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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上看到了一位网友对新出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一段评论，我的不安一下子明朗起来，原本隐约的不安差不多变成了一种忐忑。正好这时候《新京报》编辑刘晋锋给我来信，问我愿不愿意给他们报纸编辑的八十年代口述史写篇序，我想了想，同意了。《新京报》的“八十年代专题访谈”可以说是这类记忆写作中开始最早的，自二○○三年开设至今，已经坚持了差不多三年，现在集结出书，对八十年代的回顾和检讨，肯定又是一个很好的推动，我当然应该支持，另外，这也是个机会，想把自己的忐忑向读者们说说。
我想先引述一下我看到的帖子，这位网友名字叫阎广英，帖子题目是《我的八十年代，我自己的神话：关于〈八十年代访谈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我的记忆里中，八十年代就是饥饿和贫困。我们兄妹几个无数次在一个个狂风暴雨的晚上不得不都跑到父母的被窝里互相温暖着因为房屋漏雨而被冻僵的身体的时候，我自己的八十年代的记忆已经形成了。我想，在《访谈录》中没有我的八十年代，因为我来自那个遥远贫困的被遗忘的农村；《访谈录》没有我的八十年代，因为我们是一群沉默的大多数；《访谈录》中没有我的八十年代，因为我们是一群边缘人，没有我们的话语方式，也没有我们自己的话语空间。是的，《访谈录》中没有我们的八十年代。我们的八十年代的记忆是应该被公众所遗忘的，我们是一群基本被遗忘的、卑微的、下贱的、看似毫无生命的失语者。我们在生活边缘处的挣扎，注定被一个国度所谓的现代化、全球化、西方化所牺牲或者遗忘。从这个角度讲，我对《访谈录》中的精英主义的话语方式感到无比的厌恶。
这帖子里还有阎广英对自己贫困的童年生活的具体描述，我想任何人读了它都会同意，和现在见到的有关八十年代的文字相比，那的确是另一个八十年代。可是，这另一个八十年代没机会，也没办法表达自己，过去被人漠视，现在又被人遗忘。
阎广英的“无比厌恶”让我想了很多。这样的反应是偶然和个别的吗？我想不是。虽然具体原因可能不太一样，但是面对一些八十年代的记忆文字，有厌恶情绪的人，或者虽然到不了厌恶的程度可是不以为然的人，一定还有，而且不少，人家不说就是了，或者，人家根本就没时间也没机会说。这引发了我另一个想法：作为一个八十年代的参与者，能不能从他们的立场看问题？我于是试着换了个眼光，重新去读这些记忆文字，结果和初读时候的感觉很不一样，多少体会了一些那种“厌恶”感觉是怎么产生的，那感觉大概是一种什么感觉。我想起当年在车间一起干活的工友们，还有我的徒弟们——记得一九九四年，我刚回国不久，就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我在那儿干过二十几年活儿的厂房里已经长满了荒草（那是一个拥有八千多工人的重型机器制造厂），不但和我一起干活的哥们儿，连我的几个徒弟也都已经“下岗”。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回工厂去看过，也不大敢和旧日一起摸爬滚打的兄弟们见面，我不知道和他们再见面的时候，该说什么，又能说什么。现在，如果他们看见我那些关于八十年代的回忆，会怎么想？会说什么？恐怕，即使不“无比的厌恶”，大概也会在心里想：那是你的八十年代，和我们没关系。
还有“另一个八十年代”。这给当前回忆八十年代的热闹，投下了一道浓浓的阴影，让所有参与回忆，以及对这回忆有浓厚兴趣的人都不能不冷一冷，想一想。可是，冷下来又如何？想了又如何？怎么办？我们能做什么？有什么办法让这另一个八十年代进入记忆？有什么办法让这另一个八十年代的记忆变成文字并且进入历史？想想这些，我不禁黯然，变得十分悲观。我想，这本口述史的读者此刻（有耐心把这篇文字读到以上几行的人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和我感觉也差不多，怕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多半也会有些黯然。
不过，总不能什么也不干。
至少，大家（这大家都包括谁？说实话，我也不大清楚，可总得有一个“大家”吧？）再往下做八十年代回忆的时候，有些事情可以多注意一点。比如，编辑部、出版社在找人写八十年代回忆文字的时候，不一定全找那些“成功人士”（这是从王晓明的研究里生发出的一个批评概念，有它特定的含义，这里是“挪用”一下），也不一定要找今天在媒体上总有机会抛头露脸的成名人士（这是我受王晓明启发，自己新杜撰的一个概念。如果读者觉得这概念的意思不够清楚，我可以举一个这种“成名人士”的例子：余秋雨）。我明白，这么做有一定困难，因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找成功人士做访谈、采访、口述，成了一时风气，广受欢迎，不但有卖点，有市场，而且形成一种以成功人士的自述和怀旧为主题的写作形式，形成一种很特殊的文类。这文类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所谓“非虚构作品”的主要成分，其影响可以说已经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看样子，中国的图书市场难免也得走上这条路。但是，我认为对八十年代的回忆有点特殊，它应该是一次深刻的反思和检讨，而不是伤感，或是光荣的怀旧，所以，如果也被纳入“成功人士自述”模式，就太可惜了。怎么办？我觉得一个现实的办法就是有意扩大回忆人的范围，特别注意找一些在头上没有成功光圈的人，也许这些人的记忆更有意思。
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位作家，名字叫谭甫成，大概在一九八○年或一九八一年前后，他和石涛——俩人是哥们儿——就已经写出了相当成熟的后来被批评界叫做“先锋小说”的作品，那比后来的马原、余华、格非们要早得多。要认真追寻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兴起，他们的写作试验绝对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他们是先行者。我和冯骥才在一九八三年前后编了一本小说选集《当代短篇小说四十三篇》（这书到一九八五年才被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出晚了，可惜），里面就收了谭甫成和石涛的两篇小说《高原》和《河谷地》，可是，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俩人中的石涛，近年还有人时时提起，因为石涛后来改行做书，编了那本热了好一阵子的书《格调》；可是谭甫成，不要说普通读者，连很多专门研究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著述，都很少提到他的名字，大约是根本不知道罢。研究八十年代文学的人常常提到那十年的一个重要变革，是“语言的自觉”，在我印象里，谭甫成在写作上是最早的语言自觉者之一，八十年代初那时候我还写小说，是他一点不客气地批评我的小说语言“没有张力”，给我很大的震动，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写作还有“语言张力”这回事，也让我从此加入了语言的自觉者的行列，以致后来还专门做“毛文体”的研究。为这个，我至今感谢谭甫成，他的一席批评，让我终生受益。这么一个人，值得不值得找到他，请他口述当年，写些记忆文字？他的回忆会不会对八十年代文学发展，特别是所谓先锋文学的发展的历史做重要的补充？何况，当年谭甫成还有这样的经历：独身一人，徒步漫游黄河，也就是迈着两条腿沿着黄河到处走，到处看；兜里本来没几块钱，很快花完了，没饭吃，只好要饭，提着一根棍子（防狗），站在老乡家的门口大声喊：“给口馍吃吧！”——这样的经历如果写成回忆文字，会不会比很多成功或成名人士的“痛说革命家史”更有意思？我还想，如果谭甫成能把在八十年代在黄河沿岸所见所闻仔细写下来，这记忆就不限于个人生活的升迁沉浮，记忆的微光就多少照向了社会——比如，照向黄河两岸的农村——或许，可以算做是“另一个八十年代”的某种记忆写作吧？一本曹锦清写的《黄河边上的中国》曾引起无数人的关注和思考，其实，八十年代人大多数都经历丰富，据我所知，那时候沿着黄河走过、流浪过的人还有不少，如果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我们对黄河边上的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不就又延伸到八十年代了吗？
这里说谭甫成，不过是个例子，没有意思说他是怎么了不得的人物，可是被埋没了，更没有意思说现在应如何对他实行“抢救”，再经过媒体的打磨，让他重新闪闪发光。实际上，这样被有目的地炮制、包装出来的故事已经太多了，恰恰是今天对八十年代进行回顾、反思的时候应尽量避免的。我这里不过是想强调，对八十年代的回忆有很多可能，这回忆应该尽量开放，不应该事先被任何一种框子框住。我熟悉文学，以文学方面来说，我认为应该进入这记忆写作的人是太多太多了，绝不是占有了“社会知名度”的那些作家才有话说。比如，活跃在八十年代的许许多多的期刊，对那一时期的思想和文化发展的贡献，是没办法估量的，依我看，那作用远远比那时候任何一个个人都大得多。而编辑这些刊物的编辑们，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名英雄，无论当年，还是现在，这批人都很少站在聚光灯底下表演，他们中很多人也根本无意于此，或是压根就没想过聚光灯这回事。可是，我认为恰恰是他们，不但最清楚八十年代的潮起潮落，而且是那时期的风云变幻的幕后设计者和组织者。我个人在八十年代的经历很有限，全国那么多编辑部，打过交道的，更有限，可我还是敢说，对八十年代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学界所经过的大变革来说，有太多的编辑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往大里说，他们那时候通观全局，对变革的来龙去脉，比学者、作家、艺术家们更清楚，有更冷静的观察，往小里说，他们知道太多的“内幕”和“秘密”——有时候，这些细节正是解释某个特定历史的金钥匙。这些人现在都在哪里？有些人可能退休了，有些人还在岗位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找他们并不难，为什么不找他们去问问八十年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找他们去回顾和检讨八十年代？这两年，我曾经和好几位文学刊物的老编辑建议，他们应该多说话，对八十年代的往事发表意见，甚至专门编写《八十年代文学编辑史》（我觉得这就是文学史写作，写出来，一定比现在那些干巴巴的高校教材好看多了，也实在得多了），可惜至今还没有人动手。
我不知道《新京报》这个八十年代口述史专栏还会不会继续办下去？如果还会继续，那我有个建议：以后能不能多找些老编辑来做口述？比如李小林（《收获》）、章仲锷（《当代》、《文学四季》）、傅晓红（《钟山》）、崔道怡、朱伟（《人民文学》）、林建法（《当代作家评论》）、谢昌余（《当代文艺探索》）、高莽（《世界文学》）——这个名单可以开列很长很长，我敢保证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部活的文学史。如果把眼光转到文学界之外，那有话可说的人就更多了，先不说别的，单《读书》编辑部的编辑们，记忆里就有多少涉及政治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宝贵历史资料？无论是动口还是动手，要是把它们记录成文，那该为八十年代的回顾和反思提供多少新材料、新话题？
我在网上还看到一篇发在《深圳商报》的文章《掀开门帘，走进八十年代后院》的文章，作者狐皮猴看了对八十年代人的访谈文章之后说：“就是他们搅动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而且有的影响力到现在还没有减弱。”他这话也让我不安，因为这里有误解，我希望《新京报》出版这本口述史不要再引起这样的误解。说某些人，某群人掀动了八十年代什么什么潮，这类说法近来好像多了起来，也许有些人听了很高兴，甚至很得意，可这是神话，是在大部分八十年代人还活得好好的时候，在他们眼皮底下编造神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以被搅动，还被搅动得那么热火，形成一个生气勃勃又乱七八糟的特殊时代（这是孟悦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形容和概括，我觉得用来形容八十年代也不差），参与的人群太多了，官方理论家和专家学者，知识精英和普通百姓，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改革家和下岗工人，政治家和庸众——所有这些群体都是搅动那个时代的动力，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维护了各自的利益。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发展，不应该被简化、被化约，尤其不能被简化成一些文化精英如何发迹，如何成功的故事。
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担心是多余，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简化常常就在我们眼前发生，在这简化的基础上形成某种叙事又常常被普遍认可，最后变成了“事实”。我再举一个例子：最近，无论宣传还是评价八十年代记忆文字的时候，常出现一个词儿，“领军人物”——谁谁是那个时候在哪个方面起“领军”作用的人物。以我的经历和经验，这不符合事实。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有些人在当时影响比较大，起了一种特别的作用，不过要是把这种影响和作用说成是“领军”，那就把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过于简化了。或许，“领军”这类说法原来不过是一种修辞，一种形容上的方便，可说多了，就很容易被当真，真以为谁谁是“领军人物”，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先不说八十年代如何“乱七八糟”（生气勃勃的乱七八糟），青草池塘处处蛙，大狗小狗一起叫，根本不可能有人来带领、指挥或者是领导，就是有人想当指挥，想要“领军”，谁听你的啊？我说一件往事，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一九八四年底有一个杭州会议，这个会由于和“寻根文学”的兴起有密切关系，很被文学史家重视，但是我在这里不说这个会，只讲会议之外的一个细节：大概是为了省钱，会议是在杭州一个军队疗养院里举行，那时候开会条件没有现在好，差远了，不但都是几个人住一个房间，而且，已经十二月了，可房间里没有暖气，很冷，睡前想洗热水澡缓和一下，那是绝不可能。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到黄子平住的房间里去聊天，看见他正在一个热水盆里烫脚，不过在膝上放了一本书，一边让两只脚在热水里互相搓洗，一边低头看书。这引起我的好奇心，问他：“喂，看的什么书？”黄子平头也不抬地回答说：“《管锥编》。”我有些吃惊：“你就这么看《管锥编》？洗脚时候？”黄子平这时候才抬起头，笑笑说：“这书这时候看最合适。”我记得很清楚，他的话立刻引来一屋子的笑声——绝不是子平一个人，那时候人人都非常狂傲，那是一个狂傲的时代，就凭这一点，谁能是领军人物？
自“文革”结束以来，对历史做回顾、反思一直成为当代中国人思想生活的重要内容，二十多年来，很多理论争论，很多思想冲突，都是围绕着这些回顾和反思进行的，一直没有停过。九十年代以后，社会风气骤变，物质主义像一股暴虐的台风席卷了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风过后，山河易色，物非人非。但是对历史做回顾、反思的习惯似乎并没有断掉，就像有一根坚韧的绳索，让许许多多喜欢思想的人都紧紧抓着它，彼此呼应，鱼贯前行。
这样一想，我就越觉得读者手里这本《追寻八十年代》是很值得一读的书，如果它还有什么缺点，有不尽人意之处，以后再改进就是了。
（《追寻八十年代》，《新京报》编，中信出版社即出）
返回目录张承志：鲁迅之后的一位作家
□旷新年《读书》2006年第11期
我身上的某种气质让我难以融入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难以融入势利的文人学士们中间去。一九八九年我进入北京大学这座“最高学府”的时候，有人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解构”主义者。理解张承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尴尬的难题。多少年来，我一直抗拒着他，始终回避着他。在张承志极力要成为一个强者的时候，我一直在追求成为一个“弱者”。也有人读出了我的文字中间迥异于张承志的“不屈不挠的反讽”。二○○五年，当我突然面对可怕的处境，面对知识、道德和智慧的破产，身体和精神彻底崩溃的时候，我终于明白，我一直在回避和拒绝的，实际上是与我自己相关的某些元素。在许多年以后，我终于开始正视张承志开辟的文学道路。张承志和鲁迅是二十世纪两位交相辉映的文学大师和“真的勇士”，不仅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而且在社会时代的处境上，他们两人都极为相似。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同样因为“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放弃了虚构性的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