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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会有意识地去试探物理世界并改造之。这种主动性造就了人类丰富的历史，但却与经济学的方法论之间产生了冲突。经济学的模型方法本质上具有和数学一样的机械性，要用这种机械性的模型来解释人的行为，其间必然产生脱节。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经济学永远无法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然而，多数经济学家却觉得经济学越来越像科学，并逐渐养成了我称之为科学主义自大症的疾病。其表现之一是对其它社会科学的蔑视，以经济逻辑代替深入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分析。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rglu）是年轻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刚获得了克拉克奖。他最近的研究集中在制度对经济表现的作用方面，其中一篇文章讨论促成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逐步扩大选举权覆盖面的因素。西方国家早期的选举权只给予有一定财产的男性，以后才通过降低财产限制扩大到所有男性，并最终在二十世纪初扩大到女性。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认为，当权的强势集团之所以愿意扩大选举权的范围，是因为它惧怕没有选举权的人们的暴力反抗。在理论上，预防暴力反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给予潜在的反抗者更多的好处，比如进行更多的收入再分配；另一种则是给潜在的反抗者选举权，让他们拥有自己决定分配的权力。阿西莫格鲁认为，前一种方式不具备时间一致性，即当权者可以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多给反抗者一些甜头，只要危机过去，就不再给了。在这种情况下，反抗者就不会相信当权者的承诺，而会进行暴力反抗。相反，在后一种情况下，当权者和潜在反抗者之间的权力分享让后者自己成为决策者，从而让他们失去了暴力反抗的理由。这个故事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在我看来，它恰恰反映了经济学家的科学主义自大。对民主和权利的追求，当然涉及经济利益，但是，更多的恐怕是人在自我价值上的觉醒。一个例子是妇女投票权。按照阿西莫格鲁的理论，妇女大概永远也不会有投票权，因为她们的丈夫有了投票权，可以从国家获得利益，而且她们也没有反抗当权者所需的膂力。妇女之所以能够获得投票权，恐怕和人文主义的伸张、特别是妇女本身的自我觉醒有关。我不是研究政治史的，不能对欧洲选举权的演变妄加评论。我敬重那些踏踏实实的史学家，因为他们把我们带入历史的真实场景，并从那里开始，给我们讲一个历史如何演进的故事。我没有查过文献，但可以肯定，历史学家对西方选举权演进的解释，肯定比阿西莫格鲁这样的事后合理化理论更有意思。
经济学科学主义自大症的第二个表现是急功近利，以为经济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并立即产生实际效果。在汉语里，“经济”被解释为“经世济民”，而“经济学”就是“经世济民的学问”。这不仅给了经济学家一种道义感，而且也助长了他们的科学主义自大。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这方面的鼻祖。他提出的检验经济学理论的标准是，一个理论的好坏取决于该理论的预测能力。这是一个完全科学主义的标准。如果一个理论能够预测未来，则它就一定能够指导决策，直接改变世界。可是，多少经济理论的预测能够得到稳定的事实或实践支持呢？拍卖理论被认为是在指导实践方面最成功的理论，美国财政部根据拍卖理论专家米尔格罗姆的设计方案，在国债发行方面大赚过一笔，但同样的方案用在新西兰却彻底失败了。经济系统中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要想用过去发生过的“规律”去预测明天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人的主动性会使任何预测都失去意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性预期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卢卡斯在评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时早就指出，如果一个政策被公众预测到了，则这个政策肯定会失效，因为公众会提前采取行动应对它。经济预测也一样，一旦它发表了，公众就会提前反应，从而导致预测的失效。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经济预测和天气预报做一个对比。天气变化中的不确定因素也很多，但天气不会对天气预报做出反应；随着预测技术的改进，天气预报就会越来越准确。经济预测则不一样，它必须面对能够做出反应的公众，因此永远不可能做到和天气预报一样准确。
然而，经济学的实用主义倾向在中国却日益变得严重起来。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不断提出要求，另一方面是现行学术评价体制迫使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出短平快的成果。从教育部到各个高校，评价学术成就已经不再满足于发表论文和著作了，而是要看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位经济学家给领导送了一个报告，领导看完后批阅：“胡说八道！”但正因为有了这个批示，这位教授的报告评了一个二等奖！许多学校都对教师的发表打分，每年检查一次，达不到要求的，对不起，教授岗位拿掉，工资降级。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谁还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我最怕申请国内的项目，原因之一是申请表中的一些内容实在无法填写。比如，多数申请表中都有一栏，问以往项目或论文产生的社会效益。社会科学研究，怎么能用“效益”来衡量其贡献？费孝通先生完成《江村经济》的时候，谁能估算出这部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著作的社会效益？我们的整个学术管理和评价体系受工程思维影响太大，样样要用数字来衡量，不惟此，就觉得不科学。在这种学术环境中要出大师，除非奇迹发生。
回到经济学领域，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抛弃了科学主义，我们还剩下什么？我想，经济学家们要调整心态，意识到经济学是和历史学无异的学问。历史学复原和解释大尺度的历史，经济学复原和解释短期发生的历史。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研究者想告诉读者一个他认为正确的历史。“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意味着，不同的时代会写出不同的历史；进而言之，不同的人也会写出不同的历史。经济学亦如此。每个经济学家的理论都是他自己对已经发生的经济事件的一种解释，这个解释肯定不是历史的原貌，而只反映经济学家个人对历史的诠释。经济学之所以比其它社会学科显得更科学一些，是因为它的方法论是“科学”的。前面说了，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它试图要解释的对象之间存在天然的差距；那么，为什么经济学还要使用这种方法论呢？对于像贝克尔这样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大师而言，方法是定义一个社会学科的唯一标准，而经济学的方法比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能够更好地解释社会现象。科斯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定义一个社会学科的标准仍然应该是这个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如果经济学只是因为它的方法而存在，则其他学科也会学会这种方法，那经济学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沿着科斯的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差别在于，经济学考察小尺度的历史，而历史学考察大尺度的历史。历史学可以忽略个体层面或者短时期内的因果关系；经济学则不然，它的主要任务是解释个体层面和短时期内的因果关系，它的方法论因此就必须提供一定的推理能力，以便对因果关系做出明确无误的判断。这样做的后果自然是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性。在片面而趋于深刻和全面而流于肤浅之间，经济学选择了前者。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对此一定是心领神会的。他为读者构造一个故事，并用经济学的语言把它叙述一遍，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的证明。证明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在更加接近现实和模型的可操作性之间取得平衡。数学家嘲笑经济学家是卖狗皮膏药的，因为经济学家如果不能证明他们想要的结论，就会修改他们的假设。我个人认为，这不能成为对经济学的一个批评，因为经济学在本质上就不是科学，而是历史学之一种；经济学的论证不是科学的论证，而是更接近于一种形式的艺术表现。一个好的经济学模型，读者总是可以从中读出“美”来。比如保罗·克鲁格曼的几篇肯定会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就是具备美的要素。克鲁格曼的假设都很简单，他从不讳言这些假设并不符合现实，但也认真地说明，它们是对现实的提炼。克鲁格曼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在简单的假设前提下构建一个并不复杂但却极富弹性的模型，而他的结论又往往出人意料！在美这个层次上，所有学问都是相通的。有记者问丁肇中，他为什么对自己的理论有信心。他回答：“因为我的方程式是美的。”同样，一篇好的小说也是美的。但这美并不在它使用了许多华丽的词藻，而在于它的结构和行文。村上春树的语言很平实，但他的每部小说都给读者构建了一个奇幻的世界，并把读者一步步引入其中，让人流连忘返。好的经济学论文也引人入胜，不同的是，小说以故事取胜，而经济学以思想取胜。思想改变世界，经济学家应该以产生思想为满足。
返回目录英国新左派的思想画像
□赵国新《读书》2006年第8期
比较而言，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统非常薄弱，这与其民族文化的特性多少有些关系：英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天生敌视欧洲大陆的系统理论，尤其是日耳曼的抽象思想。马克思侨居英国多年，以他的学识，竟然难觅一方教席，最终穷困潦倒而死。马克思本人以国际主义者自命，可英国人并不稍加青睐。他的主要活动也只限于德国侨民的小圈子，对于十九世纪英国的劳工运动影响甚微。马克思之后，英国不但未能出现诸如列宁、卢森堡这类重量级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也未见卢卡奇、葛兰西这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巨擘。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一度风行，那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事情，当时，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崛起，让整整一代英国知识分子倾心共产主义，然而，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以及二战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式微。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大陆，卢卡奇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开始大放异彩，马克思主义学术进入盛极时代：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学派、法国的阿尔都塞学派都属一时之选。反观同时代的英国，则未免相形见绌，思想和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要停留在三十年代的水平，以苏联的正统阐释为马克思主义全貌，不大了解欧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进展。在六十年代之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突飞猛进，这是拜新左派运动之赐。到了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大学、媒体和大众文化研究中大行其道，英国出现了一个由马克思主义主宰的公共领域。
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复兴，以及它斐然的学术成就，是战后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不懈努力的结果。 这一代人的阅历极为丰富，他们大多在二十年代前后出生，三十年代中后期考入牛津或剑桥，深受时代激进氛围的感染：西班牙内战激起他们强烈的道德义愤，纳粹的猖獗让他们对欧洲的民主自由忧心忡忡。当时的西欧正为经济危机的阴霾所笼罩，相形之下，苏联却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让他们心向往之，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他们的思想共识，服膺马克思主义成为一时的风气。二战爆发后，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放弃学业，厕身行伍，或转战欧洲大陆，或转战北非，有的还到了东南亚。这段九死一生的海外服役经历，使他们成为和平主义者，战后核裁军运动的重要分子，同时也有助于他们克服岛国心态，更具国际眼光，将思想的触角伸到英国之外。二战一结束，他们返回校园，完成学业。大学毕业后，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参与了工人阶级协会组织的成人教育工作。五十年代中期，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和后来的匈牙利事件，使他们对苏式共产主义模式的幻想破灭，而当时的英国共产党对苏联亦步亦趋、压制党内异见的做法，促使他们纷纷退党出走，另建自由讨论的空间。他们创办新刊，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探讨文化理论和当代的英国社会问题，新左派运动由此而勃兴。六十年代之后，他们已经卓然成家，在各自的领域有不凡的建树。雷蒙·威廉斯的文学及文化理论、爱德华·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史、约翰·萨维尔的经济和社会史、克里斯多夫·希尔的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史、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劳工史和农民问题研究，如此不一而足，构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主体。这一代左派知识分子人文底蕴深厚，兼有理想主义的入世情怀、强烈的道德正义感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的著作全无学院派研究惯有的琐碎和学究气息。他们不标举理论突破，立论却有方法上的创新；不标举严谨实证，行文又不失缜密细致。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英美学界出版了多种论著，全盘审视英国新左派的兴衰历程。有的是当事人的回忆和反思，例如斯图亚特· 霍尔在苏东巨变前后写下长文《“第一代”新左派》，以躬与其事者的身份，交代了新左派运动的来龙去脉和思想成绩（霍尔曾任《新左翼评论》第一任主编、后长期担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更多的则是后来者以同情理解的态度，经过苦心孤诣所锻造的纯学术性的研究。
一九九三年，中国旅英学者林春出版了她在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英国新左派》。这是第一部全方位研究英国新左派历史的专门之作，讲述了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一段激进的文化和社会史。该书征引繁复，史论结合，精辟之见常为相关著作引用，深得新左派后起之秀佩里· 安德森的称许。两年之后，时任舍菲尔德大学讲师的麦克尔·肯尼也出版了博士论文《第一代新左派：斯大林之后的英国知识分子》，讲述新左派运动初期阶段（一九五六——一九六二）的情况。与林著相比，此书时间跨度小，叙事浮泛，材料不够丰富，论述也略显粗疏。又过两年，同类著作在美国现身：时任内华达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丹尼斯·德沃金的《战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新左派与文化研究的起源》。这是一部很见功力的新左派思想学术史，语言晓畅，识力精越，呈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新左派运动和文化研究交叠左右的全景式格局。
新千年之后，新左派研究的势头依旧不减，英国学者斯蒂芬·伍德海姆斯推出他的力作《历史的形成：雷蒙·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与激进的知识分子一九三六——一九五六》。显然，书名受到爱德华·汤普森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启发。与以往著作不同，这是一部以雷蒙·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为核心的新左派知识分子的集体传记，它以传记文字的深情笔触，勾画出传主的心灵轨迹，它更多的是交代其思想的发源和嬗变，而不是评价和整理其学术业绩，在这当中，学理性分析与情感的体认交织在一起，既提供了社会史的宽广语境，又显示出思想史的思辨深度。作者认为，从大的方面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成长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后续影响。“一战”之后，英国自由党衰落，自由主义思想威信扫地，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建设成就，让许多英国知识分子心仪不已，到了三十年代，由于经济萧条，工会力量开始壮大。在战后的英国，先前等级森严的阶级结构有所松动。在“一战”当中，素有“英格兰之花”美称的精英子弟大量殒命疆场，这就为寒门子弟跻身最高学府创造了空间，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在剑桥大学教师当中，左翼人士尚属凤毛麟角。一九三六年之后，形势大变，先是一些科学家开始倾心社会主义，邓恩生物化学研究所和卡文迪许实验物理学实验室云集了一批最有名的左翼科学家，他们推动了剑桥大学的知识分子向左转。到了三十年代末，剑桥大学俨然已是左翼学生的重镇，在四千学生当中，有一千多人加入了社会主义学会，仅三一学院就产生了三位极负盛名的新左派学人：历史学家维克多·凯尔南、乔治·鲁德和文化思想家雷蒙· 威廉斯。三十年代的左翼社团也是作者着墨颇多的地方，特别是左派读书俱乐部，更是作者大书特书的历史情境。如果说在三十年代初，左翼知识分子最关心的还是失业问题，那么，一九三六年之后，特别是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们更忧心于法西斯势力的嚣张。那时，力主反法西斯的主要是英国共产党、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