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宓目嗄延胛按蟮亩氛瘛Ｋ刮颐怯辛朔⑾中麓舐桨愕木玻涸聪执难飞铣擞涤行熘灸Α⒎胫痢⒋魍娴男绿迨瑁褂腥绱朔岣坏木商迨瑁辉诰商迨巳褐校嗣蠖⒙逞傅纫蚋鋈苏巍⑽幕琶氖送猓褂谐氯ⅰ⒘亲印⒊露佬恪⑽夥技⑼趵裎⒙硪绘诘戎诙嗉坛写场⑷褚獯葱碌慕艹鍪恕Ｔ谡饫铮废蛭颐钦故玖艘桓鐾耆煌拿婷病！�
其实，新文学作家早已承认，“诗并无新旧之分，只有中外可辨。我们所谓新诗就是外国式的诗”（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著者的结论是，“新、旧体诗实际是外来的与民族固有的两种诗形式的蜕变”。那么，为什么外来的诗歌形式取代了民族的诗歌形式成为文学的正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外来的诗歌形式，真的能够取代民族的诗歌形式成为文学的正宗吗？
令人迷惑的是，旧体诗歌文学地位的丧失，新诗合法性的最终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两位旧体诗人。一位是新文学的创始人鲁迅。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致杨霁云的信中写道：“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另一位是新中国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杰出的旧体诗人毛泽东，他在给《诗刊》的首任主编臧克家写的《关于诗的一封信》中表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诗刊》创刊号，一九五七年）由于鲁迅、毛泽东在当时政治、文化上的领袖地位，“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和“旧体诗束缚思想不宜提倡”这样原本是一己之见的观点被视为官方的、历史的定论，成为不易之论。这等于宣判了旧体诗的死刑，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现在，我们重新审视上述观点，现代旧体诗人已经用他们的杰出创作给出了答案。一个崭新的时代，需要用诗歌表达新的情感和人生体验，因此诗歌的历史永远不会终结。现代旧体诗固然没有出现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和杰出作品，但其艺术价值是不容抹杀的。在我看来，现代旧体诗的艺术成就仅次于唐、宋，而高于元、明，大体与清诗持平，至少它的价值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至于旧体诗“束缚思想”的观点，其实质是认为旧体诗难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难以表达现代思想与情感。胡适曾说：“五七言八句的律诗绝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不是的。从近代以来，旧体诗歌就在不断变革、创新中发展。梁启超等人提倡的“诗界革命”虽因种种原因失败了，但旧体诗现代化的步伐并没有停止。读一读他们的作品就知道，陈独秀、吴芳吉、王礼锡、郁达夫、陈寅恪等诗人笔下表达的已完全是现代的思想与情感。甚至比这些人更早一些的被许多人视为“遗老遗少”的同光体诗歌，在诗境的创造方面也达到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可以说现代人的自由与解放、民族国家观念、惨烈残酷的世界大战、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这些现代思想题材已与旧体诗完全融合在一起，部分作品甚至具有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但是它们又完全是中国式的。
当然，旧体诗的现代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直到目前，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如诗歌语言、用韵、新意境的创造等等。但现代以来众多诗家孜孜以求，毕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即使在经历了“文革”十年那样极端疯狂的文化摧残后，旧体诗仍然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在新诗因远离诗性，而日益被真正的诗人和诗歌读者抛弃的今天，旧体诗仍然拥有众多创作群体。因此尽管诗歌已不是现代人日常阅读的中心，但它的未来仍然是值得期许的。
或许由于作者写作体例的限制，《民国旧体诗史稿》主要以流派、党派，或者以地域划分诗歌群体，对众多诗人的旧体诗做条分缕析的论述。而对旧体诗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规律、成就及应当吸取的教训等方面，虽时有切中肯綮的分析，但仍有所不足。同时，将研究视野仅及于民国三十八年，未免令人觉得尚不足以窥见百年来旧体诗歌发展变化的历史全貌，还缺乏对新旧体诗得失的全面反思。
（《 民国旧体诗史稿 》胡迎建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
返回目录逝去的杯与剑
□张薇薇《读书》2006年第3期
《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三联书店二○○三年版，以下简称《玻》），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重述了一个流传于古代欧洲凯尔特人（Keltoi）的历史神话故事——亚瑟王传奇。凯尔特民族在历史上曾统治着欧洲的大部，包括不列颠岛（今英国）。据大量史料考证，亚瑟王曾是不列颠王，并是五、六世纪之交率领不列颠人抵抗日耳曼侵略者的统帅，他在英国历史上深孚众望并被广为称颂。
《玻》的叙事，运用了时空剪切式的蒙太奇手法。一方面，作者冯象利用自己在英伦的便捷，亲临“三千年不列颠”的故地，亚瑟王故事或曾发生的纪念地：格拉斯顿伯利（玻璃岛）、古寺等威尔士遗址和博物馆，而《王公史鉴》、手描的阿芙蓉地图、摩帝纳拱门上的石雕，更佐证了这样一段历史。书中五十多幅精美的图片、照片，或提供给读者以历史的讯息，或传达了古不列颠的风情状物，无不给中国人的水墨审美一种直观的冲击力。另一方面，作者利用“从现代回到过去”的方法，讲述这段心理路程中的历史：从法国一位博学的伯爵讲述圣杯故事开始追溯亚瑟王时代的英雄故事，从“格洛”酒吧邂逅女巫和建筑师讲述宁薇和墨林的故事，从学生李尔王及其笔记本电脑上的网址“伊莲”讲起郎士洛骑士和白伊莲的故事，从“文革”时期余老大对女演员铁梅的暗恋讲到哀生与玉色尔的药酒，从画家的一幅被绿颜料弄脏的画联想起加文与绿骑士的决斗，从作者自己“上山下乡”时读到的英语教程中的“亚瑟王”到真正地系统考察历史上的Arthur……当然，作者并没有沉溺于过去，而是为了从过去寻找现在、阐释现代。所以，在书的每个章节里，我们都能发现一种时空的出入与互证。
圣杯，是这部书的一个楔子，也是亚瑟王传奇的一条线索。圣杯 （Holy Grail），即盛耶稣血的酒盅。“见杯者得与主同在、享永恒的福”，它法力无边，能供应酒菜、能惩罚罪人。在文学作品中，圣杯曾被描写成一块石头；而此石的渊源，在中世纪炼金术的传统中，即是所谓神秘无踪的“哲学家石”。风靡一时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的“魔法石”（英国原版作“哲学家石”），即是指圣杯（《玻》前言与“圣杯”释条）。在亚瑟王传奇中，它是圆桌骑士们所要寻找的玻璃岛圣杯。
十二世纪末的《约瑟传》里说，耶稣被捕后，他最后的晚餐用过的酒杯被一个犹太人拿了交给彼拉多。后来约瑟要求收尸，彼拉多念其忠诚，便将酒杯连同耶稣的其他遗物都一起给了他。约瑟为遗体抹香油的时候，尸身上的五处伤口突然流出血来，他忙取酒杯接了，然后才用麻布包起遗体，移入墓穴。耶稣复活之后，专门带了这盛血的杯来，托付给约瑟，说：见杯者得与主同在，享永恒的福。又说圣杯三位一体，在人世只有三个人能够掌管，做它的护卫。接着，就传了约瑟“极温柔宝贵、宽厚仁慈，唤作‘圣杯之奥秘’的一道秘诀”。这样，约瑟成为圣杯的第一个护卫。约瑟死后，渔王做了圣杯的护卫。但由于渔王无生育能力，他只能在水边垂钓坐等那命定的继承人与第三护卫的出现。于是，就生出亚瑟王及诸圆桌骑士加文、郎士洛、帕西法等寻找圣杯的故事（《玻》之“圣杯”）。围绕着圣杯的追逐，产生、出现了亚瑟王传说中的征战、比武、降妖、英雄与美女（虽然，历史中的亚瑟只是一个古威尔士的王，人的主而非神话的英雄）。传说中的不少情节叙说了亚瑟王及其骑士如何保护疆域和抵挡外来侵略，以及王与王后、仙女，仙女与骑士，王后与骑士的爱情故事。
雷蒙·阿隆在《论治史》提到：“对过去的阐释或与过去有关的种种命题，它们的意义由人来赋予，而历史认识的阐释方式对它们的意义有决定性影响。”《玻》一书中逐章涉及了一些流传于历史与民间的故事，当然都是经过作者精心剪辑，这里面贯穿着作者对于历史和过去（尽管是中古的西欧）的个人化理解，而且更是一种文学式的、或个体经验的互证。在我看来，作者似乎尝试用一种反向的“移情”方法——不是作者进入亚瑟王的史境去理解意义，而是用亚瑟王的史境帮助读者去理解自己的命题：即“现代性之意义”。——现代，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它对人类的意义若何？
如果说，蒙昧时代是英雄与史诗的时代；那么，以科技与工业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在破除蒙昧之后，是否就带来了优越与进步？作者的写作意图在《玻》的前言中已交代得颇为清晰。冯象说，故事的主旨其实指陈我们这个日益全球化、麦当劳化或（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所言）“黑手党化”的“新新人类”社会，天天面临的虚荣与幻想、污染和腐败：从互联网巫术基因改造，到爱情药酒异端。这或许是另一种文史学视角的“现代化之忧思”？
现代化意味着将现代性引入并使之渗透于非现代化的传统社会与文化之中，使之成为该社会与文化中起支配作用的本质。现代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是征服、支配、控制的强力倾向，另一方面是理性、效用、功利的谋划倾向。现代性使电子传媒高度发达，几乎全世界都在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听同样的歌、看同样的球赛，各民族的青少年的文化品味趋于拉平……（吴国盛：《现代化之忧思》）。
杯与剑，象征着前现代的人类面对自然、生存、发展的本能崇拜与争斗。前现代或传统社会的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驱除魔灵和神灵（除魅）；大自然，尚不能被足够地征服、支配和“物化”，所以我们可以有足够丰盈的空间去想像与畏惧、热爱并战栗于莫名的神秘或伟大之感召。而以工业和科技为代表的现代（包括现在盛言的“后现代”）社会、除魅的社会里，人，无所畏惧、无所想像、无所神秘；人的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变得单一而直白。推至巅峰的科学，无意识间驱逐了温情脉脉的人文，也驱逐了戴着面纱的意义。人类的存在，或许只是物理宇宙的演化史上一个无足轻重的偶然事件罢了。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温伯格在其《最初的三分钟》中，极其感叹地陈述了这一无可奈何的事实：在科学的世界里，宇宙没有故事，只有定律。
现代性的问题，似乎始终是现代人无法逾越的话题，尤其对于中国。斯宾格勒写作了《西方的没落》，尼采预言了自然被图像化的人性根源。西方的问题、现代性的问题，已经如此之突现！中国，在丢失的传统中寻找现代，却不意要走入西方现代性之黑洞。张艺谋的《英雄》执意用沙堆上的书法、李连杰的刀剑以及秦国的“风”颂来吸引西方人的眼球，而中国大都市的推车却一定要铲平碍事“碍眼”、破旧“陈腐”的古砖瓦、古巷道——我们一边在怀旧、一边却要砸烂杯与剑，同时，在撕裂的传统圆桌旁彷徨着——东方是过去，西方是未来？
人们是否还相信：“亚瑟王还要回来拯救这个世界。”
返回目录谁写了摩西五经？
□冯 象《读书》2006年第9期
希伯来语《圣经》的开头五记，犹太传统奉为上帝之法（torah，本义教导）；“上帝口传，摩西手录”，所以名之为《摩西五经》。
摩西和佛祖、孔夫子、苏格拉底一样，是万世圣哲。但他又是勇敢的革命者和老练的政治家。经书上说，他发动奴隶起义，带领族人逃出埃及，流浪荒野，在西奈山立约教民，训练军事。几经挫折，最后走到约旦河东岸，击败当地土著，建立据点，获取给养，正准备渡河攻入迦南（巴勒斯坦古称），上帝却把他“召去”了：“耶和华的仆人依照耶和华的旨意，殁于摩押”（《申命记》34∶5）；壮志未酬，他没能踏上梦寐以求的“福地”。
然而摩西不愧为耶和华的先知。临终，他做了三件事：一是立助手约书亚接班，当着会众的面移交权力，以确保政治路线的延续（《民数记》27∶18以下）。二是循祖制，以族长身份祝福以色列十二支族并预言未来（《申命记》三十三章）。第三，最重要的，就是将上帝恩赐的圣法逐条传授给子民，命其起誓，世代遵行。训示完毕，“摩西将律法（torah）写下，交给祭司……及以色列众长老，嘱咐他们：每过七年，到了豁免年的住棚节，当以色列全体集合于上帝耶和华亲选的场所守节时，你要向他们大声宣读此法。所有族人，包括男丁妇孺和各城客籍，都要召集起来聆听”（同上，31∶9以下）。“就这样，摩西将律法一字字（dibrey hattorah）写在书卷上了”（同上，31∶24）。
按上下文的逻辑，此处“律法”应指先知的遗训（debarim），即《申命记》的主要内容，而非全部五记。但是古人相信，圣书一字一笔皆蕴含无穷启示；在经师们看来，倘若“遗训”跟“五经”用了同一个“法”（torah）字指代，上帝的意思，便是要摩西手录《五经》，并且他确实那样做了。
于是《五经》归了摩西名下。基督教继承这一传统，也奉《五经》为摩西的“律法”（希腊语：nomos，如《约翰福音》1∶45，《罗马书》10∶5）。因为耶稣曾明确表示：“你们如果信摩西＇之律＇，就必然信我，因为他写的就是我”（peri gar emou ekeinos egrapsen，《约翰福音》5∶46；旧译不通：“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还说：莫以为我是来废除律法或先知的，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成全。阿门（amen，本义坚定，此处为语气词，表示强调；旧译“实在”）我告诉你们：即便天地灭了，这律法也不会少掉一点一画，定将全部实现。所以谁若违背这些诫命中哪怕最小的一条，还唆使人效法，他在天国就会被叫做“最小”；但如果好好遵行、教人信守，在天国他就要称为“伟大”（《马太福音》5∶17以下）。
“摩西手录”的信念，一直到十七世纪，启蒙理性和现代科学兴起，才渐渐动摇了。据说第一个提出质疑的，是英国思想家霍布斯（1588—1679）。接着，荷兰犹太哲人斯宾诺莎（1632—1677）又发现不少问题（布鲁姆/罗森堡，《J之书》）。为此（以及别的出格言论），俩人大大得罪了教会而饱受攻讦，成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异端”、“背教罪人”。但欧洲学术从此跨越了神学的樊篱，能够理性地思索提问了。比如，经文为什么多处重复讲述同一事件，包括摩西本人的经历，情节却每每抵牾？一些赞誉先知的文字，如“摩西这人极为恭顺，世上没有人及得上他”（《民数记》12∶3；“恭顺”，旧译皆误作“（为人）谦和”，详见拙著《宽宽信箱/哪怕摩西再世》，北京三联书店待出），分明是旁人或后人的评价；耶和华“极为恭顺”的忠仆，他怎么会自夸？结尾记载先知去世、安葬和族人举哀、拥戴约书亚的情形，假如也说是摩西的手笔，就太玄虚了。
这些“破绽”，其实古代的经师也都明白。不过他们另有一套圆解的说法，例如《巴比伦大藏/末门篇》讨论圣书传世，有这么一段问答（14b）：
问：＇圣书各篇＇是谁记下的？
答：摩西写了自己的书＇即《五经》＇，以及巴兰和约伯的部分。约书亚写《约书亚记》与《五经》＇结尾＇八节。
结尾“八节”，即《申命记》末章“摩西便安息了”（34∶5）以下几段文字。归于约书亚所记，看作族人对先知的追念，跟“摩西手录”的篇章分开，就容易“说得通”了。至于八节之前的重复、矛盾之处，则可通过循环解读，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见《宽宽信箱/通天塔的教训》）。
十九世纪历史语言学的长足进步，奠定了现代“圣经学”的第一块基石（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