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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程度和其他一系列特征，病理解剖医生是这样作结论的：‘死者是在生前受伤的。虽然很快便由于脑溢血而死，但死亡的时间是在车祸和受伤之后。’急求医生所作的结论也是这样的。”
“明白了。”基里洛夫表示同意。“那可不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即在车祸发生之前司机便已经感到不舒服并失去了知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车祸就将是他的昏厥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当然可以。这是完全可能的。中风，也就是脑溢血，几乎都是一开始就失去知觉。”医生回答说。
基里洛夫点点头。医生讲得已经很清楚了。
“伊万诺夫的情况怎么样？”他问医生。
“轻微的脑震荡。躺两个星期就会完全复原。”
好了，一切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都很吻合。自卸汽车的司机感到不舒服并失去了知觉。汽车失去了控制。伊万诺夫发现后便抓过方向盘把汽车控制起来，但他没弄好，发生了车祸。自卸汽车撞进墙里并压死了墙边的一个过路女人。司机受伤以后没有恢复知觉就死了，然而受伤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伊万诺夫只受到较重的碰伤，不过仍然得躺些时间，虽然死了两个人，但基里洛夫个人认为这一事故中没有犯罪者。当然，这个案子应该转向法院审理，法官们将对事故的情况进行长时间的分析研究。不过，他们未必会得出其他的结论。其实管这些干吗，这和基里洛夫已经没有关系了。到时候只要求他提供事故的详细情况，这他是能作到的。
两周以后。基里洛夫被叫到检察厅的侦查员那儿去了。
经过侦查员的会客室时，基里洛夫看见那儿坐着伊万诺夫。他看了基里洛夫一眼，很审慎地同基里洛夫互相打了个招呼，但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热情。
基里洛夫同侦查员费拉托夫虽然多次在民警局的一些办公室里见过面，但互相并不认识。侦查员请基里洛夫坐下，又把一份询问记录摆在自己面前。他先提了几个关于事故发生情况的问题，然后问道：“您看见那个搭车人伊万诺夫时，他的手是握着方向盘的吗？”
“对，我在报告就已经写了。”
“伊万诺夫说当驾驶员的情况异常时，他试图把汽车从危险中挽救过来，是吗？”
“伊万诺夫是这样明确地对我说的，说驾驶员马上就要死了。”基里洛夫回答说，“这使我感到很吃惊。他不是说情况异常，而是说快死了。医学鉴定果然证实驾驶员在车祸后很快就死了，但并不是因受伤而死的。”
“就是说，驾驶员死于车祸之后。”费拉托夫特别强调“之后”这两个字。“车祸前他还活着。那么，有什么必要干扰他呢？情况可不可能是这样的呢，即伊万诺夫是妨碍了司机——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秒钟，从而才使汽车失去控制的呢？”
基里洛夫耸了耸肩，回答说，他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作这样的设想。
“那么，那个过路人说他看见了伊万诺夫在同司机争夺方向盘，还听见了叫喊声，又该作如何解释呢？我传讯了那个过路人，这是他的证词。他对您也是这样讲的。”
“伊万诺夫并不否认他夺去了司机的方向盘。见证人讲的是可信的。”基里洛夫回答说。“至于伊万诺夫为什么这样作，我同他谈话时不可能彻底弄清楚，因为他当时还很虚弱。”
“就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今天把他请来了。”费拉托夫说，然后又问：“公共汽车是离出事地点多少米刹车的？”
“根据行动组绘制的示意图，”基里洛夫指了指侦查员办公桌上的文件，“公共汽车距出事地点６２米。”
“这距离还很大嘛，按公共汽车和自卸汽车当时的速度，它们完全可以刹住，不会撞车。”
“对。”
“那伊万诺夫向您断言，说他夺方向盘是为了避免同公共汽车相撞，不是就没有根据了吗？”费拉托夫问。
“他们可能晚几秒钟相撞。”
“可实际上并没有相撞。我们现在很难说，如果两辆车继续开下去，究竟会不会相撞。可轧了女公民阿福尼娜是事实，而且轧死了。”
“对，是这样的。”
“我还要对您提一个问题，基里洛夫同志。您作为一个交通事故鉴定家同时又是见证人，您看女公民阿福尼那被轧是不是伊万诺夫转动了方向盘的结果？再准确一点：如果伊万诺夫不夺方向盘的话，阿福尼娜就不会被轧死，您说是吗？”
基里洛夫觉得很难回答。这实质上就是问他，阿福尼娜的死伊万诺夫要不要负责。
“我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他终于说。“这谁也不知道！可汽车是由于驾驶员死亡才失去了控制，这点是确实的。其根据是医学鉴定的结论。”
“司机是后来死的，”费拉托夫提醒道，“后来！转弯的时候司机还活着！”
“我问医生这个问题，”基里洛夫表示不同意，“案件档案里写得有。”他又指了指那些文件，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念头，觉得自己的态度不像一个公正的见证人，倒像是伊万诺夫的辩护人。“医生说，出现脑溢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死亡之前，一般都先失去知觉。汽车失控的原因就在于此，说伊万诺夫的行为合理——即使他只是为了救自己，其根本也在于此。不错，他没有弄好，但这与其说是他的罪过，不如说是他的不幸。”
费拉托夫也感到了中尉所持的这种辩护者的立场，他不满地摇摇头，但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他往门户边走去，并改用‘你’来称呼基里洛夫，好像正式谈话已到结束。
“就这样吧。我再同伊万诺夫谈谈。你坐在这儿听听，也许会听到什么新东西。”
伊万诺夫进来了，他用镇静的目光看了看屋里的两个人，向费拉托夫问了好，然后不等主人让坐便坐到了离办公桌稍远一点的一把椅子上。费拉托夫为这种他看来是不礼貌的行为皱了皱眉，但没有说什么，心想主人一般总是要先让坐的，他平时接待来访者也是这样。“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伊万诺夫，大学物理系学生，生于……”费拉托夫进行初次传讯的例行公事。
基里洛夫瞧着伊万诺夫那张显然已变得红润起来的脸，怎么也看不出它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可能是他具有某种内在的力量？”基里洛夫想。“对了，他是大学物理系学生。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总是在沉思。”
“维克多？瓦里耶维奇，”基里洛夫听到费拉托夫开始提问了，“请把出事前的情况讲一讲。”
“好的。不过您先接电话吧。”
基里洛夫敢发誓，伊万诺夫确实是先说这句话，然后电话铃才响的。费拉托夫听见这句话时也有点莫名其妙，他正准备就此责备伊万诺夫时，桌上的电话果然丁零零响了。费拉托夫更加吃惊了，他拿起听筒，打电话的是一个很熟的人，谈的是非常一般的公务。毫无疑问，这个人不可能把这次电话事先告诉伊万诺夫。因为，费拉托夫放下听筒以后，很注意地盯了伊万诺夫一眼。可是，正当他想问问伊万诺夫是从哪儿知道刚才会有人打电话来时，伊万诺夫却先作了回答。
“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待会儿再谈。您不是要我讲讲车祸发生前的情况吗？我已经跟中尉讲过了。”伊万诺夫指了指基里洛夫。“不过我是可以再讲一讲。我能感觉到司机快死了。如果我不抓过方向盘，汽车就会加快速度，我们也就会同公共汽车撞上。我甚至能预料，如果撞上，公共汽车上哪些地方的乘客会被撞死。而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倒不会受很重的伤，因为我还来得及跳车。那样的话，我怎么也不会住医院了。”
中尉和侦查员都吃惊地望着伊万诺夫。他的语调充满自信，于是基里洛夫不由得又像刚才那样琢磨起来：他的样子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呢？费拉托夫脸上吃惊的表情则很快就消失了，又变成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因为他似乎想起来了，他在这间办公室里曾多次听到过这些不足信的话，而他作为一个侦查员，其任务就是要去伪存真。因此，他以那已经成了职业习惯的倔犟劲儿，重新又把审问的主动夺回到自己手里。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请把您那长长的、我还没全弄懂的解释分开来谈。首先请回答我，您根据什么断定司机快死了？”
“那我又根据什么告诉您刚才那次电话呢？”伊万诺夫以问代答。
“我不知道。”费拉托夫仍然很镇静。“可是某种偶然性，对吗？那这样吧，您就把这两件事给我解释一下。”
“很难解释。就算我不过是能感觉到任何运动的逻辑而已。”
伊万诺夫不作声了；费拉托夫现在则已不急于提下一个问题，虽然他并不打算改变预定的谈话步骤。
“好吧，既然您很难解释，那我们就认为您无法解释。”好像是为了阻止伊万诺夫正要表示的抗议，侦查员立刻又接着讲：“请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您断言，说如果您不抓过方向盘，不改变他的方向，自卸汽车就会加快速度并撞到公共汽车上？”
伊万诺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因为发动机的声音已经变大了。汽车已经开始加速。并且，它可能撞上公共汽车这一点，我还感觉到了。”
“您回答的前一部分是可以解释通的，”费拉托夫表示同意地点点头，“司机失去知觉以后，绷紧的或者是松驰下来的脚的重量就会落到油门踏板上，也就会增加发动机的转速。这一点我能接受。可您回答的后一部分……说您能说出在您所预料的撞车事件中，公共汽车上的哪些乘客会被撞死……对不起，这简直是玄学了！”
“电话，”伊万诺夫突然说，“马上就响……”
电话铃果然又响了。费拉托夫拿起听筒，显然很不高兴地答着话，同时又不得不掩盖自己吃惊的心情。谁知电话是妻子打来的，问他什么时候回家，费拉托夫只好把语气缓和下来。接完电话后，他不再怀疑伊万诺夫猜中电话是什么预谋了。他放下听筒，对伊万诺夫说：“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您确实对电话铃有预感。这点我承认。”
“不只是对电话铃。”
“怎么，您是要我们相信您预感到有自卸汽车会同公共汽车相撞吗？可是根据交通事故鉴定专家的看法，撞车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能预感到任何开始的运动会得到什么结果。电话铃声是电流以及磁场运动的结果。这一运动是在电铃锤撞击铃盖以前开始的。我能感觉到这一运动。同样，我也能感觉到大脑中的生物电流。所以当时我准确地知道司机快死了。”
费拉托夫不相信地摇摇头；基里洛夫却前倾着身子，聚精会神地瞧着伊万诺夫。
“那也没什么，”费拉托夫一边说一边翻着面前的档案夹，“我们从您学校里得到了您的鉴定，上面说您‘善于思考，具有准确的物理上的直觉，能迅速掌握学习材料，有卓越的数学才能……’等等，等等。总之，是把您作为一个好的物理系学生来夸奖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所以您对于物理现象的磁场和电波也具有这种直觉，是吧？”
基里洛夫看见伊万诺夫淡淡一笑。
“可是我们，”费拉托夫继续说，“我们研究的不是看不见的电波，而是明显可见的事物：自卸汽车没有同公共汽车相撞，也不可能同它相撞。您说可能相撞，却拿不出证据。”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伊万诺夫说，“我可以用简单而又看得见的方式证明自己有预知运动结果的能力。”
费拉托夫耸耸肩，似乎是允许伊万诺夫试一试。伊万诺夫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５戈比的硬币递给费拉托夫。
“把硬币抛出去。只要您事先告诉我您是怎样拿着它的，是鹰朝上还是字朝上，我就可以准确地预先告诉您它落下来的情况。”
费拉托夫暗暗责备自己竟同意和这样一个人玩“鹰与字”的游戏，这个人眼看就快成为审讯对象了。尽管如此，他却无法抑止自己的好奇心，很想看看这个简单的试验的结果究竟如何。他见基里洛夫的兴趣也不亚于他，于是便接过硬币，并在抛出去以前对伊万诺夫说：“据我所知，如果抛很多次，硬币落地后是鹰朝上还是字朝上，其或然率是完全相同的，都是百分之五十。您猜中的或然率，大概也不会比这大。”
“我能百分之百地预先说中。手里的硬币哪面朝上？”
“鹰朝上。”
“抛吧！”
硬币被抛向空中，翻滚着往上飞去，在硬币落地之前，伊万诺夫便说：“鹰。”说罢若无其事地扭过头去，那样子，好像毫不怀疑自己判断的正确性。
“不错，是鹰。”费拉托夫说，并让基里洛夫也看了看。
费拉托夫连续抛了好几次。然后，基里洛夫也抛了几次；费拉托夫接着又抛。每次伊万诺夫的回答都是正确的，一次也没有错。可突然基里洛夫惊叫了一声，原来这次硬币落地时是字朝上，而伊万诺夫却说是鹰。
“这次可错了！”基里洛夫大叫道。“没猜中。”
“不可能的事，”伊万诺夫看了看费拉托夫，镇静地说，“这不过是因为侦查员同志骗了我，没有如实地告诉我硬币出手前是哪一面朝上。”
根据费拉托夫的微笑和尴尬的表情，基里洛夫明白事情的确如此。
“真棒！”基里洛夫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这是怎么回事，或然率的理论不灵了？”
“当然不是，”伊万诺夫回答说，“或然率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不过是能计算而已，我事先知道硬币抛出前哪面朝上，根据硬币出手时翻滚的频率我计算出了它在轨道上翻滚的次数，然后把空气阻力对翻滚频率的影响考虑进去，于是便算出了结果。”
“算得那么快？”基里洛夫不大相信地问。
“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快的运动……所以，只要我看到了一个运动的开始，我就能预知它的结果，这里也没什么可奇怪的。预知自卸汽车会同公共汽车相撞也是如此。”
基里洛夫吃惊的感觉总也消失不了，但费拉托夫的情绪却有了变化。
“伊万诺夫公民，您准备用这个办法去说服法庭，说让汽车拐弯轧死女公民阿福尼娜是无罪的吗？”
现在是伊万诺夫感到吃惊了。
“这么说我得受审？”他问。“您认为我还是有罪？”
“关于您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得由法庭决定，”费拉托夫回答道，“我只请您读读我们的谈话记录并签个字。这里还有一张纸，请您作一个不离境的保证。”侦查员把从卷宗里取出的这些纸朝伊万诺夫面前推了推。
“可这是为什么？”伊万诺夫叫道，站在原地不动。“我选择的方式把牺牲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啊！难道我还需要提出什么论据吗？”
“您的行为的结果是一个人的死亡。”侦查员果断地回答道。
“我担心您那惊人的才能说服不了法庭，法庭不会承认您的行为正确。看来，检察员会控告您过失犯罪并导致了严重后果，也就是导致了一个人的死亡。请签字吧！”费拉托夫固执地又说了一遍。
伊万诺夫既不再表示吃惊，也不再表示抗议，他走到侦查员的办公桌前签了字，问道：“我这个罪要判多少年？”
“您去问律师吧！”费拉托夫冷冰冰地说。
“两年到五年。”基里洛夫心想，但没有说出来。他同情地看了伊万诺夫一眼，心里暗自决定，当他以见证人的身份在法庭作证时，一定要尽量对伊万诺夫的行为作出好的评价。
“不过我不一定去求他们，即使为了免受这样重的惩罚，我也不一定会去，”基里洛夫听到了伊万诺夫对他的想法的回答。他惊得目瞪口呆地望着伊万诺夫。
这时侦查员猛地站了起来，急急地问道：“什么，什么？”
伊万诺夫说（这时已是回答费拉托夫了）：“我说我不一定会听从您的建议去问律师。再见！”
宇宙智能生物研究站调度长收到一份从Ａ星球发来的报告，其译文如下：
“当地一条交通线上出现了危险情况，”
侦察员报告说，“不得不进行干预。但当地文明社会的代表认为这违犯了他们的现行法律。为了免受惩罚，并为了能继续研究该星球其他地方的文明社会，请允许使用催眠术……”
简短的回电如下：
“禁止使用催眠术。不许暴露自己的预感能力……”
法院于三个星期后开庭，基里洛夫作为见证人出席。可伊万诺夫的表现使中尉迷惑不解。当辩护人请伊万诺夫哪怕像在预审时那样证实一下自己的“预感”能力时，伊万诺夫回答说：“再重复一遍我未必还能不出错。恐怕上次只是偶然的巧合。”
只有一次，基里洛夫似乎理解了伊万诺夫对他投来的目光。那目光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