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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肚共蝗胨揽筛瓷！�
萨帕塔要与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交手，弱小已成事实，壮大声势就变得更加重要。所以他们的革命，言说高于暴力，作秀胜于流血。这情形有点像祭司捉鬼，高声大气，载歌载舞，以调动起信众的觉悟为己任，鬼是否捉得到还在其次。萨帕塔的革命秀，对抗的是全球化的入侵，颠覆的是传统意义的革命。
对于大众来说，由明星率领的革命秀显然更具吸引力，作为明星的领袖马科斯，则非常清楚时刻可能发生的流血，并且早就表明了决心：如果说生死一线间，那么，自起义的那个黎明起，我便踏在那条线上。每一天、每一刻都可能是生命的终了。一旦鲜血成了随时可能竖立起来的背景，舞台就变得沉重和庄严。马科斯怀着流血牺牲的决心，策划和领导着不流血的起义，让所有注视着他的目光立时充满敬意。巡天遥看纵横古今，能背负现实的伤痛和民族的苦难，将一场秀做得如此感天动地可圈可点的主角能有几人。
转来转去，仿佛又回到了原地，流血跟在革命的后面不肯轻易退场，只不过这一次它也是蒙面或隐身的。
悖论
萨帕塔充满了悖论，正是层出不穷的悖论赋予了副司令马科斯智慧的光环和迷人的力量。想到世界上有那么多操着不同语言的人，钻进他精心编制的一个个悖论的怪圈，兴味盎然并且流连忘返，这个蒙面人会在他的滑雪帽后边狡黠地微笑吗？
马科斯本人就是一个悖论。他是一个用暴力的造型包装出来的和平主义者，有人非常准确地将他演绎为切·格瓦拉＋甘地的组合。他用蒙面为自己创造了炫目的神话形象，他具有领袖的自恋，但他拒绝在神坛上入座，并发誓一旦民众的意愿达成，他将脱下面具立刻消失在人群里。总之，他不是可以用一两个固定词组来简单界定的人。
由这样一个人领导的革命，像他本人一样无法用常理解读。他们因武装而获得倾听，因隐藏而获得注视，因匿名而获得命名，以武装的形式发动起义却并不图谋夺取政权，坚决捍卫视为生命的土地但并不想拼上性命，重视族裔历史传承并不惧怕外来文化因子植入，把尊严看得至高无上同时尽一切努力争取外援，凭借国际化高科技工具，阻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入侵。诸如此类的悖论，给萨帕塔的革命涂上富有哲学意味的喜剧色彩。从这点上看，政府军官员指认这位超人，就是前大学哲学教授拉法埃尔·塞巴斯蒂安·纪廉，大约不全是空穴来风。
二○○一年初，副司令马科斯与他的二十四位原住民起义军首脑，蒙面徒手走出游击区丛林，开始了行程万里的和平大行走，最后抵达由政府军重兵把守的首都墨西哥城。马科斯在那里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土地之色的人民》，把他以往诗化、诡谲、神秘、睿智的文风，发挥到了极致。瞧这些句子：我们在这里，我们是镜。不是现实，只是映象。不是光，只是闪烁。不是路径，只是足迹。不是向导，只是若干通向明天的路径之一。
世界主流传媒认为，这次行动可媲美于马丁·路德·金的进军华盛顿，而马科斯的演讲直追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非常凑巧的是，两次演讲现场的听众都是二十五万人，两个演讲稿都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金用充满诗意的激情道出了那个时代美国黑人的吁求：停止种族歧视，争取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自由，进而把这种吁求演绎为一个梦境：奴隶的儿子与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张桌子旁共叙友情，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携手并肩亲如手足。毫无疑问，这个梦境的延伸指向着政权，黑人和白人平起平坐的所在是议会、法庭、政府和军队。二○○三年，在美国人纪念《我有一个梦想》发表四十周年的集会上，金的儿子马丁·路德·金第三说，我知道我父亲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一个梦。
马科斯的演讲诗意依旧，自由平等民主公正仍是关键的诉求，但马丁·路德·金式的激情已经让位于马科斯式的理性，诉求的伸延不是国家权力而是相反——让国家权力离他们远着点，萨帕塔的原住民只要掌控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保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得以传承。他们不再天真地梦想跟对手或者他们的儿子亲如手足了，比起马丁·路德·金来，马科斯显得更加务实和绝望。这并不难理解，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是怎么说也已经风雨飘摇的种族主义泥泽，而另一个是方兴未艾浊浪滔天的资本全球化汪洋。
与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同途殊归，马科斯明确地说：我们是军人，我们准备去杀或者被杀，这样的人不该执掌权力。是的，你手里拿着枪，便几乎难以去除专权与暴力，也几乎不可能实践高纯度的民主。萨帕塔最大的悖论就此浮出了水面：他们不拥护也无意参与任何国家政权，那么他们孜孜以求的民主、自由和公正的自治空间，能在一个各行其是的符号学嘉年华里建立并且巩固吗？他们的革命，是否避开了战场上的牺牲、污浊、武断之后，又趋近了舞台上的虚幻、涣散、软弱？从这个角度看待马科斯，这个身处后革命时代的英雄偶像，在比马丁·路德·金更加深刻的同时，是不是又多了另一种天真？
以我平凡的想象力判断，这个难题，不仅仅将困扰副司令马科斯，也将困扰我们所有仰视他的人。
（《蒙面骑士》，戴锦华、刘健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六年出版
返回目录三十九年后的致敬
□索飒《读书》2006年第10期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切·格瓦拉永远是一个谜，一个神话。
一九九七年的秋天，时值格瓦拉遇害三十周年，难得激动、羞于表达的中国终于姗姗来迟地向这位被进步世界牢记不忘的英雄表示了敬意，我也曾在《读书》杂志发表了《切·格瓦拉：永远的怀念》。此后，由“格瓦拉”话题引起的风波，时而鼓噪，又渐平息。
但是在格瓦拉生活的拉丁美洲大陆，切·格瓦拉从来不仅是一个话题。又是近十年过去了，十年间我曾两次从拉丁美洲归来。两度匆匆旅途，我隐约感到愈是在崇拜强权金钱的二十一世纪，切的肖像反而悄然增多，不是在会议、广场等公众场合，而是在一些私人化的角落。厄瓜多尔贫民区简陋的小酒馆里，不合比例地贴着切的巨幅画像。利马拥挤的小公共车门前，墨西哥城出租车后窗上，他闪烁的面影让我的相机追赶不及。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暗语，像是一种无声的表述，频频出现的格瓦拉反驳着灯红酒绿的夜色，让人怦然心跳。
沉默终于被一个月前的一条消息打破：
人民网（二○○六）六月十三日讯：据来自拉巴斯的消息，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将在东南部格瓦拉一九六七年被玻利维亚军人杀害的地点向这位革命者致意。这是玻利维亚官方发布的消息。
总统府发言人孔特雷拉斯说，莫拉莱斯总统已下令在拉巴斯总统府的大厅里悬挂用古柯叶制作的格瓦拉的巨幅画像，莫拉莱斯总统将在距首都一千五百公里的伊格拉“向埃内斯托·格瓦拉司令深深致意”。纪念活动将于星期三中午在伊格拉的一所小学校里举行。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和八日，玻利维亚士兵特兰向格瓦拉开枪，格瓦拉在靠近埃尔丘罗的地点被陆军抓获，随后被杀害。几乎在一年以前，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东南部组织了一个游击运动，但遭到失败。
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后来到古巴参加革命，成为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之一。然后离开了古巴。格瓦拉的遗体在玻利维亚被发现后，被运到哈瓦那隆重安葬。
就像一九六七年格瓦拉之死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多少理解，就像一九九七年某日播放的格瓦拉遗骸被运回古巴的午间新闻，在当晚黄金时间即被大熊猫生日一类花边新闻挤掉——中国新闻机构的这则简短冷漠的中性消息，瞬间淹没在信息海洋中。
然而这是一条应该反复读取、咀嚼的新闻，其信息量无法被几个研讨会说清，字里行间藏着深意和诡秘，像神话一样可供无限发掘。
当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西方秩序的代言人迫不及待地宣布“历史的终结”、“民主”的胜利。对于不肯退场的“切·格瓦拉”现象，嫉恨其魅力的侏儒们暗自想：即便他的文化衫今天满天飞舞，当年终究是一场失败的、单相思的游击战，可悲的乌托邦之梦，且让它存在吧！
然而仅仅三十九年之后，乌托邦偏偏在格瓦拉选中的地方以现实的形式上演。一个该死的、中学都没有读完的印第安土著总统，上任半年之久，就火急火燎地跑到格瓦拉殉命的伊格拉小山村，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为昔日的游击队恐怖分子隆重纪念七十八岁生日。
然而，这确实是埃沃·莫拉莱斯总统要“圆”的重要梦境之一。对于一个出身卑微的印第安放羊娃来说，从农民领袖到国会议员，再到以明显优势当选总统，这已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趋势的实现。他仿佛意识到了历史机缘的宝贵，于是颠倒乾坤的举措接踵而至：石油天然气国有化、土地改革、扫盲运动、让出身女佣的印第安妇女出任司法部长……同时，向切·格瓦拉正式致敬也刻不容缓。这是对那一声响彻峡谷的呼唤的、拖延了三十九年的公开应答。
埃沃·莫拉莱斯已经是第三次来到伊格拉村，前两次是对切·格瓦拉的私人凭吊，这一次是作为共和国总统。这位从不穿西装、不打领带的总统随身总是带着一个钥匙链，那条链子上装饰着切·格瓦拉的画像。今天，肤色黝黑的他终于代表深山老林里衣衫褴褛的印第安人大声向曾葬身于此的切·格瓦拉说：
你是我们的领袖（líder），我们的兄长（hermano mayor），你是为了我们才牺牲的。
历史在玻利维亚的这一瞬，似乎要给二十一世纪的坚硬天穹捅一个窟窿。
处处是灵验的对应。当年美国中情局和玻利维亚军方出于对亡灵崇拜的惧怕，刻意将格瓦拉和其他游击队员秘密掩埋在机场跑道上，如今在昔日的坑穴上已竖起了一尊纪念碑。当年格瓦拉被杀害的伊格拉村小学校，今天是一座纪念馆。当年格瓦拉曾鼓励一个想跟游击队走的小男孩不要放弃学习，那个要用卖母鸡的钱买课本的孩子后来因给游击队带路被政府军杀害。今天在总统主持的仪式上，十七个刚刚在扫盲运动中摘除了文盲帽子的村民获得了“我识字了”的证书。当年格瓦拉曾在仅有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说：“请你们记住，当我们离开这里之后，当局才会想起有你们存在。他们也许会主动为你们建个诊所，做几件好事。但是，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们到过这个地区。”今天，莫拉莱斯在伊格拉村小学校旁，为一所由古巴医生提供义务服务的“切·格瓦拉乡村诊所”剪彩。这个诊所不是装饰的门面，而是尊严的象征。当年切·格瓦拉在日记中记不清自己孩子的年龄和生日，今天是玻利维亚的总统吹灭了生日蛋糕上的七十八支蜡烛，将切下的第一块，递给了专程来为父亲祝寿的格瓦拉之子卡米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有考察者沿着“切·格瓦拉之路”，在玻利维亚的密林里寻访游击队的印迹。按照村民们提供的回忆，格瓦拉似乎经常在农户里这样提问：“你们以后还会想起我们吗？”而农民们的回答则是一些夹杂着想象的传说。一个农民曾问切：“您到哪儿去？”切回答说：“哪儿有水，我就到哪儿去。”如今这个农民说：“今天我只要看见天下雨，看见泉水，我就想，哦，切在那儿。”“二月份再来吧，那时候格兰德河的水涨得高高的，你们能看见游击队员乘着用藤条和树干扎成的大木筏，划呀划呀，从河的这岸划到另一岸，夜间还能清清楚楚听见切下命令的声音。”“有雾的时候，能听见塔尼娅唱歌，听见她呼唤游击队同伴的名字，向政府军士兵们喊话。”人们看护着一棵被军人砍倒又发芽的茂密大树，据说这棵树曾为切遮荫。人们在游击队员遇难地点自发堆起祭奠的石头，根据当地的说法，人会死，花草会枯败，水会变形，雪会化，风吹来又刮走，只有石头永恒，连火也烧不毁石头。
这样的描述使人感到，与其说一支发动革命的游击队曾出没密林，不如说传播希望的耶稣与他的门徒曾游荡山间。在被迫告密、胁从的同时，那些被苦难麻木了的心灵曾滴滴吮吸着记忆，怀着希望不语地等待着变化。
然而，在玻利维亚和拉丁美洲大陆上正在发生的又绝非神话。
历史的大趋势藉偶然性，神秘地向人宣示事情的本质。不到半个世纪，黑暗中已孕育出一片霞光。埃沃·莫拉莱斯在为格瓦拉庆祝生日的仪式上称他为“兄长”，这一声在西班牙语中语感亲切的hermano mayor；是比“切”更加深刻的称呼。它标志着格瓦拉的一生获得了一种肯定的宣判，它也是拉丁美洲大陆萌动着的历史大潮的啸声。
埃沃·莫拉莱斯代表着拉丁美洲社会最底层的印第安人。“民族主义”、“左翼”等传统术语，并不能涵盖埃沃·莫拉莱斯的身份含义。他的举手投足，显示了从最原初的起点“反对殖民主义”的本质。这个反殖的立场，有着五百年的漫长历史，并染着印第安的文化底色。
这种历史根基和文化底色的象征之一，就是在总统办公室里并列挂着的切·格瓦拉和图帕克·卡塔里（Tupac Katari）的画像，底衬是碧绿鲜活的古柯叶。前者是二十世纪被“中情局”及其爪牙谋杀的游击队英雄，后者是十八世纪被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处死的印第安人起义领袖，而古柯叶则串联着五百年来的历史、文化、传说和斗争。
在与美国拖延多年的“毒品”问题谈判中，埃沃·莫拉莱斯跳出了由现代帝国主义逻辑制造的“怪圈”：“我们会禁止毒品贸易，但绝不会实行古柯叶的零种植”，种植古柯、利用古柯是印第安人根深蒂固的文化，是今天重要的生活内容。“要我们根除古柯叶种植？为什么不同时取缔为你们带来惊人利润的‘可口可乐’（即原料产地、原初发明和命名启蒙专利均应属于印第安人的Coca Cola）？”支持总统立场的，是老百姓更简明的逻辑：“要我们根除古柯叶？先根除了你们的鼻子吧！”资源国有化并不是莫拉莱斯开创的先例，但他解释此一决策的“话语”却使人耳目一新：“自然是神的财产，人只是神在大地上的代理，属于神的东西怎么能私有化呢？”
切·格瓦拉的祖国阿根廷，是拉丁美洲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典型国家。格瓦拉的血管里没有印第安人的血液，他甚至不属于拉丁美洲占多数的混血人。当切·格瓦拉年轻时，他对自己生活的大陆并不了解。因此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穷人方式进行了四次大陆之旅，其中，在安第斯山国家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旅行，对他至关重要。
格瓦拉曾与当地印第安人同乘一辆公共汽车，行进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雪山上。在汽车驶过被当地人称作“帕恰妈妈”（pacha…mama，克丘亚语“大地母亲”）的顶峰的时候，他看到了印第安人一一将口里嚼的古柯叶吐向山顶石头堆的景象，并问明了其中的缘由：早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就把“帕恰妈妈”看作“大地母神”，每当途经峰顶，他们都要丢下一块象征苦难的石头，以换取来自母亲的安慰。五百年后的今天，汽车已经代替了步行，印第安人从车窗向外啐嚼烂的古柯叶，以此代替到跟前放置石头，认为苦难已经粘在古柯叶上落到了大地母神的脚边。格瓦拉曾与外出打工的印第安农民同乘下等火车，在三千公里的潘帕斯草原铁路上缓慢前行。分手时他提着大小十四个包袱，那是一路的印第安朋友硬塞给他的礼物和食品。在玻利维亚这个被称作“捧着金碗要饭”的昔日著名白银之乡，切·格瓦拉写下了一段日记：
伊利马尼雪山戴着那顶受赐于大自然的雪亮光环，以它无与伦比的美丽终日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在曙光和暮霭中，这座孤独的山峰显得格外庄严、雄伟……我想起一位当地教师曾气愤地说：“这里是世界上唯一的、对动物比对人还好的地方。”我没有证实过这一点，但是，今天在白人的心目中，印第安人仍然和牲口差不多……
在前游击战时代的切的视野里，印第安人，这群拉丁美洲大陆历史与当代的最大受害者，已经有血有肉，棱角分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