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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中兴应声答道：“是啊！他妈的我们干掉了古永城手下的流氓，等于帮了警察的忙啊！他们怎么可以反倒抓我们！他们整天靠我们养，真他妈的太不够朋友了！我们杀古永城他们，是‘为民除害’啊！”
李敖笑了：“可是，你忘了，你也是一害啊！”
俞中兴理直气壮：“我是一害啊！可是我们杀了一个，总少了一害啊！他妈的警察怎么可以抓替他们办事的人！这样乱来，以后谁还敢‘替天行道’啊！”
李敖被他的话震惊了。他觉得俞中兴说得真是有趣之至，说得真是含意深长。他想到了晋朝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俞中兴有除害之心，不管该不该他除，其人纵可诛，其心不可诛，这种有善念的青年，难道就因一念之“善”，就要万劫不复吗？
这次谈话后不久，俞中兴就被移送司法单位了。他曾给李敖一信，李敖因自己是政治犯，写信不方便，未回信。后来听说他判了无期徒刑，移送绿岛隔离犯监狱，在移送前后，被打断肋骨多根，显然是有意把他报废了！
在漫长的黑牢生活中，有一天，李敖读到美国休伍德（Ｒｏｂｅｒｔ Ｅｍｍｅｔ Ｓｈｅｒｗｏｏｄ）描写流氓的名剧，不禁浮想联翩：流氓之中，有的具有真性情。他们做人，干干脆脆，毫不伪君子。他们的行径或不足取、他们的人生观或很奇特，但他们放浪形骸、敢做敢为，的确比所谓上流社会的狗男女们真得多、至性得多了。上流社会的人，没人敢“替天行道”，他们只是伪善而已，实在叫人看不起。戴布兹（Ｅｕｇｅｎｅ Ｖｉｅｔｏｒ Ｄｅｂｓ）说“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想到俞中兴，李敖怆然而有同感。
第五部分就职“国关中心”（1）
题记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
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
是李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
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独白下的传统》
一、就职“国关中心”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９日，李敖在服刑五年八个月后，终于踏出了监狱的大门。
此时的台湾形势，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早在李敖入狱后不久，１９７１年８月，美国便已宣布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大会；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台湾被逐出联大；数月间，二十几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台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国”，外交部成为“绝交部”；１９７２年，尼克松在中国之行中与周恩来发布上海公报，四次提及“关系正常化”，在台湾产生强大的冲击波；同年，中国和日本建交，台湾在远东区最重要的据点再度失落；蒋经国任“行政院长”，一面从事经济建设，一面降低“国防”预算，１９７４年，从８０％的最高点降至４８．９％；台湾的经济发展，使其人民的平均收入仅次于日本、香港和新加坡；在政治领域，中产阶级崛起，党外势力壮大，以康宁祥、黄信介等为代表的党外势力完成了国民党反对派的新老过渡，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在文化思想领域，以杨国枢为首的新生代以《大学杂志》为发言台，提出了重新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的要求，并联名发表《国是诤言》，对台湾的政治提出不同主张，要求实施“全面的政治革新”；陈鼓应发表《开放学生运动》一文，台湾大学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选的盛大辩论，现代民主思想正在深入人心，民主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台湾当局一反常态，给以支持和鼓励；１９７５年８月，张俊宏、黄信介、康宁祥、姚嘉文等创办《台湾政论》，以此为阵地，批判国民党专制运动，在全岛得到响应，但出至第五期又遭封杀，总编辑张俊宏被判十年徒刑，陈明忠等１４位工商界人士被捕，邱垂亮“禁止入境”；这种先放后收的操作，使台湾的政治气压又处于低迷状态。
第五部分就职“国关中心”（2）
李敖眼前的台湾，正是这样一个乍暖乍寒的世界。
还是在李敖未出狱前，国民党官方派李敖在台大时的老师吴俊才与李敖洽商，李敖指陈官方以背信罪整他、加判他一年的不当，吴俊才查明确是冤狱，于是通过协调，以“不执行”解决。吴俊才同时也要求李敖出狱后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任副研究员，李敖认为这样也好，它正好可以证明国民党对犯叛乱罪者褫夺公权六年的法律不过乃尔，于是点头答应了。
就这样，在出狱后的第十天（１２月１日），李敖出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月资三万。他说任此职只是为了“应付”吴老师，他对官方对他的变相隔离心知肚明。
上班头一天，李敖便被中心主任蔡维屏以研究大楼人满为由安排在了总务大楼的主任办公室对面，让他远离研究现场。国关中心图书馆“匪情资料”甚多，李敖去借，他一到，安全室主任就到，并向女职员调查他所借何书。结果李敖一本书也未借到。这一切都表明，官方在变相对他进行“隔离”。
于是，李敖毫不客气地还以颜色，拒绝研究，拒绝讨论，拒绝听演讲会，拒绝“请领书报”，最后拒绝领薪水，拒绝上班，１３个月的时间内，上班不到１３个小时。一年后，吴俊才到萨尔瓦多做“大使”去了，李敖趁机提出辞职。他觉得，这次短暂的“副研究员”，就好像一个人上街买菜，突然被抓去当兵，一有机会必然要开小差，还回去买菜。现在，开小差的机会来了。
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２日，李敖正式写辞职信致蔡维屏，并退回薪水，要求蔡开具离职证明。蔡维屏不肯放人，采取拖的办法。就这样四个月过去了，李敖拒不上班，蔡照常给他邮寄来件。
第五部分就职“国关中心”（3）
到该年８月１５日上午，吴俊才返台后找到李敖，两人长谈了７０分钟。吴俊才同意他辞职，但执意邀请他去《中央日报》任主笔，至少做特约编审，并说“给社长待遇”、“是最高薪水”，“先做一年，然后接任总主笔”。李敖笑着说：“烦老师操心了，还是让我自生自灭罢！”
吴俊才说：“观点不同并非不能共事，戴杜衡、王新命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立场，但他们不照样在《中央日报》做事？你做主笔后，可以获得安全保障，治安人员再也不会骚扰你，当然日后也就减少了许多麻烦。”
李敖说：“我这个人很不祥啊，一定会连累老师，还是让我自生自灭罢。我不会给国民党做打手的，谢谢老师啦！”
吴俊才见李敖去意已定，也无可奈何，便说：“你可以为《中央日报》写文章，并希望用真名。”
李敖说：“行啊，如果你们能开放专栏、不改文章，允许公开批评国民党，我就写。”
吴俊才又说：“不去《中央日报》也行，你认为哪个地方合适，我都可以设法帮忙。”
李敖开玩笑地说：“我准备去开野鸡车啦。”
吴俊才翻看着李敖收集的有关印度的资料，也笑着对李敖说：“你去做甘地吧！”
临走时，他对李敖说：“中央都说你很有才干，但是没法处理，也没人敢出面处理，大家都说太可惜了！”
就这样，到国关中心１３个月后，１９７８年８月２０日，李敖收到蔡维屏签发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离职证明书”。“离职原因”栏填的是“辞职”，“离职日期”栏填的是“１９７８年３月１日”，但证明书签发日期却是“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８日”。可见这一辞职，是经过好几个月的折腾才成功的。李敖说：“合理的推测是：官方想以‘弼马温’之职羁縻我，并显示双方关系没恶化，但是这种‘优遇’，对李敖是无效的，李敖还是千方百计地跑了。离开‘国关中心’显示了我的两点风格：第一，我不爱钱，薪水是副教授待遇，纯领干薪，每年也不少钱，如老老实实，可领二十多年，为数可观；第二，我爱惜羽毛和自由，主动求去，不像……他们贪领薪水，最后因竞选被扫地出门了。”①
第五部分就职“国关中心”（4）
李敖的信仰和人格注定了他不可能与国民党同流，为求心灵的自由，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国关中心”，一心要去过一种平静与苍茫的生活了。
就在李敖就职“国关中心”期间，他在经济上有了奇迹般的变化。
李敖出狱后，尚有坐牢前留下的两户房子，但在他坐牢时，他的母亲和弟弟因借钱抵押给了华侨银行，后因交不起利息房子被对方扣住，要不回来。出狱后，在吴俊才老师帮助下，“逼迫”华侨银行以２３０万元买下水晶大厦房子，李敖用这笔钱还了该行的１００万元欠债，和另一户房子的３０多万元欠债，最后手头上还剩不到百万元。他想靠这些钱东山再起。
此时，李敖的手头还有“中国合成橡胶公司”的一批股票２５万元。因公司负责人辜振甫在股票上捣鬼，侵占股东的利益，被李敖发现，李敖以其“伪造文书”、“侵占”、“欺诈背信”等理由要求其谢罪并赔偿。辜振甫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特请小姨子华严与李敖谈判。华严说：“这次纠纷，的确公司方面不对，现在愿意以一倍的价钱，由我出面，买回股票，我是你‘师姑’，请给我面子。”李敖说：“我老师被捕时候，严师母带了三个小孩到台北投靠亲戚，可是到处吃闭门羹，谁给了她面子？其中辜振甫最可恶，我今天要跟他算二三十年的旧账，绝不轻饶他。”经华严好说歹说，最后李敖答应以八倍价钱，让对方买回股票，以作“答复、谢罪并赔偿”，拿到了２００万元的赔偿，李敖说，这“才算出了我累积二三十年的一口恶气”。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９日，李敖请来了已经十多年不见的严师母，当面送了十万元即期支票给她。李敖说：“这个钱你可以拿，这就是３０年前对你闭门不见那人的钱，今天我总算给你出了这口恶气了。”严师母激动得哭了，她收下了钱，收下了李敖对老师的温情和旧情，也收下了李敖式的正义。后来她特别亲手做了西点请李敖吃，来表达她的谢意。
从严师母和严方、严正口中，李敖得知了严侨死前的一些情况。严侨死前六年，已遁入密宗，１９７４年７月３１日，他因心肺衰竭去世。
辜振甫的２００万台币使李敖的生活有了大转机，他除送了十万元给严师母外，又给了弟弟十万元，然后以余款买了东丰街一家小店面。结果没多久赶上了房地价大涨，他把这家店面一出手，便有了翻一番的本钱，再加上“文字之业”的收入，使他从此立于经济上的不败之地——他自我感叹说：“人间‘致富’，可以阴错阳差，时来运转到这一复杂又交错的程度，想来不胜离奇。”他终于实现了他上大学时便有的“经济独立”的梦想。
第五部分幽居金兰（1）
二、幽居金兰
李敖退出了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又有经济基础做后盾，他在金兰大厦自己的寓所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潜心读书与写作的隐居生活。
这是李敖精神与意志的调适期。在这一时期，李敖刻苦自励，以罕有的勤奋和耐力，为未来独立自足的“长期抗战”奠定了心理上的基础。
自己已经４３岁了，下半生该怎么过？李敖不止一次地想到这个问题。
回首过去，那投身社会的奔波与曲折，那战斗中的喜怒哀乐、收获和浪费，走上坦途和误入歧途，认识了好人和误交匪类，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一切的一切，都像过电影一样从他的脑海中闪过，不止一次地闪过。他想：真应该算他几天账，根据这本账，重新决定自己下半生应该怎么过。
他开始很少外出，不见客人，不接电话，一个人孤独地自得其乐。什么出行、探视、友情、琐闻，一概减少，甚至拒绝。他力求从心所欲地自控一切，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于生命的大业，珍惜余春和时机，使自己锤炼成为“纯粹的持久的不惑不忧不惧的完人”。
他要写出“生命的产品”。他所谓的“生命的产品”指的是，产品的内容是有生命的（可读的、世界性的、永恒的），而且值得自己用下半生的生命去完成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为自己制定了“六百字纪律”：
一、笑脸第一，平静起码，痛恨起码以下的情绪。起码以下的情绪是自己整自己。我决心做到太上忘情的没有起码以下情绪的境界。
二、起码以下的情绪其实只是一种Ｂｙｒｏｎｉｃｕ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坏习惯，是一种娘娘腔，一种多愁善感，我从千锤百炼中活过来，我全用吴汉式的态度骂走起码以下的情绪（“须是一刀两断，萦萦的他妈的讨个什么！”）ｉｎｓｔａｎｔ造出起码以上的情绪（林肯的情绪可造论）。
第五部分幽居金兰（2）
三、时时刻刻做ｉｎｓｔａｎｔ（按：刻不容缓）价值判断，像个将军一样的立断。
四、用信仰和气势去ｂｕｌｌｄｏｚｅ（按：压倒一切），以发誓、不信邪的精神力量加强这种气势。①
他要求自己努力克服任何有害于生活的负面情绪，不管任何情况发生都要用训练的忍耐与达观乐观洒脱境界化掉，以不信邪的悍气和奋发的生命力去面对一切。
在困居的日子里，李敖的女儿小文被王尚勤从美国送回台湾，先是住外婆家，后与奶奶、爸爸住在一起。在李敖的日记里，便多了与小文一起生活的记录。如：
小猫“无礼”，竟一再睡在书桌正中央，前晚睡在小文枕头正中央，小文无枕而眠，为老太所见。今日起老太随手关厕门，使猫不得方便。（１０月１１日）
小文被罚禁看电视一个月，今天届满，她的小朋友来，大看特看一下午一晚上。（１０月１４日）
小文气色差，她说睡眠不足，乃解必须六点起之禁，准七点起。她趁机讨价，以七点半起成交。（１０月２１日）
有女儿同住对李敖和母亲自然都增加了一份欢乐。每天上午精神好的时候，他书房里埋头读书写作，下午精神稍差，便干其它活计，或整理房间，或散步，或运动，或洗浴，或看电影录像……且看他在隐居一年时重订的生活表：
六点起床。六点半到一点半七小时保持完整（绝不误用生命，这七小时不用来出产品，其他都是误用生命）。一点半午饭看报散步到三点半。三点半到四点半事理存件一小时。四点半到六点半清洁运动洗澡。六点半到八点半副产品及书面杂务。八点半晚饭（少吃）、清洁、分类到十点。十点半前洗澡后睡。①
第五部分幽居金兰（3）
他已习惯这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生活。他在文章中写道：“大丈夫不能靠别人掌声活，大丈夫自己给自己鼓掌。大丈夫不怕别人封锁他——人能从容把自己封锁的人，没人封锁得了他。”②他不止一次地想到王安石的那首诗：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
这首诗所表现的那种孤高与卓绝，曾鼓舞他度过了大学时代那段最孤独的时期，如今他已变得自由而豪迈，他有一种“身在最高层”、“无为而无不为”的感觉，他感到周围的“浮云”再浓也挡不住自己的存在，具有高境界的人从不在乎荣枯得失、进退疾徐，他会从容无比地去走一条特立独行的路。他交代家人：所有找李敖的人，除萧孟能外，都不准进门，可告知说：“李敖到中部的一座庙里休息去了，住在哪儿和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也无法转话，你可写信到‘台北邮箱二六——二六四’，也许能找到他。”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８日，台湾远景出版社老板沈登恩来访，留条而去，李敖让家人电话告知，不便相见，后会有期。
第五部分幽居金兰（4）
他认为：“必须牺牲这个，才能成全那个。”他已清楚地认识到，在自己的余生中，什么是自己能做也愿意做的，什么是自己不能做也不肯做的。“畸形的环境使我认清实际政治活动已与我无缘（帝乡不可期也），富贵也非吾愿，案牍劳形的学院生活也讨厌，与人的任何交往格于环境，不能施展。除非海晏河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