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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半个世纪前，爷爷那一代从山东北上，出发到东北；半个世纪后，我们这一代却绕山东南下，出发到江南。好像爷爷那一代的努力，都完全作废了。陶渊明“根株浮沧海”的诗句，正是准确的预言。
——《李敖回忆录》
一、“流民”后裔
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５日，李敖出生于中国东北的哈尔滨。
当时的哈尔滨还是一座方圆十多里的小镇，本地人称“晒渔网的场子”。滔滔东去的松花江是滋养他的母亲。
李敖出生的年月，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正在走向衰落。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内忧外患，满目疮痍。万里河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此时此刻，日本不仅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的东北三省，而且又将贪婪的目光瞄准关外，把这块正在呻吟中的国土作为其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目标。为了加紧发展在华势力，实行蚕食政策，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寻找借口从天津入关，进行武力威胁。日方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中方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扬言如不接受日方的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
面对华北危机，国民党蒋介石一方面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电令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答应日方提出的五项侵略要求，签定了激起全国民愤的“何梅协定”，大片国土陷入敌手；另一方面对内排除异己，疯狂剿共，逐共中原，千百万为信仰而战的共产党员人头落地，神州大地一片血雨腥风。
在中国西部的云贵高原，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正在雪山草地之间与国民党追兵浴血奋战，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军事大转移，史书称之为“二万五千里长征”。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2）
风声鹤唳，怨声载道，白骨遍野，民不聊生。
灾难深重的１９３５年。
此时，被辛亥革命赶出宫庭的溥仪在一群日本人和汉奸的簇拥下早已到了长春，建立起伪“满洲国”，挑着黄龙旗，做起傀儡王。东北三省，已经是遗民地区。
李敖一生下来就成为伪“满洲国”的“遗民”。
如果寻根问祖，李敖当是流民的后裔。
据“李氏宗谱”记载，李家的远籍在云南乌撒（即现今的威宁县），是创造了竹楼笙歌的苗族。明太祖洪武年间，大将傅友德征伐云南，战乱频仍，百姓纷纷北移，李氏先祖亦随波逐流，外出避难，自乌撒长途跋涉迁至山东潍县。
潍县在今天的潍坊市一带，位于山东省中部偏东，属于富饶的胶东平原。这里北临渤海湾，东临黄海，空气湿润，土地肥沃，盛产小麦、大豆、玉米、高粱和烟草，可谓土地养人。但是从明至清五百年间，李氏一族却从未发迹过，倒是儒家文化中的安土重迁观念把李氏家族牢牢地束缚在这片土地上，以务农维生，不及温饱。到了李敖的祖父李凤亭一代，已沦落到贫民的最底层。
李凤亭生于何年何月，谁也不记得了。据他本人回忆，其生年大约在清朝咸丰元年（公元１８６２年）。他小时候遭逢荒年，有一次，跟着母亲去讨饭，当两人饥肠辘辘乞讨无门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野狗袭击，母亲挺身护子，结果被狗活活咬死。李凤亭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看着血肉模糊的母亲，只有嚎啕大哭。在度过了一段孤独无靠的流浪生活后，他替“下关东”的人赶马车，流浪到了关东。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3）
“关东”是对山海关以东的东北三省的旧称，当时人叫满洲。在清代，朝廷把关东划为禁区，除了流放的犯人外，汉人不能去东北。而河北、山东一代常闹灾荒，民不聊生，于是这片白山黑水、林海雪原便对关外的饥民构成极大的诱惑，大批的穷人朝山海关外流动。据方志记载，在清代，仅山东移往东北的流民便在７００到８００万人之间。在现在的东北人中，若寻根问祖，８０％以上其祖籍都在山东。
正是这些来自关外的流民，成为东北地区的真正拓荒者。
在成千上万的拓荒者中，李凤亭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享年８３岁，其中有６０个春秋在东北度过。其间，为了谋生，他赶过马车，当过工人，种过地，打过更，看过坟，做过流氓，当过土匪，也打过土匪，还当过银楼老板，可谓生活曲折，阅历丰富。他虽然不识字，但是胆大心细，头脑清楚，“是有名的厉害角色”。
李凤亭是一个永远不安于现状的人。当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东北人民痛苦不堪之时，许多人走上了野蛮冒险的道路。俗话说：“河北出响马，关东出土匪。”在当时的关东，响马、土匪啸聚山林，多如牛毛，如韩边外、刘罗锅、杨玉麟、刘永和、王和达等等，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名噪一时。李凤亭也是其中的一员。在他做土匪时，有一次负伤躲在山洞里，被一位李姓人家的小姐救出，后来两人就结了婚。由于中国传统中有同姓联姻的忌讳，所以小姐改姓“吕”，瞒天过海，成了李家的媳妇。吕氏是辽宁人，当时属热河省。小女子长相一般，却极有个性，常常因一些小事与丈夫相持不让，７０多岁时，还跟８２岁的老头儿斗气不说话。两人一吵架，李凤亭就骂：“穷山恶水，丑妇刁民！”
吕氏给李家生了１２个孩子，其中夭折了五个，还剩下五男二女。
大儿子李孟谦是个村学究，日子混得实在一般，见过世面的李凤亭自然不大满意，于是把希望寄托在老二身上，他就是李敖的父亲李鼎彝。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4）
李鼎彝，小名季恒，字玑衡，１８９９年生。在父兄的资助下，他学习极其用功。１９２０年（民国九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国文学系。这俏逅脑硕后的第一年，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黄金时代。那年他２１岁。他亲耳聆听过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大师级人物的教诲，是真正被“新文化”熏陶出来的新青年。在他的同班同学中后来做出较大成绩的人很多，像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游国恩，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还有冯友兰、周德伟、陈雪屏等。李鼎彝１９２６年（民国十五年）毕业时，吉林省曾公费送他出国留学，但他养家心切，放弃了这个绝好的机会，返回东北，被聘为吉林六中校长。此时他已２７岁。在校长任中，为了补贴家用，他还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做兼职讲师？
当时，吉林女子师范有一位女生名叫张桂贞，长得身材匀称、高矮适中、风韵独特，是哈尔滨道外北新警察分局局长张人权的大女儿。李鼎彝教高班时，她上低班，还是学校里的篮球健将。那时女子到新学堂念书的本来就不多，加上张桂贞的出色，故也小有名气。张桂贞小时曾被指腹为婚许配给徐通县富绅徐家，但徐家后来迁居上海。七年后，徐家赴吉林下聘礼，张桂贞因长辈疼爱不舍得让她远嫁，于是他父母将三女儿推出去顶替，始有了后来她与李鼎彝的婚姻。
在张桂贞嫁于李家之前，李鼎彝曾与一尹姓女子结婚。由于这位尹女士不能生育，与婆婆形成强烈的反差：她自己不能生，婆婆又太能生，她的可怜，自然也就加了一倍。这在当时“多子多福”的时代是极其危险的。李鼎彝曾找来医生给她看病，但尹女士受旧思想影响，非常“羞医”，不肯让医生看她的妇科病，结果难安于位，郁郁而死。李敖很早就听说了尹女士的这段故事，逢年过节还要同姐姐们一起折锡箔，装入大纸袋，烧给死去的亲人，其中有一袋就是烧给尹女士的。他对尹女士的故事感触颇深，从这一事件中，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摧残。后来，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援引此例。
李敖出生时，家住吉林道里二道街。关于他儿时在家庭中的地位，他的自传中有一段颇具调侃色彩的记述：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5）
妈妈生我的时候，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生女儿，这像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她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的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①
据李敖的二姊李回忆，李敖出生后，李鼎彝高兴得当天就领着两个大女儿，穿着奇装异服跑到电影明星广告前面拍照留念。李说：“其实只是大人们宝贝敖弟，在我们四个姐姐眼里并没有当他一回事。敖弟除去在长辈那里到处吃香之外，姐姐们面前也捞不到便宜。我们家思想较开放，男尊女卑的观念并不严重，敖弟只是‘物以稀为贵’罢了，更何况李敖的四个姐姐哪个是好惹的？”②
李敖最初的小名叫“安辰”，但很少有人这样叫他。大人们常用“噢，噢”的声音逗他，四姊亦喊他“小噢”，于是喊着喊着，“李敖”便成了他的大名。李敖说：“在发音上，我倒由第四声的‘傲’音，慢慢倾向喜欢第二声的‘熬’音，一来忧患使然，二来第二声听来响亮一点。”①
由于李敖在男丁中排行老大，就格外受到家人的重视。他的父母又都是受新文化熏陶的一代，李敖的家庭环境自然是比较宽松的。
李敖的祖籍是山东潍县，但由于父亲上大学是领吉林省公费，故其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在当时只是李鼎彝一人改，直到１９４９年赴台后，由于户政机关的规定，才将全家人的籍贯统一改为吉林扶余。
“九一八”事变前，白山黑水的东北地大物博，加上成千上万开拓者们的辛勤劳动，千里荒野化为夏耕冬猎的富庶之乡，是真正的黄金时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和苏俄为争夺中国领土，在东北摆开了战场。东北人民泪洒胡尘，饱尝了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李鼎彝为了躲避战乱，不做亡国奴，１９３７年携老幼１９口人举家南迁，到了北京，完成了他计划多年的“出满洲记”。此时，李敖两周岁。
在北京，李敖一家曾数次搬迁，先住四十二条门楼胡同，不久搬至内务部街甲八号，最后才搬到了居住时间最长的同一条街甲４０号——这是李家远亲沈铭三的一座宅院。在这里，李敖随着他的家人一住便是１０年。
为了谋职，李鼎彝最初找过他的老师胡适。此时的胡适正在倡导“好人政府”，走红于国民党政坛。他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频繁出访美、英、法诸国，宣传中国抗战，请求国际对华支持。可能是李鼎彝当年成绩平平，在胡大博士的印象中，早已不记得这个弟子了，事情自然没有下文。李鼎彝只有另觅他途，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法部找到一份小差使。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6）
当时的北京政府职员薪水极其微薄，且常常拖欠。李鼎彝要靠此养家糊口，其家境窘迫可想而知。他每天上班只能一大早就动身，步行从东亲叩轿鞒牵下班再从西城走回东城。此时李敖三四岁，已有了记忆，他清楚地记得？
那时我们住东城，为了省下车钱，爸爸每天走路，走到西城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在面包行里买两块面包，一块给全家最老的——爷爷——吃，一块给全家最小的——我——吃。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都看着，不吃。①
幼小的李敖，已经朦胧感觉到了身逢乱世的悲凉与辛酸。
李鼎彝持身方正，做事沉稳，在法部工作表现得非常出色，三年后受到上司的赏识，被任命为太原市禁烟局局长，李敖时年６岁，亦有了随母亲坐火车赴太原的经历。
太原在山西省中部，是一座人口众多的大城。从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３年，李敖一共到过这里三次。他记忆中的幼年生活，从此时开始变得逐渐清晰起来。他在太原的时间不长，但这座古城在他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黑色的Ｔ字形的局长专车，那扑鼻而来的戒毒房中的水泥味道，那颇像丰子恺漫画中的阿Ｑ的挑水夫，那在婚礼酒宴上出现的“女招待”，那“有一点鬼气”的冷清的高房子，那公园里有五只脚的怪胎牛，那来自侵略者国度的相扑表演，那医院里做标本的人体骷髅……几十年后依然历历在目。最令他难忘的是，在禁烟局的大操场上看到的鸦片，一块块砖头大小、排列成阵，像到了砖窑似的。他想，任何毒枭都不会比自己看过更多的鸦片！
这种“大世面”，在那个时代，在他的同龄人中，是很少有人见得到的。
１９４３年秋天，正是香山红叶层林尽染的时节，七岁的李敖从太原回到北京，就读于距家不远的新鲜胡同小学。过去，这里曾是明朝大宦官魏忠贤的生祠，距离风蚀残破的城墙根儿很近。他听说，大学问家梁实秋幼时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可见，这所小学的历史已经很久了。在这里，李敖度过了他小学的全部时光。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7）
１９４８年夏天，李敖小学毕业，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市第四中学。
１９４８年冬天，国民党政府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北京岌岌可危。此时，已辞官回京的李鼎彝又想到了逃难，他认为有长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许要保险一些，于是变卖了在北京买下的房子，带家人分四批逃到上海。在由天津到上海的辗转行旅中，李敖饱尝了背井离乡和流离失所的辛酸，此时他已开始懂事。他在《十三年与十三月》中描述了当时面对国共之战的复杂心情：
在廊坊附近，火车开得奇慢，铁路是刚刚抢修好的，旧有的铁路被共产党给扒了，铁路两边，到处是劫后疮痍，一片战乱的景象。
在天津，最后等到了一班船——锡麟轮。在码头上，已经是一片乱局。许多伤兵聚集在那里，五叔和一位伤兵谈战局，敬了伤兵一支烟，伤兵感谢得溢于言表。伤兵口中的国共之争是内战，是兄弟之战。其实，要说内战，说兄弟之战，可有比这更具体的。当时河北省东边有两个兄弟，哥哥被国民党拉去当兵了，弟弟被共产党拉去当兵了，结果竟在战场上相对开枪，互相把对方打死了。梁秋水当时写了《冀东兄弟行》，有“兄弹弟腹穿，弟弹兄脑裂”的描述，原诗凄惨，我至今不能忘记。
锡麟轮很小，我生平第一次坐轮船，不断的在甲板上张望。船开出渤海，经过山东，远远的一片大陆，引起我一番对比：半个世纪前，爷爷那一代从山东北上，出发到东北；半个世纪后，我们这一代却绕山东南下，出发到江南。好像爷爷那一代的努力，都完全作废了，陶渊明“根株浮沧海”的诗句，正是准确的预言。①
第一部分“流民”后裔（8）
到上海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李敖的姐妹们都辍学了，只有李敖一人继续上学。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５日，他又从初一念起，读的是上海缉规中学（即今上海市东中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李敖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时，立刻被那漂亮的建筑吸引住了。他觉得比起北平四中的母校来，这所学校的确太贵族了。它的建筑，既优雅又精致，十里洋场的学校，与文化古城的学校风格就是不同，豪华的程度也完全不同。李敖听说，胡适在上海落魄时，曾在此教过书，后因为喝醉了酒，打了警察，才自动辞职。这所学校原名华童公学，后来为了纪念清朝在上海的头儿聂缉规（曾国藩的女婿），才改名为缉规中学。
此时，李敖已长成一个大男孩了。他性格中的“奇气”和“悍气”逐渐明显，并且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世界观。
也就是在此时，历时６６天的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已经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全部失守，上海亦危在旦夕。李鼎彝在老同学原兴安省教育厅长、国大代表张松涵的劝说下，决定携全家逃往台湾。
李鼎彝为什么要从北平逃往上海，又从上海逃往台湾？当时的李敖年龄尚小，不可能深思，但他还是产生疑问，有时甚至出现误会。他似乎感觉到了父亲在行动中的那种神秘和无奈，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谜团直到６０年代才得以解开。那是他接到的一份国民党大员吴焕章签署的致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