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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寿：从《东周列国志》和一些古籍上看，女子的贞洁观已经有了。如当时出妻的理由主要有七条，称为“七去”，其中第二条就是犯淫。秦朝是首制礼法，到汉朝时就不仅有礼法制约，更有奖励制度加以强化和倡导了。公元前58年，中国首开对女子贞顺进行奖励的行河。177年后，又有了旌表贞节的事，有节义的妇人可以得到十斛谷米。刘向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个详细记述贞女事迹的人，他作了《列女传》，对女子的礼仪和贞顺作了明确的表述。
历史上宣言女子贞节和男尊女卑最反动也最直接的是寡妇班昭作的《女诫》七篇。“三从四德”就是从她开始倡导的。她认为，夫妻之好，应是终身不离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顺从丈夫，既使理曲也不能争，只有这样，女子才永远地被丈夫拥有。以女子的身份来劝戒女子，以女子的口来说出女子应有的道德，这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事件。班昭是中国第一个把全部中国妇女推向道德深渊的文人。
刘达临：不过，没有班昭，也会有李昭、王昭来作那样的文章。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唯尊孔儒以后，各种礼教与法规就应运而生，对女子的这些戒律还是建立在儒家观念基础上的。真正的祸首是董仲舒和儒家观念。
自汉以后贞节观越演越烈，道德家简直就把它磨成一把利刃，可以借此杀人。十六国之一的前凉王张天赐，有宠妾阎氏和薛氏。有一天张天赐重病卧床，自觉性命不长，对二宠妾说：“你们将何以报我？我死后，二人岂可再为他人妻！”二妾回答说：“你若不避讳谈死，妾请求殉死，供洒扫地下，誓无他志。”到张天赐病危时，二妾都自刎而死。后来，张天赐的病却好了。可见，那时女子的贞节观已经很强了。
徐兆寿：这种贞节观的确很可笑，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张天赐没有和二位宠妾的对话，也没有对她们提出任何要求，在他死后二位宠妾若自杀，又该怎样理解？这种贞节似乎一直被后人称道。若从这个意义上讲，贞节本身是需要的，也是爱情的内在要求，但只是提法错了，因为即使在男女平等的今天，也有女的为男的殉死的，却不存在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和贞节的伦理在约束他们，只是两情相悦。这一直是人们对爱情的悲剧理想。唐朝著名的宰相房玄龄年轻时大病将死，他对妻子卢氏说：“你年少，不必守寡。”卢氏哭着到帷帐之中，挖出了自己的一只眼睛给房玄龄，表白决不再嫁。我想，这种贞节是出自其本心，并无被迫的意思。在古人来看，为道义而死，杀身成仁，都是很高尚的。这种贞节应该说是很高尚的。
刘达临：从现在来看不能完全否定女性对性的严肃性，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这是需要否定的，因为它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男权思想统治下的产物。它是出自一种男性需要，而不是女性自身的需要，说透了出自一种经济上的需要。
第二部分第26节 敦煌的性文化
徐兆寿：唐时对女子的性自由好像宽松了很多，婚前性行为、婚外恋、离婚和再嫁的现象较为普遍。大历中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叹道：“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唐代的传奇小说大多写的就是这样一类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结合的故事。最可笑的是，唐人竟然把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也进行了改编，说织女丢下牛郎，夜夜到人间和情人私合。情人问她怎么敢丢下牛郎独自下凡，织女却说，关他何事？何况河汉相隔，他也不会知道。这个故事虽然纯属虚构，但却反映了当时唐人的性开放观念，甚至有点纵欲了。
从今天发现的敦煌资料来看，当时女子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当时，敦煌的少女可以亲自选夫、问夫，直到满意为止。据文献记载，男女在结婚前还可以试婚，试婚时要签一份协议。在日常生活中，裸俗也颇为流行。
从唐诗和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嫖猖狎妓之风盛行。唐朝的妓女之盛，对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有影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朝的文人可以说是最放达、豪迈了，“风流”和“才子”大概也是从那时连在一起的，并与情欲相关了。
为什么那时会有这样一种相对自由的风气？
刘达临：唐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其信心和力量都很充分，又实行对外开放，各方面政策都很宽松，对性及伦理方面也相对自由。其次，唐时的主要精力一是放在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二是开土拓疆，巩固广大的疆土，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较富裕，生活也比较稳定，享乐思想盛行。三是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结果。李唐皇族本身就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曾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混居生活，又发迹于北魏，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另外，敦煌文化更多地来自西域，在和唐文化融合时便带上西域文化的色彩，所以敦煌的性文化显得非常特殊。
徐兆寿：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讲，实际上还有三点是应该重视的，甚至说是重要因素。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文化的大融合带来的哲学上的兴起，使隋唐文化表现出开放的大气魄。放任旷达的魏晋遗风正是唐朝雄风的前奏，可以说，没有魏晋时期玄学对汉文化特别是对儒家文化的改造，没有民族大融合带来的异族情调，没有这种杂合，就不会有盛唐。二是李唐王朝在宗崇道家的时候，并没有像秦汉时那样“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仍然实行开放的政策，使各种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盛传于世，文化的杂交使唐文化散发出奇异的光芒。三是与李唐王朝广阔的胸襟有关。每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在建国初总是要重修伦理，教化民心，这就要实行一些严厉的政策；同时杀戮有功之臣，以此稳定朝野。在这方面，李世民是一个特例。也许这与他的出身和个人修养有关。历代开国皇帝不是农民起义起家，就是仇恨太多。秦始皇自幼生于赵国，童年的不幸是他残暴性格的原因；刘邦出身平民，朱元彰出身市井，早年的低微生活和后来的皇帝生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以他们内心不安，开始诛杀功臣；元朝和清朝的皇帝都是来自异域，民族间的仇恨一直使他们不安，因此实行很多严酷的政策对民众加以压制。只有李世民出身豪门，性格上较为宽容——虽然他也诛杀了兄弟，被迫父亲下台——这些正是他实行开放和宽松政策的个人原因。唐代后世君主皆模仿太宗，这也正是整个唐朝强盛的一个原因。在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史学观和文化观下，个人的原因总是被忽视，实际上个人尤其是封建社会中的皇帝，其性格、修养和胸怀会影响一个时代，甚至整个王朝的命运。这三个方面从总体上讲，就是“宽容”二字。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宽容的文化背景，所以才有了对性的宽容。性在很大程度是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伦理。
第二部分第27节 “愚女政策”
刘达临：也可以这样理解。但到了宋明之时，理学对女子的贞节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为学之道，对女子的贞节观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是“男女授受不亲”的隔离与疏远，二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轻死重节之道。
徐兆寿：人欲，天所赋予，这本身就是天理，可是程朱理学竟然就能把这二者对立起来，天理何存？真不知道当时人们怎么会相信他们的道理！这与早期儒家的观念已经离得很远了，甚至说相互对立起来了。至于“男女授受不亲”这样无理的话他们也能想出来。
刘达临：程朱理学的观念在宋时还只是一种观念，到明朝时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明朝是奖励贞节最有力的时代。什么没有了，或者说需要什么，社会就会强调什么，奖励什么。明太祖在洪武元年就下过一个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还大树牌坊，奖励贞节。
徐兆寿：三十岁到五十岁，是一个妇女性生活最重要的阶段。五十岁以后，妇女基本上就没有性能力了。这的确是“灭人欲”的做法，但真的保存了天理吗？这天理是谁的天理？真是荒谬。
刘达临：这种奖励制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甚至有人为了家庭的荣誉和经济上的利益谎报守寡年龄，而且“蔚然成风”。最可怕的是贞节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列女传》上说，有个蔡烈妇，和丈夫叶三以打柴为业，家庭贫穷，后来叶三病重，自知不起，便对妻子说：“在我活着时你就改嫁吧，不要再受三年苦了。”蔡听了便梳洗、更衣，同时以刀置袖，前去对丈夫说：“我先嫁人了！”以刀刎颈而死。叶三大惊，也很快死去。这是以身殉夫。明代莱州人李逊之妻苏氏21岁时夫亡，膝下无儿无女，孤身守节69年，丈夫的财产等全部送给夫侄，一毫不取，贫困终身。这是终身守节。开封有个单三姐，14岁，貌美，邻居恶少要强奸她，她拼命抓住中衣，被恶少一刀杀了。官府在确认她未失身时，才旌表她为烈女。如果死前已被强奸，那就不可能被旌表了，连她的家人也会很不光彩。这就是烈女。这真是宣传的结果。
徐兆寿：烈女的故事真是可笑！可悲！可叹！如果人欲真的那么可怕，可恶，为什么还要为人呢？不如为草木也！哎！对了，我倒真想起来了。《红楼梦》宣传的不就是这个理吗？女人是水做的，在结婚后（或者说在发生性行为后）就脏了，而男人是泥做的，天生就脏。所以林黛玉“质本洁来还洁去”竟成了最高理想，成了歌颂的对象。林黛玉在前生还是一棵草，一棵没有性欲的草。
刘达临：《红楼梦》不过是一部小说，在明代，为提倡女子的贞烈观，出了一些女教的书。明成祖之妻仁孝文皇后在读《列女传》的时候，写了一些心得体会，编成了一本书，叫《内训》；后又组织力量编成了《古今列女传》一书。万历年间有位叫吕坤的进士，曾在山西做过巡抚，作了《闺范》一书，这是对前面一些女教内容的普及。崇祯年间有个进士叫温璜，写了一本书《温氏家训》，也倍受文人们推崇。《温氏家训》与其它几本书有些不同，它虽然也在宣传闺范、女教、节烈，但和其它同类的书相比，颇有一些新的见解，例如认为守节与否应由寡妇自己决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徐兆寿：我们都说，节烈观是为男人而定的，是男人们喜欢的，那么女人就应该不喜欢，但在宣言女教的书中，女子作者倒占了不少。明朝时却有名言：“女子无才便是德”，实在是矛盾和反动之极。
刘达临：这句话应该出现在明末，是一种“愚女政策”。唐代传奇《莺莺传》在元代被王实甫改为《西厢记》，关汉卿又作《续西厢记》，明代的陆采又作《南西厢记》，莺莺和张生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人们认为，莺莺就是因为能诗才和张生相恋并失贞，如果不能诗文，便没有这种可能性了。当时的妓女之中也有不少会诗文的，所以使把女子的才与贞对立起来了。辽朝的王鼎作《焚椒录》，披露了辽道宗时懿德皇后因为能书能诗反而害了自己一事，此书也在明朝流传很广，因此人们认为女子有才便命运多舛，还是无才的好。甚至有人认为女子多才易短寿，也是源于一个故事。明朝有个奇女叶小鸾，10岁能韵语，17岁便死，她所存的诗词，“皆似不食人间烟火”。这个故事在当时影响很大，都感叹：“惟其这样有才，所以不免夭死吧？”女子才气太高，往往为上天不容，所以短寿。短寿既然不好，那就最好不要有才的好。
徐兆寿：所以说宣传的力量是很大的，凭几个故事，人们就可以给全部女子盖棺定论。不过说到天才夭折一事，古今中外倒是有不少例子。《东周列国志》上说，秦穆公幼女弄玉，自小聪明无比，善于吹笙，无师自通，才貌双全；后与太华山奇才萧史成婚，萧史也是人间极品，精通史藉，善于吹箫。书中说二人乘龙归去，实则可能二人英年早逝。天才人士与一般人不同，情思和志向也自然与常人有异，所以为世所不容，必定夭亡。西方的拜伦、雪莱、济慈、兰波、卡夫卡，中国当代的海子，都是天才夭亡，令人扼腕叹息。这样的人在人世间是稀有之人，怎么能当成常理呢？
刘达临：说到底，还是女教深入民心的原因。在明朝，还有一种风气也是很可怕的，就是“处女贞”。中国古代重视处女贞操、嗜好处女的思想在《周易》中就有表现，如《归妹卦》，到秦汉以后，随着男权思想的逐渐加强，对女子贞节的要求和处女嗜好的心理也进一步被加强。在明代，对女子进行裸体检查成了时俗，检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查明女子是否是处女。官方也有负责这项工作的，叫稳婆。民间则大多委托男方的女性亲属或媒婆去办理。
第二部分第28节 处男怎么鉴定呢
徐兆寿：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问题。处女可以鉴定，处男怎么鉴定呢？所以又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本原问题，即女子天生有处女膜，男子却没有。女子天生有处女膜，是否就意味着女子的贞节观是命定的，是需要强迫的，而男子的贞节观是要靠自己的良心等理性原则去自控？这种生理上的差异是否意味着精神上的差异？
刘达临：这是不科学的。十九世纪的英国人玩了一种叫浮拉特的游戏，就是男人和女人在一些发生性行为以不破坏处女膜为原则，所以以处女膜的好坏来鉴定女子的贞操是不科学的。贞节观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时代的产物，男权社会以前没有贞节观，男权社会才使处女膜的地位提高了。
徐兆寿：实际上，各朝各代不仅仅对女子是这样要求的，对男子也有要求。“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即使在现在，男子也常常为自己是一个童男而骄傲。我上大学时，我们常常开谁的玩笑，说他已经失去了童贞，他就会脸红，骂人，跟人翻脸。这几年可能变了，一些大学生们在一起时，讨论的是谁没有性经验，没有性经验的人会脸红，觉得自己无能。不过，总体上还是以童贞为重。
刘达临：历来对贞节的要求主要是对女子，男子主要是从义上进行约束的，但是在男权社会里，女子肯定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不过，正是在这种极端的贞节观的背景下，明代的一些文人对这种反人性的贞节观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对。冯梦龙编辑有《情史》一书，里面主要就是写男女之情趣的，对男女之性爱颇为同情和理解。对封建礼教批判最尖锐的代表人物是李贽。李贽公开地提出不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否定圣贤的权威，主张男女平等，“自择佳耦”，还尖锐地揭露程朱理学的虚伪和不全理，从言论到行动上都将矛头直接对准封建礼教，因此被当朝视为异端学说。他的著作甚多，重要的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他的书在明代被焚毁过两次，但屡禁不绝，仍然风行一时。李贽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好货好色”，这都是善的，与此相反的一切则都是恶的。所以，他认为合理的社会是顺应人的自然本性，让人能自由地去追求满足这欲望的社会，因此他把当时那种“有德礼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絷其四体”的社会看作是使人“大失所”的社会。李贽对封建卫道士的有力批判惹怒了当朝，在李贽53岁时被罢官，在他76岁时被捕入狱，其罪名为“专崇释氏，卑侮孔孟”，“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奸诱妇女，公然宣淫”。
徐兆寿：实际上，李贽在生活中是个禁欲主义者。明清两代的文人为李贽作了十几种传记，只有和他同时代的袁中道谈到过这个问题，说他“恶近妇人，不置妾婢”。这大概与他信佛有关。但是，既然他认为人的一切自然的欲念都是善的，他为什么自己又是禁欲者呢？这好像是一个矛盾。另外，在佛教看来，一切欲念都是恶的，都是需要去掉的，但李贽却又肯定这些欲念。这也是矛盾的。从他学说的出发点看，实际上他是杨朱学说的倡导者，又有先秦儒家的一些影子，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欲求，然而他自己又“遁入空门”，实在是一个古怪之人。在李贽的身上，儒释道多种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融，几乎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缩影。
刘达临：如果说明代是封建礼教开始吃人和杀人的黑暗时期，那么，清代对妇女的管制和压迫可以说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