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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中说：“在五四运动时代，胡适先生还只是一员猛将；到独立评论时代，不成问题是西化运动的主帅。因为做了统帅，口气反而缓和，譬如西化则改称现代化，国语拼音不再提及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实际上胡适先生自始至终是全心全意的西化运动者。在下文将特别说明‘西化’这一名词更比‘现代化’来得肯定而恰当，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既然是西潮东来，就不妨称为‘西化’。何况事实上是在全盘西化，筑一万尺厚的堤防也堵不住这股洪流。”许登源和洪成完二人则对胡秋原都有严厉的批评。香港记者吴心柳则致信李敖表示支持。在《文星》５７期刊载了谢剑的《文化问题的基本认知与中国文化的出路》，文章说：“西方文化实在是现代的潮流，也可以说是赞成‘现代化’。让我们放眼看看，今日的民主政治、自然科学、社会福利政策等等，哪一样不是西方文化？所以笔者说‘西化’就是‘现代化’，这话并不为过。”同期还刊发了居浩然的《从门德雷夫的周期表说起》、东方望的《骂街式的“微辞”，帮腔式的“平议”》，重新发表了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形成一种磅礴的攻势。殷海光亦在致李敖的信中认为李敖文章“所提出的大方向是不错的。近６０年来中国之乱的基本原因之一，无疑是传统文化腐溃而失去适应力。病相已这样显著，再要提倡中国文化，真是‘非愚即诬’。”①
第四部分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3）
李敖及其同仁的系列反击性文章以“全盘西化”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加上李敖的笔锋无所顾忌，使求新者欢呼雀跃，而守旧者痛心疾首，李敖也因此名声大震，几成青年们的偶像。
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直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自诩为继承了自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一直到孙中山的“道统”，标榜台湾是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基地。而鼓吹“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自然危及蒋介石和国民党崇奉的“道统”，危及国民党统治的“正统”地位。
事实上，李敖抨击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批评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他嘲笑讥讽国民党表面上大谈“道统”和“正统”，背地里却挂羊头，卖狗肉，吃美援。“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五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他批评说，有些人口头上大喊“历史精神文化”，但在物质上却又崇洋媚外，依靠外国。他们对固有文化并不真诚，只不过是一些伪君子而已。通过批判和否定传统、“道统”，李敖还隐隐发出了“换马”的呼声，要国民党交出政权。
显然，国民党当局对李敖及其言论不会坐视不顾，二者的冲突势所难免。
同时，李敖否定民族文化传统的、带有浓厚民族虚无主义色彩的文字，也引起了一批对传统文化热爱或有所肯定者的反感，刺激他们起而反击。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分子亦持异义。留学海外的林毓生就称《文星》“发昏”、作风“轻佻”，态度极不严肃。此外，还有更重要一点，李敖在鼓吹“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台湾的一大批党政要人和学界名流，触怒了一大批人，也刺激他们起而反击。
在李敖眼中，《文星》已成为他摧枯拉朽的阵地，对一切落后、保守的思想，对一切影响“现代化”的人物，他都要把它们放到《文星》上来评判，用他的话说叫：“送他上《文星》！”
此时的李敖，在休学之后已正式到《文星》杂志工作，并于１９６２年７月１８日，由陈立峰让贤而成为《文星》主编。
第四部分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4）
早在大学时代，李敖就十分向往做一个“文化商人”，既有钱，又能出书，传播文化思想，从事文化事业。“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动作，形成思想大围标，本是我学生时代的计划。”如今，他把这一计划真正用在了《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上，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效果。
以论战之后的香港书展（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７日到６月８日）为例：台湾参加展出的单位共有２２个，展出册数２７４００册。而文星一家就独占了２４５３５册，是总册数的８９．５４％。换一种说法，就是文星在参加书展的图书总数中，占了约９０％的地位，剩下的１０％，才是其他２１家公营私营党营单位的展出品。文星书店几乎通吃的局面，使国民党的宣传与出版业黯然失色。
李敖主编的《文星》主张走现代化的道路，具有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这一系列特征，使“官方”慢慢得出推论：《文星》是“卖国”者、是汉奸、是“匪谍头子”、要走《自由中国》的路、是生活书店翻版、是叛乱、协助台湾独立、勾结国际奸人（费正清等）、鼓吹两个中国言论、“在海外通共”、“为中共宣传，与中共隔海唱和”、影响民心士气、诬蔑先烈和元首、推翻法制、反对当局、反对国民党……因此，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之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官方大搞罗织之法，李敖气愤地说：“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殒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在保守势力的围攻下，西化派被戴上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最后发展到人格攻击和谩骂，理论层面上空对空的辩论亦是众说不一的重要原因。到了１９６４年，论战已趋尾声。在这一年，李敖将他在文化论战中的几篇文章编为一书出版，书名为《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其中《介绍我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一文中，作者称我们这个民族是“不长进的民族”，人们“灌着一脑袋‘僵尸思想’”，以致“在许多时候，我简直怀疑：我们到底是活在现代呢还是生在古代？是死人重生呢还是根本就是活死人？”并说：“真正肯为中国文化思想趋向求答案的人，他们必定愿意做一个战士，去打几场漂亮的仗，乃至准备打一场勃朗宁（Ｒｏｂｅｒｔ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所谓的‘最好的又最后的’（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一场仗。他们可能被暂时封住嘴、锁上腿，可是他们永远不会失败或死亡——这样的战士不会失败，十字架上的人物不会死亡。”
为信仰和真理而战，他在所不辞。
第四部分论战胡秋原（1）
题记
……我完全是一个个人——最有力量的个人。我能够独来独往，也能够孤军作战，我不是群居动物，但我却一再展示个人的力量出来，绝非人海微澜、默默无闻。在现代的战斗形态中，我是最后一位展现个人力量的，可说是“末代个人”。我死了以后，这个世界大概很难再出现这种伏尔泰式的怪杰了。
——《李敖快意恩仇录》
一、论战胡秋原
尽管李敖反复强调，他写文章的真正意愿是“减少论辩，指出趋向”，并说“我要使中国民族朝‘科学’、‘民主’、‘现代化’的西方‘趋向’上走，而不走传统、保守、反动的路，我的着眼点是整个的古老民族，而不是几个臭文人和臭笔仗。”然而，他的目空一切、狂放不羁的批评文字，还是在文化界触动了一批人，引发了一场混战。
在被他批评的人中，最吃不消的便是“超越前进”论者胡秋原。
胡秋原，就是那个当年自办《文化评论》、主张文艺自由、被鲁迅指为“自由人”的作家胡秋原。他于１９４７年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１９５１年由香港赴台湾任师大、政大等校教授。１９５４年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顾问。１９５７年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通讯研究员。１９６３年８月，任台湾《中华杂志》发行人。著述有《唯物史观艺术论》、《中国文化及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之前途》、《中国英雄传》等书。
关于中西文化问题，胡秋原的主要观点是超脱传统、超脱西化、超脱俄化而前进。他说：“我们对于世界文化，使有可取者，即不是中国的，亦当学习之，况中国固有者乎？使无可取者，即是中国的，亦当屏除之，况非中国者乎？发展自己之长并兼有他人之长，这不仅是我们应有的目的，也是中国文化与学者的一个重大的精神。”他主张：“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发展中国人之聪明才智，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化，以求超胜古人、西人。”①李敖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把胡秋原的观点列为第１１种病，即虚矫的“超越前进病”，其实质仍是以传统文化为本位。他批驳胡秋原说：“这种虚矫又是不实在的侈论，显然是中国士大夫浮议性格的遗传。这种新文化的创造者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他们的好高鹜远实在是贻误青年的恶疮。自古谈中西文化，最叫座的是他们，信徒最多的是他们，最大言炎炎的也是他们。”
第四部分论战胡秋原（2）
面对李敖的批评文字，胡秋原在《文星》第５３期上发表了一篇长达６万字的文章，进行反驳。胡秋原批评李敖是“西化青年的标本”，批判“老先生吴稚辉、青年李敖都主张全盘西化，而走到何典文体”，并说，如果“全国青年皆为李敖，我承认中国无望”。胡秋原根本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人的事，他在文章中称李敖是“豪奴”、“犬”、“小军阀”、“文化废人”、“骷髅姿态”、“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等等。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殷海光、吴相湘，再就是陶希圣。
为了反击胡秋原的人身攻击，也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日，李敖在《文星》第６０期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文献会的陶希圣为拉拢李敖，告之他要多加小心，胡秋原可能会以政治大帽子来压他。第三天，陶希圣又与李敖谈话，说胡秋原正在搜罗李敖文章中的句子，以构成违反三民主义及“总裁训词”等罪名。第四天（１０月４日），报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李敖的消息。陶希圣对李敖说，“我可以帮忙找律师，你尽管打官司，文献会全力支持，绝无问题”。
由于论战的双方态度都很激烈，相互使用了许多挖苦、讥讽甚至谩骂的语言，所以还没有就学术问题正式交锋，就陷入了情绪化的攻击。
李敖抓住胡秋原的历史大作文章，他先是揭露胡秋原在３０年代曾写过一部《唯物史观艺术论》的著作，系由“神洲国光出版社”出版，而该出版社又是由一批反对蒋介石的人士创办的。接着，又发表了《胡秋原的真面目》，文章揭露了胡秋原的一些历史情况。文章说，胡秋原早年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４年，福建发生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胡秋原又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事变之后，他去苏联避了一年半的难。抗日战争时期，他回国为国民党办党报，又撰写了大量“亲苏”的文字。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０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台湾政局又不稳定，胡秋原便避居香港，准备做共产党的顺民百姓。后来，他见台湾政局稳定，便到了台湾，并立即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大写“秋原抗俄文字”。但有一次被派出去，他又在英国偷偷与共产党接触，回来后受到了国民党党纪处分。李敖尖刻地写道：“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也就是躁狂症，被虐狂。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最后，李敖给胡秋原送上了一顶“亲共”的红帽子。
在攻击胡秋原的同时，李敖也揭了任卓宣、郑学稼的老底，说他们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并暗示他们的酝酿思路和理论背景都来源于早年的历史，他们的文字是“前期快感”的体现。
第四部分论战胡秋原（3）
胡秋原在指斥李敖是“西化太保”的同时，也给李敖查三代。他揭出李敖的祖父曾在东北做过“马匪”，父亲曾在王克敏伪政权下当过官，因而给李敖扣上了“土匪后代”、“汉奸儿子”的帽子。
他还说，李敖和《文星》有强大的后盾，“这后盾即我说的参谋团，其中有教授，包括一个教逻辑的，有我们的同业新闻界人士，还有政治上的权威人士等，这是一个奇异同盟。”“反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有中年，有老年，有比我更老的前辈。”他还一口咬定，有许多机关和人士在利用李敖。其中，那个“教逻辑的”，自然指的是殷海光。
在用文字反击李敖的同时，胡秋原以“立法委员”的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又到法院以“诬陷、诽谤罪”控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
对此，李敖毫不畏惧。他没钱请律师，便买了一些法律的书，开始备战。谁知居浩然的太太找到了胡秋原的太太，由太太级出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对此，李敖感到十分不快。萧孟能的亲朋也纷纷找到李敖，力劝他和解，说不要道歉，只要声明所说不实，表示遗憾即可。但李敖觉得，这是个“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于是李敖断然拒绝议和，他说：“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４日，胡秋原正式上法院以“诽谤”为名对李敖提出控告。
１１月２２日，法院再次开庭。原被告双方刚到庭，旁听者已济济一堂。有人好奇地问：“哪个是李敖？”前往旁听的徐复观在人堆里说：“就是那个小孩子！”在旁听席上，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是李敖的支持者。台大法律系的学生还向李敖丢来一张条子：
李敖：
别出言太意气，留心构成侮辱法庭罪Ｃｏｎｔｅｍｐｔ ｏｆ Ｃｏｕｒｔ
台大法律学会
第四部分论战胡秋原（4）
李敖微笑着朝他们点点头。
在法官的提问中，李敖有问必答，谈笑自若。面对李敖的轻松愉快，胡秋原一副气鼓鼓的样子。其律师悄悄对法官说：“李敖诽谤别人如儿戏，他现在在庄严的法庭上，居然还一直在笑！”
休庭后，李敖马上被一群人包围。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请律师？”他笑着说：“我的律师被胡秋原先生请去了！”
同学马宏祥的父亲是位“国大代表”，他问李敖有何感想，李敖说：“你们‘国大代表’制订的‘宪法’第１１条我太相信了，我以为它会给我保障！”李敖指的是“言论自由”。
晚上，李敖应朋友之邀去看电影、吃饭、喝啤酒。在马路上还有人指点说：“那就是李敖，是祸首！”
李敖的不屈不挠使胡秋原陷入被动，他意识到这样下去对他的名声不利，颇欲和解。他同法官说：“我并不想打官司，像居浩然那样，只要‘稍稍给我过得去一点’，我就可以撤回。”但由于李敖的坚持，萧孟能也寸步不让。
回到台大研究所，台静农教授笑着对李敖说：“这个官司真奇怪，被告反倒不肯和。胡秋原这下子可完了！”
就这样，官司打到１９６３年的秋天，法官做出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法官张顺吉说，因为告人诽谤的胡秋原也诽谤了他告的人。地方法院判决后，双方不服，都上诉到高院。
１９６５年５月，李敖反诉胡秋原。
同时，李敖又在台中地方法院状告中央书局（为徐复观印刷诽谤李敖的文字）诽谤罪。中央书局请了两名律师来打官司，李敖没有律师，单枪匹马，最终于１９６６年３月胜诉。中央书局被罚款新台币１５００元，这也是李敖有生以来打赢的第一个官司。但他与胡秋原的讼案却从此拖了下来，１９６３年起，一拖１１年。
第四部分论战胡秋原（5）
也许正是胡秋原与李敖在论战文字中的互相攻击，当时在美国读博士的自由主义文人林毓生对这场笔战的看法持否定态度，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