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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精神上的会通，他对西洋文学的兴趣并不在研究。
至于何炳棣，从《读史阅世六十年》中的自述来看，他是一个理性而极具克制力的人。在刚进清华的时候，短短两三个月内，何炳棣就作了不少自我分析检讨的工作，质问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所在。一旦认定历史，且在历史学习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历史就成为何炳棣终身努力耕耘的田地。而在历史学习中，何炳棣对于自己的阅读有非常好的规划，在老师指导下，大学时代的何炳棣即已形成一种研究性阅读的态势。在选修陈寅恪“隋唐史”课程时，何炳棣开始着手“唐代皇位继承”这种看上去非常没有意义趣味的课程题目。与何兆武随性的、寻求精神会通的阅读不同，何炳棣是以一种学术训练的方式展开他的阅读的。但是，你不能就此说何炳棣没有意义关切。何炳棣对于自己的长处与弱点自始即有非常明晰的判断：我的资质和训练不宜过于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长期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诸史知识达到合理最低必需的深广度以后，才有能力钻研思想史；否则势必陷于过空、过迂或过浅，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意识。
我不知道这两位历史学研究者在其专业领域各自高下如何不同，这个只能留给今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方家去讨论了。但是，由上述性情差异中我们看到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自由而丰富的知识传统对于不同个性学生的涵纳，这也是两位性情不同的历史学者在字里行间感怀于心的。
两本“读书记”不仅呈现了丰富自由的知识传统，我们还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代语境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型塑作用。虽然在《上学记》与《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何兆武与何炳棣谈论了在时间与人事上几乎重合的一段生活，但是如果考虑到代际经验与潜藏其中的时代语境的变化，我们不能把分歧简单等同于性情方面的差异。
何炳棣1934年考进清华，完成童年时代第一志愿，开始一段充实的读书生活。何兆武则在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初到昆明即被云南清朗天空撼动，也开始享受丰富又自在的青春时代。但是，1934年代与1939年代，时代环境在其间有很大变化。虽然1934年代前后危机已经显露，九一八、一二八、何梅协约等事件先后发生，刺激着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北平学校学运开始高涨。但是，三十年代国民经济还是得到较大发展。特别是对于生活在清华园中的知识分子，战争之前的清华园时代是一段物质与精神上都很丰裕的岁月。清华校园中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对学运持宽容但拒斥的态度，认为“学生还是应当以学业为重”。同样，对于正在形成社会认同的何炳棣来说，他“还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鞭打出过信仰来”。所以，在对待“西安事变”等政治事件的态度上，他与左派学生的分歧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1939年代的西南联大，由于绵延战局的影响，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国民政府无力扩充社会财富，相反腐败吏治为官员提供了敛财机会。此种情况下，一度由于抗战而消歇的学运由低潮转向高潮，并且获得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政治，何兆武认为是非常肮脏而黑暗的东西，虽然因为民族情感和社会关切，他和很多学生一样参加签名、游行示威，但是他不参加任何实际的党派政治活动。即便如此，他的社会认同是和何炳棣相当不一样的。何兆武说，绝大部分青年知识分子都反对它，“它”指的是抗日战争之后的国民政府。一待内战结束，何兆武就从短暂蛰居的台湾回到北京。而何炳棣则由于在国外学业未完，并未回到国内，但是其中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对新政权的认同问题。何炳棣说，他在学生时代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对于1949年代的新政权他必有疏离感。
在时代转折的关头，对于“回来抑或离去”，何兆武与何炳棣都采取了“有目的之行动”。但是何兆武即将在新政权之下遭遇“未预期之后果”，被强行卷入他不爱参加但不能不参加的政治活动。我不知道在自由主义知识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何兆武怎样审视他一生的选择与时代，而同样在这一知识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何炳棣则庆幸自己逃脱了政治劫难，他对新政权下一度失控的泛政治化生活的批评与畏惧不言而喻。
所以，我期待着何兆武的《上班记》，想看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
返回目录从侧面攻击大历史
□敬文东《读书》2006年第11期
《历史碎影》以近乎于讲故事的方式，语调低沉、节奏平缓地讲述了十一个南方文人生命中许多个富有包孕性的时刻。它是一部二十世纪南方文人的微型生活史。书中写到的有些人至今还大名鼎鼎（比如沈从文、陈布雷），有的则在我们这个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充满语言纵欲术的时代差不多快被彻底遗忘了（比如邵洵美、应修人）。即便是那些至今还大名鼎鼎的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几乎全部来自道听途说，而那些怪模怪样的道听途说也往往来自于过往的历史教科书上几条干巴巴的、社论性的评介。我们从中看不到他们的血肉，体察不到他们的心跳，感受不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我们习见的历史向来都是大历史。大历史在操作技术上是粗线条的，在操作纲领上是总结式和伦理化的，在能否进入历史之公墓的录取标准上是舍小取大的。总而言之，它既抽象，又以故意的删除为癖好。《历史碎影》打破了这些清规戒律，或者说，它打心眼地瞧不起这些清规戒律；它让我们触摸到了十一位南方文人的生活内里，它是一部小历史，正如作者赵柏田先生所说：“我相信真实的历史就潜行在这些细枝末节里。”的确，小历史的材料是从夹缝中得来的，它的方法是收集事情的剪影，但它的目的是尽可能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进不了大历史的边角废料，为一个阴暗而又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找到它的侧影、它的疆界、它的隐形轮廓。
书中写到的十一个人，邵洵美、蒋梦麟、陈布雷、翁文灏、沈从文、巴人、苏青、穆时英、柔石、殷夫、应修人，正好构成了这部小历史意欲完成的目标的最好解剖标本。干巴巴的大历史教科书隐隐约约告诉过我们，他们都不是大人物，他们都是南方文人，他们都处在一个激剧动荡的岁月，他们都有文人的共同特点：软弱，多愁善感，唯美，时而激进时而颓废，时而热血沸腾时而万念俱焚，就像他们阴霾、多雨、潮湿的南方。他们以文人的身份行走在宁波、湘西、上海、北京甚至美国和欧洲，在那个动荡的年月，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分有了那个时代应该具备的内容。在小历史眼中，他们几乎就是那个时代的全息图；而将全息图破译出来，正是小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小历史能否成立的命脉之所在。
赵柏田在《历史碎影》一书中堪称完美地实施了这一昂贵而又合乎人情的理念。为了对大历史的暗中对抗显得更有力道，他在对许多人的叙述中不惜采用小说笔法；我们看得很清楚，小说笔法在这里正好构成了破译全息图的最佳方式之一——何况那些充满过多歧义、充满了太多暧昧和晦涩特性的包孕性时刻，正需要小说笔法才能得到较为详尽的呈现。在赵柏田偶尔不无虚构的叙述中，一个动荡的大时代曾经长期被大历史忽略、被大历史遗忘的侧影出现了——这幅侧影十分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真正地、有血有肉地看见了一个大时代的边际。有了这幅侧影，意味着我们有了一幅地图：那是关于一个时代的地图。这幅地图不仅给出了被大历史遗忘的时代的边界，也重新搜集了过往的、孤苦无告的事件的细节，从而让边界有了淡淡的光晕，就像我们在宣纸上看到的月亮周边的那些光晕。正是这些光晕充分显示了大历史的偏见和枯燥，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光晕，一件事物究竟会是一副什么样子，一个人最后会不会是干瘪的。
我们大致上愿意相信，历史或许确实是一些枭雄级别的人物在歪打正着中设计出来的，但大历史只愿意总结历史被设计出来所遵从的规律，歪打正着的特性在大历史的总结中被消除了，并代之以必然性。大历史不屑于承认支撑历史存在的那些凡人、那些些微小事的意义与价值。于是我们看到了，大历史给出的历史疆域是直线式的，是整齐划一的，明晰得有如没有纷争的国境线。它排除了时代边界本应具有的光晕，而光晕意味着：历史并不是清晰的，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大历史所抽象的那样，完全被同一个革命目标所联结。光晕同时还意味着，必须把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重新唤起，因为正是生活中的那些单个的人，构成了光晕得以存在的建筑材料，尽管那些单个的人不是大人物，可即使是枭雄级别的人，他们在设计历史时的歪打正着也正是他们渺小的象征，也应该构成时代之光晕的一部分。
文字技艺高超的赵柏田领会了小历史就是个人生活史这一精湛含义，和他的小说笔法相搭配的，是他特有的江南语调——这或许是因为他是个宁波人。在《历史碎影》中，江南语调显然是非社论化的、非道德化的、非板正和非中庸的。和江南的地貌、气候相一致，江南语调轻柔、温宛、在颓废中现出温情，滋长出对笔下人物的充分理解，并为光晕的最后成型提供了方便。因为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的搭配，使赵柏田没有机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物身上的任何一个有用的生活细节，更没有机会让全息图中应该包纳的任何一条信息遗漏出去。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按照一定比例的混合，最终使得一个时代的地图充满了阴霾之气，充满了悲剧、颓废与忧伤相杂呈的调子。
但千万不要以为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是《历史碎影》的全部，恰恰相反，它们不过是解剖工具，而工具的天职，就是必须以它面对的目标为圭臬；目标的戒律，则是必须以解剖材料提供的信息为准绳。赵柏田在完成这种名之为“碎影”的小历史的过程中，处处以史实为依据（虽然偶有失误），让那些曾经在历史教科书里无限干巴的事物与生活，马上鲜活起来。他笔下的人物，都戴着他们各自的音容笑貌和时代特征来到了我们跟前。他们由此成了我们这些活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这些活人，对那些干巴巴的历史规律没有兴趣；我们更愿意对那些不清晰的东西怀有好感，因为不清晰就意味着神秘，意味着可能性。
过往的人、物、事曾经遵循过哪些被抽象出来的历史规律，是不重要的，哪怕它叫必然性或者历史的车轮；历史写作的目的是要让过往的人、物、事重新活过来。但太多的历史写作与此刚好相反：它让过往的人、物、事再次死去。滑稽的是，它又是以指名道姓的隆重方式让它们死去的，活像一个蓄谋已久的仪式。这就是说，它点了张三的名，张三马上就会咽气。因为在它那里，张三不过是论证历史规律之存在的木乃伊，张三究竟如何走完他或坎坷或顺当的旅途则是毫无意义的。《历史碎影》之所以要使用不入大历史法眼的小说笔法与江南语调，就是因为它想从侧面偷袭大历史的命门。我认为它的偷袭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可能是这部小历史实在太小了，所以并没有出现我们期望中出现的景象：大历史捂着自己的要穴痛得满地打滚。
返回目录历史如何触摸
□吴晓东《读书》2006年第12期
如何使历史叙述真正接近历史那已经永远难以真正再现的“现场”，是令许多史学家煞费苦心的事情。近年来以“五四”为研究课题之一而令学界瞩目的陈平原先生，为了亲身体验当年五四运动的现场感，曾带领自己的学生重走“五四”路。“沿着当年北大学生的游行路线，用将近五个小时的时间，从沙滩红楼一直走到因被学生‘火烧’而名扬天下的赵家楼。一路上走走停停，指指点点，不时以历史照片比照或补充当下景象，让思绪回到八十年前那个激动人心的春夏之交。此举说不上有何深刻寓意，只是希望借此触摸那段已经永远消逝的历史。”
陈平原对这次重走“五四”路的叙述，采取的是低调的姿态，而我却把这次“重走”看成是“寓意”超过了实绩的象征性行为，看成是一种试图使历史记忆变得触手可及的田野实践，一种试图重建历史现场的地理志书写，从而使对历史的触摸显得真切与具体，借此拒斥历史研究的过于抽象性和理性化。其中的“寓意”其实是丰富而深长的。
在陈平原的新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导言中，作者这样叙述他选择“五四”这一课题领域的初衷：
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历史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在我看来，“‘事件’早已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
在陈平原眼里，“五四”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来说，便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3页）这种对待“五四”这一人类历史上“关键时刻”的态度，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学界所出现的一股“告别五四”、“pass五四”的潮流，或许在“后现代”论者那里，开创了“现代”纪元的“五四”早应该被“告别”，其“后现代”的诸种叙事的展开也只能以“超越五四”为逻辑和历史前提。而在陈平原看来，“所谓‘超越五四’，首先是深入理解‘五四’那代人的历史语境、政治立场、文化趣味以及学术思路”。即便如此，意图超越“五四”也无异于一种后现代的僭妄。因为五四“其文化口号、其学术思路，萌芽于晚清，延续至今日——可以这么说，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今天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2页）早在一九九三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的“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上，陈平原甚至还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假如放宽眼界，设想未来的历史学家撰述中国文化史，‘二十世纪’这一章该如何‘命名’？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定为‘五四时代’。”（《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69页）
虽然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键时刻”，却并不意味着关于“五四时代”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尽管涉及“五四”的历史叙述以及专题研究堪称是汗牛充栋，尤其关于“五四”的回忆更是车载斗量，但真实而鲜活的“五四”却似乎越来越隐没在历史的暗夜中。美国学者舒衡哲即认为，“五四的回忆史”之所以值得我们认真面对，就因为这些五花八门的“陈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更多的是表达某种政见和立场：“个人的回忆从未摆脱社会历史的需要，一九四九年以后更是如此。”（1页）而纵观八十多年的“五四”叙述史，比“超越五四”的呼声更值得探讨的则是“神话五四”的历史面向，“五四”不断被赋予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内涵，其性质也一再被重估。“五四”的阐释史，即是一个不断按“社会历史的需要”被重新加以阐释，赋予它更新更丰富意义的历史。但是，与此相伴的则是“五四”越来越被抽象化，越来越成为日渐远去的历史符号。陈平原在书中引用孙伏园五十年代的话说：“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就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就很难让一代代年轻人真正记忆。”除了对历史的自然的“淡忘”以及有目的有选择性的遗忘之外，把历史抽象化，空余所谓历史的意义，其实也是一种变相扼杀历史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平原通过触摸历史重建“五四”，既是一次富含方法论意义的学术实践，也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