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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李逢吉。他是这个时期很值得一提的官僚。我们可以拿他在长庆朝的三个动作作为分析范本来认识这个人物：
动作之一：获悉司空于頔的儿子于方进献一名武士给元稹后，李逢吉立刻诬告元稹网罗刺客图谋刺杀裴度，使两位宰相因长庆贡举案而恶化的关系雪上加霜。裴、元争斗趋向表面化。两人互相徼讦，双双被黜。这个阴谋似乎不太符合浅层逻辑。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所取得的效果已经推翻我对其可操作性的质疑——李逢吉坐收渔人之利，取代两人再度拜相，并着手网罗了所谓的“八关十六子”等一批小人作为羽翼。看来，李逢吉掌握了一种不为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倾轧手段。
动作之二：皇帝曾命宦官到已故宣武节度使韩弘府邸去查阅宅簿。簿子上面有“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讫”的记载。李逢吉就具有这样的能力，能敏锐地从这个看起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心怀叵测地引牛僧儒入相。借皇帝对牛僧儒的好感，李逢吉不仅褫夺对他已形成极大威胁的李德裕拜相的机会，还一举将其从翰林学士的近密职位上挤走——牛、李之间的嫌隙也在他的挑拨下终于闹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
动作之三：李逢吉知道其夙敌李绅深得皇帝宠幸，不易扳倒。于是，他请旨将其晋升为御史中丞；同时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台参。他料定同掌柏台，褊直暴躁的李绅必然会与个性同样刚褊的韩愈发生冲突。果不其然，二人很快吵得不可开交。李逢吉立即以有失大臣之体为由，一石二鸟，请罢韩愈为兵部侍郎，贬李绅为江西观察使。
这样，长庆贡举案中的翰林三俊全军尽墨。
如果说，李逢吉的前两个动作多少还有先例可循，因此也就有痕迹可寻，那么排挤李绅的手法则完全是建立在他对人性深刻洞见的基础上，属于天才发挥，和李太白的诗、张旭的草书一样，可为之击节却不可模仿。手段之老到，大约自李林甫后无人可望其项背了。但比起李林甫，他却少了笼罩全局的魄力。这样的人物用屹立不倒的身影来证明时代的堕落。从李逢吉身上概括的几个特点：翻云覆雨的老辣手段、朋党狐唱枭和，以及政治远见和道德原则的极度缺乏，其实是相当长时间内官僚集团的总体特征。
在李逢吉的三次成功的权术运作中，我们还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不仅是他，元稹和裴度、牛僧儒与李德裕、韩愈与李绅的鹬蚌之争又何尝是堂皇的政争？上述倾轧一定只是每日都要在南衙发生的无数同类事件里的几例而已。它们中的大多数在无尽东去的岁月淘洗下澄沙汰砾，积淀到历史的底层，只有少数机缘巧合地被拾起，保留在新旧唐书的页册里。
沉湎于倾轧的人们终于在强烈的求胜欲望驱使下蛇蟠蚓结，以党派的形式规模化地投入到无休止的争夺中去了。《论语》有“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之说。君子与小人，原始儒家创立的一对能指符号看起来是永远没有失效的时候了。文职官僚们或出身经学积淀深厚的名门大家，或凭进士资格晋身，或两者兼备，不会不知道夫子关于君子与小人这一古典划分的种种论述。可他们我行我素，在对个人功利的追逐和狭隘意气的执迷不悟中丢弃了立身的原则。我们注意到，在诠释中唐党派分野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时众说纷纭——对藩镇的和、战政策之争在长庆以后已经渐渐趋于平息，以之作为党派分立的依据过于牵强；士庶之争的说法为统计数字所推翻，“郡望之争”却又只有统计数字的支持；悉怛谋事件反映出牛李在政治理念和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但不足以解释整个党争；沈曾植“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的论断在大量例外的撼动下摇摇欲坠，因为例外多到一定程度，所谓论断实际上也就论而不断了。陈寅恪先生希望能消解这些例外。可是，不仅他对沈说的修正本身或多或少有削足适履之嫌，沈说也就此失去了原有的简明。更重要的是，其主旨也被悄悄置换成“牛党尚浮华，李党重门风”。即便是这个被偷换的论点也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有不少例子可以说明李党门风也不过而而。譬如身为李党中坚的李绅，就贻人以“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的笑柄。其实，《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谈李党（如李德裕、陈夷行）时没提到门风；谈门风（如卢迈、崔沔）时又与李党无涉；对李党门风的例证严格地说只有两例，即：郑珣瑜、柳公绰两家——验证若大一个观点，未免单薄了些；更何况柳家是否属于李党还可以商榷。当然，陈寅恪先生于世道日衰的时候畅论士族的优雅门风和道德学养自有一番苦心孤诣之处，但那总归是言外之意。就事论事，中唐党争本就无原则可循。
没有立场和原则的党争导致人事上出现“清美之官，尽须其党；华要之选，不在他人”的情形。人才的匮乏或变质又直接导致了官僚阶层越来越不成气候。本来，长庆朝绝不是人才凋敝的时代，从很多方面看，正相反。以诗为例，胡应麟的《诗薮》里说“元和以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类似的评价曾使我们对这个时代有过若多幻想。因为我们以为能从诗文中去领悟灵魂深处时代的脉动与风扬。可诗集以外的文字使我们很快就意识到，美丽的辞藻背后并不都隐藏着美丽的现实。本来，以诗赋作为举士和铨选尺度，使得唐朝成为一个诗人布列的朝代。诗人与官僚有着最大的交集。诗人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官僚的素质。可与诗人瀚若群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所谓“长庆朝中无名臣”的说法——吟咏中体现出的官僚个人良好素质，没有转化为政治上的睿智与进取。
诗歌没有成就王朝之美。
即使是韩愈，即使是元白。他们内通阉寺、外佞权贵、结朋党、好声色，身上集中体现了官僚士人整体人格的退化。难怪王安石、苏轼，还有朱熹对他们是如此的不屑。就连韩愈自己在《答冯宿书》中也流露过一点忏悔之意。文职官僚们的性格中本来就具有的太多相反相成的因素。可在元和宫变以后，这些瑕疵突然变得那么刺眼：兼济天下的理想已经在政治倾轧中失落了，独善其身的思考也只是在姝丽的辞章里得到了意味深长的阐发。鼓吹理性的同时，理性正在不知不觉中被从他们的政治生活中抽绎，代之以狭隘的针锋相对、无原则的同意或反对，还有首鼠两端的小人面目。他们相信每一阵风都是为摧折对方而起，可是当晚来风疾时却又发现他们自己也在不由自主地堕溷、零落。谁都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无休止的风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带向不可知的境地。
何妨斜倚东风十二栏，看一桢鸟散余落花的图画。这不仅是人们对那年春天的总体印象——它描绘出了四十年物是人非的长安风景。
四十年间不管是长乐驿还是秦川驿，一样的衰草连天、一样的西风瘦马失意人、一样的骊歌翻新阕，重复了又重复。长安就是这样一个来就来，去就去，来去都不由自己的地方。黯然去国的离人换了又换：元稹、裴度、李绅、李德裕、李宗闵，加上牛僧儒……离开他们，前后三十年单薄得只剩下时间；有了他们，这一段历史却又是如此的丑态百出、支离破碎。缺乏救赎性话语，缺乏执着于道的精神，有的只是一种莫名的焦灼，从被挤压得畸形的人事格局中热辣辣地流泻出来。中唐文职官僚和他们所从属的阶层——士的灵魂缺陷，改变了唐朝，乃至整个文明的历史走势。当然，这已超出本文关注的范畴。
现在，散落在长安城内的一座座宅院相继冷清下来了。不管是新昌坊，还是安邑坊，往日千里逢迎、高朋满座的气象烟销云散。指点江山的高谈阔论转瞬换作花落的声音。深深庭院都只剩下死寂，匝地青蒿的簌簌声和青蒿丛中的虫吊都破除不了的死寂。如果说死寂是倾轧的后果，那么一扇扇紧锁宅门则分明是一种拒绝和解的乖戾姿态。宅第空了，马背上的行囊里或许裹藏着这样或那样未及实现的政治构想，通向边城的路上却徒然奔波着那么多在“独善”与“兼济”，或“善”与“伪善”间进退两难的灵魂。再往后，一个斯文败类和一个不知是医是巫的弄臣就要在长安粉墨登场。精英分子已在自相倾轧中被清除，官僚集团也就注定将为两个小人引向最深的渊薮……
作为历史现象，“中唐党争”长久地受人关注。远地说，司马光、王夫之各抒见解；近地说，有《隋唐政治史叙论稿》“党派分野”的闳论和岑仲勉、卞孝萱不同的见解，多少方家都试图依据为数不多的素材中来对党争进行解说。在我看来，强势君主的缺位是党争的重要原因，尽管不是唯一的。我想，剑桥学派也许有大致相仿的看法，只不过他们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代替直截了当的判断：“大致可以这样说，如果雄才大略而猜忌成性的宣宗能直接继其父宪宗即位，九世纪朋党之争或可和缓得多，或者甚至会使中国人不知朋党为何物。”其实，朋党总是会有的，结党已经是帝国政治生活的常态了。人们早对它习以为常。可中唐的官僚党争泛滥到连很熟悉这种现象的中国人都感到突兀。提起党争，就想到中唐。
因为一道至关重要的堤防，在元和十五年春的那一夜就已经垮掉了。
宪宗最终垮掉的原因之一是他没有妥善处理同文官们的关系，他在控制了文官后又任性地试图抛弃他们，归咎于丹药削弱了他对全局的控制。在他健康和不那么任性的时候，他对文官集团的驾驭能力是很多帝王所望尘莫及的。官僚政治的稳定必须依赖于派系力量的大体均衡。这种均衡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在很多时候，它依靠运作。元和时期也有政争。牛李党争的根苗公认萌生于元和三年，或元和十年。可终元和一朝，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争斗。这不能不归功于宪宗的手段：无论是元和对策案还是李逢吉反“削藩”，可能激化党争的行为都遭到了宪宗的弹压。单纯就个案结果而言，宪宗的处理未必公正；但着眼全局，我们发现，朝廷主要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李吉甫、裴度都得到了或许不无偏袒但确实非常重要的保护。他们的敌对党派是很难借政治分歧或他们执政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促成他们的垮台。宪宗也从未忘记敲打结党的高级官僚们。可官僚间有限度的对立又被他有意识地维持着。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裴垍因病去位后，宪宗用李绛来牵制李吉甫的权力。另外，结党现象既然普遍存在于整个官僚集团，也就成了宪宗推行人事政策的一柄利刃。因为，只要他需要，他可以随时以此为借口罢黜不能实现其意图的高官。我们清楚地记得，裴度罢相就是一个例证。
几种做法的交替运用，既可有效地降低官僚内耗的烈度，避免过份的争夺导致机构瘫痪或政策的无谓反复；又尽量地分配核心权力，实现了多极下的平衡。这虽然包含了利用既有制度的意思，其本身却是反制度的，因而不言而喻也是缺乏延续性的。它和宪宗本人的肉体一起，完结于中和殿一个漆黑的春夜。
相比之下，新君李宥对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帝王心术就缺少足够的心得。平心而论，李宥对贡举案的处置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接受朝臣控诉、咨询翰林学士、举行还算公正的复试并根据复试结果确定责任、最后罢黜渎职的考官……一切都按部就班。然而，以宪宗的操作手法衡量他儿子的表现，不难看出其间的差距。李宥为人所诟病的，主要不在于个别举措的失当，而在于他整体应对中所体现出的消极。在表面的中规中矩下，掩藏着对事态发展的无能为力。这就是《唐鉴》所谓“凡群臣有党，由主听不明，君子小人杂进于朝，不分邪正忠谗以黜陟，而听其自相倾轧，以养成之也”。结果也恰如正史所概括的：“穆宗以后”——主要就是指长庆贡举案以后——“权移于下，朝无公政，士无公论。”
一年之隔，恍如隔世。
元和与长庆的巨大落差说明，科场舞弊或许是偶然的，但它所引发的纠葛却与元和十五年后强势君主缺位存有必然的联系。从这个角度讲，长庆贡举案和与之相联系的文职官僚们的党争实在是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元和宫变”对唐朝兴衰的独特影响。文职官僚作为统治者和其他社会群体的中介，显而易见在政治领域占据着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位置。但是我们官僚制帝国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似乎也不需要足以保证官僚体系平衡的制度体系，而只有维系官僚体系平衡的皇帝。英武过人的宪宗血淋淋地退出历史舞台后，文职官僚们合乎逻辑地成为下一幕悲剧或闹剧的主角，因为元和宫变后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中已经缺乏足够的力量来衡平派性斗争了。正如后来我们看到的，经历了剧烈的内耗的文职官僚就此失去了他们的独立地位——他们或委身藩镇幕府，或者屈从于那些没有什么文化，更谈不上政治抱负的宦官，而他们背后的官僚政治体制也就日甚一日地没落了。
花落鸟散，貌似廓大的王朝在此情此景之中显出如此的绵软无力。
就此收笔的话，我意犹未尽。我总觉得，分析和感慨都还不能很贴切地表达出那种“鸟散余落花”的感觉，因为它们没有祛除粉饰与再加工，保留不了事件本身的叙述力。四十年中间，除却“甘露之变”外就只有“中唐党争”留下了大量文字。可是我将收集来的资料翻看了一多半后，那些单调、雷同和武断的历史叙述已经让我疲惫不堪了。阶级、阶层、意识形态、政策、地域，还有许许多多同样冰冷同样没有血色的词汇频率极高地出现在眼前；而人，能歌能哭、活灵活现的人却迷失在历史叙述中了。那就用一则无从辨别真伪的旧事来表达当时那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入骨入髓的凋零寂寞吧——唐朝从此消沉：
数年以后，一位在党争中曾风光无限的文官领袖终于走到了一败涂地，不得不带着周身伤病踏上长路。在万里之外有一座荒寺，说不清是那年有的，那年空了，甚至寺名是什么也无从知晓了。也是一个无语的下午，他信步踱到这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正在一步步走进一个可以作为结尾的情景里——不仅仅是他的结尾，多少文官虽然经年浸淫在一片扰攘中，却也能从那瞬间的静谧中悟到结尾的内涵。古寺空阒，只有一些葫芦悬在龛前。相公以为里面也许藏着一味能治愈他足疾的灵药。但僧人说，葫芦里尽是失意人的骨灰——那么多的官僚被他从长安排挤到这万里外的蛮荒之地就再也没能回去，可是又不甘心就此将一把朽骨埋在他乡，所以才暂借佛前的方丈空间，希冀有朝一日后人能将他们带回他们再也回不去的长安……说者也许无心，听者应是有意。当晚，求药之人就怀着无限黯淡的心情下世了。
千年以后，我还可以看见，簾子已然残破的那一间禅室，充满浮尘的日照正从缝隙里渗进来。斜阳将葫芦们劈成两半，一半隐没在黑暗里，另一半由于光影的作用，仿佛悬浮在空气中，菸黄菸黄的。象呆滞的鸟？还是凝固的花。其实就是半爿黧黑的面目，木然晤对着佛前的蛛丝。
第三篇：长庆二年春
那些在枯树上、在宫室上空的阴霾里鸹噪不止的枭鸟不知不觉又飞过了两个春天，出现在长庆二年的相同季节里，将那元和十五年就开始的故事带进场景更为广阔的又一个章节。
就是那种飞禽，在爱琴海被看作智慧女神雅典娜化身；黑格尔的话语里，它代表“哲思”；卡尔·马克思的著作里也是……西方人将“枭鸟”一词同理性联系在一起。可那种凶禽在东方话境里指戕害父母的罪孽，是最深罪恶的视觉化体现。是呀，如果不考虑精神病态，不伦之罪后面一定隐含着对利害关系的精确计算。这也是理性之恶：楚国的商臣如此，隋朝的杨广如此，匈奴的冒顿、印度舍王城的阿阇世都是如此。据《汉书·郊祀志》注“孟康曰，枭鸟食母，破镜兽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吏祠皆用之。”看来，汉代百官五月初五食用枭羹是别有深意的。可黄帝的意愿终归还是落空了。枭鸟没有绝迹。我所叙述的那段历史里，那些披羽或不披羽的枭鸟自始至终在一片灰拓拓的时代背景下飞来飞去——天子李宥就是一只反噬父亲的枭獍！历史记下了他醒后噩梦般的生活，也记下了卢龙节度使刘总的噩梦——他们的罪行相同。
在给予长安以足够的关注后，我们不妨宕开一笔。体态臃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