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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中，最著名的当属博尔赫斯的一篇千字小文，他以极其平淡的第三者的口气，谈到了两个博尔赫斯；而且他愿意绕到桌子的对面，参与对自己的盘问；到最后，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其中的哪—个。就连这样的小文章、小评论，都能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这真使人叹为观止。我还读过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部作品，那是写一个印第安人起义首领的，它通篇都是片断，而它的前半部简直就是一部有点像《论语〉那样的格言，于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一下子就跳了出来，当也间接说明了为什么是这个人而不是其他人成为了起义首领。这部作品当时让我一下就看呆了，当然这是在二十年前。我那时也看过法国的玛格利特？杜拉斯所写的片断的文字（不是指那部充满诱惑色彩的《印度之歌》），很美，但比较起来，总觉得拉丁美洲当代作家的作品更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正所谓来自异国的“番石槽飘香’。所有这些，给了我们对拉丁美洲的现代文学以全方位的了解。连—些次要的作品和名气较小的作家我们也能耳熟能详。特别是《文学“爆炸’亲历记》一书，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文学。“爆炸”是怎么回事。说到底这些作家一直在抗争之中，与本国的文学制度抗争，与自己的家庭抗争，与整个社会风气抗争，这最后一点殊为不易，因为你不知道阻力最终会来自何方。但由于这些在各自国家挣扎的人都属于西班牙语系，他们血液里的热情和奔放，使得他们很容易地走在一起，团结和互相帮助。在这里，团结不是一个—般意义上的词，更不是我们这里的一些套话。最终，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文学“爆炸”。
就像马孔多（《百年孤独》里的地名）总有衰落的一天，拉丁美洲现代文学也随着一代作家的老去而归于平静。就像现在，整个文学都处于一种萧条的状态，拉丁美洲文学和政治的神话也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比如，尼加拉瓜左翼的桑地诺阵线取得政权后，它的总统、副总统、文化部长什么的都是诗人；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竞选总统差点成功，但最终败给了藤森）。因此，当我重新捧读《文学“爆炸”亲历记》时自是感慨万千，而阅读的注意力和方向也不一样原先比较往意的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范围和优秀群体的构成，现在似乎更多的是注意它们的形成和再形成。就是说，他们还能再次辉煌吗？似乎拉丁美洲或世界上—切都已经被他们写尽，就像科塔萨尔和奥克塔维奥？帕斯，他们在创作严肃作品的同时，还一直在玩文字游戏，如换字游戏，如图画诗，而这些无疑也是文学的一部分，没有这些。我们将失去很多诗意的东西。文学，说到底，不就是日常的言行吗，不就是我们很容易遗失和放弃的那部分，不就是我们不太容易做到的那部分。嗯，它与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一样被追捧或被歧视、奴役。它比我们好的地方是，没有什么过多的烦恼，而且比我们活得长多了。
所有这些话或回忆、或感想，都来自于一本叫《蓝》（中文被译成《达里奥散文选》）的书，它的作者即大名鼎鼎的拉丁美洲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鲁文？达里奥（一八六七一——九一六）。在拉丁美洲现代主义文学范围内，这可能是我最晚看到的一本书。它的奇异的想象和浓厚的东方情调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但它由于来自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所以它描写的生活与我们有很大的距离，感到很陌生，甚至感到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但它字里行问跳跃着火—样的热情，却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我想正是这一点，吸引了那么多的拉丁美洲后来者。实际上，鲁文？达里奥是在美洲写出了具有欧洲口味的东西，而鲁文？达里奥以后的作家又从欧洲视野返回到美洲本土，比如古巴的卡彭铁尔。卡彭铁尔（一九〇四——一九八〇｝是又一位先驱，之所以这么说，是他首先否定了欧洲，发现并返回了美洲本土。他的《时间之战》和《消失的脚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完成的，可谓写尽美洲的神奇。而他的小说《追击》，采用的竟然是《英雄交响曲》的结构形式。他与鲁文？达里奥构成了一段所史——文学“爆炸”前的历史。
虽然我将鲁文达里奥的《蓝》与波特莱尔的《恶之花》的作用并列，但我对《蓝》的空洞、轻浮和华丽印象深刻。他对形式的追求影响了一代代人，看来形式主义非常适合于拉丁美洲这块潮湿的、历史悠久的、留下太多土著的和殖民时期遗物的热带大陆。但当问题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时，我觉得我们似乎对自己生长的这块地方参悟不透。不知到该爱还是该恨。当别的地方已将文学作为—种娱乐时，这里却似乎却把文学当作—种权力，一种权力因阴影下产生的产物。伪作太多，可能直到现在，我们连《蓝》这样的作品部没有。
我在这里说伪作太多，是指伪现实主义的东西到处充斥。这二十多年来的文学，一个是大的问题，是不真实。关于对现实的表现，《百年孤独》等文学“爆炸”的读的提供了一个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的万花筒般的标本。事实上《百年孤独》等文学“爆炸”作品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最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缺少的恰恰就是卡彭铁尔这样的先驱人物，他们汲取了外来的精华，却又敢于抛弃这些。而返回到本土。可能我的评判标准粗糙了些，在我看来，中国当代的短篇小说已经连到一个高度，可以“精致”二字评价。但长篇小说的创作，形势不容乐观。如曾经引起过争议的《废都》，本是一个很好的关于废人的题材，但却因一头带哲理的牛的出现而使小说的废话太多，因此，它成为一部商业小说也就顺理成章了；曾经蛮有影响的《白鹿原》，其前半部倒是气势磅礴，有点史诗的味道．可惜它的后半部功力似不到，因而难以给出一个较高的分散；马原八十年代的众多中篇小说如《虚构》很有创造力，本来照此发展下去完全可称之为杰作，但他的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坦》完全破坏了这种感觉，比较可惜；王朔的小说其语言的意义非凡，他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很有趣，有黑色幽默的成分，或许他的意义会在以后显示出来。我想，只有格非的《相遇》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或许还有刘震云、莫言的一些作品十分真实，可给出好分数。但是，我还是要说，很可能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描述是低于现实的，甚至不如不需要很多想象力的纪实作品，不像马尔克斯的《家长的没落》、《百年孤独》那样被认同，也不像略萨的《城市与狗》那样血气方刚，一出版就被禁止了。事实上我们正处于前卡彭铁尔时期，我们对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作品了如指掌，对他们的手法和技艺也学得丝毫不差，但我们的作品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这一点点在哪里呢？其实谁都明白。我想说的是气魄和深度，说深度或许不需要解释，因为就思想或认识来说，现在远远低于上世纪上半叶鲁迅的那支笔。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不亚于黑夜里的一声响雷，他的对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性格的观察，和对阿Q这个人物的描绘，至今都无人能出其右。说气魄可能不那么好理解，但是，我想只要提一下魔幻现实主义，就可不言自明。他们的那种史诗般的气魄和对本土的深刻认识、对历史的深深挖掘，是我们不能比拟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像卡彭铁尔那样，回到本土，回到一块无限负重的大陆的现实和历史中。更不要说像马尔克斯和胡安？鲁尔弗那样，深深扎根于拉丁美洲的现实之中，写活了—段历史和一块地城，最终成为盖世之作。
也许在诗歌领域要好一些，但就作品的想象力和结构的复杂性来说，也不是那么乐观。与比较扎实的、犹如注入了兴奋剂一般的上世八十年代的诗歌相比，现在的诗歌更飘忽、更扑朔迷离，也更冷、更冷漠，看不出它们与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关系，那可能得说它只对作者自己有一些意义。因此它的功能的退化也就指日可待了。但是有一点还是要说清楚，那就是诗歌是无法做到魔幻现实主义的，诗歌最多也就是催发一下魔幻现实主义的诞生。诗歌这种非散文的特殊文本，具有抽象画的文本意图，却没有写实的功能。如果一定要说文学“爆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领域有过那么一两次，但好景不长。最终，它还悬败给了商业社会。
实际上，当文学变成了人学，变成了人的关系学，所谓话语权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同时大话和空洞逐步占了上风；而当文学变得可有可无，所谓的终极问题就出现了，人们很愿意将文学夸大成永恒的事业，开始奢谈“斯德哥尔摩”了。但是，当我们的文本和认识低于现实，再多的话语也无法挽救。一块神秘的大陆，依然没有人去揭开它的面纱。文学本是虚构的事业，可是现在我们连虚构也把握不了，看来虚构不仅仅是才华，很可能它是知识，是真知灼见，真正的信马由缰和方法。当卡彭铁尔从巴黎返回古巴时，他背弃了巴黎的超现实主义，抛弃了满脑子的欧洲意象，但却没有放弃超现实主义的方法。他的杰作《追击》和《时间之战》，其实是对超现实主义的发扬光大和升华。正是应用了超现实主义的视点和手法，他才能得以对拉丁美洲再次发现。当然，如果要以低于现实论，症结显然不是在文学本身，而是更为广阔的知识结构或整个知识界。或许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我想到的是，如果以从《蓝》到《百年孤独》做比，我们还有多少路要走？我们能乐观起来吗？这里，我很愿意引用《追击》和《时间之战》译者陈众议评论卡彭铰尔的一段活，作为我对我们自己的文学的展望和我对巴罗克主义写法的钟爱。他说：“在卡彭铁尔看来，美洲是—块有待认识的处女地、伊甸园、名副其实的新大陆。它神奇的本原（神奇的印第安人、神奇的黑人和神奇的——也可以说是想入非非的伊比利亚冒险家），它现实的结构（多种族、多民族、多血统、多文化多宗教的混合、远古和现代，最发达——如美国——和最落后——如印第安部落的并存）以及它光怪陆离，妙不可言的自然（连同其一切变形和共生），使美洲成为一十亦真亦幻、扑期迷离、虚虚实实、虚实相生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杂然纷呈的巴罗克世界。于是便有了阐发神奇现实的魔幻现实主义，于是也就有了指指点点、企图描绘美洲繁复而又奇特的共生现象的新巴罗克主义。”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日——三十一日
返回目录遥看牵牛织女星
□刘宗迪《读书》2006年第7期
七月七，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络绎时光中，原本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日子，但是，因为有了牛郎织女的故事，这一天，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日子。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千古以来，诗人们吟哦不绝的七夕诗篇，更为这个日子增添了一层哀艳的诗意，这种诗意和伤感，就像一片朦胧而凄美的月光，自古迄今，绵绵不绝，一直笼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上，笼罩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挥之不去，化解不开，让每一个中国人，到了每年的这个日期，在仰望星空，遥想岁月之时，都会愁肠千结，满眼惆怅。
大概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自己懵懂初开的某一年七夕，听自己的母亲，或者祖母，或者外婆，或者伙伴，讲过牛郎织女的故事。故事听完了，你或许会在大人的指点下仰望夜空，在灿烂的银河边找出满天繁星中最明亮的那颗星，那就是织女，织女边上还有两颗较暗的星，和织女鼎足而处，正组成了一个纺车的形状，银河的东边，也有一大两小三颗星，中间那颗明亮的就是牛郎，牛郎两边那两颗暗的就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这样从牛郎织女的故事中，初次领略了爱情的珍贵和人世间的愁滋味。
牛郎织女的故事是如此动人，这个故事的流传又是如此久远，而且，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故事把人间的悲欢离合和天上的星象联系起来，透露出一股子其他民间故事所没有的神秘气息和传奇色彩，因此，自古以来就引来学者的好奇，近世以来，更有中外学者为探究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作了不少大块小块的文章。看过几篇此类文章，也有国内学界前辈的，也有海内外神话学、民俗学名家的，但总觉难惬人意，因此早就有心把这个故事的来历考上一考。
且近来因为受西方情人节的煽动，有一班忧国忧民的民俗学者和一些心思活络的商人，也开始打起中国情人节的主意，因为背后有牛郎织女悱恻动人的爱情故事为依托，因此，七夕就被这些好人们一眼看中，文人的鼓噪加上商人的炒作，近年来七夕这个本来久已被国人冷落的节日好像突然热闹起来了，而七夕作为中国情人节的说法好像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君不见乎，前不久那个以民族风情和小资情调闻名于世的滇边小城丽江，还打出招牌说要跟雅典城联合，让欧罗巴的爱神维纳斯和东方的仙子织女结成姐妹，联袂出演，共同把丽江城打造成东方的情人天堂，把中国的七夕打造成中国的情人节。一年当中，多过几个情人节，自然不是坏事，这个世界上，多点柔情蜜意，多几个神仙眷属，总强过到处是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和硝烟弥漫的敌意。但是，把七夕当成情人节来过是一回事，本来的七夕究竟是不是情人节则是另一回事，游戏红尘的痴男怨女不妨将错就错、及时行乐，学术却是以求真为唯一的志业，在当下的情势之下，七夕的来历，真还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
牛郎织女的名字，《诗经》时代的诗人们就已经形诸歌吟。只是那时候的牛郎，还不叫牛郎，而叫牵牛，《诗经﹒小雅》中的《大东》，是一则征夫之歌，一个久离家园的西周男子，黉夜行脚，举目四顾，银汉横斜，繁星满天，在诗中一口气给我们报出了六个星星的名字：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
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诗中的汉即银河，而织女、牵牛、启明、长庚、天毕、箕、斗都是星名，可见早在西周时期，那两颗行星就获得了织女和牵牛的名目了，而且，诗称织女“不成报章”，又谓牵牛“不以服箱”，暗示当时民间早就把织女星想象成了一个纺线织布的女子，把牵牛星想象成为一个牵牛拉车的牵牛郎，而且，织女和牵牛并举，也隐隐流露出两者之间脉脉相望的关系。可以想象，在这首诗歌被形诸笔墨之前，在民间，应该早就有关于与牵牛织女相关的口头传统流传民间了。
但从这首诗中，我们无法找到牵牛和织女和七月七关联的线索。七月七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古人对星象的关注，也主要是源自星象对于时令的标示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到华夏先民的时间知识或者说岁时知识中去寻找七月七与牵牛织女星之间关联的因缘。《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一篇最古老的华夏时间知识文献，其中系统记载了古人的农时知识，详细叙述了夏历一年十二个月中的农事活动以及与不同时令对应的物候、气象和星象，其内容和作用，就相当于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在《夏小正》的七月和十月记事中都提到织女星，十月与我们的话题无关，撇开不谈，且看其七月怎么说：
七月，秀雚苇。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荓秀。汉案户。寒蝉鸣。初昏，织女正东向。时有霖雨。灌荼。斗柄悬在下，则旦。
其中，“秀雚苇”、“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荓秀”、“寒蝉鸣”、“时有霖雨”、“灌荼”，所言皆为动、植物的物候，而“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向”、“斗柄悬在下则旦”所言则皆为星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