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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新著之所以勾勒了一幅与众不同的“五四”历史面貌，展示了“五四”掩映在宏大历史叙述表象以及“琐琐碎碎的描述”背后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为我们尚不确知的“五四”时期历史运作本身的精微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回到现场”去“触摸历史”的学术构想。“所谓的‘触摸历史’，不外是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其中，我最关注的是历史细节在“重建现场”过程中的结构性功能，“历史细节”由此负载了呈现历史的鲜活性的历史本体论价值。赵园先生曾说：“我痛感我们的历史叙述中细节的缺乏，物质生活细节，制度细节，当然更缺少对于细节的意义发现。”这段表述其实暗含着对粗线条历史研究的疑虑以及研究者历史观的潜在的转变，即从关注宏大历史向微观细部的“具体史”的转型。这并不意味着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忽视或者对历史“意义”的轻慢，而是试图通过对原初历史细节的发现与钩沉去探究历史“意义”，在重建鲜活的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使所谓的“意义”在细节中得以真正彰显。
陈平原对“五四”叙述的重建，也并非追求颠覆已往的主流历史叙述，而恰恰是通过对细节的钩沉与重新梳理，回到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现场，实现对那一天的忠实记录与再现。本书的第一章《五月四日那一天——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即体现了还原历史场景的原生态的叙述品质，最能体现作者“借助细节，重建现场”的方法。
作者之所以把自己的“五四”故事称为“另类叙述”，是因为与惯常研究中的长时段考察、全景透视与理性分析相比，作者更“希望拾遗补缺，关注‘瞬间’、‘私人’与‘感性’，希望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展现那不大为今人关注的另一种‘五四’风貌”。（12页）譬如作者关于五月四日那一天的叙述，竟是从“花开春日”这一“不受时人和史家的关注”的时令与天气的视角谈起的。尽管“一心救国的青年学生，不会分心考虑阴晴冷暖；可游行当天的天气情况，切实制约着大规模群众集会的效果”。因此，“对于后人之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需要虚拟的，第一便是此并非无关紧要的‘天气晴朗’”。
为了钩沉“五四”那天的天气状况，作者先是引证了《晨报》在次日关于五四运动的现场报道，然后依据鲁迅的日记“大致复原一九一九年五月初的天气”，进而又以“五四”当天被捕学生杨振声以及作家冰心和王统照后来的追忆中触及的天气细节进行补充。最饶有趣味的，是作者翻检北平中央公园事务所出版的“本园花信表”，考证自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该公园从紫丁香一直到玫瑰十几种花木的花期，从而大体复原了“五四”这一天“花开春日”的经典化历史瞬间。这种具体而微的视角和细致入微的考证，的确称得上是“另类”叙述。
叙述之所以“另类”，还表现在作者对“私人”与“感性”的侧重。我们于是看到了关于“五四”那一天的诸多作家的“个人化的叙述”：
至于“五四”那天下午，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里陪二弟的冰心，从前来送换洗衣服的女工口中，知道街上有好多学生正打着白旗游行，“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在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午睡刚起，便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着蓝布大褂的学生；从什刹海会贤堂面湖的楼上吃茶归来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说道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这火是北大学生们放的”；游行的消息传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园，闻一多写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当晚偷偷贴在食堂门口……诸如此类生动有趣的细节，在为“五四”那天的游行提供证词的同时，也在引导我们进入“观察者”的位置。这些注重细节的追忆，对于帮助我们“触摸历史”，比起从新文化运动或巴黎和会讲起的高头讲章，一点也不逊色。（40页）
借助于这些个体叙述，作者企望不仅仅把“五四”作为政治、文化符号来表彰或使用，而是顾及到“血肉之躯”本身的喜怒哀乐。而对“私人记忆”的引入，目的是突破固定的理论框架，呈现更加纷纭复杂的“五四”图景。这里面体现出的是历史叙述的个体性和具体性，其中个体感性的介入保持了历史叙述的鲜活性，使人感受到的是历史中一个个生命个体的存在，历史与个体生命由此发生了真切的关联。作者对作家感性记忆的处理，使人联想到钱穆在《师友杂忆》中的话：“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回忆与生命之本真息息相关，而历史叙述则同样事关我们当下的生命存在与精神形态。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称“五四”“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
然而在重建“五四”这个课题上，作者面对的已不是细节的匮乏问题，恰恰相反，他面对的是关于“五四”的高密度的细节回忆。作者称自己的“五四”叙事提供的是一“开放性的文本”，正是因为“听学者们如数家珍，娓娓而谈，不只告诉你哪些历史疑案已经揭开，而且坦承好多细节众说纷纭，暂时难辨真伪。提供如此‘开放性的文本’，并非不负责任，而是对风光无限的‘回忆史’既欣赏，又质疑”。譬如第一章援引了诸多参与火烧赵家楼的当事人的回忆，揭示出即使在“何人冒险破窗”与“何以放火烧房”这两个关键性情节上，竟然也是言人人殊遽难定论。由此，对回忆录一类的历史描述中细节的甄别，自是陈平原“触摸历史”进而重建“五四”叙述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甄别细节的过程也构成了重建历史的重要步骤。
这关涉着“五四的回忆史”隐含的一个巨大的问题：“由于‘五四’运动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与合理性，经由一次次纪念仪式的召唤，当事人的‘回忆’日渐清晰，而且‘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如此丰富的想象力的大胆介入，势必使其中一些关于“五四”的回忆上升为创作，进而升格为虚构。不妨说这是西方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一派注重历史叙述中的文学性和虚构性的史学理论在“五四的回忆史”中一次具有群体性的实践。
我由此揣测：作者之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重新触摸“五四”历史，一个基本动机或许正是对回忆录一类的历史“描述”缺乏信任。在作者看来，回忆录往往是可疑的：
对于“五四”运动的当事人来说，“追忆逝水年华”时所面临的陷阱，其实不是“遗忘”，而是“创造”。事件本身知名度极高，大量情节“众所周知”，回忆者于是容易对号入座。一次次的追忆、一遍遍的复述、一回回的修订，不知不觉中创作了一个个似是而非的精彩故事。先是浮想联翩，继而移步变形，最终连作者自己也都坚信不疑。面对大量此类半真半假的“五四故事”，丢弃了太可惜，引录呢，又不可靠。能考订清楚，那再好不过；可问题在于，有些重要细节，根本就无法复原。“并置”不同说法，既保留丰富的史料，又提醒读者注意，并非所有的“第一手资料”都可靠。
作者之所以称自己的“五四”叙事提供的是一“开放性的文本”，正基于并非所有的“第一手资料”都可靠的判断。当事人在后来对历史的叙述与回忆，即使不受制于记忆力的影响，也无法不受制于当下的时尚、政治风向以及学术评价的潜在制约，于是回忆录中难免回忆者当下的喜好、臧否、认知、价值倾向的介入。同时事后的追溯中具有一种堪称是本体性的“回溯性差异”，这种差异即是当下与过去的时空跨度带来的逆差，从而使回忆者产生出一种历史是向今天的我走来的幻觉，流行于今日中国文坛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多具此种幻觉。这就是回忆本身的带有本体特征的复杂性，回忆既是一种指向过去的行为，同时又是基于当下的“建构”。而正是基于对人类记忆与回忆之本质的自觉体认，使陈平原对“五四”的历史重建首先建立在一种反思性的前提与基础上。
历史叙述不啻与历史和先人对话，这固然要求对话者本身的能力与资格，但有时机缘遇合也是重要的。当历史机缘不期而至时，只有那些能够把握住历史的瞬间的研究者才不会与机缘擦肩而过。正像孙歌翻译本雅明的一段话所说：“过去的真正形象，只是在瞬间闪烁而现。我们只能把过去当作仅限于一次，稍纵即逝的形象来把握。如果错过了可能认识它的那一瞬间，就什么都完了。……因为，面对着过去的一次性形象的，是现在；只要现在不能够自觉到这一点，那么，过去的形象就很容易消失于现在的每一瞬间。”（《主体弥散的空间》，江西教育出版社二○○二年版，289页）《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第五章《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与第六章《写在“新文化”边上——旧纸堆里的新发现》都似乎在为本雅明的论断做有趣的注脚。这两章处理的诸多个案有一部分正源于机缘巧合。例如当年胡适删改《尝试集》的底本以及鲁迅和周作人为胡适删诗的史料的新近获得，以及北大图书馆聘请作者前去鉴定，就直接促成了“经典是怎样形成的”这一文章的问世。又如作者在国外访学对老北大讲义的发现以及对傅斯年批注章太炎《国故论衡》考证，都有一定的机缘巧合成分。但是对这些新史料的发掘和鉴别，则表现出作者把握进入历史瞬间的学力和洞察力。有时参悟历史也需要某种顿悟的功夫，如作者叙述自己在即将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藏的《国故论衡》还回去的一刹那间，突然醒悟到书中的批注者乃傅斯年，由此方有作者对傅斯年传记研究方面较为薄弱的“傅斯年前史”的建构，“最后思路陡然一转，变成追问傅斯年为何将此藏书遗留在伦敦，此举有无象征意义”，如此峰回路转，一波三折，的确像作者所说的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侦探小说。
这些“旧纸堆”中的资料考证与个案研究使五四文化格局获得了新视野：“所有这些‘旧纸堆里的新发现’，都部分颠覆或修正了我们原先的文学史／文化史想象。”（265页）同时也体现了作者“触摸历史”的另外两个面向：即“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如在《学问该如何表述》这一章，作者通过对章太炎的白话文真伪的详实考辨，展开了对述学文体的思考，进而则想象章太炎白话文这类论学文章所开启的有可能是五四白话文产生与演进的不同于胡适《逼上梁山》等传统论述的另一个线索，堪称所谋者大。而通过周氏兄弟为胡适删诗的史实，作者考证了经典是如何形成的历史操作过程，并论证了《尝试集》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经典之作”，主要不系于胡适本人的才情，很大程度是“革新与守旧”、“文言与白话”、“诗歌与社会”等维度冲突与对话的产物。作者实践的是自己一以贯之的具有方法论特征的思路，即“入口处小，开掘必须深”（5页）。从细节、文本和个案的小处入手，获得的则是崭新的文学史和文化史叙事，是对历史新的线索的重新勾勒。而本书中诸多个案和具体议题看似独立，彼此间却暗自呼应对话，总体上建构了新的“五四”面貌，编织了新的历史想象和宏大图景。这依旧是“回到现场”，不过是有别于“五四”那一天的有形现场的一种无形“场域”，如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以及思想、制度、政治、文化的诸种场域。在我看来，作者对无形的场域的重建更见功力。
近些年学界颇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细节的意义的确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是有些学者经常忘了为什么要关注细节，往往是见木不见林，正像有人讽刺那些只重细节史的邯郸学步中人，他们知晓一七八九年巴黎的面包价格，但却不知道这一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忘却了年鉴学派也是具有“长时段”和“总体史”眼光的。陈平原的“长时段”体现在晚清与“五四”的全盘视野，“总体史”则体现在为“五四”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史增添新的想象空间。在这种总体史和长时段视野中，所有的历史细节都被重新点燃与照亮了。
我这里运用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视野解读陈平原“触摸历史”的方法论，而作者本人却称“如此述学，主要受三位中国学者的启示”，即钱钟书与金克木在“边”上做文章的思路以及陈寅恪的“对古人的同情与体贴”的态度。作者更强调传统史学对自己的影响，也许不是因为所谓“影响的焦虑”在发生作用，而是体现出作者一种亲近传统的姿态。“同情与体贴”中蕴含的是对自己研究对象的尊重，以及对历史所抱有的一份情感和体认，更是传统治学的境界和长处。但我的一丝困惑在于，对“同情与体贴”的侧重会不会导致放松对古人的要求？譬如我认为陈平原先生在论述《尝试集》时，对什么是“经典”的界定或许有些宽松。自然，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胡适的《尝试集》有着重大的文学史意义，但是换一种审美的尺度，《尝试集》的经典地位就岌岌可危。作者指出：“这种历史的与审美的视角之相对分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合理的。”但这种合理性的存在，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获得诸如考察唐诗宋词那种更长的历史时段和时间距离？抑或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我们今天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
二○○六年三月十四日于京北育新花园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五年九月版，32。00元）
返回目录巴金：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历史
□胡景敏《读书》2006年第1期
巴金先生的离去确实可以称得上当今中国的重大文化事件，大众传媒以它特有的敏感为其定性：“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是的，中国现代文学最后一位大师的辞世使这一时段的文学真正成为历史，接下来，合逻辑的推导应该是：巴金的文学史地位从此可以有一个最后的论定。但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答案也不是一个“人民作家”的称号、一个“文学大师”的头衔、一个“文学史座次”的排定那么显而易见。《随想录》引发的轰动效应消退后，疾病缠身的巴金逐渐被社会淡忘了；但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又猛然记起他，感到他从我们身边带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但又无法说清楚；同样，我们都知道巴金有其文学史意义，但仍要追问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文学史地位才更合适呢；大众传媒的说法也在遭遇这样的尴尬：巴金真的结束了一个时代吗？他结束的是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该不该结束呢？
实际上，伴随一个作家的去世，对他历史地位的论定才真正开始，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时段论”，我以为作家生前引发的只可能是短时段的轰动，而在其身后才是较长时段的对其历史意义的释放、发现过程。但是这种对作家历史地位的身后论定与作家生前的自我期待往往存在着错位，错位的程度取决于作家的自我期待与阐释者所处文化语境的关联程度。可以肯定地说，任何文化巨人不会不考虑自己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只不过存在有否表白或表白隐显的差别。当唐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完成后，曾向部分作家征求意见，郭沫若就在回信中坦诚地说：书稿对他的评价低了（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266页）。在《随想录》第五十六则《“没什么可怕的了”》中，巴金也曾写道：“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件事：读者，后代，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年轻人将怎样论断我呢？”这句话首先表现了作者的历史责任意识，也就是写作要对历史负责；其次是考虑自己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当然作品是作家进入历史的通道，所以它所强调的也是作者对作品历史定位的重视。巴金对自己进入历史方式的选择集中体现在他对《随想录》的自我期待中。
巴金提笔写作《随想录》源于偶然机缘的触发，但是当他进入写作过程后，他很快意识到这种随时随地随想的随意书写的局限，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