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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来说：一是宦官家族纠纷；一是南衙北司之争。
拿大中朝之后的情形与前两次衰落的过程比较，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文职官僚集团”的外延业已将宦官涵盖进来了。唐朝宦官干政与明朝不同：后者参政基础在于批红之权；而前者实力源自神策军指挥权。所以，撇开他们供奉皇室家务的本职不说，总体上看明朝阉寺是文官，唐朝阉寺是武官。我们一向不曾将中晚唐宦官当成文职官僚集团的组成部分，而将它看成外在于文职官僚集团并与之高度对立的群体，看成文职官僚集团某些政治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但是，随着枢密院机构的完备和内诸司使权势的伸张，概念应该有相应的修正了。你不能无视阉人担任的宣徽使、鸿胪礼宾使、如京使、翰林使、学士使、閤门使和武德使已经系统地取代了外庭省、寺；不能无视它们已然建立起上下统属的职官系统；更不能无视枢密使已经和神策军护军中尉一道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了。宣宗以后的那段时光里，除了胯衫下隐藏的生理缺陷外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将那些承担政务的宦官包括在文职官僚集团内——生理和心理上的残疾根本就不是这个集团的门槛。不客气地说，宦官固然没有阳具；许多文职官僚除了阳具什么都没有。换言之，时至晚唐，就应当将南衙北司的矛盾看成文职官僚集团的内部矛盾。
如我们所习见，官僚派性斗争有时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宦官也是。他们靠收养螟蛉之子来拟制血缘，延续自己的家族。其中一些，比如：杨氏、韩氏、刘氏和西门都属于阉人中的名门望族。当外庭无法象以前那样先后在文宗、武宗和宣宗的领导下集结起来钳制他们时，延绵数百年的士族政治形态在那些没有生殖能力的阉人们身上回光返照了。在我看来，除了讽刺意味，这更带着一点隐喻的味道，深刻揭示了家族这一政治组织形式自魏晋以来盛极一时，现在生命力枯萎到何等样地步。它象一个委靡不堪的魂灵飘荡在暮色渐浓的九世纪，却再找不到可以寄身的载体，只能在被阉割的肉体上借尸还魂了。
懿宗李漼驾崩后，神策军中尉刘行深、韩文约选择了李俨作为他们的傀儡。他们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能耐，甚至穷凶极恶地杀害了一位比李俨更有资格入继大统的皇子来证明自己有翊戴之功。如果说隐藏的罪恶让人感到无可奈何，那么不屑于隐藏的罪恶以炫耀性的姿态到处招摇只能让人欲哭无泪。从这时候算起，直到权柄终于又周期性地回到了刘季述、韩全诲手里，王朝的权力在杨玄寔、杨复恭、田令孜、西门匡范之间移转、拆分、整合……在拖泥带水、不死不活的晚唐背景下真的是非常抢眼。所以，陈寅恪先生那种大中之后内廷阉寺“合为一片”的说法我是不敢苟同的。
可惜，宦官和寻常文官不同，他们不喜欢涂抹文字。权力从擅长于舞文弄墨的外庭转移到难以落笔的内庭，使我们只能依据寥寥无几的史料粗枝大叶说上那么两三句。可我相信，我们表述的，只是无数事情中被窥看到的一点点。毋庸惊讶，阴暗的宫廷里有多少事情，不是前因见不得人，就是后果不能暴露在青天白日下。如果要给那些事情赋予视觉上的形象，那就一定是蛇。它们和蛇一样优雅、冰冷，由于逻辑自足而呈现优美的流线型，却在流畅的游走中隐藏着尖锐和剧毒。事情和事情盘在一起，你绕着我、我绕着你，合谋绞杀另外一些事情；要不就你吞噬我的尾巴；我吞噬你的尾巴，留下一个教人费解的结局。宦官们没有性能力，可他们所谋划的那些事情无一例外在自我繁殖，在不为人知的阴暗角落里产下卵来。坚硬的外壳里孕育着下一件事情的胚胎，很快就孵化出新的事情来，而新的事情同样是藏头露尾，安静得恐怖地从我们的脚背和看不见的地表游过。
由于历史书籍着墨较多，南衙北司的紧张对垒在后人的眼里的确是更为清晰：从肃宗时就展开，经历了甘露之变，经历了刘贲和叶京终身废置的个人悲剧，终于演变成天复三年的总清算，终于可以在痛苦的慢性折磨后用一场大悲大恸的劫难来透视历史荒诞性：
正月初六，韩全诲等四贵人及内诸司使十六人被杀；
二十日，在凤翔和京兆分别有宦官七十二人、九十余人伏诛；
二十八日，宦官第五可范等数百人横尸内侍省；
同时，传诏天下处决全部阉寺；
……
相传几十年前，翰林学士院的小门在一个深夜突然打开。在院豹值的崔慎由被告之要立即入宫。一盏明灭不定的小灯指引着忐忑不安的学士沿着蜿蜒的走廊穿行在深宫的魆黑中。一扇又一扇的门在他的面前沉重地打开，随即在身后又沉重地阖上，开开阖阖都在为一个教人窒息的故事反复铺垫。不计其数的开和阖后面，是一间幽暗的掖殿，要凭借昏昏的烛光才能勉强看见面前的人和事。崔慎由不认识高踞上座的两个宦官，可下首那个青衣小帽、垂头丧气的人是他所熟稔的，是文宗皇帝。这时，两个宦官中的一个开口了，直截了当地要崔慎由立刻起草一份废帝的文稿。可是，他们没有料想到崔慎由不想当陈群、桓阶，不想扮演他所不愿意扮演的角色。缄默了片刻后，宦官们突然朝皇帝歇斯底里地发作了。他们心中的怨毒化作最恶毒的声音风寒雨冷地湿了天子的脸。瑟瑟发抖的文宗把头低了又低，一如风雨中孤苦无依的一杆芦苇。那一幕崔慎由都看见了；那一幕又被一盏明灭不定的小灯指引着，沿着蜿蜒的走廊穿过深宫的魆黑，用深宫的魆黑洇染了他儿子崔胤记忆，从而将几十年串成一个有因有果的凄婉故事。
晚唐的政治恰如一个不恰当地省略了主语的句子，勾起了多少人对缺失成份的觊觎。天复三年，相传为终南山僧人转世的崔胤粗心大意地将那残缺的语句从庙堂传播到江湖。在作为庙堂对立面的江湖上，残句立刻演变成了一句最具蛊惑性的煽动、一阵穿堂入室的风雨，泄露了不可逆的天机。一代枭雄朱全忠完全能领会它的意思。这个从山东的遍地饿蜉里爬出来的流寇见惯了底层生命尸横荒野、血肥劲草的死亡情景。接到崔胤的召唤后，他激动地搓着粗糙的手掌，认真考虑起如何将上层人物通常隐于幕后、语焉不详的死亡大胆地推到历史的台前，推到高照度的光柱下。望出清河崔氏南祖君实支的崔胤，外庭文官的最后领袖，也是士族高第的最后代表，万万没有想到“灼木攻蠹，蠹尽木焚”，他自己只不过扮演了一个在汉代由大将军何进所扮演的可怜角色而已——历史重复地展示了同一个错。
北司宦官，被当成假想敌、当成疢毒的中晚唐宦官永远地消融在帝国血色的徂辉里了。
血色的徂辉褪色后，南衙的清流们也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进永夜。一条越来越窄的路在没有星、没有月的荒苦状态中延伸——那是通往夜雨潇潇的白马驿的，也是一条不归路。
别了，长安。
天祐元年正月壬戌，车驾缓缓地离开了千年的都城。作别长安的大唐天子对侍臣说：“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应该属于哲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吧。在纷乱如麻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相继被提出、破解或因为不能破解只好存疑之后，一个还原了全部的问题，因而属于哲学范畴的问题终于浮现出来了。
王朝，总是开始于具体的操作，结束于抽象的思考。
作为后一朝代的开创者，朱全忠为长安安排的结尾就要具体得多了。他指派张廷范充任御营使，负责拆毁长安千疮百孔的宫室百司和民间庐舍。汉丞相萧何曾经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就是这句话为千古长安的巍然宫殿奠定了一个何其坚实的伦理基础。教人叹为观止的体量和繁密绮丽的雕饰因此有了一个准确的价值定位。可是，那四海为家的天子呀，终于无家可归了。他的权威不再需要砖木结构的支撑。于是，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那些象征性物象，那些构成我们叙述元素的事物——中和殿、紫云阁与勤政务本楼、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永巷、新昌坊和安邑坊、濒临圮坏的城垣和谯楼，还有就是寂寥的长亭、短亭……被汴州来的兵卒粗手大脚地扒开、拆除并砸碎，还原为黄土和尘埃，散落在那片前直子午谷、后枕龙首原、左临浐灞、右抵沣水的土地上。当一切修饰性的、表面性的部分都破坏殆尽后，构成长安骨架的千万根木料从若隐若现、到兀然树立，再到轰然坍塌，终于完全裸露出来了。它们被整整齐齐地码着，暴露在阳光风雾里。整个过程有点象某些地方丧葬风俗中的拣骨，蕴藏着无法挽回的意思，一般地哀伤，一般地麻木，一般地将生者与死者间一桩桩肝肠寸断的往事重新勾起来。完成了最后的仪式，长安也就真的剔骨还天、剔肉还地，恢复自然本相，化为飘荡在中国人回忆当中的一绺幽魂。
汴州人要的就是这些木料，虽然它们大多被风干百年以上，又遭到蝼蚁日复一日的啃噬，几乎都已经朽了，都开始象老人的皮肤一样抖落下粉状木屑。在大规模的拆迁所带来的滚滚尘埃里，若多木料被作弄似地投入渭河滔滔的浊浪中去了。它们注定不得安生，要在风涛中湿漉漉地前行。这是何等壮观的一幕景象呀：
千万朽木如同一具具还没有来得及腐烂的死尸，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地浮渭河而下。水面被挤得剩不下一点间隙。黄泥汤浸泡的走肉行尸，是灰褐色的，翻滚着，磕碰着，带起细浪和龌龊的泡沫，散发着教人作呕的气息——那也是长安，随波逐流的长安。
那些带不走的、不想带走的，都被付之一炬了。屹立于六陂之上的永恒都畿自此永为丘墟。
多少的高歌狂吼、浅唱低吟，也不管是字正腔圆还是荒腔走板，都轻了、静了、消散了，甚至袅袅的余音、脉脉的眼神。生、旦、净、末、丑都下场卸妆去了，卸下帝、王、将、相臭皮囊。即使幕布已经拉上，象我这样痴迷流连的看客已经所剩无几，那也还不是结局。我曾经从千载河山之间所散落的那些宫阙、院落、断桥和荒冢里选取了一座城，为我的叙述选取了一个地理平台和历史布景，就象为一台昆曲选取了江南庭院依傍着水榭搭起的戏台，为秦腔选取了黄土坡。故事在长安上演，长安为不止一个故事的演绎提供了舞台。那么，故事要在舞台坍塌后才告结束。否则，即使是空空如也的舞台，缠满了蜘丝似的视线，空气与尘埃照样可以传达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那种独特韵味。作为舞台的长安与它的故事，就应该结束于尘埃落定的废墟。
“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拔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依大地的美”——散文家这个带有宗教美感的说法为我所击赏：
是的，皈依，那才是结局的应有之义。
马拉美说“世上的一切东西都为了成为书而存在。”长安终于皈依于那无可规避的结局。柳芳、裴庭裕他们留下的字纸，也就是我们讲述历史的原始素材（相对于那真实存在过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而言，字纸不过是另种款式的冥纸而已；相对于我们的复述，则是原生态的历史，特别是长安荒废以后）在燃烧的火苗里毕毕剥剥地化作了千千万、万万千灰蝶。灰蝶就这样代替了长安秋色里充斥着的青蝇，成为飞舞的精灵古怪。可我们预感到，风很快就要裹挟着漫空野马骎骎而至。到那时，连灰蝶们也会被刮到不知那里去了。它们是印证生命的文本。可就算是它们，也是旋生旋灭的。不论如何，现在它们还在，上下翻飞、载歌载舞的，仿佛被什么深深地吸引住了，让人误以为长安废墟上的色相或已成空，却有暗香依然如故，一缕不绝地从稀稀落落的白草根部飘散出来，透着一种地老天荒的味道。那些字纸，因化蝶而被辗转记忆下来的，成为考据的基础；因化灰而真的没有被记忆下来的，则留下了想像的空间——有考据、有想像，我们有了历史。
两千多年前的庄周就晓得：我们就是蝶；蝶就是我们；满天飞舞的，就是我们的历史。
繁华如梦
一、繁华事散逐香尘
霓裳羽衣舞不再翩然如蝶，广运潭的水面不再漕船如梭，甚至连渔阳的鼙鼓也悄然无声了……盛唐的繁华仿佛已经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德宗龙驭上宾时的惨淡愁云和“永贞内禅”的暧昧气氛还在大明宫的雕栏玉砌间缭绕萦回。谁能预知，在年轻的宪宗皇帝统治下，帝国将往何处去？
如果说顺宗的病痛和“二王八司马”资望上的欠缺使帝国政治中枢的两大核心因素：皇帝与文官集团，无法实现良性互动，导致永贞革新的失败，那么顺宗的儿子唐宪宗所领导的元和时代没有这样的缺陷。作为一名强有力的君主，宪宗具有驾驭文官的高超手腕。无论是元和对策案还是李逢吉反“削藩”，可能激化党争的行为都遭到了弹压。单纯就个案而言，宪宗的处理未必公正；但着眼全局，我们发现，朝廷主要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李吉甫、裴度都得到了或许不无偏袒但确实非常重要的保护，敌对党派很难利用他们执政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促成他们的垮台；宪宗也从未忘记敲打结党的高级官僚们，可官僚间有限度的对立又被他有意识地维持着：他用裴垍和李绛牵制李吉甫；当他发觉权德舆、李藩不能对同僚有所制约时便果断地罢免他们；宦官吐突承璀被他用来对付文官；文官们将矛头集中到吐突承璀身上时，他又通贬黜后者安抚朝野。总之，宪宗能够很好地协调文官集团，而又遇上了一个名臣辈出的时代：杜黄裳“达于权变”，裴垍“器局峻整”，李绛“明察思深”，武元衡“重慎端谨”，权德舆“孝悌力学”，李藩“修身慎行”，李吉甫精明干练，而裴度更是可以同郭子仪相提并论的国家柱石……人才济济的文官集团，加上一位驭下有方又能调动他们力量的皇帝，组建起很强大的政治中枢。
平定藩镇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在解决了剑南、夏绥和镇海等实力较弱的藩镇后，宪宗将矛头指向了顽固的淮西、强大的平卢和河北。战局一度十分吃紧，河北、淮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使宪宗不得不暂时向成德妥协。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甚至派人骚扰东都洛阳，刺杀宰相武元衡。但田弘正领导魏博归附朝廷打破了河朔三镇互为奥援、对抗朝廷的局面。卢龙和成德因此承受了莫大压力。田弘正的效命彻底地改变了宪宗的战略被动。十四年里，由蜀而夏，由镇海到泽潞，由风雪蔡州城到对淄青犁庭扫穴，那些曾经嚣张一时的藩镇歙肩俯首，匍匐在朝廷脚下。这就是“元和中兴”，一个至少在形式上重新完成统一的时代。同时，拒绝回鹘请婚和吐蕃人对王师收复河湟的忧心还暗示着，雄心勃勃的宪宗正将目光从淮西、从河朔收回，徐徐投向广袤无垠的西北。那里有肥马长草，有碛日瀚海，有贞观遗风、开元霸业在等他去追寻……
紫陌红尘拂面来，王朝完全有理由期待又一次繁华似锦。
但是，危机的萌芽也在元和十五年春的繁华底里潜滋暗长。谭忠曾说过：“往年王师取蜀取吴算不失一，是宰相谋也。今伐赵不使耆臣宿将而付中使，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此上自为谋以夸服臣下。”宪宗是尝试着借助独立于官僚机构和派系外的私人属员，比如吐突承璀进行征讨，尝试用降服河北的帝业来能使文官们平定西蜀、东吴的相业黯然失色。这种立场对文官们所极力维护的政治运作框架构成了威胁，招致他们的反感。曾经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元和后期趋于紧张。在战略目标、在宰相人选、在对待方士态度上，分歧明显且双方都负有过错：胜利使宪宗更加骄傲和专横，而文官领袖裴度的口气同样表明他有居功自矜的倾向。在削藩战争连续告捷，外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宪宗的家庭内部却因为储位之争而出现致命危机。
皇三子李宥，也就是日后的唐穆宗凭借优越的母系背景获得了文官集团压倒性的支持。似乎是在文官的压力下，宪宗才勉强同意立李宥为嗣。可他又拒绝册立李宥的生母郭氏为后。元和八年十月群臣联名三上奏表也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也许是李宥的无能带累生母郭氏（著者注：郭子仪的孙女）无法正位中宫——那样宪宗就必须服从“嫡子继承制”，失去另选太子的可能；抑或是郭氏强盛的外家使宪宗怕自己身后会重现太阿倒持于外戚的局面，才不愿让李宥承继大统？究竟出于何种考虑，现在我们说不清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郭氏母子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元和十五年前后，当他们发觉宪宗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