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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投出去之后，有退稿也有发表。其中《充员官》、《独身者的自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等文章，分别发表于《中华日报》、《联合报》、《人世间》等杂志。当时他的朋友刘凤翰在《幼狮学报》发表文章，稿费甚优，并说可以介绍他去投稿，但由于这是蒋经国救国团的杂志，李敖讨厌救国团，故拒绝了。
第三部分从“四席小屋”到新店山居（3）
在这几篇文章中，有的是比较严肃的话题，比如《充员官》，写的是军中难忘的战友情谊；再如《“两昆仑”考》、《西藏葬俗考》、《行李考》（改中学旧作）则属考证性的学术研究文章。而《独身者的自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则一方面带有反传统观念的思想，另一方面带有玩世的性质。
这一组谈情论美的文章，估畎接得了大批的读者。其中有许多内容实在是一种玩世之作，像《中国小姐论》、《由一丝不挂说起》等文，文采盖过了内容。与其说人们喜欢他的观点，毋宁说更喜爱他引经据典、左右逢源、幽默诙谐的表述，因为喜欢他的表述，转而也接受了他的观点，或默许他的观点的存在。难怪后来大学问家徐复观与他打官司时要说他没搞国学研究真是可惜，“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
在“四席小屋”中，李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动作，即他已经开始了《老年人和棒子》这篇著名长文的构思与写作。
这是他写作的一个活跃期，越写思路越活跃，他不由从内心发出感叹：“要做的题目太多了。”过去的积累与苦思正在结出一个又一个殷实的果子。
此时的李敖，在胸怀与志向方面，可以用心无旁鹜、志向远大来形容。他说自己有六大法宝：
（一）眼光——多得是，算得了什么？
（二）心胸——笑哈哈地，豪迈气概！
（三）远景——勇敢的梦想，瑰丽的梦想。
（四）刚毅——强悍，意气不少衰。
（五）勇气——虽困难重重，吾往矣。
（六）活力——精神十足，生龙活虎，生机勃勃。①
第三部分从“四席小屋”到新店山居（4）
姚从吾对李敖寄以厚望，不愿看到他现在花时费力沉迷于写作之中，于是两人之间难免产生一些小小的不愉快。一天，李敖把自己发表的文章拿给姚先生看，姚大为不快，对李敖说：“做助理不可以在外发文章，一句话，要发文章大家就算了！”李敖听了甚为不快，当即反击他说：“那我只有请求辞去这个职务了！”姚先生见李敖坚持己意，语气也减缓了，他无可奈何地说：“你想写就写吧，但是不要告诉我！”
此时，女作家林海音因发表了小说《城南旧事》正走红文坛，她对李敖的文章十分欣赏。一次，她在与李敖的朋友谈话时说：“台湾写文章最好且最易招忌故而不得登出者有二人，一为东方望，一为李敖。有的即使登出来了，也常遭人非议。”①也许，姚从吾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又有一天，姚从吾怒气冲冲地对李敖说：“你为什么在‘小报’上发牢骚？胡先生（胡适）在医院里看到了，他问我李敖年纪轻轻的，发什么牢骚，整天挖苦女人，不好好搞历史，为什么？”李敖看着姚老先生那激动不已的面孔，无声地笑了。他在给林海音的信中说：
他（姚从吾）颇有干涉我写文章的企图，认为我既是“专任”的国家助理，就不该分心写小文章，认为我不该跟“那些文人”（您可以想象他说这四个字时所发的鼻音）来往。最后他发现我没有悔改的意思，很不高兴，我现在也萌求去之心，这可说是联合副刊的“外一章”罢？②
他想走人，姚从吾岂肯放行，他已把李敖看作是自己人了。当初李敖来姚从吾研究室上班，研究室的钥匙，本来只有姚从吾一个人有，后来竟配了钥匙给李敖。而从１９３４年起就在北大做姚从吾的学生的札奇斯钦，虽然也在研究室工作，但从没有拿到过这把钥匙。后来罗家伦曾想邀李敖去国史馆工作，姚从吾又当即回绝；姚知道自己的老师胡适有揽用李敖之意，故连李敖军中时给胡适写信，他都不高兴，只怕这棵苗子被人挖走。他的目的就是让李敖赶快考历史研究所，正儿八经地做他的弟子。他都快７０岁了，他渴望自己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弟子，因此，李敖考研，他比李敖还着急。
第三部分从“四席小屋”到新店山居（5）
“四席小屋”解决了李敖独处的问题，但由于它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加上周围全是民房，环境又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晚间天花板上老鼠来去奔驰，这对“心事”重重的李敖来说，简直是“不堪其扰”。他决定搬家。
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５日，他装满一卡车书，搬到了租来的新家──新店镇狮头路１７号。
这里是台北市的郊外，已进入台北县的地界。租来的房子建在半山坡上，是二层青石小楼的顶层，钢筋水泥结构。它位于小镇的制高点上，在它的下面是一条陋巷和一家菜市场，远方新店溪碧绿如玉，蜿蜒而过。溪水的西岸便是美丽的碧潭公园，一潭碧水似一颗明珠镶嵌在古老的小镇当中。在潭水上空，横卧着一座２００米长的铁吊桥，从桥上可以欣赏碧潭全景。这是一个顺着山的走势曲曲折折形成的天然湖泊。从桥上望去，就像是一条巨大的长龙，盘绕在山壁上。碧潭水清浪静，可以划船，环境非常幽雅。
李敖住在土楼顶上这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尽管屋舍简陋，但他认为在这里可以在水上泛舟，还可看廉价电影，可谓极得孤寂之乐。他想到法国英雄戴高乐在隐居时代，住在巴黎郊外的一幢房子里，养他的浩然之气，而自己能在“江水皆东我独西”的情况下安身立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真可谓好有一比了。他觉得古往今来，大人物的进与退、出山与归隐，都是很洒脱的，也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只有有了在隐退时那种隆中高卧的素养，才可能有风云际会时的“公不出山，奈苍生何”。因此，他的心情平静而苍茫。他在日记中写道：
夜凉似水，几净灯明，小室独处，抽烟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静中读书，悠悠忘情！
他为小屋定名为“碧潭山楼”。
第三部分从“四席小屋”到新店山居（6）
两月之后，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８日，李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师从姚从吾读研究生。在口试时，主考官们一见到李敖，都对他笑，而不问问题，他们对这位已露锋芒的学生早已无题可问。最后，“主考官”沈刚伯说：“你还要穿长袍吗？”一场口试在一片笑声中结束。
李敖在新店住了九个半月，一直到第二年的３月２９日，才搬往市区。
新店的乡居是李敖２７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李敖深刻思考的机会。他息交绝游，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他仔细地思考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未来，细想自己应该走上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怎样去走这一条道路。他不愿做姚从吾那样“白首下书帷”的事业，他认为自己还年轻，应该冲冲看。于是，他在积郁之中写下了投给《文星》杂志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这篇有感而发的长文发表后，马上触怒了、开罪了许多当时的“老人”，其中包括文化界的、学术界以及官场里的，他们称李敖为“文化太保”、“大逆不道”，成为《文星》杂志一连串笔战的导火线。
接近了大自然，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时睡的是行军床），考上了研究所，许多曾令他苦恼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有一个问题依然困扰着他：那就是贫困。他做助理时，由于一些规章不尽合理，薪水总是往后拖，李敖要花钱、还钱，不堪其拖，也不向姚老师借钱了，索性直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主管此事）。他在１０月６日给胡适信中写道：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惟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①
第三部分从“四席小屋”到新店山居（7）
胡适收信后，在７日就将限时信寄到李敖的新店山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７月４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典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适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７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①
收到钱后，李敖非常高兴，也很感动，他认为胡适对他的赏识，完全是基于他的治学成绩，是胡适看出了他的潜力。他并没有向胡适借钱的意思，但胡适却主动帮助了他，他决定不把这一千元作为赠款，只作为贷款，过一阵子后，再还给他。
三天以后，李敖回信胡适，表示他的感谢。在信中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他与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他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等等。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多字，也写得很动人。
据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曾拿给几个人看。但李敖做梦也没想到，正是由于胡适让别人看了这封信，后来生出许多事端。
第三部分严侨没有死（1）
二、严侨没有死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２８日，胡适在台湾南港寓所中接待了前来看望他的叶明勋、华严夫妇。在谈话中间，自然谈到了华严的哥哥严侨。胡适把李敖给他的那封长信拿出来让他们看。于是，他们告诉胡适一个惊人的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不但在世，而且已经出狱了！
胡适一阵惊喜，他想，李敖要是知道了这一消息一定高兴万分。
第二天，他亲笔给李敖写去一信：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严停云女士（《智慧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他们说：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２９日夜
为了避免国民党邮政检查，避免给李敖带来麻烦，胡适特请姚从吾转交李敖。
严侨还活着！
第三部分严侨没有死（2）
１１月１日，李敖看到了胡适转来的信，感到喜从天降。他仿佛看到才华横溢的严老师正在向他走来。当天下午，他从华严处打听到严侨的住址，便立即去看望这位曾令自己默然神伤的中学老师。
严侨住在新生北路一幢破旧的日式平房里，七年未见，他已明显衰老了。他的前额布满了皱纹，头上白发苍苍，口中依然散发着酒气，李敖已看不到一个４２岁的壮年人所应有的形象了。李敖刚进玄关，严侨便喊着他的名字抱住了他，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当谈到自己在火烧岛的牢狱生活，他讳莫如深，只是连连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
李敖看望严侨的这一天，他的长文《老年人和棒子》在《文星》杂志第４９期已经发表，他顺便带了一本去。严侨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着自己学生的作品，并核对了几段译文，连声夸奖他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书，严肃地对李敖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在严侨的身边，三个孩子都已是小学生了，两个在孤儿院长大，一个是寄养的，孤儿院长大的那两个亦是“谈院色变”。李敖不由悲上心头，他从兜里掏了半天，掏出一百元钱，递给孩子。这时，严侨嘴里冒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说，“如果七年来我有什么转变，那就是我放弃这两句诗的头一句了，在‘孺子’面前，我要‘俯首’了！”听了老师的话，联想起七年前这位共产党员的狂飚精神，李敖感到更加悲凉。他从老师的身上感受到了残酷环境的影响。
出于对老师健康和生活的关心，李敖常去看望严侨，并给他提供机会翻译作品，以换取稿酬。但要资助生计无着的严侨，李敖的确力所难及。尤其是严侨的酗酒，已使他多次住院，丧失了正常的生活和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有的规律、敬业和斗志。终于有一天，在医院里，当着华严的面，李敖向严侨摊牌：“老师，我要仗着你我多年的师生之情，逼你做一次选择了，这次出院后，除非你决心戒酒，否则我不会再来看你了。如果你觉得这几口黄汤比你学生对你的期许还重要，你就喝下去，否则的话，你就该振作起来，不要使我失望，不要辜负你的生命与才华。你这样做，是帮助你的敌人打倒你自己，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李敖说这番话，本来意在逼他戒酒，但事后听说他依然如故，李敖就断然停止了探望，加上后来给胡适信被公布事件，他劝严侨戒酒的那一次，竟成了他们的最后一面。
当１４年后，李敖坐在牢房里翻阅旧报纸时，一条讣告赫然在目：“显考严公彦国讳侨恸于中华民国六十三年七月卅一日下午十二时病逝台北市崇仁医院，享年五十五岁……”此时，李敖明白：严侨真的死了！
李敖最难忘严侨坐在破藤椅上读《老年人和棒子》时那副欣赏的神态，当然也忘不了他对自己说的“早晚要进去”的话。他忘不了老师的忠告，但他此时的思想境界已大大超过了严侨。生死于他，早已被置之度外。
严侨的话并非没有道理，《老年人和棒子》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的确是极其重要的一笔，也是他激起社会波澜的第一朵浪花。该文发表后，李敖从此把自己投入到湍急的社会浪涛中去了。
第三部分谁是文化的播种者（1）
题记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快快抛弃传统的死文化；快快按部就班地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化。
——《文化论战丹火录》
一、谁是文化的播种者？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经济开始复苏，但在文化思想界却比较混乱。１９６０年３月，蒋介石通过修改“临时条款”（实即“违宪”）连任“总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自由中国》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给予揭露和批评，但在蒋氏强权的高压下，这种舆论上的抗议不仅无效，而且因组织“中国民主党”一事，雷震被捕，殷海光等人受到迫害，《自由中国》杂志停刊。这块民主自由的“绿洲”，从此销声匿迹。也就在此时，台北的另一家杂志——《文星》渐渐引起大家的注意。
在舆论一律的政治背景下，素有叛逆性格的李敖像一匹黑马斜刺冲上《文星》，他的《老年人和棒子》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文星》杂志声誉鹊起，订数大增。加上它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大量引介，《文星》成为继《自由中国》之后最激进的一面旗帜，“文星”书店也颜色改观，成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