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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于其他宗教之上。
在前三章中围绕近代国家与靖国神社的关系展开论述之后，作者在第四章里驳斥了将靖国问题特殊化的“文化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试图借助“文化差异”理论，以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来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为甲级战犯开脱罪行，其代表人物是著名评论家江藤淳。
在意识到从宪法和政治层面为靖国神社寻找合法性的办法行不通后，江藤淳主张应该从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来论证参拜靖国神社的合法性，这也正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逻辑所在。江藤淳认为，从“日本文化的连续性”来看，围绕靖国神社的宪法和政治问题不是本质性的问题，对日本人来说，“最为重要的、只要是日本人自然皆会珍惜的东西，就是日本之为日本的特质”，这就是从《记纪》、《万叶》到今天的日本历史演进过程中凝聚着的个人和民族的全部记忆，是生者与死者的“共生感”。对此，高桥尖锐地指出：第一，所谓自《记纪》、《万叶》以来的“日本文化的本源”亘古不变之说完全是臆想；第二，如果说“与死者的共生感”是日本文化的话，靖国神社为什么只祭奠日本的战死者中的军人和军队中的文职人员，而不祭奠战死的平民呢？第三，如果说是为了“与战死者的心神感应”的话，为什么靖国神社不祭奠“敌”方的战死者呢？因为在日本的中世纪和近世，受佛教“怨亲平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祭奠敌我双方阵亡者的习惯。不仅如此，靖国神社不予祭奠的“敌”方的死者，不只限于外国人，即使是“本国的死者”，如果属于“敌”方的话，也绝不会予以祭奠，这包括上文提到的戊辰战争中会津藩的三千死者。因此，作者认为，靖国神社的“祭神”不单纯是“战争中的死者”，而是在国家意志的作用下被挑选出来的特殊的战死者。
靖国神社既然存在上述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打开难局的方法就只剩下建立替代靖国神社并能为日本国内外所接受的“国立追悼设施”了。这是《靖国问题》第五章中讨论的主题。在高桥看来，用这种方法或许可以解决日本和中、韩两国之间的“甲级战犯合祀”问题。但是，正如在第二章中已经提到的那样，以政治手段谋求解决“甲级战犯”问题，将会阻碍更为本质性的历史认识问题的解决。作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设立什么样的国立追悼设施，而在于政治，也就是说，国家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如何利用或者不利用这个设施，应该防止新设施成为“第二个靖国”。
在日本战败后的一九四五年十月，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子、后来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出任首相的石桥湛三曾撰文主张废除靖国神社，因为“目下大东亚战争已成奇耻大辱之战争，几乎招致亡国之祸”，“联合国不仅要解除我国有形之武装，还要解除精神武装”。“万一（靖国神社的）祭典因联合国之干涉而被迫中止，则必使阵亡者蒙受屈辱，给国家带来莫大耻辱与损害。”在本书结语部分，高桥指出，从法律上说，靖国神社只是一个宗教法人，所以无法以政治手段将其废除，要寻得“靖国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真正实行政教分离，根除类似于首相、天皇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国家与神社的结合；在保障靖国神社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靖国神社必须答应国内外遗属们提出的撤销合祀的要求；通过自由的言论，纠正把日本近代所发动的战争视为正义战争的诡异的历史认识；最后，为了防止出现“第二个靖国神社”，必须朝着非军事化的方向努力，以确保宪法中的“不战誓言”得以实现。
六十年一甲子。只有十余万字篇幅的《靖国问题》一书，言简意赅地梳理了战后六十年中出现的围绕靖国神社的各种政治话语，从此，有关靖国神社的争论都无法绕开该书提出的基本论点；从此，要想求得靖国神社问题的最后解决，也必须以该书的议论为起点。
无论是将靖国神社视为日本国内问题的自我辩解，还是将靖国神社简单地归之于日本与邻国之间的对立，其理论力度和视域广度都有严重的局限性。靖国神社问题所引发的争论，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应该如何考虑“个”（个体）、“族”（民族）和“类”（人类）的价值。
民族国家是近代的产物，它将以往人们对家族、地域和共同体的义务纳入由单数的“国民”建构的具有高度均质性的国家的话语装置里，将以往生活在各自共同体内的个体的人格与国家的要求齐整划一。这是近代国家的普遍特征。在讨论靖国神社与日本近代国家建立过程的关系问题时，戊辰战争中会津藩的例子极具说明意义。明治政府军的战死官兵得到厚葬，还被祭祀在靖国神社里，而与之敌对的会津藩军队的战死者只能暴尸荒野，原因何在呢？因为祭祀在靖国神社里的死者是符合国家意志的“选灵”。死者受到的不同待遇凸显出国家话语所内含的差异性，靖国神社作为明治政府创造的“新传统”，一开始便具有这种差异性特质，因而无法从日本文化的“传统”中找到其合法性。著名哲学家梅原猛在《招致理性复仇的靖国参拜》（《朝日新闻》二○○四年四月二十日晚刊）一文中，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靖国神社所代表的国家神道不仅“废佛毁释”，还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屠杀。
如果祭祀在靖国神社里的“选灵”仅仅是日本国内的问题，那么日本的近邻国家便没有理由对日本的官方参拜说三道四了。可是，无论是就历史上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实际作用而论，还是就现实中靖国神社所张扬的为军国战死光荣的象征意义而言，靖国神社问题都已经越出列岛而不是日本一家独户的问题了。截至二○○四年十月，靖国神社祭祀了二百四十六万六千五百三十二个“选灵”。除去日本国内战争的战死者（一万四千七百二十二人）外，这些“选灵”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对外战争，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战死的。因此，只要参拜行为不仅仅是遗属的和其他国民的个体行为，那么，有关靖国问题的讨论就必然触及日本国家与相关国家之间的政治正确问题；只要怀有受害记忆的邻国国民的个体的、族群的记忆没有消失，官方参拜行为所引起的对日本国家的愤怒和批判就不会停止。那么，如果有一天日本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问题是不是就自动解决了呢？《靖国问题》一书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靖国神社所代表的历史认识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法国年鉴派学者费罗（M。Ferro）在《监视下的历史》一书中揭示了公共历史叙述中所存在的三种沉默：第一种沉默是与正统性原理相关的沉默，书写历史的机构，无论是教会、王朝还是政党，在涉及正统性的起源问题上，具有极大的“不透明性”；第二种沉默是一种内在化的、心照不宣的与社会共有的沉默；第三种是对难言之隐痛（加害或被害）的沉默，表现为集体记忆的丧失。对照这三种沉默，靖国神社由于坚持皇国史观的正统原则，它的历史叙述至今仍在漠视反战和平的人类普遍价值。因此，属于第一种沉默。与前首相中曾根过从甚密的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的社长渡边恒雄最近说，任何一个参观过靖国神社的人都会误以为日本所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取得了胜利。原因何在？因为靖国神社及其拥护者共同拥有第二种沉默，他们至今不承认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加害事实。在此前提下，一方面参拜靖国神社，一方面宣称祈祷人类和平和“不再战”，要么是选择性集体失忆即第三种沉默的产物，要么就是无视他者的存在。梅原猛先生在前文的最后一段向世人提出了如下警示：“我认为首相参拜靖国无异于想要使大教院的亡灵复活。作为一国的首相，至少应该具有倾听有识之士的意见、反省自身偏见的理性。无视权威宪法学者和宗教学者的意见，也不考虑外交影响，现在甚至拒绝司法机构的裁决而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总有一天会招致理性的复仇。令人担忧，小泉首相是不是在重蹈发动冠冕堂皇的鲁莽战争、即使败局已定也不住手、最后使得日本生灵涂炭的东条（英机）首相的覆辙。”一年过去了，又一年也将过去。在靖国问题成为热点的今日，中日关系已经冷至冰点，重读梅原猛先生的这段话，让人蓦然想起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Sren Kierkegaard）在《恐惧的概念》（一八四四年）一书里写下的话：“最危险的不安是对于没有不安而不感到不安。”
“一场战争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不仅会津与长州如此，日本和亚洲也是如此。”拒绝与百年前的敌人握手和解的日本福岛县会津若松市长山内日出夫如是说。
二○○五年十二月
（《靖国问题》，高桥哲哉著，黄东兰译，孙江校，三联书店即出）
返回目录我与日军细菌战受害记忆研究
□聂莉莉《读书》2006年第7期
从一九九八年起，我开始在湖南省常德地区进行关于日军细菌战受害记忆的研究。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最近已经整理成文，今年将在日本出版。这本题为《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日军细菌战的伤痕》的书，主要是通过介绍和整理受害者及遗属们的受害记忆，重构了细菌战对个人、家庭、地域社会的破坏，并着重探讨了战争暴力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时所形成的连锁性的破坏机制，以及战争受害记忆的保存等问题。
从事这一研究的起因，是日军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律师团邀请我参加赴受害地的调查。
一九九七年夏，由来自浙江省衢州市、宁波市、义乌市、江门市、崇山村和湖南省常德市等地的一百八十名受害者及遗属组成的原告团，以及由二百三十四名日本律师组成的律师团，以“二战”期间使用了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武器，战后长期隐瞒事实真相，和赔偿立法的懈怠等理由，把日本政府告上了东京地方法院。
至诉讼提起为止，有关日军的细菌战，日本、美国和中国已经有了不少研究，中日学者之间还开展了共同研究。各国的历史学者们基于中、日、美和原苏联等国保存的各类史料，以及包括作家、新闻工作者在内的日本细菌战研究者们对原日军细菌部队相关人员的访谈，从各种角度重构了细菌战的过程。这些研究涉及到日军细菌部队的建制和人员构成、生产基地的分布和规模、细菌生产的品种及数量、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等等。而且，战后美日之间进行的，以日本向美国提供细菌战技术为条件而对日军细菌部队有关人员免去战犯之责的交易，以及参与细菌研究的大量医学研究者战后踪迹等等，也渐渐地水落石出了。
其中，关于日军对常德的细菌战的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也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一九九三年历史学者吉见义明教授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保存的战史资料中，发现了原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使常德细菌战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在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四年期间，常德市内以及周围的农村地区此起彼伏地发生鼠疫，引起当地，甚至邻近的湖北、四川、贵州等省数千以至上万民众的死亡。井本日志中留下了有关对常德细菌作战的详细记录。比如是谁，驾驶着什么飞机，于什么时间，在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下，在常德市区上空投放了多少数量的夹杂着染有鼠疫的跳蚤的谷物棉絮等杂物。这些记录与当时的常德县政府有关防疫的历史档案以及当地的民间记忆相吻合，而且，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投放鼠疫菌的七八天之后开始出现鼠疫患者的事实，也与防疫学对鼠疫潜伏期及发病规律的解释互不相悖。当年常德的鼠疫起因于日军的细菌作战是确定无疑的了。
诉讼开始后，为了配合诉讼，也为了理清这段细菌战受害的历史，更是为了恢复受害者的人的尊严，常德地区的部分细菌战受害幸存者、遗属和志愿者，大多是一些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家，组成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在寻找受害者和遗属、了解受害状况及范围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尤其是刚起步时，在活动经费没有固定后援的情况下，他们经常是自带干粮骑着自行车奔走于城乡间，向故老们请教，去受害者家庭走访，逐人逐户地收集来了受害幸存者以及遗属的陈述书。
一九九八年七月调查委员会编出了第一本《受害者名册》，共收录了两千四百二十五名遇难者以及二十三名幸存者的名字。之后，随着调查工作的逐步进行，尤其是当地媒体报道了诉讼的消息后，受害者和遗属主动找上门来，二○○○年和二○○二年他们又陆续编出了第二、第三本名册，受害者登录增至七千八百五十三人，分布于十三个县的七十个乡镇、四百八十六个村落。
但是，即使是这么大的数字和范围，也还没有能够完全反映受害的规模。调查委员会规定了严格的登录标准，只有有姓有名、遗属健在、并有邻居朋友作证的受害者才可以被收录其中。死于街头或破庙的逃难民，来荒沼水域割芦苇的流动人口，洞庭湖上的打鱼人，以及全家疫死的“绝户”，或除一名幸存者外其余三百多人全部遭难了的近乎“灭门”的宗族，集体染病而死的国民党驻军的三千官兵等等，对这部分死难者，虽然老人们可以清楚地回忆出，但并没有被列入其中。事实上，至今为止，调查委员会已搜集保存了受害者及遗属的陈述书一万五千份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有待确认，名册的整理工作还未结束。
直到接到律师团的电话为止，我对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还一无所知。面对眼前范围大、人数多、持续久的受害事实，律师团希望我能够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帮助他们从整体上把握，理清其中的头绪，并作为学者证人走上法庭为细菌战受害作证。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律师寄来了常德市党史办编写的《辛巳劫难——一九四一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一九九五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书中提供了部分常德地方历史档案和当地史志工作者自一九九三年以来做的调查工作，使我对常德细菌战的受害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该书序言里讲到，促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浩如烟海的文库中大海捞针”般地搜集有关资料，将常德的这一屈辱的历史昭示于天下的，是一些“偶然的因素”，其中之一是一九九三年八月新华社东京分社向国内发回了《朝日新闻》报道吉见义明教授发现井本日志的消息。
对相关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之后，我感到，如果说细菌战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与对细菌战的策划者、研究者、生产者、投放者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进展的状况相比，对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即对细菌武器的受害者以及施放之后的社会受害状态的研究，还显得非常薄弱。而这方面的研究，对眼前的诉讼是重要的。只有将细菌战的后果、所引起的极大破坏具体而且体系性地展现出来，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是违反人道的。
研究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在我看来，中日两国之间出现的，包括两国民间在内的对过去的战争看法的严重对立和龃龉，除了历史的政治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社会的原因。于日本来说，其社会基础在于国民比较普遍地缺少反省的姿态，而其中很重要的理由是，日本的国民包括学界都并不太了解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日本军队在所到之处到底做了些什么。由此他们的视野里更缺少了一种目光，即投向日本军队刺刀下的被侵略被蹂躏的民众的目光。由于缺少这种目光，即使有一些老兵秉着反省的良知写出了当年的真实，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们的声音。因此，尽管日本也有不少具有独立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对日本社会缺乏战争反省的社会土壤及精神结构做出了很深刻的批评，但是，对刺刀下的事实的近乎无知和不关心，使这些深刻的认识很难被社会广泛地接受。鉴于此，我觉得作为生活在日本的中国学者，把中国民众战争受害的具体情景，尤其是受害者们的声音传达给日本社会，是自己应该做的事。
我以为，细菌战受害研究的意义还不止于中日之间。冷战结束并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多次战争已经广泛地成为了学界、政界，以及国际市民社会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