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面对日本政府的傲慢和右翼势力的猖獗，加上前辈的口传身教以及在教科书、电影电视中耳濡目染，战后六十余年以来，即使在平民百姓中，也存在着强烈的抗日/反日情绪，枪口一致对外，超越民族/国家的任何言论都难以成立。
我的战争研究起初也是从民族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出发的，因为我的外祖父和我的父亲都是因为日本入侵放弃学业投笔从戎，抗日战争于我自家的遭际和个人命运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关联。因此，当一九九四年我第一次访问日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许多日本人对抗日战争的无知和误解，十分错愕。认定了战争研究之必要，是因为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场战争其实没有结束，危机因了仇恨和误解长久潜伏在我们心中，一触即发。我非常赞同长期从事抗战研究的民间学者王康先生的观点：“调查、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行，是一件尚未完成的事情，也是一件相对简单的工作。审视、批判日本的战争思想，也许是更为艰难、更加重要的历史责任。如果缺乏基本的洞察力，对日本战争思想采取漫画和孩童式的思维，我们就不能自称真正赢得了战争，更不能自称完全赢得了和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断想》，二○○五）不被认识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同理，不被全面认识和清理过的战争也不算终结。
清理从哪里开始？谁来做这个清理？
在那场战争中，我们的作为是正义的，因此很少人认为在立场上有“跨越”或“置换”的必要，我们的战争研究因此主要就是“抗日战争”研究。它有一个基本模式数十年不变：不断出示证词和证据揭露日本的战争罪恶，同时不断展示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救国的英勇事迹以警示和教育国人，让世代铭记弱国之辱、亡国之耻、民族之恨——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就是我们的（抗日）战争研究的基本面貌，它展示出的不仅是鲜明的（相对于日本的）民族立场，更是它的意识形态特色所导致的（国/共）政治立场。所谓“以史为鉴”，有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回避不了：什么“史”？谁的“史”？是公开、开放、全面因而可以赢得各方尊重的事实，还是片面宣传、任意切割因而闭关封锁起来的自己的说辞？这不仅针对日本方面，也是我们自己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二○○三年底，我再访日本，在“战争”这个题目下公开与那些曾经的敌国国民对话，发现了大量让人耳目一新的战争研究文献。近四十年来，日本民间和学界有一种“平民化”的战争研究持久而坚韧，一批有识之士站在民族反省的立场上，揭露日本政府发动战争以及检讨日本人民支持战争的事实。我没有料到，正是这个平凡的（个）“人”的视角，帮助我解开了激越的民族主义情结，在无情的杀戮背后读出了有情的人生故事，看到了寻常人性难以置信的“恶”以及人类自我救赎的巨大的道义力量。对比我自己的现场考察，相似的“事实”给人的心灵以巨大震撼，敦促甚至逼迫我在研究过程中不断置换立场，比如：
——关于战争中的“家破”。曾经，我的研究现场主要在中国大陆，收集到大量普通人（特别是女人）在战争期间的经历。比如朱天骏老人（《一个普通女人的历史记忆》，二○○六），日本入侵中国大陆腹地之后，她和她的家庭像当时无数中国平民一样，总在逃难——这里因此没有多少抗日激情，但见普通人对战争的恐惧和无奈——她如实地讲述了逃难的岁月，详尽展示了在逃避战乱中“家破”的过程。从日本入侵中国的那一天起，安详有序的家庭生活就结束了，从此再也没能整合起来。传统社会的解体，战争是帮了忙的，可见日本入侵对中国人的影响：他们丢失的不仅仅是国家政治层面上的“国土”，而实实在在就是他们自己得以安生的“家园”。而在日本方面，一九四五年八月战败以后的“大遣返”中，许多已经移民定居中国（主要是“满洲”和台湾地区）的日本人也有十分相似的经历，特别是那些从东北经朝鲜逃难回国的日本女人和战俘，正是在自己离“乡”的苦难中开始体会到中国人“家破”的痛苦。那么，所谓的“前车之鉴”，要通过怎样的渠道才能让双方都在那个曾经的教训中获得教益而成为我们共同的借鉴呢？
——关于战争中的“人亡”。战争中总是要死人的，死很多人，死讯因此成为正常的信息让人麻木，但其中还是会有一些超常事件让人难以承受，比如怀有身孕的女人在战争中死亡以及母亲亲手结束自己孩子的生命……这种故事在我们的“妇女口述史”中多有所闻。一九三八年春季之后，山西、河北一带“反扫荡”中，一些参加抗日队伍不久的年轻女性怀有身孕或正当临盆，她们在行军途中的担架上生育或因为身孕而离队死亡的事不在少数；而那些携幼子一起隐匿避难的母亲，的确有亲手掐死自己孩子的事情。无独有偶，日本方面，战败的消息传来后，身在“满蒙开拓团”的女人们也有相似的作为，加纳实纪代在《满洲与日本女性》一文中有这方面的详细记录。
还有，战争中的“性”以及“慰安妇”问题。
二○○一年夏天，我曾赴黑龙江东宁访问两位战后滞留在中国的原韩国“慰安妇”（现在都因婚嫁入籍中国），获得的是一些非常复杂的信息，不得不将现场资料封存起来以待明天。不期，在日本学者那里我看到了相似的研究成果，她们不避嫌疑不怕触及敏感问题，直接把难以启齿的“事实”摊在众人面前，告诉我们：
——甲午战争后，明治时期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被誉为“提倡女权论者”的福泽谕吉曾专门撰文支持“人民移居和娼妓外出赚钱”，认为随着日本向海外发展，为了给“单身赴任”的男子提供“快乐”，为了调节驻屯军的士气，娼妓是必要的；对于娼妓个人来说，到海外赚钱寄给家乡盖楼房也是很光彩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四二年，仅日本国内就生产了三千二百一十万个避孕套，作为军需物资生产和发放，同时也产生了为“大作战”服务的种种机构，慰安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有组织地建立起来的。在外作战的日本军队里，那些不去慰安所的士兵反而会被周围的人看作另类（吉见义明：《从军慰安妇》）。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参战后，移民中国东北的日本人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把开拓团里的妇女作为“慰安妇”献给苏联军队。随军护士在军医的劝说下也被迫献出她们的“贞操”。有生还者回忆：“正因为这些女子帮助接待了进驻车站的苏联司令部的官兵们，才有了我们的今天。”（铃木裕子：《渡洋女、“从军慰安妇”、占领军“慰安妇”》）
——日本战败后不久，为了安抚已经进入本土的美国占领军，日本政府也做了如上同样的“献祭”策划，在政府的直接指导下建立了占领军专用的“性的慰安”设施，成立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到各地召集“慰安妇”。当时给“慰安妇”发放的肥皂、睡衣等物品，全由东京和陆海军提供（铃木裕子，同上）——可见，由军队有组织地进行的“性暴力”（如从占领地强征的“从军慰安妇”）和由政府出面的“性献祭”（如战败后主动奉送的“占领军慰安妇”）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诚如铃木女士概括：牺牲妇女的“性”以换取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安定”及“繁荣”这种思想和行为，贯穿了整个日本近代史。
那么，我们这里的情况怎样呢？我在“战争与女人”课题组采集到的口述资料中也看到了一些如上十分相似的情况，由于可以想象到的某些原因，这些材料没有被选入已经公开发表的《亲历战争》（二○○三）一书，是一个遗憾。在《日本视角：战争与性别》这本书中，日本女学者石田米子提供了这样的线索，她在山西盂县农村调查日本军队的性暴力时发现了那些曾经被自己的村子强行“交出去”的女性：
为了生存，这些村子被迫向日军提供“女人”……河东据点的日本军队通过维持会要求提供五个女人，与送水、送柴、交粮、劳役一样，这事被摊派到村子里……被交出来的女性被关在“杨家院子”里，虽没被严密“监禁”，但也逃不出去，经常遭受性暴力伤害。当被问到“为什么不逃”这个问题时，曾引得村里人发笑。村里的男人们说：“村里交上去的女人怎么能跑！”
这些故事从任何官方资料和地方志的记录中都难以查到，只有在重返“现场”与亲历者面对面的交谈中才有可能获得。“性”、“女性”这些曾经是很“私”、很“贱”的事项，在民族/国家以及“发展”、战争这些“大是大非”中找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重要位置，留下的复杂思绪，远不是一个“苦涩”可以了断。
接下来的是，平民和女性的战争责任问题。
作为日本国民的平民和女性，他（她）们在战争中有怎样的表现？面对被侵略的他国人民，他（她）们是否也应当承担必要的战争责任？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日本女学者加纳实纪代，她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持续不断地追究作为平民的日本女性的战争责任。在《满洲与日本女性》中，她清晰地描述了占领“满洲”与日本人的利益关系：
一九三二年三月，也即“满洲国”成立之时，日本有三百万失业者，潜在失业者的人数更是成倍增长。同时，农村也十分不景气，特别是在东北地区、长野县养蚕地区等，卖掉女儿、全家人一同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缓解国内矛盾、解决平民生计问题而对外作战，在世界史上不乏先例。英国工业革命造成大批失去土地却没有事做的农民和市民，这种压力下，到海外去开发殖民地无论于个人还是于国家都有好处。国家不惜派出军队，炮舰开道对外侵略，适时地迎合了资本扩张和贫民就业的双向需求；广大民众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同时圆了自己的“富人”梦和统治者的“帝国”梦——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是“这一个”国家的“国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集体赋权于统治者，以便统治集团可以“合法地”使用国家机器（对外）公开抢劫。发动战争因此不仅是“这一个”民族可能不劳而获的有效手段，也是公开以集体屠杀的方式为“这一个”国家的广大民众谋取最大利益清扫道路。比如日本，动员了全民参与的“总体战”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它关系到全民的利益，与民生即整个日本民族的发展和福利密切相关。
那么，那些一向是反对战争的女权主义者呢？面对战争她们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在所谓“民族利益”面前她们曾经如何作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始，日本的妇女运动高涨，妇女团体协力争取妇女参政权利。在日本入侵“满洲”的第二年即一九三二年，妇选大会一致通过了反对法西斯主义、拥护宪政的立场。但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这种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情况很快就在‘总体战’的动员中改变了。日本进入举国总动员时期，所有组织和运动的存在和延续都以支持战争为前提。市民的妇女团体不得不面临选择：是坚持反战而被解散或被关进监狱，还是支持战争而得以继续生存？很显然，曾经是支持左倾的妇运团体选择了后者，于一九三八年组成日本妇人联盟，共同发出了支持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西川子：《总体战与女性》，二○○○）。曾提出“反战”、“反法西斯”的女性团体，对侵略“满洲”的行为也一致表示承认和接受。
女权运动在战争中偃旗息鼓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各国都有表现，谈到原因，几乎都与各自的民族存亡和国家利益有关——但，仅仅如此吗？
有关研究发现，女性积极参战也与妇女自身的“解放”密切相关，战争为妇女走出家庭、实现社会价值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西川子在《总体战与女性》中给我们讲了三个案例，其中杰出女性吉冈弥生的历程格外耐人寻味。吉冈弥生漫长的一生（一八七一——一九五九）贯穿明治、大正、昭和年代，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这些日本近代史上所有的战争。她最早在东京设立女医学校，关注男性医生力量薄弱的预防医学，把目光投放到日本的新殖民地，从中国大陆和朝鲜接受了不少留学生，还在缅甸、泰国建立医院培养女医生和女助产士。日俄战争后，学生数量急增，使她的事业蓬勃发展。作为一名实业家和教育家，她很自觉地将自己的事业、学校的繁荣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中，她理解和支持政府占领“满洲”，认为“满洲事变是由于中国的抗日运动而不得已发生的，应举国一致予以应对”。随着战线扩大，男性医师开始出征，吉冈随即派遣自己的女毕业生去那些没有医生的村子工作。一九三七年她加入了日本妇人团体联盟，一九三八年担任时局妇人大会主席，“在国家非常时期预见到女性只要支持国策自然会得到具体回报”。一九三九年，将近七十岁的吉冈赴德国考察，观摩了纳粹青年团和妇人会严谨的组织构成，认为纳粹妇人会是日本妇女团体学习效仿的典范……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在她个人身上直接追究其战争责任，她不过也就是那个民族/国家的一个“优秀”的女儿，敏锐地发见并迎合了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的需求——那么，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对女性有了什么“新”的需求？是什么力量让那个一向十分歧视女性、性别分工非常明确的社会在两性观念上迅速完成了向“现代”的转变？由此引发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妇女解放与战争的关系。
近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以“新国民”的名义动员妇女走上社会，在各国的发生几乎都与战争有关。战争需要妇女，导致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程度超常攀升。早在“总体战”之前，日本妇女就意识到“战争对妇女参政有好处”，一些女权主义者也早有“利用战争”的想法。战时唯一的女性杂志《女性展望》曾以美国和英国为例，介绍那里的妇女实现了参政权，就是因为女人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出家庭支持战争，到前线去做看护，到工厂和政府机关工作，因此明确提出了“趁此机会也要稍稍提高妇女地位”的想法。“政府像是要证实妇女们当时的期待似的呼吁她们支持体制，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决定了其最下层组织——邻组——在集会时要‘户主及主妇’出席，妇女们也期望通过与丈夫同等参加集会提高主妇在家庭中的地位，通过加入地方组织来提前一步实现妇女的公民权。”（西川子，同上）紧接着，国家出面开始了对“新女性”的塑造，针对女性出现在公共领域和女性参加集体行动的现象，推出了代表“新的日本女性”的形象：
一九四一年六月发表了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晖峻义等人的建议：“现在日本妇女的代表形象，不是跪在榻榻米上穿着和服的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而是在城市、农村参加劳动的年轻妇女……这样，成为日本主要力量的职业妇女作为日本妇女的代表，率先穿上国民服装，然后全面普及。要把服装放到象征着新日本妇女的精神的重要地位上，使其具有指导性作用。”（若桑绿：《总体战体制下的私人生活统制》）
“总体战”体制下虽然没有直接征召女兵，但传统的性别分工界限已经模糊，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提升。当几乎所有的男性成年市民走上前线成为士兵，保卫后方的妇女就自然升格为市民——市民和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对待战争的态度，就是这样在“爱国”的全民战争中完成了从“平民/内人”向“军人/国民”的转变。
对于日本妇女积极支持侵略战争这一事实，日本学者有深刻反省：“战争中的女性不是士兵甚至连市民都不是，这一理由使得女性没有被问及战争责任。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以获得市民权为目标的女权主义积极支持了战争，母性主义同样也有着对死亡的劝诱。”（西川子，同上）上野千鹤子认为，这种反省更直接的是女性主义的结果：“历史中女性主体的恢复，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追究女性的历史责任。女性不仅仅是历史的被动受害者，也是能动地创造历史的主体这种观点，与要追究女性的历史加害责任是连在一起的。”（《“记忆”的政治学》，一九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