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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在进行性行为时往往忽略前面的步骤，而且知道这些知识的人也不多。还是性教育不够，对性的认识很愚昧。
徐兆寿：哪4个阶段？
刘达临：第一是兴奋期。双方要有必要的爱情的接触，接吻、拥抱，来激发双方的对性的热情，甚至是激情。第二是平台期或叫持续期，就是进入性交状态，产生快感。第三是性高潮期，要双方达到性高潮。第四是消退期，就是在性高潮以后并不是马上结束，还要有必要的消退，女性的高潮期来得慢一些，而且消退得也慢一些，还要接受男性的爱抚，然后慢慢平静下来。现在中国人大都不知道这一点，往往是丈夫兴奋了，妻子还没有兴奋起来，丈夫先进入高潮期了，妻子却才进入，最后是丈夫在性高潮结束就结束了，躺下呼呼大睡，不管女方了，使妻子倍遭冷遇。长期的积累，使女性对性生活极不满意，甚至认为这是满足男人的事。
在全国两万例“性文明”的调查中，我们对这方面也进行了调查，当询问夫妻在性交前双方亲热多长时间时，城市夫妻竟有6。9％的人回答没有亲热动作，8。8％的人回答亲热只有一分钟；农村夫妻有17。5％的人回答没有亲热动作，有15。7％的人回答亲热只有一分钟。总计城市夫妻有15。7％性交前缺乏“性前嬉”，即兴奋期，双方在性交前不能达到或不能充分达到性兴奋；而农村夫妻则有33。2％性交前缺乏“性前嬉”。从统计来看，农村这方面的问题要比城市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认为夫妻性生活会和谐、满意的。
徐兆寿：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当戏虐的话来说的，比如有人笑着骂别人的性技巧很高，就说他是流氓。其实，就性的快乐来说，性技巧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在您的调查中有没有涉及呢？
刘达临：这是很重要的指标，当然要涉及。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人往往“谈性色变”，认为性交是淫秽的，至少是低级、下流的，而如果在性交中还要“翻花样”，那实在是品质、作风败坏已极了。但是，在这次调查中发现，经常交换与有时变换性交方式的，共占被调查夫妻总人数的54。4％，其中城市夫妻占56。5％，农村夫妻占44。9％，城市夫妻这方面的比率显然高于农村夫妻。
其实，在夫妻性生活中，适当地变换性交体位，是十分有益的。首先，交媾力学的讨论认为，性交姿势有助于增加性交的肉体快感，在心理上也是这样，这方面的不断改善意味着为对方着想，以使性交真正做到它应该做的那样：在两个人之间相互作用；其次，这是夫妻性生活的一种很好的调节，夫妻性生活过久了会使人感单调、老一套，而创造性的、富有想象的性交体位能够克服这些缺点；再次，性交体位的变换能弥补夫妻双方生理上的某些差异，如身体相关悬殊、女方怀孕、一方有某种疾病、一方有性功能衰退现象等。
第四部分第53节 经常全裸的比率
徐兆寿：在您的调查中，有一组数字也是很有意思的，它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人们对性的看法。从调查来看，中国的城乡夫妻性交时经常全裸和有时全裸的占63。7％，其中城市夫妻的比率略大于农村，经常全裸的比率按有效数计算都是13。4％。它反映了人们的一种什么样的性观念？
刘达临：19世纪欧洲的维多利亚时代，有一个奥国妇女自夸地说，虽然她已跟她丈夫生了8个孩子，但是从来未让丈夫看过她的乳房。美国的金西教授在调查中遇到一些美国的下层青年，他们和几百个女人性交过，但有时他们也会拒绝与某个姑娘性交，因为那个姑娘“竟然在性交前脱光自己的衣服”，“她太下流了，我不能跟她性交！”过去的中国也是这样的，可是现在变化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夫妻性生活坦白度的问题。它一是指心理的坦白度，即在性交问题上能相互沟通与交流；二是指身体上的坦白度，即裸体的程度。它与文化有关。这种夫妻过性生活坦白度的提高，应该说是有益的，因为它使人的视觉、触觉等感觉器官更大地发挥了作用，使男女双方的性吸引力进一步增强了，从而有利夫妻双方过性生活得到更大的愉悦。
徐兆寿：1996年徐安琪的一次调查的结果是令人痛心的，在对6000多名已婚男女的调查中发现，在夫妻性生活中每次都能体验到快感的只有6。8％，经常体验到的占4％，有时体验到的占37。3％，偶尔或没有体验到的占34。4％。其他一些调查也都证明了中国已婚妇女从未有过性快感、性高潮的都占三分之一左右。这些数字无疑在告诉我们：中国人有很大一部分夫妻的性生活是不幸的。不幸的原因是什么呢？
刘达临：一是性知识的愚昧。有一对夫妻都是大学毕业生，搞化学专业的，女方结婚两三年还没有怀孕，就去请教医生。医生检查他们的身体后发现没有什么异常，最后才发现他们从未发生过性交。医生就问他们为什么不性交，他们的回答真叫人苦笑不得，他们说：“只要睡在一起，身体碰到身体，体内的物质分子跳来跳去，结合在一起，就怀孕了。”大学生尚且如此，一般的人又会怎么样是可想而知的。有些人说，性交是生而知之的。这话显然错了。在徐安琪的调查中，50。9％的人回答“不了解或没听说过”“性高潮”，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甘肃甚至有农民把“性高潮”当作“农业学大寨”之类的“性高潮”。
二是前面我说的观念上的问题。三是方法上的原因，也在前面说过了。四是器质上的原因，如夫妻在生殖器官上有毛病的，应该赶紧去找医生。五是心理上的原因。国外许多专家研究表明，男女性功能障碍80％是心理上的原因，只有20％的是真正器质上的原因。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章永U的性无能就是心理的原因。
徐兆寿：在您的《一个婚姻学家的咨询笔记》一书里，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夫妇来向您咨询他们长期以来性生活的不和谐，经过交谈，您发现问题出在“动情期”，就给他们讲如何使双方都动情起来，双双达到兴奋期。过了几天，丈夫有一天独自来了，给您讲了他成功的秘诀：每次在性交之前给她讲有关性的故事，女方听了后顿时性欲大增。您把这个故事戏称为“新一千零一夜”。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里，讲黄色笑话至今还被认为下流行为，丈夫给妻子讲时，总是怕妻子认为他很下流，怀疑他在外面也这样。实际上，在很多市民那里，讲黄色笑话或黄色故事就可以增强夫妻性生活的和谐，但是往往在所谓的知识分子那里，这倒成了忌讳的。在您的调查中，知识分子的性生活怎么样？
刘达临：这一点目前还没有涉及到，也不好调查。但是，这个故事里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知识分子可能不会采取。据我的调查，实际上爱情是性生活最好的春药。有些相爱的人还能在古稀之年仍然保持性生活。还有一点，就是女性不一定要通过性交，而可以用爱抚等行为也可能使她满足。第三点是女性的听觉比男性要强，所以爱听一些好话。
徐兆寿：前不久，我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一个记者采访您关于“黄段子”的事，您认为讲“黄段子”应该像吃饭一样随便。怎么理解这一点？
刘达临：黄段子就是一种性文化。不过它是一种俗的文化，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黄段子就是下里巴人。它跟其它方面倒没什么必然的关系。这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大众对于性兴趣的一种宣泄，一种心理补偿，自我满足。它没有大的危害。性本来就是健康的，是我们长久地压抑把它想得不健康了。比如朋友聚会，说说黄段子，这是私人行为，跟别人也不相干，更何况，想管也管不了。
徐兆寿：如果真到和吃饭一样随便谈的话，会不会出现泛滥呢？继而会不会产生性行为的泛滥呢？
刘达临：如果我们抱着一种自然的、健康的态度去谈性，性也就成了自然的、健康的，又怎么会有泛滥的感觉呢？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不要太多干预。比如说10年前，上海有一对夫妇在家里看有关性的东西，也就是常说的黄片，被人知道后，受了处分。现在想想，这是很可笑的，因为私人行为对社会对他人都没有影响，只是学学性技巧，这没有什么大不了。黄段子也一样。现在之所以拿出来说，是一样的道理。也许将来我们也会觉得现在很可笑。不要回避，抛开那些假道学，像谈吃饭一样地谈论性，把它当成很自然的事就可以了。西方也有很多黄段子，而且是比较文明比较开放的国家，但人家并不把它当回事。这不能用有没有价值来衡量，一则它是自然的现象；二则表现了人们对性的兴趣；三则能反映一些道理。就是这样，没有很多复杂的东西。
徐兆寿：在《海特性学报告》中，披露了近年来美国人的性生活调查数字，有84％的女性对他们的性关系（包括情人之间的性关系）表示不满。96％的女性认为她们在性关系中付出的要比得到的还要多，83％的女性表示在性关系中是她们主动和男性交流，78％的女性表示，在性关系中，男性只会偶尔将她们视为平等的人。这些数字表明，在美国那样一个所谓的“自由、平等”的国度，男权思想还是非常严重，他们和中国人相比，在性知识和教育方面要丰富得多，但仍然有那么多的女性——这个数字比中国的要高得多——没有得到性满足。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考虑，美国人对性的要求比中国人要强得多？美国人是否太重视性了？如果问题更多的出现在男人身上，那么是否意味着性教育对男人要更多一些？
第四部分第54节 中国人对家庭的观念
刘达临：美国人的性欲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要强，而是要求高。人类越发展，对精神的要求可能要比纯生理的要求。说到对男人过一些性教育，我看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把妇女解放的意识真正落实到男人身上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徐兆寿：有时候我觉得美国妇女对性的不满意可能来自于她们自己，即对女权的过分要求，怎么说呢？就是往往超乎自己的承受能力，往往在各方面要和男人比，在心里上始终有一种不平等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平等实际上是一种感觉。无论对方拥有多少财富，也无论你是否一无所有，但只要你觉得你们是平等的，它就是平等的。道理是从自身出发的，并不是世界强加给人的。就像一个人觉得幸福，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并不是他一定要拥有整个世界。拥有整个世界的人反而可能会感到不幸福，不满足。那些君王不就是例子！美国的女权运动从美国妇女倡导走出厨房的那个年代就一步步地被强化了，它已经成为美国妇女的一种思维习惯。实际上，大部分男人可能对这种过分和夸张的强调很反感，继而对女性表现出另一种冷漠。这是男人和女人常有的情况。也许正是这种思想在美国人身上起作用呢？
相反，中国的妇女是认可型的，没有美国妇女的那种死不认输的架口。只要男人是尊重她的，既然她的地位很低，经济上也不行，但她可能觉得自己很幸福，对丈夫就很满意。这是中国妇女的幸福观。而在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伦理中，中国的男人还没有像美国人那样学会很快地离婚，中国人对家庭的观念一直很强烈，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比拟的，也可能正是这一点，中国的夫妻观表现出了独特的风韵。
刘达临：这是两种文化的差异。第一点是中国人对家庭和性问题看得比美国人要重得多；第二点是中国人对离婚一直持否定态度，认为离婚总是不好的，西方人是不在乎的，不行就可以离婚；第三点是中国女人的经济状况不大好，所以对婚姻很在乎。当然，中国人的这些观念都在改变。
徐兆寿：从这些问题出发，我觉得性教育的内容早已超出性本身了，已经成为人的教育。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根本上来解决，就是对妇女的进一步解放，对平等思想的进一步升化。性说到底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关系。
第四部分第55节 大学生能结婚吗
某军医大学一对男女同学，因恋爱而发生婚前性行为，女方怀孕了。这时离毕业还有几个月，是做人流还是等毕业后两人结婚把孩子生下来？他们拿不定主意，就去请教他们信得过的一位老师，但万万没想到这位老师第二天就把这件事向校方汇报了，校方对这两个学生的处理则是“开除学籍”、“开除军籍”、“遣送还乡”。
刘达临：这是我们在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中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我当时觉得这两个学生的确不应该发生这种性行为，但如果发生了，并不是什么大罪。我在军队工作过20年，我知道“开除军籍”意味着什么，这两个年青人可能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徐兆寿：这个事件凸现了几个问题：第一，大学生能不能发生性行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大学生能不能同居？您今天怎么看这个问题？是不是仍然觉得他们不应该发生性行为？
刘：从根本上讲，我是不赞成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发生性行为的，不要太早地摘青苹果吃，青苹果是没有熟的果实，吃起来肯定是很酸的；另外，我也不是太赞成同居，性行为是一种与责任心相连的行为，在大学生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去承担这些行为的后果时，尽量地不要使它发生，因为性行为一般可以通过避孕来免除后患，但如果避孕失败或没有避孕而导致女大学生怀孕，就要分散他们的学习精力，会影响学业。还有，他们的一切都处于一种不稳定中，同居会给他们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如未来是否能生活在一起还不一定，他们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是谈不上的。但如果非要同居，就要采取一些安全的措施，实际科学的避孕。
徐兆寿：前年，我在一家报纸上看到，湖南某大学两个同居的大学生被校方开除了，但是这两个学生却把校方告到了法庭上。这说明大学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校方和社会的看法是不同的。我也做过一些粗略的调查，大部分大学生赞成在校期间同居。如果我们公平一些说的话，大学生已经是成人了，他们的行为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定，而不是学校、家庭和社会。学校、家庭、社会应该听听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是当事人。实际上，他们是回答了这个问题。最近几年来，很多大学都配有自动售套机，就说明已经认可了这种行为。
当今天的大学生们在听了上面两个军校大学生的遭遇后，可能会庆幸他们活在今天是多么幸福的事。但是，没有一个人的心理会是平静的，真的是幸灾乐祸的。因为这样的事仍然在发生，还将不断发生下去。学校是矛盾的，社会是矛盾的，大学生也同样是矛盾的，可是这种矛盾会产生多少不幸啊！
那两个军校的大学生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他们的权利和尊严在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后，他们却无处审诉。他们也许根本就没有想过，他们也有争取权利与尊严的自由。可悲的不仅仅是学校和社会，还有大学生。
所以我在很多场合下都说那两个湖南高校的学生是勇敢的，是觉醒了的，他们知道用法律来为自己辩护。也许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的力量太孱弱了，但是，必将失败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学校，是旧的思想。在我的《非常日记》出版前，《兰州晨报》在头版头条报道这一消息时，也发表了我对大学生同居表示理解的观点，结果，在甘肃省教育厅组织的全省大学生思想政治和健康状况调查时，兰州大学的一位教师对我进行了大肆批评，说我的导向是错误的。我们学校的领导也找我谈过话。我极力辩护，难道不让我们犯那个军校的错误吗？
刘达临：对这个问题我们刚刚谈过，就是我们不主张大学生在校期间同居，但如果发生了，也要宽容一些对待，毕竟这是21世纪了。军队院校当然比地方院校要严格得多，处理也会严肃得多，但这是那时观念下的产物。即使在今天，军队院校也会相对比地方院校要严格得多。
徐兆寿：第二个问题是，大学生能不能在校期间结婚？如果认可了大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发生性行为，可以同居，婚姻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再加上这几年教育部对大学生的入学年龄放宽了，学分制的实施又给大学生提供了创业和修学的机会，读学位的年限也放宽了。最重要的则是，大学生的同居实质上与婚姻生活相差不大，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