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昧艘欢ǔ晒ΑＵ庵中槲钡墓刈屏艘话忝裰诘氖酉撸济拦昵岬拇笱奘颖竟难构こВ苑⒄怪泄胰嗣裆隽司仁廊惹椤Ｕ庵旨苛┖途仁狼榛车娜肥抢凸さ酃饕宓谋硐帧５抢凸さ酃饕甯饕幕故敲拦畲蟮墓せ崃死土牧斓疾阌朊拦酃饕搴献鳎て谝岳词敲赖鄣陌锸帧�
所以，美国主流工会的问题既是体制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国内是“团结—斗争—团结”的劳资合作关系，在国际上则表现为与美国帝国主义配合的劳工帝国主义。内外结合来看，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美国主流工会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因此，费奇把体制问题作为美国工会的主要问题就显得不足了。
美国工会的重建有没有可能呢？费奇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对主流工会的挑战和重整工会的力量一般来自外部，来自左派，他在《每月评论》的访谈里谈到了近一二十年来出现的新的、独立于工会结构的职工中心。这样的组织在纽约就有二十多个。这些活跃着的新的组织在积极地探索新的组织理念和道路。但是费奇认为美国工会需要全面的革新，美国工会的一大问题就是分散和分裂，因此他怀疑这些新的组织有没有能力对美国工会的重建起作用。
尽管费奇的著作有一些欠缺，但还是深入地剖析了美国工会的弊病，对我们了解美国工会和工运是一本非常有借鉴价值的书。
返回目录融合模式的失败？
□罗 卡《读书》2006年第5期
最近在法国大城市郊区爆发的骚乱，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都成为媒体高度关注的一个事件。发表的相关文章都强调这一事件的特殊性，另外，法国与中国媒体上都流行谈论一种观点：法国国民与移民的关系发生了转折。按照这种说法，法国老百姓对移民的看法在近年有很大的改变，十九世纪以来，移民为寻求打工的机会而一波波迁入法国，这一系列移民潮都被法国社会成功地加以融合了，但是，目前的“融合政策”却在最近一轮的移民潮上失败。据这个分析，法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共和国式融合模式”不符合目前的多元文化共存的要求。法国模式以倡导移民必须接受迁入国的价值观念为核心，在上述观点看来，既然这一模式已被实际情况证明行不通，那么法国社会就应该借用一些“社群主义”模式的优点。总之，在法国社会最近流行歧视移民、排斥移民这些现象，其缘由都是与法国社会没有能力接受文化差别有关。据这些媒体的报告，“郊区危机”基本上是“文化危机”。而我所要解释的却是：首先，“郊区危机”不是“共和国式融合模式的失败”的结果；因为那种模式从来没有存在过；其次，“郊区危机”不是文化冲突的结果，而是社会不平等、社会冲突的结果。
“共和国式融合模式的危机”之说的误区在于，其一，不能说过去法国移民的历史就是一个太平无事的过程。多数的研究与材料都充分证明，从十九世纪以来，排斥、歧视移民是普遍的行为。比如，一旦有工人被解雇开除，或失业状况恶化这样的事件发生，通常就会引起法国工人的暴力反应。他们会手持棍棒袭击意大利咖啡厅，殴打比利时工人，不乏因此发生的流血伤亡事件。当法国与某一个国家之间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候，民间也会爆发针对那个国家的公民的报复行为。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别的国家，都是一样的情况：外国人，特别是属于社会底层的外来者，被挑出来充当替罪羊。
另外，城市暴力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焚烧车辆、攻击公共汽车就成为了频繁的活动。每个周末过后，安全机关都要发布被烧车辆的数字，这一数字已然构成“郊区状况”的基本指数。我有意使用“活动”这个词，是因为最近爆发的类似运动都带有“好玩”的特点。这并不是说，这些运动不是“严肃”的，不表明社会焦虑，不体现对法国社会不公平的反应与批判，也不是说，在那些更典型的社会运动中就全然没有“游戏”因素。这里要强调的是，与其他运动相比，焚烧汽车这一行为因为其缺乏其他方面的因素（没有代表，没有传单，没有明确的要求或目标），所以对郊区骚乱而言，“游戏”因素占了很大成分。由于生活在郊区的人缺乏娱乐活动，焚烧车辆就不仅是失意者表达不满的渠道，也带有“消遣”的性质。
其二，法国根本的社会冲突并不是文化的、种族的或宗教的。把社会骚乱视为文化冲突的结果，当然是时髦的观点。然而，文化现象不是独立于社会结构以外的现象。欧洲有很多的例子足以证明，民族、宗教等等的同化都是由社会地位改变，由偶然事件，由经济危机等等社会现象而促成。因此，不能认为种族主义行为是某一个人的自身的选择，不能认为这是一种感染性的病毒。如果观察现代法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文化距离感这一观点没有丝毫客观的基础。目前，有一些人认为，造成“法国融合模式危机”的最大缘由在于，随着最近一轮移民高潮而来到的人们，其文化特点与“地道”的法国文化之间距离太遥远。据这个分析，过去的移民基本上是欧洲人，与法国人的风俗和价值观很接近——他们是基督教徒，说拉丁语系的语言等等。但是，那个时代的法国工人的看法可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意大利人和比利时人的行为、观念、习俗等等与法国人有很大区别。社会与国家的认同，无论是通过宗教的渠道，还是通过阶级、民族等渠道，其实都是以排斥“异国人”为基础来实现的。换句话说，法国历史所揭露的实情是：文化冲突是社会冲突的结果。关于这个现象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已经成功“融合”的“老移民”对于新移民的观点。在已经成功融入法国社会的移民群体当中，恰恰有不少人觉得近年到来的移民太多，所以投票给极右党派的选民也比较多。这样一种观点的出现，清楚表明，移民完成融入的过程，其途径正在于排斥新一轮移民高潮中的来者，也就是排斥那些尚没有成功融入的人。文化认同不是本质性的，而是逐渐形成起来的现象。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任何文化认同都只是政治操作的结果，而是说，个人与群体是从社会经验的角度来制定其文化选择。
其三，“法国融合模式”从来就未曾存在。当然；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止，移民融合的过程一直没有遇到不能克服的障碍，但是，不能就此认为这一情况是法国政府自觉地、系统地、持续地达到的结果。尽管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不同政党的政府都采取一系列政策以推动或限制移民，比如批准移民的家庭成员到法国居住或实行血缘法等政策，但是，“法国融合模式”基本上是偶然事件，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是丰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我们将涉及到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是否可以认为国家，尤其是民主的国家，有控制移民的迁徙的能力？据我看来，尽管国家的作用在任何领域都是有限的，但移民迁徙这个方面是国家能力最弱的领域之一。因此，其实并没有成型的“法国模式”可以模仿、复制或改革，只有以一些融合机制为基础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到底为何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止一直成功吸收了连续多轮的移民高潮？其实有四个相结合的机制可以解释这个通过“火与血”来实现的成功。
第一个是劳动。因为法国工业需要外国劳动力，所以移民能很容易地找到工作，随之也就有机会与法国工人发展交流和互动，吸收本地的语言与风俗，得到社会承认；取得身份等等。当然，融合并不就意味着公平。在二元劳动市场的结构下，移民劳动力必须忍受最坏的劳动条件。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总是肮脏、危险和低收入的，通常是法国工人不愿干的活。但是，通过与法国工人以及前一轮移民潮的移民在工作上形成配合，也通过与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工人运动的方式，新一轮的移民逐渐接受了法国工人的习俗与价值体系。
第二个机制是教育体制。移民（包括不合法的，没有暂住证的）的子女都能上学。当然，即使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不能说法国社会确实保障了公民子女日后成功的公平可能性。教育挑选就是社会隔离的结果。虽然如此，但是，移民子女从三岁开始就接受法国学校的教育这一实际情况，不能不引起移民子女在语言、行为、观点上的深入改变。尽管移民子女上大学，尤其是考上优秀大学的可能性相当低，但是与法国工人子女相比，这一项上的差异并不太大。
第三个机制是“区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为止，移民都居住在城市内的街区当中。法国大城市中都有传统的移民聚居区，不过，那时这些区域没有“封闭、独立”的特点，本地人（尤其是工人与小资产阶层的成员）也在这种地方居住。在这个情况下，就发生了——虽然是有限的——社会混合的现象。邻居之间形成互助、互动的关系，友谊、恋爱、婚姻等等的现象则会引起成人及其子女的融合。
最后一个机制是国民兵役。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为止，法国一直实行全民兵役制，尽管一些青年（基本上是大学生）会找办法来逃避服兵役，但是，大多数的年轻人都不得不完成这一义务，这也包括那些因在法国出生而获得法国国籍的移民子女。这样，至少在一年之间，移民子女有机会与其他阶级出身的年轻人生活在一起。
总之，上述这些制度与政策，其设立的初旨并非专为融合移民，但却真正形成了法国的移民经验，因此倒足可视为某种模式。
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乃是因为这些机制都面临重重障碍。第一，全民兵役制被取消了。第二，法国失业率有所上升，尤其是低技术岗位，供远远大于求。过去，移民的融入化与工业化是同步的现象，因为工业持续发展，需要体力充沛的劳动力，所以能够吸收新来的移民。而在目前，这一可能性有所下降。第三，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法国政府对大城市进行的重要调整，引发了地区隔离的现象。近年以来，城市中心变成了只有富裕阶层与高级中产阶层居住的地方，郊区则分为高层、中层和底层分别占据的不同居住区。条件恶劣的郊区被视为可耻之物，那里的居民都经历着同样的生活——失业率高，教育水平低，家庭状况差等等。你住在这些郊区城镇，就意味着你属于“异类”群体，甚至属于犯罪团伙，于是，愿意给你提供工作或出租住房给你的人就很少。你一直背负着侮辱性的社会身份。而且，孩子们也没有机会体会社会交融的经验了。脱离自己出生和生活的地区，与背景不同的人交流，这样的机会基本上不再有。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其所生活的地区，是他们的领土，但是也是他们的监狱。在这些地方，人们的特点非常近似，就是说，居民都是遇到困难的人：没有固定的工作，属于单亲家庭，文化水平低等等。同时，这些地区的环境也很差，休闲娱乐很少，交通不便，尤其是难以前往城市中心。由于年轻人感觉没法享受消费社会的成果，于是，很多人转向“社群”的认同。有极少数人成为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分子，但是，绝大多数人采取“混合认同”的办法。他们感到自己被法国社会所淘汰，所以，其所认同的文化因素有一个唯一共同点，就是一切与法国文化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念。比如他们会遵守最激进的原教旨教规，同时却崇拜美国的饮食与音乐文化。
总之，不能说法国社会中最根本的矛盾与冲突有文化的内容。法国大骚乱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果。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各种融合机制都成功地掩饰了移民的底层地位，尤其是有能力避免移民子女继承父母的所有社会劣势。当今，这些融合机制的效果打了折扣，所以社会劣势进入了制度化的过程。由于在底层阶层当中北非移民子女的比例很高，并且这些年轻人的认同对象与一般法国人不一致，因此法国舆论便认为移民子女成为了“风险阶级”。法国社会的看法，是把社会矛盾与文化冲突混为一谈。这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因为在犯罪、“找麻烦”的人口当中北非移民子女的比例很大，所以“普通的法国人”就觉得融合问题与“北非”有密切的关系。其实，当今北非移民子女被等同于“风险阶级”，基本上是历史的偶然，要知道，在过去，“风险阶级”也曾经是指有黄头发、蓝眼睛的那些人，或者是指用意大利口音来说法语的那些人。因此，如果采取推动“文化交流，文化对话”的政策，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历史经验告诉人们，融合现象的发生基本上都是无意性的，即使在社会基层，这样的融合也同样得以进行。只有推动阶层交融，限制不平等，才能减轻“郊区危机”的社会紧张的状况。
返回目录经济学的有限性
□林精华《读书》2006年第6期
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中称，俄国已经不属于当代发达国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近50％，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中国的五分之一，居民实际货币收入和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一九九八年金融危机后人均GDP只有三千五百美元——“七大国”的五分之一，而且俄国没有因为十年改革而优化了产业结构，即工业化时期所形成的基础工业（如燃料、电力、冶金等）至今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工业产值的50％、出口比重的70％，相应的，在现代科技民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几乎被排除出世界竞争市场（所占份额不到1％，而美国占36％）。也就是说，由于主动的社会转型而让俄国付出巨额代价，几乎比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更甚，相当于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卫国战争损失的两倍。造成如此状况的直接原因似乎是：苏联在改革艰难之际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过多，在叶利钦时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不单单是参与，而是主导了改革进程——该组织以保证俄国经济改革在民主化进程的名义下顺畅进行，促成寡头政治集团在俄国的合法形成，而寡头集团不顾议会的意愿、经济学家的立场、工会的要求、公众舆论等，要政府全面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拟定的方案。
问题是：就常识和科学知识而言，做出关乎国家前途和两亿多人民命运的决定，本不应该寄希望于脱离俄国实际的经济模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构建的“华盛顿共识”。这类情况若发生在拉美和东南亚这些缺乏科学团队、文化基础薄弱、资源稀缺的欠发达国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苏俄拥有先进的科技潜力和大批技术人才、丰富的现代化历史经验和雄厚的自然资源，国内市场容量大到足以保证居民就业需求，拥有相当规模的闲置生产能力、不少高附加值的产品及出口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独联体、东欧和亚洲）等，这些意味着苏俄改革并不急于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休克疗法”，但为何俄国却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来试验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基地？
这些，仅仅依靠经济学原理是难以理解的。
我们知道，因为俄国东正教中的人性观念和持续三百年的改革历程，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在当代俄国找到了合适的土壤，促成了西方政治制度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建立，但是在俄国，引进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却很难，因为它与以集体性、计划性、重生产而轻流通和消费等为主体的苏联经济传统相悖。
十八世纪之前俄国始终不存在学科意义上的经济学文献，经济活动通常被理解为“主持家政/家务”，这种独特的经济观念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成为俄国人的主流思想。这个“主持家政”是指保证全家人一年劳动收获和财富的经济活动，它首先是一个精神道德范畴，然后才是经济学行为，是俄罗斯经济模式中进行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伦理概念，其要义在于获取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财富，并且获取财富的欲望必须受到节制。
正因为强大的传统斯拉夫特性阻碍着俄国对现代文明特别是现代经济的认同，导致彼得大帝不得不大刀阔斧地改革（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