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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tradition则指一切在传承中能维持不变或重新呈现的东西，但是，不仅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代没法延续，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现代，我总担心，那份从容和宽厚，还能够不受世事的冲击而继承下来吗？
何先生在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时，说到日本轰炸时的梅贻琦和吴晗，“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而这种气度或者风度，需要长期的修炼和熏染，也需要一个人对一切置之度外的胸襟。
结语
《上学记》谈到一九四九年便戛然而止，这让我觉得很遗憾。
前半生上学的过程，保留在何先生的记忆里，而进入绝大多数读者记忆中的，却是后半生的何先生。何先生曾参加过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他自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史》，不仅有中文本还有英文本；对于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他有精确的评述，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历史学》中就记录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他翻译的许多西方古典，更是影响了一代甚至好几代人，像我印象最深的就有《思想录》、《历史的观念》、《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等等；对于明清两代西洋传教士来华的历史，他也有自己的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就广泛讨论了自徐光启到李善兰，明清两代中国与西洋的文化接触。可惜的是，这些在《上学记》里面都没有提到，我曾经向何先生建议把口述历史继续下去，何先生笑而不答。
同住清华，常常看到何先生骑着自行车来往照澜院和普吉院，觉得他真是很健康，从心里为他高兴，有时候和何先生遇见，也只是寒暄几句。可是，当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何先生因为偶然病恙，却两次住进医院，让人察觉到他已经八十五岁了。八十五岁的老人，那一生经历该是多么丰富而复杂，前些天，我和何先生的学生彭刚一起去医院看望他，被医生命令不准下床的他，手里正拿着《资治通鉴》，看到这一幕，不知为什么我却有一种奇怪的联想，如果说，《资治通鉴》记载的是古代中国的整体历史，而在拿着《资治通鉴》的何先生身上，却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具体历史，在这个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整体历史和具体历史之间，该有多少故事？
走出医院，我想起了《上学记》里面的一段话：“‘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这是一个追求理性和光明的知识分子一生的信念吗？这种信念是否就是支持他一生乐观对己和善意待人的基础呢？
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初稿二○○六年三月七日修改
返回目录魁阁归来
□翟一达《读书》2006年第10期
对于中国社会学界，有一个如同心灵圣地的地方，那就是云南呈贡的魁阁。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就设在这里。费孝通先生是这个研究室的主持人。云南、魁阁与费孝通三者共同演绎了一个至今仍被传诵的故事。
断想——魁阁魁阁又名魁星阁，是古代读书人寄托科举点状元拜祭的地方，是旧时科举时代的象征之一，但至今能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呈贡的这座魁阁与费孝通等人有着很深的联系。
怀着“朝圣”的心情，二○○六年二月的一天，我与两位朋友专程拜访了我们心中的圣地——魁阁。一九八六年费孝通先生亲临魁阁时挥毫写下“远望滇池一片水，山明水秀是呈贡”。这两句诗为魁阁的坐标绘了一幅地图——她矗立在滇池东岸呈贡大古城村中部。
当魁阁赫然屹立于眼前时，一座新的石碑上书“‘大古城魁阁，云南大学社会系研究室旧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费孝通二○○二年八月亲笔题写”。这是于二○○三年初被彻底翻修了的魁阁，这种翻修是出于对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的“缅怀”。但是它使得我认不出眼前这座魁阁与历史沧桑有何联系，毕竟她太“新”了。当年魁阁研究成员之一、云南籍的田汝康，对魁阁的记忆是“魁星阁已经很陈旧，风一吹，松动的木板就会晃动碰击，晚上睡眠常常被这种碰击声所惊醒，楼面不大，研究人员挤在一起，另有三个书架，有的书和资料在箱子里。晚上点的油灯，自己用棉线做灯芯。条件十分艰苦”（刘豪兴：《费孝通社会学学术思想述评》，《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157页）。而现在；“松动的木板”已经被换过了，要想推动它们时还会觉得有些吃力。魁阁里通了电，外露的白色电线和开关吸引着我们的眼球。魁阁共有三层，最下一层曾是魁阁研究成员的厨房与餐室，现在成了一个展厅，一些展板图片或挂于墙上，或依墙而靠。阁楼的第二层空空如也，最上一层除了中部供奉着魁星老爷的神像，没有其他摆设。“旧时的学宫多奉祀魁星，它的形象如鬼，蓝面青发，世人却以之为主文运之神，向他祈求科举的成功，考中也要来向魁星道谢。”（王铭铭：《魁阁的过客》，《读书》二○○四年第二期）但眼前的这座神像，面色温和。当我向当地人询问费孝通年代的那座老神像时，得到的答复是“破四旧”时已被“破”了。
现在的魁阁，已经新刷上朱红的油漆，换上了新的青砖瓦，墙上重新绘制了绚丽的花纹，使得今天的魁阁让人感到有些“陌生”，有形而无神。尤其是她好像已经与那些曾经与她共同发生过故事的人以及那个年代离解开来。就在几年前，一些社会学人重访魁阁时，站在门前，还能够“想象这座破旧了的亭阁目睹的历史，能体会到其中的辛酸，也能洞悉它的动荡”，而这一切在今天显然已经再难以做到。另外让人为之一“震”的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时，魁阁的那种山水拥抱下的书院景色已一去不复返，魁阁周边盖起了一些水泥高楼，当地的村委会就在魁阁的右侧，是一座四层高的建筑，大红色的横幅上书十六个字“昆明精神”的标语（春融万物、和谐发展、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在这样一个被现代化侵蚀的，已经跃跃欲试、动力十足的村庄，已不是过去的那个魁阁了。
我从魁阁前新立的石碑上看到了：“魁阁图样由邑人赵凤兆赴陕西褒城县知事时提供，于清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呈贡知县赵怀锷主持倡建，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重修。”魁阁历史渊源的澄清，使得对她的过去有了一个交代。
魁阁飞檐上挂的风铃仍随风敲响，在一座现代化的村庄里，我们的思绪只有随着响了一百多年的古老的铃声才能回到过去的年代。
一场战争将边陲云南——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一下子放大并置于人们的眼前。首先，吴文藻先生在云南大学创办了社会学系，他要在这里为社会学调查培养人才。费孝通在英伦获得博士学位后，迫于战争也来到了云南昆明，并进入吴文藻主持下的云大社会学系。为方便农村实地调查，费先生当时建立了一个挂靠社会学系的研究工作站。后来日军轰炸昆明，这个研究工作站搬迁至昆明附近的呈贡县，几经波折最后定址于呈贡县的魁阁。费孝通在后来的随笔中专门提及了他与魁阁先前的主人陶云逵先生的一些事情（费孝通：《山水人物》，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很怀念陶先生的。
在费孝通的个人魅力感召下，魁阁陆陆续续集结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钧、许光等，而这些人在抗战时期的魁阁，这样一个艰苦的研究工作站里辛苦地工作，费正清的夫人费韦梅（Fairbank Wilma Cannon）一九四五年参观魁阁后感叹“物质条件很差，但坚韧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时事出版社一九八五年，78页）。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魁阁研究室结出了像《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昆厂劳工》、《洱村小农经济的研究》、《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的研究》、《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研究》等具有相当价值和地位的学术成果。魁阁，这个抗战时期社会学的工作站，因此也被后人总结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形成的雏形（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一九九八）。
回想——费孝通战时经济资源的匮乏使得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困窘和严酷，但是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居于云南呈贡这座小城里的学者“不计困苦，追求理想”，取得了“魁阁小小，成绩多多”的丰硕研究成果。这与魁阁研究室的领头人费孝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但他常常自称自己只不过是魁阁的一个“总助手，帮着大家讨论和协作，甚至抄钢笔板和油印”（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90页）。
那时魁阁的研究者们互相友爱，团结合作，能够形成学术集团，受到当今人们的推崇；他们在山水秀丽的风景间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做学问的条件为后人羡慕；费孝通尽心竭力指导学生，平等地同同事们共同讨论问题的大师风范，成为现在人们追昔怀念的对象。
许多人都归纳总结过“魁阁精神”，像费孝通那个年代的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即使纯粹出于热爱，背后也伏藏着一个更大的理想，他在《云南三村》的序言中写道：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3页）。
费孝通对自己是“自负重担”，这是一种完全的自觉。他的老师们的道德情操对他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费先生后来回忆：“我深切体会到他们脑子里经常在想的是怎样把中国搞好，人民怎么富起来，别的都是次要的事情。”（费孝通：《逝者如斯——费孝通杂文选集》，苏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68页）费孝通要主动担起“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担子。对于这个“更严重的问题”，费先生及他在魁阁工作期间的学生和同事们都做了初步的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是毕竟，政治的实践是另一套逻辑，而它的运行力量之大可以将一切人卷入。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史或多或少让费等人有些抱憾，他们生命的黄金时期没有用在做学术上，连自己研究的学科都被取消了。中国走的是另一条与他设想完全不同的道路。费孝通凭着自己热诚与激情“妄图”研究和探索中国社会发展及设计战后的重建，也只能停留在理论阶段。
费孝通及其同事们在抗战时期，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下，痴心于学术，忧虑于国家的前途，谁都会为他们的赤子之情所感动。但是非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会被政治人物采纳——这已让企图影响国家政策的这些知识分子失望，他们或许会与古人一样悲叹“不得志”，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他们将作为国家的敌人而受到打击。一九五七年费孝通的学术研究被指责为没有站在人民立场上，而他所主张的功能主义学派观点是“以反马克思主义而长期为殖民主义服务的”。谁能想象一个将增进国家的福利作为自己今生追求的目标，一个忧虑于国家的前途、志在富民并愿为之付出青春的人，会落得如此的下场。费孝通不过是如此众多旧时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罢了。也许历史与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对于个人而言，也许有些悲壮，有些无奈。但与此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不知上演过了多少次，只不过主人公层出不穷，换了无数，故事的情节与结果都是一样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在骨子里与政治是分不开的。
遥想——云南一九三八年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是也使整个中国的文化中心短暂地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的云南。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给云南带来了一大批卓越的学者。我曾戏说过这样的“文化补血”会让云南吃不消的，这样的话云南人不一定爱听。西南联大的盛名至今让有些学校汗颜，相形见绌啊！由于国内文化中心的转移，一些海外学成者辗转也到了云南。一场民族战争给云南带来了如此丰裕的文化资源，也使得她凭借跟某些名人或历史事件有些“瓜葛”，至今仍存在于人们的历史记忆中。
费孝通在二○○二年三月曾写下：“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他追忆说：“云南是我的学术生命、政治生命和家庭生活的新起点。所以我把云南当作我的第二故乡。”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写于他的家乡江苏，而他对农村的进一步研究《云南三村》就是在云南呈贡的魁阁完成，这也是针对中国农村采取类型比较研究的继续。一九四八年他匆匆离滇，后来工作繁忙，回云南的机会也不多。即使难得重访云南三村，年事已高和时间的短暂使得他只能走马观花式地浏览与听汇报。但是这位老人对云南有着很深的感情。
一段魁阁游历，怀着憧憬的心向往之，带回的却是淡淡的幽思与几许酸楚的心情。魁阁记载着过去发生的那段历史，那批卓越学者的踪迹却随着他们的逝去变得模糊。站在魁阁上，远眺西山和星帆点点的滇池，心中无法抑制地再一次感受到悲凉，为那个时代，为那批人……
返回目录两种“上学记”
□《读书》陈彦2006年第12期
读何兆武《上学记》时，有两处印象很深，都是关于何炳棣的：一是历史系图书馆借书事，“他对学生总是盛气凌人。我们去借书，总是说：‘这个书不能借。’‘那个书不能借’”；一是留洋出国事，“那时候的学生不像现在这样都想着要出国，个别的也有，比如何炳棣，从小就一心一意想着怎么出国，现在也成名了。”在何兆武看来，何炳棣不仅为人严苛，而且非常功利。但是，在《吴宓日记》中，何炳棣却被许为有望青年，“其见解颇超俗”。而何炳棣也不负吴宓期许，在学术研究中颇有斩获，且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回顾一生读书治学经验。我不懂历史，不敢评价这两位联大出身的历史学家在专业领域的成绩。我感兴趣的是由不同评价中体现出来的性情态度与价值选择，而这些差异是怎样丰富了西南联大的精神传统。
从何兆武对何炳棣颇有恶感的评价，可以看到，何兆武是个很随性的人，这一点与何炳棣非常不同，从何兆武青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可以验证。西南联大时期，由于自由的学分制度，学生改专业非常方便。于是，何兆武由化学而历史，由历史而哲学，再由哲学而西洋文学，何兆武几度调整读书方向。再而后，由于母病、由于战争，何兆武并未完成他的研究生论文。在不断的调整中，虽然有朋友的启发影响，但是也与何兆武在青年时代关切的问题有关。由于战争的爆发，何兆武“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以理解战争时代人的命运。但是，何兆武的性情是比较诗性的，他对意义的寻求远胜于对历史细节的关注。哲学的兴味一直吸引何兆武，而他最好的朋友王浩正是未来的哲学家。后来由于生病，也由于受到王浩的影响，认识到自己在哲学学习方面有不足，自己没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学哲学一定学不好。而作为哲学的近邻，文学这样一种意义方式很能满足何兆武对于意义的渴求。于是，研究生时代，病中的何兆武读起英国浪漫派，以求得精神上的会通，他对西洋文学的兴趣并不在研究。
至于何炳棣，从《读史阅世六十年》中的自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