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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憎恨“我们”的自由，对“我们”的民主心怀嫉妒的阿拉伯人的险恶用心，而“历史与政治消失了，所有记忆、事实和真实的人类存在都被有效地贬低了”。
面对着“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国内要求完全消灭恐怖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呼声，萨义德提醒人们注意，“每个人都说这是一场反恐战争，但是恐怖主义在哪里？选择哪条战线？具体目标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只有一些模糊的暗示：‘我们’对付的是中东和伊斯兰，而且恐怖主义必须摧毁”。虽然美国政府明确排除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宗教内涵，但是这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大多数人仍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画上了等号。萨义德说，在美国，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已经被认为是在“另一方”。这分明是在激化矛盾，其中的种族主义倾向已经十分明显。对立化的思维也是东方主义的惯用手段。在恐怖主义袭击之后，东方主义有时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对阿拉伯世界的指责不绝于耳。萨义德说：“今天的实际的众口一词增加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关于阿拉伯世界论述的权威性。它证实了阿拉伯人在民主、知识和妇女权利方面严重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在萨义德看来，这些认识所具有的本质主义化的倾向与已有的话语传统合谋，制造阿拉伯世界的僵化形象，掩盖甚至抵制了阿拉伯世界中的改革诉求。
萨义德分析“九一一”事件的原因说：“对大多数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美国是蛮横强权的同义词，这个强权满口仁义道德，不仅大力支持以色列，而且是许多压迫阿拉伯人民政权的帮凶；对于发生在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运动，美国充耳不闻不管不问。这种形势下发生的反美风潮，并非源自于对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的憎恨，而是来自于美国具体的干预行动、蹂躏破坏、制裁伊拉克导致本国人民的巨大苦难、支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达数十年。”
萨义德认为“九一一”后的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在于必须“向全世界表明我们的原则，我们占据了道德的高地，我们必须继续我们有智谋的和组织良好的反对以色列野蛮占领的抵抗斗争”。萨义德主张放弃极端主义行动，在现实的政治处境和军事力量的对比下，这是较为务实的，但是就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情绪来说，很难说更多的人尤其是激进组织会接受这样的建议。在很多激进分子和年轻一代的巴勒斯坦人看来，与以色列的仇恨只能是不共戴天的。所以，萨义德的主张即使给人展示了一个可能性的画面，但却没有被更多人欣然接受的前提。
“九一一”之后频繁发生的巴勒斯坦自杀性炸弹袭击事件使巴以陷入了相互复仇的泥坑，对此萨义德说：“自杀性炸弹袭击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在我看来，那是多年来的虐待、无力与软弱的直接的有意识的必然结果……沙龙需要恐怖主义而不是和平，他费尽心机所做的只是为恐怖主义创造了条件。”萨义德敏锐地指出了以色列在“九一一”之后的政治投机，令他气愤的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学术机构与知识分子根本不顾及极端主义袭击与合法的正当自卫的区别，“因此，恐怖主义观念呈现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在无视证据、逻辑和理性论证的情况下被合法化、再合法化”。萨义德指出，没有人去问美国或以色列所杀的人是否真的是恐怖分子，或者被证明是恐怖分子，或者将要成为恐怖分子。
以色列总理沙龙二○○二年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支持恐怖，它完全是恐怖。阿拉法特支持恐怖。我们的压力就在于结束这种恐怖。不要寄希望于阿拉法特会反恐。我们只有引发他们更大的伤亡，然后他们才会知道不能再继续使用恐怖手段来赢得政治成果。”沙龙被阿拉伯人称为屠夫，他的这番讲话十分野蛮，表明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一贯思路，相信暴力可以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不是国家系统发动的恐怖主义又是什么呢？
萨义德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也多有严厉的批评，腐败的政治与激化的社会矛盾正是培植极端主义的温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堕落于腐败的泥淖、处于专制统治的恐怖之中、弊端丛生的教育制度还没有面对世俗世界的现实”。他要求伊斯兰教国家尽快地有效进行世俗化和民主化改革，革除弊政，参访现代制度。
二○○三年在萨义德的最后岁月里，他由人生的终结之感而对中东阿拉伯世界局势的变化深感忧虑，他认为对中东以及在美国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一般认识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而人们反倒因为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加深了对阿拉伯世界的偏见和对本国穆斯林社团的隔阂。他认为必须反对那些错误的名目，如“美国”、“西方”或者“伊斯兰”。在他看来，这些名目导致了可怕的没有终结的冲突。那些本质主义的名词，强硬地将“这些”与“那些”、“我们”与“他们”具有等级意味地划分开来，而没有考虑到冲突和矛盾正是由此产生。萨义德对“他者”的政治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事实上，萨义德的整个批判都是建立在有他者政治所导致的恶劣的政治局面上。他认为，为了有效地避免冲突和矛盾，就必须放弃对他者的异样的目光和戒心。“我的论点是历史由男人与女人共同造就”，萨义德既持有平等主义的观念，又考虑到不同地域的不同现实需求。他之所以反对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干涉和改造，是因为美国人根本不知道阿拉伯世界的各个地方究竟需要什么。萨义德倡导要理解、同情、仔细地研究和分析，在扩大的视野中共存。但是，这一状况究竟什么时间才能实现呢？
政治的困局、顽冥不化的偏见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也恐怕是萨义德最为牵肠挂肚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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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读书》2006年第5期
二○○五年十月六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公布了二○○五年的评审结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因“防止核能被用于军事目的并确保最安全地和平利用核能而共享这一荣誉”。对被提名人（团体）数量空前（一百九十九）的这一年，评委会称和平奖得主的产生“没有特别困难”；国际舆论称“不出所料”。似乎只有欧洲网站上押宝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好事者，为最终爆出这么个大热门而黯然。
然而，这一如此“名正言顺”的结果，与其说是出自众望所归，不如说由于“别”无选择。因为不同于诺贝尔的其他奖项，和平奖始终是对本年度全球境况、大都是危机境况的一份曲折回应。它经常展现的，是一种全球张力，一场现在进行时态中的危机状态，此番则更是一次微妙而尴尬的国际政治力量间的较量。
二○○五年，正值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六十周年。自那一梦魇时刻之后，超过半个世纪，地球和人类始终笼罩在核威胁与核恐怖之中。于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为“防止核能被用于军事目的”所做出的长期努力，弥足珍贵、宽慰人心。然而，似乎没有太多的质询：如果说，广岛、长崎悲剧六十年是本届和平奖得主产生的重要参数，那么，这一年另一个更为直接而正面的被提名人——日本原爆被害者团体和其候选人何以不曾获奖。
若以某些地名来提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绝人寰的悲剧，那么它们间或是奥斯威辛、南京、广岛。但众所周知的是，除了奥斯威辛所提示的纳粹灭绝犹太人的罪行受到了清算、并在此后的六十余年间被反复言说，南京大屠杀的惨剧或则因“死难者人数”成为“悬案”，或者索性“蒸发”为一团暧昧不明的历史烟云。而广岛，则成为被无数悼亡哀歌、和平祈愿所笼罩的一处无名废墟。如果说，南京大屠杀的罪人，事实上因冷战的开启、“亚洲”的位置而悄然从历史的审判台上逸走；那么，广岛悲剧的主犯，则始终成为历史叙述的一处悬置。历经六十年，已有足够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当事人披露的资料粉碎了“被迫动用原子弹以结束世界大战”的“神话”，于是，广岛、长崎，便成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使用原子弹，而且是用于一次空前（但愿）绝后的巨型人体试验场。还记得读到的一则细节：广岛、长崎浩劫之后遭受严重放射性沾染的幸存者，在其漫长而痛苦的死亡过程中，周身散射着荧荧磷光，甚至可以在暗夜的墙壁上投下苍白可怖的影子。然而，更发人深省的是，无论是作为南京大屠杀中的加害者还是广岛浩劫中的受害者，都未曾影响日本与二战的胜利者美国、西欧一道，成为冷战的胜出者。于是，联系着二战和冷战的历史，便不难看出，二战暴行史上南京元凶的暧昧与广岛罪人的缺席，在国际政治牌局上，原本是同一张纸牌的正反面。
而挪威诺贝尔奖将二○○五年和平奖授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巴拉迪的直接动因，则如评委会主席米约斯所言，是“全球核威胁正在升级，希望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化解”。似乎无需多言，此处提及“升级”中的“核威胁”，所指正是近年来牵动世界瞩目的朝鲜和伊朗“核危机”。但稍加细查便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如此真切却又荒诞不经的国际政治焦点：制造了全球“核威胁”的，不是总储量足以三十次将整个地球化作焦土的既有原子弹，不是现今拥有核武器的不足十个国家，尤其不是拥有数量惊人的毁灭性原子弹与可用于“常规战争”的核弹头及最先进的运载导弹的若干大国，而是被“推测”、怀疑已“具有核武器制造能力”的两个亚洲中、小国家。而这两个国家，如此“巧合”地刚好是美国政府所确认的“邪恶轴心”三国：古巴、朝鲜、伊朗之二。此外，关于此次授奖的真义，在国际社会几乎成为共识的是，授奖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巴拉迪，是出自一番不便明言的褒扬，旨在表彰其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与美国的对抗。在美国出兵伊拉克之际，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巴拉迪不断申明：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伊拉克已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求将核查延长“数月”时间；继而又未能配合美国对伊朗“核威胁”的判断，不时“还伊朗以清白”。为此大感恼火的美国曾动用合法、非法手段阻挠巴拉迪第三次连任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总干事一职。在此需要赘言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始终不同于其他诺贝尔奖项之处，首先是，其他各诺贝尔奖项固然从不曾真正自外于国际政治格局与意识形态争端，但毕竟多少受制于不同专业领域的游戏规则；而和平奖却始终是风云突变的国际政治局面的动态回应。其次，不同于由瑞典主持的、各专业专家评审产生的其他奖项，诺贝尔和平奖是由挪威国会——挪威各政党间的联合机构组织评审。于是，和平奖，这一关乎人类生存的议题，便首先基于挪威这一民族国家内部的权力格局，并进而成为这一权力格局与国际政治情势间的对话。而在后冷战的坐标之上，由诺贝尔和平奖所呈现的挪威的国际立场与姿态，首先联系着欧盟，以及欧盟与美国这一新帝国间的诸多联手与争端。
二○○五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一部关于一九九四年卢旺达大屠杀的影片《四月的某时》（Sometimes in April）的首映，引发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影片中，在疯狂的大屠杀进行的当口，主使这场屠杀的胡图族军官如是回答美国官员：“你们不会插手的。你们怎么会来呢？我们没有石油，没有钻石，没有任何你们需要的东西。”此时，观众席上掌声雷动。笔者也加入了百感交集的鼓掌之中，而眼中是干涩烧灼的泪。是的，一九九四年，卢旺达。这个仅有八百万人的国土上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种族屠杀。在一百天之中，近一百万图西族人被杀，二百万人流离失所。而屠杀伊始，原本已驻扎于此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因英美的观望态度，以不“越权”为由拒绝行动；长达三个月内，整个国际社会置若罔闻，袖手旁观，尽管只需出动约五千名联合国维和部队，便足以制止这场人间惨剧。如果说，那曾在柏林电影节上引发意味深长之掌声的对白，原本出自编剧导演的创作，那么，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之时，美国高层官员确曾表示：“我们并不在乎卢旺达或布隆迪发生了什么，美国的利益不在那里，不能把这些无聊的人道主义问题和诸如中东、朝鲜等重要问题混为一谈。”致使哈佛大学教授萨曼塔·帕沃尔在《地狱难题——美国和灭族时代》一书里写道：“美国的习惯思维是利益，这利益体现在石油和选票上。”（转引自李新烽：《“非洲人的命不值钱”——卢旺达大屠杀谁之过？》）
也正是在能源危机和争夺的意义上，美国和欧盟有着共同、却裂隙渐广的利益诉求。在柏林墙的创口上尝试弥合的欧洲，尽管不时尝试在这新一轮的环球争霸中小试刀锋，但毕竟在更多的时候只能将自己隐蔽在影片《三色·蓝色》式的哀悼、歌吟与祈愿之中。或许这便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巴拉迪一经获奖，法、德首脑即刻致电祝贺的微妙之处。
若说二○○五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真义在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巴拉迪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正面抗衡美国政府，那么，相当反讽的是，近年来国际原子能机构所重点核查的对象，却始终与美国的经济、政治关注点高度同步。最富反讽意味的是，美国出兵伊拉克的绝大部分“合理”依据，正出自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联合国的多达数十页的报告书，辅以之英美情报机构的（现已证明为“有误”的）谍报。换言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政府的冲突，并不在于是战争与和平，并不在于是否以“人权高于主权”或“国际安全”为名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而仅仅在于是否“师出有名”。其分歧所在，只是该机构的运作程序与美国军方的作战时间表之间的吻合程度。若借用传媒用语说，该机构一直在伊朗问题上出演着“青天”的角色，那么，二○○六年伊始的一则新闻，相对和平奖而言，可谓“耳光响亮”：二月四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最终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报告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其含义众所周知：相对于美国，这便是并非必需、但不无益处的战争背书。风暴尚未平息的波斯湾再度战云密布。
在此，讨论二○○五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寓意，并非质疑或论证这一颁授的“正确”与否。亦非出自笔者参与的“全球千名妇女争评二○○五年诺贝尔和平奖”行动落败的怨声——因为介入之初，我所瞩目的，正在于这是又一次“注定失败的事业”，或者用行动的发起人、瑞士国会和欧洲议会议员维尔莫的说法，是实践“一个疯狂念头”。于笔者看来，尽管在百年诺贝尔和平奖那一长串名单上，有着马丁·路德·金、德兰修女、纳尔逊·曼德拉、戈韦塔·门琴等屈指可数、名副其实的和平斗士，但一般说来，正是二○○五年的和平奖得主，更具代表性地呈现了诺贝尔和平奖、也是现代世界主流的和平理念。和平，只是战争的对立项，甚或是暂停键；和平的努力便是与战争相推移；和平的赢得，只能是延迟的战争，或胜利者稍感满足的片刻，或各种势力达成某种岌岌可危的平衡或曰制衡的瞬间。而战争或暴力，却是现代社会逻辑内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中注定的劫数。面对这样的主流逻辑与和平理念，“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行动只能是“疯狂的念头”，是幻想，乃至梦呓。然而，尽管噪声纷扬，但我们毕竟完成了这次行动。超越政治精英主义逻辑、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一次不可能的汇聚达成在一份长长的名单之中，达成在一个迫使主流世界侧目的行动之中，达成在一卷二千二百页的巨书（此书赢得了瑞士文化部颁发的“年度最美图书奖”）之中。在此，汇聚起的是一个集体，一个由形象各异、独立而平凡的个人汇聚起的群体，一个种族、年龄、宗教、政治立场、政治信念、性取向千差万别的群体。但是，这不是任何意义上利益的结盟，或为分享、猎取权力而集聚起的力量。这只是迥异其趣的另一扇窗、另一面镜：令世界看到为全球化的大屏幕所略去的画面，一幅幅日常生活的画面，为生命而抗争的画面，自救而至助人的画面。迥异的和平理念是：不是、不只是相对于战争与暴力的和平，而是相对于生命、人类生存和明天的和平；不是、不只是战争、灾难、浩劫过后的橄榄枝，或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