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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小看，这就是大自然的指挥权在发生作用。在那些日子里，“恐地震症”蔓延全国，各省地震局也频频发出地震预报，当时，全国有17个省（市）的4亿人露宿户外，甚至连香港人都惶惶不安。人们尚无能力建造如此巨大的防震棚，中国在秋风秋雨中打着寒战。一切都准备好了，地震却没有发生。大自然的玩笑似乎开得过头了。一封封愤怒已极的人民来信，飞向国务院，飞向国家地震局。人民要求法办渎职者，要求枪毙国家地震局局长。这就是1976年爆发在人们内心中的久久难以平息的震波。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是谁，必须对这一切负责？“吃地震饭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历史同样要求中国地震界作出回答。
1986年早春，当我坐在原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的会客厅里时，我的面前，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稀疏的白发，深度近视眼镜。有一只眼睛似乎已近失明，另一只眼睛打量着我，显得很费力。他的身体深深地埋在沙发里，像一块正在风化中的岩石。他的手心转着两只“健身球”，小厅里自始至终有着钢球磨擦时的机械、单调的声响。“十年啦……”老人闭目长叹。他告诉我，十年来，他天天夜里要吞服三片“安定”才能成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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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八”在国家地震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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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三里河中国科学院院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震局所在的办公楼，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和全北京所有的建筑物一样，发生了猛烈的摇撼。办公桌上的茶杯落在地，摔得粉碎；窗户的碎玻璃也如冰雹飞落，“哗啦啦”响声一片。楼道里回荡着“嗡嗡”的人的声响。地震之魔在袭击这个世界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小小地捉弄一下它的老对手。
局长刘英勇被惊醒了。他家厨房的煤气炉被震翻在地。慌乱中，他披了件外衣，趿拉着鞋，就往宿舍楼下奔。他住在离办公楼不远的一座四层楼上，他以从未有过的速度直奔办公室。“震中呢？震中在哪里？！”他喊出的第一句话，和所有前来询问的人的第一句话一样。当时在值班室的高旭报告：北京附近几个地震台的测震仪，有的被震翻，有的记录出格。外地台的报告尚未收到。当时中国大陆有十几个地震台构成测震基本台网，每次地震的震级都是根据各台给出的震级数平均后确定的。
4时30分，兰州、南京、昆明等十个台报来测震数据，其中给出震级的仅六个台，有的定八级以上，有的定七级以下，悬殊甚大。至于震中，大都只能确定在“北京附近”。震中还是不明。询问震中和震级的电话铃此起彼落！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了解：什么地方发生地震？震级多大？人员伤亡情况如何？震级可能七到八级，“震中离北京大概不会超过二百公里……”高旭只能作这种回答。电话里又传出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的声音：叫你们局长！……”
刘英勇焦急万分。这位老红军出身的干部，此时完全被震懵了。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对专业人员们说：“别慌，别慌……你们只管工作，杀头坐牢的事我去，我去……”“震中究竟在哪里？”“七·二八”凌晨，国家地震局的各个角落都回荡着这个声音。电话铃声急促不断，交换台的红绿灯眨着眼似地闪烁。长途台、市内台纷纷呼叫国家地震局。
全中国都在询问震中，全中国都在寻找震中。没办法。慌乱的办事机构，落后的通讯反馈系统。强震发生整整一个小时了，国家地震局还不知道震中在哪儿。仅仅相距150多公里。5点整，国家地震局做出决定，地震地质大队、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市地震队和国家地震局机关，兵分四路，立即开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200公里范围内寻找震中。对于任何一个有自尊心、有事业心的中国地震科学工作者来说，这一决定无疑是刺痛心灵的。
早在公元132年，东汉时期的张衡就研制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地震仪器，他的“候风地动仪”能够检测出地震方向。而在1800多年之后的今天，面对仪器记录出格等意外的困难，人们却不得不用如此原始的办法去寻找震中。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张魁三和计划处长高文学带队驱车向东，朝通县、香河一带急驰而去。那一天的情景是惨痛的，高文学事后告诉笔者：那天清晨，汽车经过长安街时，透过车窗，看见街上到处是人，身穿汗衫、短裤，披着毯子，惊慌失措。北京饭店的外国人和小胡同中奔出的中国居民挤在一起，他们都被这没有预报的灾变震慑住了。这一刻，没有任何人能向他们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更没有人能担保他们的安全。
高文学不敢看路边那些人的眼睛。当年他在清华大学、地质学院以及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攻读地质专业的时候，不是没有接触过世界上那些著名大地震的史料。然而，那些震例、数据都没能像今天这样使他的心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自然的灾难。人类的灾难。他看见了一个不安的世界，看到了一颗颗战栗的心。一个自然科学家对人类担负的责任是如此重大，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感受过。震中究竟在哪里？通县？不像。房屋是倒塌了一些，可是并不厉害。香河？也不像。虽然已经看见了头破血流的伤员，可老乡说：“东边还厉害！”吉普车继续自西向东，沿着既定路线寻找。
军人出身的副局长张魁三骂骂咧咧。这个当年的军队老政工干部，此时正在干一个侦察排长干的事。他急，他火。可是他也不知道该骂谁。道路上出现了裂缝。三河县！三河的破坏至少达到了烈度7度。也许这里就是震中？向北京报告，电话又打不通。张魁三和高文学急得跺脚！国家地震局连个电台都没有，可他们从事的却又是人命关天的工作。终于与北京取得了联系。这一刻，他们才得到了确实的消息，值班员告之：震中不在三河，在唐山。（确定唐山是震中的消息，是电信局系统首先报告的。因为在与各地联络的过程中，惟独发现唐山地区打不通电话。几乎同时，寻找震中的地震地质大队的人，在蓟县遇到了赴京报警的李玉林一行，他们也报回了“唐山全平了”的消息。当时约6点多钟，即地震发生后两个半小时。）当日10时许，那辆裹满尘土的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唐山市区。当悬挂在危楼上的死尸和整片废墟出现在眼前时，高文学和张魁三禁不住失声痛哭。当震中基本确定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根据不完全的各台站报告汇总，初步确定震级为7。5级。新华社在第一条消息中公布的即这一震级。事实上时隔不久，各台站都报告震测结果后，“7。8级”，这一经过核准的震级数据已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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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八”在国家地震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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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顾不上去更正了。北京正一片混乱。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被召进中南海汇报。随同前去的专业人员是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小汪，地震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的责任是推不掉的，推不掉的……”刘英勇，这位行伍出身的老干部，理所当然地将科学的失误和战场的失败等同相视，把自己和军事法庭联系在一起。“这次地震，你们事先是否知道？”中南海。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视着刘英勇。“我们，我们注意过京津唐地区……
7月15日还在唐山开过群测群防会……当时没有发现5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国务院规定5级以上才能报……”刘英勇语无伦次，他反反复复地检讨，他请求处分，他说已经派人到震中区去了，他自己也准备立刻去现场监视震情……“不！现在的问题是要确保北京！”一位政治局委员说，“你必须留在地震局，昼夜值班，随叫随到！”会议的中心转到了确保北京的问题上。这一会儿，最高决策者们似乎还无暇追究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责任。
当日下午，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驱车赶往唐山。这个50年代的留苏生，在车上始终保持沉默。不是困倦，而是难以说清的郁闷。车外雨蒙蒙一片，到处是淋得湿透的避难者，孩子哭、老人叫、男人们在骂娘。雨刮器吃力地划动着，把大灾难的画幅一会儿揭开，一会儿遮上。他能说什么呢？中国地震界内部关于北京一带会否发生强烈地震的所有争论和重重矛盾，他都知道。那一切是多么纷繁复杂！越往前方去，灾情越重，他甚至可以想象得出，遍地的灾民们如果知道这辆面包车上坐着的就是分管京、津、唐地区地震预报的组长，他们将会怎样蜂拥而上。什么难以预料的事都可能发生。如果那样，他将怎样回答人们的质问？去大声申辩“唐山地震是没法预报的”？不。这不是真正事态的全部。
“七·二八”之前的几个月，他们的目光是在密切地注视着京津唐一带，可是……“十年了……”汪成民喟然长叹。从十年前的邢台地震开始，地震工作者有哪一天放松过对华北、特别是对京津唐地区的监视？这一地区，是全国范围内地震专业队伍最多、观察网点最为密集的地区。地震工作者们早就预感到华北大地下面潜藏着一个巨大的恶魔，他们紧紧盯了它十年，追了它十年，1976年眼看就可能抓住它的尾巴，它却再一次狡猾地溜过了人们的监视，蓄谋已久、而又从从容容地在唐山制造了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面包车颠簸起来。夜色中的唐山。瓦砾。死尸。无表情的呆傻的人。他难受。一种无从诉说的难受。一种难以解释的难受。他敢说，他自己和许许多多献身于地震预报工作的同事们绝不是罪人，可是现在，他们的身上分明已经背上了深重的罪孽。他能说什么呢？
面包车停下了，去机场的路还没找到，车就被人截在道旁。“快！给我们把伤员拉到医院去！”“同志，对不起，”汪成民跳下车，“我们是北京来的，车上带着仪器，我们要尽快找到指挥部……”“什么指挥部？！救人要紧！”“我们不知哪儿有医院，哪儿有大夫……”“他妈的，你拉不拉？”黑暗中说话的大汉居然有一支手枪，“不拉，我就开枪了！”7月28日的夜晚，国家地震局派往唐山监视震情的装有仪器的面包车，就这样，拉上了一个、两个……直至满满一车伤员，在无路的废墟上颠来颠去，徒劳地寻找医院。汪成民和那些奄奄一息的伤员挤在一堆，耳边满是呻吟，衣服染上了血迹。他忽然觉得，自己在这种时候还活着，还完好地活着，这本身就是巨大的痛苦和悲哀。面对殷红的鲜血，他能说什么呢？他能说什么啊？！汪成民到达指挥部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正式提出：“请立刻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我坐在国家地震局的档案室里，面前是一大堆一大堆在保险柜里沉睡了多年的资料：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请示报告、会议发言……发黄的纸页。带有“文化大革命”味儿的文字。除枯燥的数字之外，还有一些当年的豪言壮语之类。
然而，就在这掀动纸张的单调的声响中，我被激动了，我嗅到了历史的气息。尽管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是在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巨大的星球仍在依然故我地转动。而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工作者，那些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工作。那一堆堆发黄的纸页中，无不闪耀着一颗颗艰辛地探索着的心。应当把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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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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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唐山看到过另一些废墟中蒙难者的遗体，我在书中写道：他们显然不是死于砸伤或挤压伤，完整的身体上，留下了一道道疯狂抓挠的指印……是的，易于被灾难击倒的，恰恰是心灵胶着于灾难的人——无论他的“外壳”是羸弱还是刚强。灾难和厄运的力量之所以往往“强大”，是因为它能慑服人的精神，把人类网入它的逻辑。它能假人类之手，让人类自囚，自刑，甚至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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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蒋叔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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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我正在南方采访，从唐山传来了蒋忆潮叔叔病逝的消息。蒋叔叔是“七·二八”大地震发生时唐山市的民政局长，后来曾担任市文联主席。对他和他的夫人周桂兰阿姨，我怀有深深的感情。在地震后的“非常的8月”，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住在他们“家”——先是苇席棚，接着是帐篷，后来是越冬的“简易房”。他们关心爱护我如自己的孩子，而且，从那时起，蒋叔叔就已和我共同承担起了某种朦胧的“使命”：他乐此不疲地，引我去结识一个个在地震中有着各种经历的唐山人，让我作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参加“送孤之行”，还让我时常坐着他的那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车，在灾区奔波。地震后的近十年里，他更是不间断地帮我搜集资料，并帮助我，对唐山进行长时间的追踪采访，激励鞭策我留下一部历史的记录。悲痛中，我想起了蒋叔叔的许多往事。这是一个豁然对待命运的人。他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从前在杭州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处境艰难，遂决定举家北迁，到夫人的老家唐山去工作。没想到，搬到唐山才两年，大地震就发生了。后来他自嘲说，他是“在劫难逃”：想躲避人祸，却没逃过天灾；但终究大难不死，成了“出土文物”！
在唐山废墟上，他意外地看到我时，不禁失声痛哭，——但这是我见过的他唯一的一次落泪。抹去泪水，他立刻恢复了我熟悉的乐观神态。他是一个富有鼓动性的老宣传干部，在朝鲜战场上是举着铁皮喇叭“瓦解敌军”的志愿军宣传站长。此时地震废墟成了他的阵地，他穿上了我从身上脱下给他的一套“的确良”军装，每天手捂着胸部的伤处，为组织救灾而四下奔走，忙忙碌碌，生气勃勃。命运打不倒我的蒋叔叔。住在蒋叔叔的“家”里，溽暑，苇席棚内热浪蒸腾，群蝇轰然；入秋，暴雨敲击着“简易房”那用砖头压住的油毡，如千军万马击鼓奋蹄。那些时候，我们海阔天空，谈论的话题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从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到“四五天安门事件”后的街谈巷议，从苏联歌曲（我从他家废墟中挖出一本《外国名歌200首》，珍藏至今）到小说诗歌，甚至十分认真地讨论旧体诗词的格律。
我还饶有兴致地在笔记本里记下他告诉我的各种各样的唐山老百姓的“群众语言”。人生有种种“横祸”，四周有各样丑恶和不平，但蒋叔叔很少压抑，很少叹息。他生性随和，喜爱交往，他的眼睛，常常看到善良和美好的事物。有一次我们走在路上，他突然让我仔细瞧瞧路边一位神情安详，正在用新锅新铲烙饼的大娘。“……她的锅是上海的，她的铲是辽宁的，她的面是山东的，她的油是山西的……”当蒋叔叔沉浸在他的想象中的时候，我也被那幅特有的灾区风俗画所打动了。望着袅袅炊烟，嗅着烙饼的焦香，我们就像欣赏世上一道最美的风景，在苍茫暮色中伫立良久。我印象最深的事，是蒋叔叔喝茶。蒋叔叔在杭州工作多年，养成了品茶的嗜好。地震后的几天，家人在原住址的废墟上挖掘。周桂兰阿姨要挖存折和日用物品，蒋叔叔急于寻找的却是他的瓷杯和茶叶。
终于，砸豁了口的薄胎瓷杯和混进了沙土的“龙井”茶叶被小心翼翼地发掘出来。这是蒋叔叔最过瘾的时刻，他把烧印着他姓名的“专用茶杯”（震前唐山人有在瓷杯上烧印姓名的时尚）擦了又擦，便让阿姨煮水沏茶。可是水在哪里？那时，北京、天津的消防车还没有开始向唐山送水，水，是唐山人的珍稀之物。蒋叔叔却不慌不忙。“那里——”他指着他家原址小院的一小块平地，“挖挖看，说不定会有水的。”原来，那是他平日里习惯地倒剩茶、甚至泼洗脸水的地方。没出他所料，没挖多深，就有“泉水”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源源渗出。这故事，是我到唐山灾区后听人绘声绘色讲述的，或许不无夸张，但我相信那故事准确勾勒了蒋叔叔的性格。没错，他就是这样的性情中人。这是大灾难中的人。从他们身上足可探究中国人的生命遗传密码。的确，唐山的故事，不只是鲜血和眼泪。十年前，我为灾难中的惨烈悲壮和人们对灾难的殊死抗争而震撼而动情，十年后，我开始更多地体味出，人类面对灾难时那种“平常心态”的深远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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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蒋叔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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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重读《唐山大地震》中灾难亲历者们的自述，最震撼我自己的，竟是唐山人在灾难中的那些最普通、普通得近于琐屑生活细节：废墟中生存了八天七夜的王子兰，她在黑暗中最揪心的一件事，是怕她的那块“东风”牌手表生锈停走，这是她参加工作后买的第一件最心爱的东西，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