并割下首级送到安庆城下示众。刘林部覆灭后不久，集贤关内的八千多名太平军，也因孤立无援，先后在战场中丧了命。至7月，安庆城外所有的太平军据点都被消灭了。
陈玉成部因为多隆河在挂车河的狙击，无法援助城内的太平军，只得与洪仁、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杨辅清等率领的四万多名太平军，从湖北蕲州绕道过去，经宿松、石牌，于七月十五日（8月20日）再次向集贤关发动进攻。这时，安庆城内很长时间内都缺少粮食，但太平军战士还是列队西门上，遥遥地呼应着增援部队。陈玉成率部苦战了好几天，抱草填壕，虽血肉横飞，仍然不停止冲锋活动；城内饥惫之卒，几乎连举刀枪的力气都没有了，还奋勇杀出。可惜最终还是无法越过敌人的深沟高垒，不能会师。八月初一（9月5日）湘军轰倒北门城墙，蜂拥而入，城内到处都有人在屠杀、抢劫。陈玉成等遥见城内火光冲天，又带领部下进行了两次冲锋，却都失败了，方引军西去。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对待俘虏，格杀勿论
争夺安庆一役中死伤了三万多名太平军，城内叶芸莱、吴定彩等一万多人都被清军所杀害。安庆的失陷基本结束了安徽的战事，江苏和浙江便成了与太平军作战的主战场。后来，洪仁写道：“我军最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
安庆之克使湘军名声大振，然而他们在安庆之战中的杀戮却是极其残忍的。
早在咸丰十一年五月，太平军刘林部在安庆城外赤岗岭的战斗中败于湘军，其中有三个垒、千余名的太平军投降了清军。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兴奋，便写信给曾国荃，问他有没有把这些人都杀了：“不知刘林一垒究竟如何，其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当他听说已经全部杀死了投降的太平军的时候，感到非常高兴：“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党为之大衰，平日或克一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真可喜也。”
优待俘虏、缴枪不杀，这在历朝历代的战争中都是大家遵守的规则，也是一支仁义之师所应该做到的。而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他宁愿斩草除根，也不愿意优待俘虏，因为这种方法省事又实用。这对曾国藩来说是一条反动逻辑。他让别人也接受他的反动逻辑。如据唐浩明的《曾国藩》，在曾国荃带兵打仗之初，曾国藩即教他对于所有的太平军俘虏，都要格杀勿论。
如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给曾国荃的信中他就特别指出，既已带兵，就不应该害怕杀人太多：
“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掳多杀，流毒南纪；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幅巾归农，弟果能遂此志，兄亦颇以为慰。特世变旧新，吾辈之出，几若不克自主，冥冥中似有维持之者。”
因此，当安庆城被攻陷后，曾国荃就杀光了守卫安庆城的太平军，曾国藩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朝廷，并且在奏折中多次提到了“无一人得脱”、“围杀净尽”、“实无一名漏网”等词。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提拔左宗棠
在咸丰十一年八月业已夺得安庆的情况下，经营江浙便成为曾国藩的主要工作。也由此而造就了两位显赫一时的人物，一个叫李鸿章，一个叫左宗棠。
左宗棠比李鸿章晚到曾氏幕府一年半，当时的军事形势和曾国藩本人与咸丰十年三月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咸丰十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到处是紧张而复杂的局势，英法联军正陈兵大沽口，对清朝廷的首脑机构构成了严重威胁；闰三月，清军江南大营遭到了第二次惨败，主帅和春受伤病死，太平军相继攻克了江苏的富庶之地苏州、常州；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在头一年八月就开始了夹江进击的第二次西征，胜利推进。环视内外，曾国藩感到运筹帷幄，志在必得，他已意识到，朝廷必定会把剿灭太平军的任务放在自己肩上。他的部属更是举杯欢庆，对江南大营的溃败，一个个都感到兴奋异常。左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说：“江南大营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他们不顾同伴的失败，却只想到失败带给他们的好处。胡林翼说得则更为露骨：“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下，到曾氏幕府不久的左宗棠，便得到了曾国藩的举荐，于四月二十日奉上谕，“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而在曾氏幕府多呆了一年多的李鸿章，在这年五月才被曾国藩派去做淮扬水师的组建工作。
左宗棠初到曾国藩宿松大营的时候，认为作为一名君子不可以被人再三侮辱，死于小人还不如死于盗贼，因而想在曾国藩手下做一营官，既满足了自己讨贼的心愿，又可以使自己策马扬鞭，冲锋在前。当时，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在给骆秉章的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左季翁自领一队之说，侍劝其不必添此蛇足，今已作罢论矣。”但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征求他的意见：“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曾国藩这才改变了原有的想法，叫左宗棠另外带领一队湘军。左宗棠原打算募二千五百人，曾国藩的意见却是让他募五千人。左宗棠在宿松只呆了二十多天，因为儿子病情很严重，他提前回到湖南。曾国藩的本意，是叫他募勇对安徽的兵力进行支援，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却这样说道：“苏州既失，为公计者，宜先以偏师保越为图吴之计”； “是制此贼，必取远势，而不能图速效”。又说：“先将江西兵事、饷事逐为经划，亦当务之急也。”这个计策实际就是“保越图吴”，尔后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长期运用了这一战略。左宗棠在湖南招兵买马，将以前大批的湘勇集合在一起，又收聚了王的旧部，共得五千八百零四人，被称为楚军。这年八月间，他率楚军经醴陵直趋江西，先在江西东北部和东部与太平军进行了几次交锋，随后转战到了浙江。
自安庆失守后，李秀成便把兵力全部集中到了江浙。从江西东向的侍王李世贤部及从广西回师的石达开旧部，几乎遍布了浙江全省。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9日），李秀成带领太平军一举将浙江省会杭州攻克，巡抚王有龄万般无奈，只得自杀。在这之前，十月十七日、十月十八日、十月二十三日，清廷曾发三次廷寄，谕令左宗棠马上赶到浙江去，负责军务的督办。曾国藩等于十月底作出决定，十一月十六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臣等往返熟商，即请左宗棠督率所部进援浙江，并将驻防徽州之臬司张运兰，驻防广信之道员屈蟠，驻防玉山之道员王德榜、参将顾云彩，驻防广丰之道员段起各军，及副将孙昌国内河水师，均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兵力稍厚，运棹较灵，于援剿浙、皖之时，仍步步顾定江西门户，庶于三省全局有裨。”当时，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原本只是负责统率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清廷因为对曾氏集团的依赖，又于十月十八日下发明谕，上述三省除外，“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杭州将军瑞昌只是负责浙江军务的帮办。但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给朝廷的奏折中说：“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又说，左宗棠“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即无庸臣兼统浙省”。曾国藩深感朝廷对自己有太重的依赖，给了他太尊贵的权位和太多的期望，令他感到有些畏惧，因此不敢控制四省，恐怕自己会犯下过错；另一方面，也说明曾国藩当时给予左宗棠的信赖与倚重也是非常多的。
左宗棠此时在广信负责驻防工作，他根据“宁肯缓进，断不后退”的原则，率军至婺源，又分兵解除了徽州的包围，使后方得到了巩固。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六日，朝廷又连发四道谕旨，催促左宗棠赶快带兵赶到浙江。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左宗棠才从江西东北边境和皖南边境翻山越岭，历经千辛万苦进入到浙江省西北部开化县，迫使太平军退到遂安方向。其后，左宗棠根据曾国藩的以衢州府作为控制全浙的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于五月初四日（5月31日）攻占衢州，以衢州为基地进夺全浙。八月，蒋益澧带领八千多名湘军从广西开至衢州，左宗棠部的人数增到了一万六千名之多。他们由南向北逐渐推进，太平军顽强地抵抗了这种推进行动。经过一年多的双方拉锯，直至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五日（1864年4月1日），左宗棠在法国军官德克碑的不败之师的帮助下，才最后把杭州攻下。双方又争夺了几个月，到这年八月下旬，左宗棠的楚军基本上占领了浙江全境。左宗棠攻占杭州后不久，在三月十八日，朝廷命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左宗棠补授闽浙总督，同时仍然担任浙江巡抚的职务。至此，左宗棠在官场上已经比较成熟了，成为清廷的大员，与曾国藩处于同等的地位。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任用李鸿章
比左宗棠组建军队晚一些时候，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在安徽也组建了一支号为淮军的军队。从此，湘军及其别系楚军和淮军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一在安徽，一在浙江，一在江苏，从三面威胁着天京，成为后来对抗太平天国的主要力量。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于咸丰十年五月十七日奏请建立三支水师，分别为淮扬、宁国、太湖，增添围攻金陵的力量，他特别强调创办淮扬水师，因为这样一来淮扬一带产米产盐可以更为便利，且可以对淮扬的陆军起辅助作用。接着，他于七月初三日上疏，对于李鸿章的“劲气内敛，才大心细”、“研核兵事，于水师要，尤所究心”、“堪膺封疆之寄”大为赞赏，奏请派李鸿章到淮扬去担任兴办水师的工作，又奏请“破格擢授两淮盐运使”。清廷虽然同意让李鸿章去负责兴办淮扬水师，但对曾国藩的疏奏并没有全盘肯定，没有简放李为盐运使。但李鸿章也趁机抓住机会，从而拥有了在长江下游组建新的军队的权柄。
这之后，曾国藩于咸丰十年八月上疏朝廷，被朝廷批准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黄翼升出身铁工，长沙人，原在湖南负责监造战船的工作，后随彭玉麟、杨岳斌水师在武昌、九江、安庆等地与太平军厮杀。咸丰十一年，淮扬水师建成，他被曾国藩举荐为水师总统，在彭、杨水师之外作为一支独立的部队。这是曾国藩把自己的军事势力伸向江苏所做的最初一步。
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十三日、十七日、二十四日、三十日和四月二十二日、五月十一日，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命令之下，率领不久前在桐城、舒城一带收集的团勇旧部五营和郭松林、程学启的部分湘军六营，一共五千五百多名湘军，分七批潜伏在七艘英国商船上，那些商船是上海道宝应时用十八万两银子租来的，那些船从安庆出发，偷越太平军的水上防线，一直驶向了上海。他们到达上海的时候是三月初十。
淮军一到上海，就勾结了美国人华尔的常胜军，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与外国反动派是联盟。这时，李秀成所率领的大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外围的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等地，英国侵略军的司令何伯被太平军打伤，法国侵略军司令卜罗德甚至被太平军击毙。太仓一战，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