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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学士周墀有时候会陪他几杯。有一次，李涵问周墀：“朕可方前代何主？”
“陛下尧、舜之主也。”
臣下的敷衍引起了他的进一步追问：“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
在那个时代听到这话的臣子都会诚惶诚恐的：“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
李涵一定是一边不以为然地摇头，一边用无爱无恨的口吻说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
仿佛评说一个遥不可及的历史人物似的，真让人很难想像发议论者就是被议论者本身。生前处境固然没有转圜的余地，身后名声也是一无指望了。李涵就只能将这般绝望的心情寄托在过分客观的评论里。那种冷冷的口气夹杂着冰渣，夹杂着雪粒，相隔千年仍让人为之一寒。可再冷也掩饰不住内在的孤独、愤慨和哀叹。有没有一位帝王的感伤达到过如此的地步，以如此触目惊心的语言表达出来？相比之下，长安最后一代天子所吟唱的挽歌“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余韵悠长，可还缺乏那么一点深刻——幻灭后的感悟因为李涵话语中对比和自虐的意味而获得了真正深刻的意蕴。这种幻灭我们并不陌生，在穆宗、敬宗的人生经历中领略过，在李涵之后的二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那样的黯然欲绝仍然是那一段往事的背景情绪。距离改朝换代还有不短的一段时日，可李涵还是领会到了——领会亡国之恨根本不必等到亡国之时。十多年中李涵手不释卷竟然就获取了这种悟性。思政殿幽深的空间里屡屡与李涵照面的，是周赧王，是汉献帝……他们的身影层层地叠印在李涵对面的罗幕上、罗幕后面的素壁和素壁后面，象雕刻进去似的。
说完这话后，李涵起身踅入罗幕后面，永远地。曾被末世的凄凉折磨过的天子们在后面等他。李涵可以和他们叙一叙……不知怎么地，我会把思政殿想象成月光边缘一个孤单的房间，那种冰凉的银质月光。房里有几个凄惶的灵魂在絮絮而谈，声音压得低低的，嘤唔如丝，唯恐一不小心被人听见心中的艾怨。
一手拎住李涵帝王生涯的开头，另一手拈起结尾，一段晦暗的命运就这样被我们首尾提挈，从纷繁爻错的历史中抖落了出来。我总是倾向于以人的主观能动来诠释成功，因为这样可以大大地增添人的底气，使我和阅读我的人都还能保有一份自信，认为凡事还皆有可为；至于失败，不妨都归结为天命。惟其如此才能用僵硬、粗砺的因果律一点一点地打磨掉活灵活现的苦痛。所以，我在这里要选择宿命的方式来安顿笔下所有的人物。我相信，李涵是作为一段拟人化的命运出现在中、晚唐的历史上的。正是一个被命运如此摆布和捉弄的人在隐喻的含义上构成了命运本身。我们获得了一个运用《周易》推演历史的机会。历史的来龙去脉因为事后的演算而一时间明白起来，就象王阳明的花。
命运也许就隐藏在李涵的名字里。
名字本没有为它所指代的生命下结论的功能。正因如此，当它偶然将个人命运的总体特征一一指明的时候，我们体验到一种浓厚而神秘的宿命感。唐朝天子很多都曾改过名字。比如穆宗，我更愿意用他在十六王宅时的名讳李宥来称呼他，因为在我看来，“宥”字在暗地里指向了他的罪和他的悔。同样是以水为偏旁的“瀍”对继李涵之后登基的武宗来说也不那么贴切。可惜，他直到垂死时才意会到，才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炎。李炎之后的皇帝李忱早年名叫“李怡”。可惜他从未有过怡然自得的生命体验；“忱”字所传达出来的刻意与热衷倒是切中肯綮的。即位后李涵更名为李昂——我觉得它就远不如原名。李涵与“昂”的飞扬情绪似乎完全不沾边。反是静水流深的“涵”字多少道出了他性格中如水般阴柔的味道。
一百四十年前，也有一位名讳以水为旁的帝王，并且和李涵同样的优柔寡断，同样的意志薄弱。高宗李治和他的时代却具有沧海般的规模和气魄。那是李涵所不能企及的。在他手上，王朝曾向西一直扩张到以后任何朝代所无法想象的遥远地方；泉盖苏文遗留下来的高丽四分五裂，也无力构筑起像样的堤防来阻止李治潮起潮落地淹没了东方；长安，同样没有什么政治人物可以抗衡高宗：不管上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势力看起来多么不可动摇、牢不可破，只要他们成为高宗的对立面，就会被高宗的意志所淹没，无人幸免。多数人将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宰相遭受灭顶之灾归咎于武瞾，但这多少是带有偏见的。那些谪贬、处决大臣的诏书，包括废黜和赐死太子的旨意，传达的都是高宗本人的意志。在永淳二年前，武瞾还一直都只是一个能掌握命运的人，不是命运本身。只有高宗本人，象水一样婘然无定性的高宗，构成了不可抗拒的命运，让褚遂良们在风涛里挣扎、沉没。
坎为水，《易》有“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的说法。作为穆宗次子的李涵也的确是水一样的人物——沿着曲折的碕岸蜿蜒，在坎坷不平的河床里流淌，从草木丛里穿过，在幽深的思政殿停潴下来，积成微澜不生的一潭死水。终其一生，他从没有达到过病殃殃的高宗垂拱而治就能达到的浩淼无尘的境界。是不是因为水究竟是溪涧还是沧海，说到底并不由其本身所决定的？晚唐已经没有初唐廓落的格局：两畿以外强藩林立；外庭之上朋党对峙；就是内宫的大部分空间也被阉人分割；剩下的，就是泥泞与龌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仅是李涵，与他年纪仿佛却远为老到的李忱也再不能拥有沧海一样的人生了。
穆宗的儿子们都要面对这阴冷潮湿一如沼泽的宫廷。他的长子敬宗象一个孩子似的痴迷流连于湿地上的萋萋青草和草里的花，不知不觉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泥泞，不久就沉溺在泥沼里了。李涵不然，他对芜没在草木下的污泥和毒虫保持着警惕。不到六年时间里，已有祖孙两代葬身于斯了。如果换作寻常人家，那会是何等揪心的回忆。可偏偏是天家，仿佛一切都可以淡看，都已习以为常。可苦痛还是锲入他的心。李涵要用他生命的流量去淹没眼前泥泞的一切和那些被阉割而阴气沉沉的怪物——这就是他的目标。还远不止于此：他终归要规复那唯一的海，虽然涛生云灭的风景已渐渐成为传说。
十三年纷纷扰扰的人和纷纷扰扰的事在以水为征的命运中展开了。
李涵是水，一种能容纳一切的物质。他也的确能够容纳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彼此对立的人物和立场迥异的观点。因此，从表面上看具有水的属性的他，是一位有包容性并因此显得谦和的帝王。但他和水一样，从来没有自己的形状，总是在身边那些呈现固态的人的强制下随时变化、变化，在变化中完成生命的流动。史书将他的这一禀性准确地归纳为“虚怀听纳而不能坚决”。即使在诸如宗室诸王出阁、进士科停考诗赋等不急之务上，李涵的性格缺陷也还是表露无遗。
韦处厚很早就憬然有所悟了——他是李涵政治生命中第一个重要人物：敬宗遇弑后，元凶刘克明随即被诛杀在井里；让他推到紫宸殿的绛王也死于飞龙兵之手……是翰林学士韦处厚为江王李涵即位设计了一条合法路径，从程序上解决宫廷短暂的混乱局面。这样一个人物在太和元年四月的延英会议上以去留相争也改变不了天子易变的禀性。韦处厚不晓得，那是李涵命中的属性。可是有人晓得。他们不枉费心思去改变什么。因为他们不象那些文职官僚，无论如何的世故，究竟还保留着自身不无刚性的人格结构。他们很好地适应天子的易变和阴柔。所以，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韦处厚很早就从李涵的生命中微没了。他留下的空白最终由郑注、李训来填补。
本来可以不是他们的，可是历史没有假设。
本来应该是李宗闵、牛僧儒或者李德裕——不管自身有着怎样难以克服的缺陷，他们依然属于当时文职官僚集团中的精英，代表了山东衣冠和关陇人物，或者代表分别由门阀和科举出身的官僚，又或者……反正，他们也确实在韦处厚过世后陆陆续续地从天南海北回到了阔别多年的长安——牛李二党的参杂并进构成了那个时代政治的一大景观。
太和三年秋，从浙西返京的李德裕被征召为兵部侍郎。在六部中，吏部和兵部分司文、武，两部侍郎向来是宰相最恰当的人选。加之首相裴度的表荐，李德裕宣麻拜相似乎指日可待。然而，吏部侍郎李宗闵运动了内廷的关系捷足先登。半个月后，李德裕被打发到义成担任节度使——这是李德裕第二次与相位失之交臂。他不得不带着对牛党的怨恨悻然上路。为了彻底杜绝李德裕上进之路，李宗闵又援引牛僧儒入相。他们共同有计划地排挤了李德裕在长安的同党——包括裴度。这位四朝老臣很长一段时间内彛Ｂ桃埃谑浦邢ビ嗌�
无论是李宗闵还是牛僧儒都没有给李涵留下什么好印象。他们要么拉帮结派，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要么碌碌无为，让人觉得暮气沉沉。时隔三年，李涵对牛党的看法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悉怛谋事件后，敏感的牛僧儒开始感觉到圣眷渐衰。和前次一样，他选择了退却，而他的退却使李宗闵陷入了和当年李逢吉相同的窘境，不得不独自面对政敌日渐加强的压力。
元和初年平蜀的名将高崇文曾说，“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现在，李德裕终于在这里回翔，飞向长安。这段经历对李德裕来说也不愉快。李德裕没有从摇摆不定、至阴至柔的李涵那里得到支持。不过若多年后，我们还要庆幸李德裕的离去。在反映历史走势的线条即将触底前的一瞬间，掀起下一波高潮的人物及时地抽身离去。总之，属于李德裕的时代还远没有到来。
对比鸟散余落花的长庆元年，无论是李德裕还是李宗闵，他们的根坻都更加难以撼动了。资历和经验，再加上多年苦心经营，使他们双双成为人们必须仰望的巨大存在。随着党魁们相继成为宰相，更多的中高层文职官僚们身不由己地将自己的命运与李党或牛党结合在一起，板结成坚固的一块。文职官僚集团派系日益稳固。即使按李德裕自己的估计，朝士中结为朋党的也达三分之一。更何况，李德裕口中的朋党当然仅仅是指牛党而已。从悉怛谋事件到杨虞卿、郑覃等人的人事变动，两党以硬碰硬，将自己最冷最嶙峋的一面呈现给对方。杜悰的斡旋没有下文以后，针锋相对的利害冲突泯灭了最后一点和解的可能性。在整个太和朝，李德裕、李宗闵们把自己站成夹江对峙的两岸岩崖，使李涵的政治空间被挤迫得无比逼仄狭窄。李涵不能忽视他们非常可观的存在。然而，对李涵心底波澜和生命流向，大臣们总体上是漠不关心的。
读《春秋》的时候，李涵有意拿“阍者杀吴子馀祭”的故事探问侍讲的大臣许康佐。许康佐时任礼部尚书——这是俨然被看成读书人领袖的职位。他当然不会不知道那个宦官弑主的典故，可许康佐更清楚李涵需要的，是引申。所以，他以“春秋奥义，穷究未精，不敢遽解”推搪，懦弱地回避了李涵的召唤。
许康佐的虚与委蛇证实了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阐述的一个观点：文职官僚的领袖人物是不会响应皇帝号召的。也就是说，李涵无法依靠他本来应该依靠的文职官僚集团和他们所占据的政治资源，也就无法通过常规途径使自己更为充沛地去洗涤内廷的尘埃与污淖。
为外部世界所阻遏的政治欲望现在回流到主体内部，在那里冻结成阴冷的情结。焚毁机杼、遣散鹰犬时那个率真的李涵不见了，挽留韦处厚时那个诚恳的李涵也不见了。他变得日益相信阴谋的力量，相信那些更加不值得相信的人。从太和三年八月到太和八年九月，整整五年时间里，他分步骤地削弱了裴度；还学会了引进李德裕来挤兑李宗闵；事过境迁后又反过来利用李宗闵排挤李德裕；他甚至懂得了丢车保帅，决绝地将可怜的宋申锡送上绝路。
可是，在老到的许康佐、李德裕和李宗闵面前，李涵还是显得太年轻太稚嫩了。他的手腕力度还不够，调动不了他们；他的阴谋还有痕迹可寻，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当然和他的阅历有关。从小生长于十六王宅深宅大院的孩子无从获取他们政治生涯所需的阅历和能力。那些阅历和能力在他们要完成一项非常的任务时是那样地至关重要。李涵不是一个有超人天赋的君王，但他有自己的方向，并且十分地努力。他所付出的全部努力构成了元和宫变后挽救时局的第一次尝试。这次尝试的主要内容就是运用权术和阴谋去控制他的文职官僚集团，实现诸如清除宦官这样的政治目标。可他最终没有做到。
仰望壁立千仞的顽固，除了颓然哀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外，李涵还能如何？当太和八年九月李宗闵再度被征召入朝时，他不再是作为可以依赖的政治力量进入长安了。这一回，他纯粹是将李德裕逐出朝廷的工具而已。在扮演了这可悲又可怜的角色后，李宗闵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随后一次对谣言的追查中，他也被不留情面地流放到遥远的明州。既然生命意识的激流无法从左岸或者右岸那些多少还残留着正统人格结构的巍峨高山中得到任何灌注和涵养，那么就在他们的围困和挤压下变得恣肆、浑浊。十万斛的水终于流出了如山一样巍然屹立的朋党投射在他生命流程上的巨大阴影。随着李涵百折千徊地流向深不可测的渊薮，那些岿然不动的政治人物次第消隐在天边。只有那些没有根底的人，如飘萍、如浮沫，在李涵表面平静、暗流湍急的命运急流里随波逐浪。
一个是翼城人郑注，一个是流人李训。
这是一对颇为奇特的组合。以公认的政治标尺衡量，他们在被李涵欣赏之前都属于长安政治圈的边缘人物，或者，更干脆点说，属于小人物：郑注是江湖游医；李训虽然出身望族，却在宝历元年的武昭之案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污点。这样的污点本来是足以断送其政治生命的。以同样被公认的道德标尺衡量，他们属于小人。
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他们蔑视道德：郑注穷途末路时，是一位不知名的牙将赏识他并将他推荐给节度使李愬，结果知道得太多的牙将死在了郑注手里；将郑注带回长安的是王守澄，他没有想到，他带回了他的死神；宦官韦元素也是，他曾保护过千夫所指的郑注，这是他死不瞑目的原因……郑注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小人，有本事反复翻演“农夫和蛇”故事。李训与他不相伯仲。李训是郑注引荐给王守澄，从而平步青云的。在两人联手除掉王守澄后，李训几乎成功地请君入瓮，在郑注面前扮演一回后者演惯了的蛇的角色。来时只有投靠，没有感激；去时只有背弃，没有眷恋——他们眼中只有一级又一级可以践踏在脚下的阶梯，而不是一个又一个帮助过他们的人。
人，在他们眼中是一个最空洞的概念。
郑注与李训还蔑视程序和规范。服丧未满，李训就穿着着山人的服饰出入宫闱，用宽袍大袖来规避丁忧制度。李德裕和给事中郑肃、韩佽都试图依照程序赋予他们的权力阻扰李训复起。但在没有原则的王涯帮助下，门下省官员无法有效地行使封驳之权。很短的时间内，李训不合常规地连连超擢，一年多时间由流人而宣麻拜相。讲求资格的唐代官僚制度在擅于飞檐走壁地避开障碍的小人面前形同虚设。已经跻身朱紫的郑注与李训自然会更加热衷于超越程序和规则，寻求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终南捷径。李枚在《喷玉泉幽魂》里曾将李训誉为“四丈夫”之一，但他多半是错了。他忘了这是一个曾阿附于奸相李逢吉的人，一个因企图胁迫他人诬陷宰相李程而被流放象州的人——这的确是一个小人。不过，他到底比郑注好些。我赞同《玉溪生诗集笺注》的看法：“训犹可怜，而注惟可恶”。可是，可怜之人也必有可恶之处。
正是这对小人给了李涵大人物所没有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