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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古今中外的传奇人物对李敖的人格行为亦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如罗宾汉的劫富济贫、惩贪除暴、侠骨柔情、光明磊落，唐吉诃德对信仰的一往无前、嫉恶如仇、抑强扶弱，富兰克林乐观的心胸，左拉一生攻击教会和伪善的不遗余力，王尔德超人的思路、口才和想象力以及惊世骇俗的行为，甘地的“不合作主义”的道德信念，庄士敦的好学不倦，邱吉尔的精力过人、才气纵横、感情澎湃，巴顿爱憎分明的真情，还有像王阳明、吕坤、曾国藩、梁启超、陈独秀、苏曼殊、丁文江等等。据粗略统计，单是在他的大学札记中引用到的中外名人名言或事迹就达九十多次。这些言行都在李敖的思想和行为中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最令他难以忘怀的是在面对邱吉尔造像时，那种心灵上的震撼：
我默默凝视着邱吉尔的造像，深觉他是一股力量的化身，如他所说：“在战争中，坚决；在失败中，不屈。”从他的眉宇神情之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坚定刚强的一面，悲观与消沉的情绪丝毫侵蚀不了他（甚至是暂时的突击），在每２４小时的生活里，他未曾让出一分钟来给消极盘踞，他永远是一个精神抖擞意气纵横的人！①
这种邱吉尔式的“大气魄”强烈地冲击着他身上的空虚、狼狈、泄气、沉闷、不稳定、恹恹之态、懒惰，使他在痛苦的嬗变中朝着他心目中“伟人”的目标前进，逐步走上一个真正“男子汉”的生活道路。在他的“大学札记”中，有许多篇幅都记载了他对平庸与堕落的抗拒与思考。他由梁启超论堕落形态联想到成大事者所应有的气象，由胡适论“有所不为”联想到仁人志士应有的狂狷精神与牺牲精神，由罗素的论“有所避”、屠格涅夫的论“远离敌人”联想到自我牺牲的胸襟和不合则去的决绝，由鲁仲连的甘于贫贱、拒不受封联想到高士的高超洒脱和为人的尊严，他愈来愈觉得在孤独中创造自我的重要性，正如他诗中所写：
息交绝游少交往，
消尽猖狂消尽想，
倦做兴来忘我人，
枯守索寞又何妨！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8）
他说：“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人，有一种伟大的自处生活和一种伟大的对人态度，我要使人以我而骄傲，不使人以我而羞耻，我在别人的心目里要成为一个永不能忘的有光彩的人。”“我不自安于平庸的‘好’，我要使人佩服，使人受感动。我‘要……深深的影响别人’！我所做的每一个动作、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问问是否可合这个标准。”“假如有虚荣心的话，这该是我最大的虚荣了，但我自信它是无害于我，也是无害于人的。”①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０日，李敖在日记中有述志诗一首：
二十二年悲欢事，
如今慷慨付浮云。
把握目前休回首，
埋头一意做新人。
在大学阶段，李敖的性格和思想已基本上趋于定格。在李敖的全部日记和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生活学习，从始至终都是以做一个伟大人物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他在古今中外的成功者和传奇人物身上寻找着人生的答案，“不论是东海圣人的，还是西海圣人的，我都一网兜收，从摸索和试验中，求得安身立命。”②应该说，在大学时代的后期，李敖的思想是清醒的，但他又无可奈何。他不满周围的环境，但只能怀着一种“暂与俗人偕”的心理，来提升自己。他在日记中不时地提醒自己，用大胸襟、大眼光去看问题，去除俗情，脱胎换骨，并认准方向，矢志不渝。这种理智而执着的追求使李敖不再作任何他想。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在谈到青年的狂狷性格时曾经说：“大率狂的易流于放浪，而狷的易趋于胶执。放浪之极，或胶执之极，而‘无成就’，则‘暴气’而不能‘持志’的结果，势必转趋消沉，而消沉之至，竟有以自杀做最后的归宿的。”③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种比较清醒的意识，他才没有受到更多的世俗的盅惑和传染，没有“暴气”、“消沉”以至“自杀”。
勿庸讳言，李敖是奇才，不世出的奇才，但与生俱来的才华，必须经过血泪人生的砥砺才可能生根发芽，绽放出绚丽的奇葩。可以说，没有学生时代刻苦自励的磨炼，就没有他在文坛上叱咤风云的明天。李敖在大学二年级写就的小诗《我将归来开放》，正是这种充满了自信和乐观的情感抒发：
第二部分自省：痛苦中的嬗变（9）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
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那样。
可是这一回你错了，
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坏的终能变得好；
弱的终能变得壮；
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
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像一朵入夜的荷花；
像一只归巢的宿鸟；
或像一只隐居的老哲人，
我消逝了我所有的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击穿；
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
当百花凋零的日子，
我将归来开放！
第三部分“想过一段新生活”（1）
题记
沉沉一片力，
亦侠亦温文。
——《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一、“想过一段新生活”
台湾大学素有“杜鹃花城”的雅称。此时已是１９５９年的７月，幽静的校园里依然一片馨香。杜鹃花花期刚过，残红遍地；驰名世界的高沙百合、蝴蝶兰花影摇曳，恣情绽放。花香阵阵，绿叶婆娑，曲径亭榭，处处荡漾着春的气息。
毕业班的同学们显得比平时更加忙碌。朋友们欢天喜地，情人们难舍难分。他们成群结队地联欢、照相、互访、看电影、办舞会，如同将出笼的小鸟充满了一种得解放的兴奋。不过，在他们中间并没有李敖的身影。
在校园幽静的甬道上，李敖独自徘徊。此时此刻，他从心底里透出一丝苦涩。站在文学院高大的拱门下，他寻找着自己人生的下一站。他感觉到自己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他面前，有两条道路等待着他的选择：一是考历史研究所，做姚从吾的研究生，姚从吾正满含期望地等待着他；二是投笔从戎，完成每个男子成年后都必须履行的兵役义务。
望着眼前熟悉的教室、图书馆，那高高的椰子树，绿茵如盖的草坪，那通向傅斯年纪念亭的幽静的小道，那铸有傅斯年手书校训的纪念钟，钟上的八字校训变得模糊起来，他已没有了刚进校门时的那种热望。他厌倦了学院的生活，加上个人情感上的创伤挥之不去，他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令他触物伤情的地方。至少是此时，他不愿意在这里多呆一分钟。
１９５９年７月７日，李敖在毕业前夕拜访了姚从吾先生，并把自己拟就的《〈宋代婚姻〉研究计划》递给老师，向老师晓明自己下一步的研究计划。第二天他又与姚从吾先生长谈了四十多分钟，尽管老师一再相劝，但他还是决定暂时不考研究所，先去从军，要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第三部分“想过一段新生活”（2）
三天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晨启庆携来姚先生信，力劝我不可放弃研究所。姚先生昨晚请其来舍找我，适我不在。姚先生今晨言赴校与我面谈，我却不欲见之。
８月３日，李敖又有日记如下：
整日不出户。夜电影亦辞去，特别想过一段新生活。（一）耐寂寞的、（二）努力的、（三）强悍。
他决定下来的事，没有人能够劝得动他。
１９５９年９月７日清晨，李敖在台中古城登上了公路局迎接新兵的汽车。
汽车沿着台南平原一路向南飞速行驶，车中的李敖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他的脑海中依然闪现着为他送行的台中好友们的身影，张世民、张光锦、姚嶂、李述古、韩昭先、张仁龙……他为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而兴奋。几十分钟后，汽车驶入了台南县境，车过后壁小站时，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掏出张光锦送他的原子笔，写下了这段新生活的第一页日记。
上午九点，李敖从彰化登上了赴凤山的火车。从车窗东望，阿里山绵延百里巍峨雄浑。太阳早已从高耸入云的玉山主峰升起，像一个断线的大红球，光芒四射，沐浴着青山翠谷，生发出万千气象。铁轨两旁，台南平原一望无际如诗如画。河川纵横，稻浪翻滚，甘蔗园、棉花田、香蕉林、木瓜林、竹林、茶林、樟树林，像一幅幅彩色图案组接在一起，一派旖旎迷人的风光。李敖为眼前的情景而兴奋，在车上谈笑风生，情绪高亢，车过台南，当他看到那块有名的“北回归线标”时，禁不住放声高唱，宣泄他自由心灵的回归。当凤山遥遥在望时，他的激动心情再也难以抑制，不禁吟诗二首：
第三部分“想过一段新生活”（3）
欢呼声里到军营，
新式步枪照眼明，
我是人间鼙鼓客，
只有铁血无柔情。
火车呼呼到凤山，
头发剃光制服穿，
投笔李逵执板斧，
军号声里觅鲁班。
凤山是台湾省西南部的一座小城，西临高雄港，东临屏东县，北临大贝湖风景区，因凤山丘陵而得名。城内北有法源寺、南有镇安宫两处古迹，叙说着小城的历史。城市的东半部为淡水溪的支流凤山河所环抱，空气清新，气候湿润，为高雄县县府所在地。自从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这里的陆军步兵学校便成为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军事集训基地。按照当局法令，每个男性青年都需到部队服役二到三年，大学毕业生学员经过训练分到部队后无须考试，大小都有职务，又叫充员官（到１９６０年以后，政策有变，大学毕业生就不一定再有职务了）；非大学毕业的士兵叫充员兵。这在当时是国民党为“反攻大陆”培训后备队、灌输“三民主义”及“反共”思想实行群体塑造的一种重要方式。李敖这一批已是第八期。
第三部分“想过一段新生活”（4）
下午六点，李敖作为第八期的新学员踏入凤山步校。他被编入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第九中队第五号。当场领衣、削发，然后访友，一直忙碌到深夜两点半才上床，但一日来的变化使他辗转难眠，睡而又醒，心绪依然处于亢奋之中。
显而易见，挣脱出学院的樊笼，李敖的心情轻松愉快。他在给同学的信中说自己正在非常“卖力”地过一种“新生活”，他要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一段生活。对正在求学的青年学子来说，突然停止学业到部队去服役，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许多人怕耽误了自己的前程，自然是不情愿的。尤其是分到连队，生活的艰苦、训练的紧张更使许多大学生闻而色变。但李敖对此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要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军队生涯，的确成为李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穿上军装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所有入伍训练的“折腾与折磨”。比如整理内务，必须把棉被叠成豆腐块，这对许多过去邋遢惯了的新兵来说自然难以适应，有的人怕清早起来不能快速把棉被折出棱角，宁愿不盖棉被，冻着睡。而在李敖面前这一切都没什么，心情的愉快使他能以微笑面对艰苦，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使他对每一样工作都充满了乐趣，他感到每一样工作都“甚为好玩”、“实堪自笑”。在这种心态下，虽然是近乎全封闭式的训练，身体受苦，但他精神放松，充满了兴致，时刻保持着旺盛的精力。
此时，美国作家海明威成为他最欣赏的英雄。
军训的头十天，他便读完了何欣著的《海明威创作论》。他在给同学的书信中激动地说：海明威是目前自己“最心折的人”。他喜欢海明威参加战斗时在死亡面前的无畏精神与豪迈的气魄，向往那种文人的武人式勇敢，逢难不避，有苦先尝。他越是这样想，便越觉得这一年半的军队生活不能虚度，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种磨炼与生活，他的心情感到异常的“积极愉快”。“往史如尘埃，高飞楼前树。”过去的欢乐与忧郁，早已化作了云翳和梦幻，变得虚无、黯淡、瞬间即逝、无足轻重。他在军中翻译过多首外国诗，其中有一首是英国小说家兼诗人Ｈａｍｌｉｎ Ｇａｒｌａｎｄ（１８６０～１９４０）的小诗“Ｄｏ Ｙｏｕ Ｆｅａｒ Ｔｈｅ Ｗｉｎｄ？”：
第三部分“想过一段新生活”（5）
莫怕风吹雨打，
面对跟它苦战，
恢复原始强悍。
像狼忍饥耐寒，
像鹤跋涉河汉，
胼手且胝足，
鹑衣又垢面，
万苦千辛样样尝，
昂首阔步做铁汉！
颇能道出此种心情。
军中一百天，他在日记中总结“百日维新”的成绩时写道：“体力上颇能吃苦耐劳”、“许多困难已不成其为困难”。规范的军人生活使他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先是他的放荡疏懒的习惯受到了抑制。在他的日记中，一开始经常有这样的记录：“立正动挨骂”、“因戴帽挨骂”、“因不穿衣去队部挨官腔”、“晨起因大叫受罗嗦”、“午强迫睡午觉，甚苦”、“午饭因盛汤又受罗嗦”、“熄灯号吹过后又偷打手电筒看《海明威创作论》，被老三查禁”、“晨磨枪，受官腔”等等，他自己感叹道：
第三部分“想过一段新生活”（6）
床上床下要“定位”，
大事小事要排队，
一代跋扈老匹夫，
到此不能称“太岁”。
军营的生活是紧张、枯燥而艰苦的，李敖对此亦有真切的描述：
白天世仇为烈日，
晚上情人乃草席。
整日耳边闻何事？
立正稍息与看齐。
南台九月很少雨，
整日昏昏不得已，
水厂断水不必愁，
每天沐浴以汗洗。
军中严格的纪律和有节奏的训练使他的种种毛病都有了改变。他的身体愈来愈健壮，对待别人的指责，他的脾气也趋于沉潜了。他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英雄不必在此地较量长短。他常常暗示自己对他人的言论要“装傻”，要藏住眼光里的“ｓｈｒｅｗｄｎｅｓｓ”（按：精明）。紧张的生活节奏给他带来的是加倍的努力工作，他渐渐地感受到，许多在过去想起来不太可能的事，在自己的努力下都变得可能了，而且他做得从容不迫，例如早晨起来３０分钟内做那么多的事，绝非他当初的“老百姓时代”所能想象的。这种现实使他对自己的潜力更加充满了自信。
他感到，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新生活。
第三部分“看到你，什么痛苦都飞了”（1）
二、“看到你，什么痛苦都飞了。”
在军营里，李敖的机智、幽默、健谈给战友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那特立独行的言词和举动在严肃、枯燥又疲劳不堪的军中训练生活里，也确曾发挥了一些“解乏”的作用。
在培训班参加讲演活动，李敖的演讲往往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就内容而言，那黄色与红色的笑料，爱情与革命的乱扯，也许并不算什么，但在军营枯燥的生活中，却成为填补空虚的调味剂，加上他那胡适式的派头，得体的手法，从连长到指导员到战士，无不给以赞赏。步校要结训时，领导要求每位队员写遗书留在步校，李敖写的是：“若阵亡，臭袜子送给队长，骨灰送给女朋友植玫瑰花。”其乐观与玩世态度于文中毕现。
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８日，李敖被调到四连做兵器排排长。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居然把我分到第四连兵器排！真是意外！这回有车坐了，真是好消息！此事益使我深信“决不要有意去安排自己的命运！”兵器排人事较复杂，据说老油条的最多，好在我也是老油条——大家一起耍油条。
李敖所在部队是陈诚部下的“前瞻师”，火力强大，仅兵器排中除机枪以外，还配备有七五炮、六○炮等装备。这里的老兵，对上面分配下来的这些学问有余、经验不足的预备军官，不免有捉弄的举动，但李敖却神奇地改变了这种现象。他读书多，知识面广，且又健谈，性格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