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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录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贺雪峰《读书》2006年第8期
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有可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条崭新的道路。然而，当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有着颇为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甚至处于完全不同的方向。如何从中国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
城市化的路径
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显然是基于对我国城市化艰难的认识。依据二○○五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3％，有近八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果今后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三十年后，我国的城市化率可以达到73％，相应的农村人口约为四亿。由八亿人减少到四亿人，是一个巨大的变动，农村人口减少的过程，也是人财物流出农村的过程。数亿人大规模流出农村，农村会日渐衰败，对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会造成严重问题。新农村建设就是要通过国家投入来缓解农村衰败所造成的严重问题，从而使农村人口也可以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好处。
问题不止如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率数据，是按居住地来统计的，那些务工经商的进城农民工算在内。虽然有一部分进城农民工已经在城市购房并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从而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却不能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不得不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老时回到农村；自己在城市务工经商，却依托农村的土地赡养父母、养育子女。这部分农民工，不能真正算作城市人口，而只是城市中的过客。如果将这些农民工排除，则中国的城市化率仅略略超过30％，农村人口（或依托农村生活的人口）约为九亿。而且，在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不太可能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建国以来，前三十三年（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二），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32个百分点，后十七年（一九八二至一九九九），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57个百分点。进入新世纪，中国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加入了WTO组织。但事实上，加入WTO并没有使得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更容易到城市定居，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因为进城农民工固然在增加，而农民工成为市民的难度却也在加大。即使不考虑发生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或其他意外事件，在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几乎不可能持续地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也就是说，三十年以后，依托农村生活的人口可能还要占到中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
如果不考虑居民的生活质量及社会风险防范，中国未来三十年，也可能通过政策和制度调整来加快城市化速度。具体来说，正如一些学者建言的，可以通过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快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取消户籍制度降低农民进城的制度成本；明确农村土地产权，使农民可以将承包地置换为进城准备金。但是，进城农民工不稳定的工作和很低的收入，无法支撑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大量进城农民工将不得不住进城市贫民窟。农民工住进贫民窟，可以提高城市化率，却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贫民窟的生活是远离体面而有失尊严的生活。贫民窟中的贫民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不仅无法建立稳定的人际联系，而且无法形成对未来的有效预期。而当前村庄中的农民，却不仅温饱有余，而且由于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之上，子子孙孙也许还会继续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生活有根，也有预期，生活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使他们有了共同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一句话，同样的收入水平，在农村可以过得舒适，可以过得体面而有尊严，在贫民窟中，却变得毫无希望。如果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中国城市人口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这种的城市化不仅不人性化，而且很危险。要避免这些就必然要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
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
如果中国不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发展路径，则依托于农村生活的人口将长期保持一个很大的规模，农民工流动和往返于城乡的现象将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也将长期存在。
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分析中国发展道路的起点。城乡二元结构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之一是，因为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同样的经济收入，在城市生活十分艰难，而在农村却可能过得舒适。城市是市场化的，农村却有相当部分非市场因素存在，比如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存在（如粮食、蔬菜的自给等）。总体来讲，中国进城农民工之所以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劳动而接受很低的报酬，就是因为农村生产劳动力的成本比城市要低。何新早就指出，农村低成本生产廉价劳动力的机制，正是中国可以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的秘密。 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非市场因素的存在，还为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基础。通过调动村庄中的非市场因素，进行农村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组织建设，可能为农民增进大量非经济的福利，从而使农民在经济收入以外，获得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好处，即获得体面和尊严上的好处。只需要较少的经济收入，村庄中的人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较高质量包括经济上解决了温饱，人际联系稳定，生活意义明确）。因为可以低成本地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就使只能获得很低收入的农民工也可以完成高质量的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这种再生产机制，使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现代化也因此有了希望。也因为农村生活具有意义，当城市就业机会较多，劳动力报酬较高时，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当进城农民工过多，就业竞争激烈，劳动力报酬太低时，农民工可以返回村庄依靠一亩三分地生活。农民工自由往返城乡，就使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因为劳动力灵活供给的优势而占据有利位置。
城乡二元结构既是历史的产物，又因为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民的生产场所，而且是农民的生活和娱乐场所；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场所，而且是意义和价值的生产场所，它为低成本的劳动力再生产提供了绝好的空间，为中国赶超型现代化提供了机会。
新农村建设的思路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基本出发点是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农民转移进入城市需要相当长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必须站在农民主体的角度考察他们从现代化中的获益状况。不过，当前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流思路，却与此有些差异。
当前新农村建设主流思路的两个代表人物是林毅夫和温铁军。林毅夫一直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以拉动农村的内需。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没有内需支持的经济发展，终究不可持续。林毅夫的思路是有价值的，这一思路似乎也已成为当前中央政策的主导思路。林毅夫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基本办法是发挥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扩大低端产品的出口。林毅夫的思路是矛盾的，因为正是中国缺少战略产业，低端制造业无利可图，而使进城农民工报酬很少，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居。如果中国一定要在发挥所谓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就只能是贫民窟式的城市化。
温铁军建设新农村的思路与林毅夫有很大差异。温铁军关注的是农民能否组织起来应对市场风险和外在强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以土地均分为基础的两亿多户小农的经济规模太小，无法应对市场风险，也不能有效抗御外来强力。曹锦清也非常认同温铁军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意见，认为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是唯一出路。此外，潘维也认为，当前中国农民之所以穷，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从而不能“劳动创造财富”，他甚至设想将农民组织起来造大城。
温铁军、曹锦清和潘维显然都是希望通过将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在农民人口极其庞大的前提下，国家不可能通过财政补贴给农民以持续的收入增长，唯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抵消中间环节的剥削，才能抗御外来强力，才能“劳动创造财富”。这种组织起来思路的典型是建立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然而，在当前条件下，即使农民组织起来，也缺少与其他阶层的谈判能力。而农民能否组织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合作社只能在高度竞争的市场末端组织起来获取不多的利润，却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组织成本。低组织收益和高组织成本，使农民合作社很难生存下来。农民数量庞大，也决定了农民增收的空间很少。农民收入增长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要慢，似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难题。将发展合作社作为新农村建设重点的思路，似乎有些一厢情愿。
更重要的是，在上述两种新农村建设的思路中，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性难以体现出来。林毅夫试图在不对市场经济做任何反思的基础上推进新农村建设，温铁军建设农民合作社的思路虽然需要国家对农民合作社的财政和制度支持，其框架却仍然是市场经济的。这两种思路都难以解决九亿农民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出路问题，也缺少农民本位的关照。
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建设
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态。农民的困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是支出增长太快。农民支出太快的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合作机制的解体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农民应对生产生活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举例来说，在我们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因为乡村组织退出农村生产领域的事务，农民又不能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大中型水利设施无法使用，农户不得不打井灌溉水稻。打井灌溉不只是成本高，而且不能有效应对旱灾，从而使农业生产的风险急剧增加。
农民支出太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消费主义是市场逻辑的必然产物。问题是消费主义调动起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很少的现金收入却无法让这种欲望得到满足。他们羞愧于自己的贫穷。而他们努力赚钱的机会，却因农民数量过于庞大而缺少结构性的空间。农民增支压力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农民增收不多，他们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却过快地市场化了。 也就是说，当前农村的根本问题不是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而是支出增长的速度比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得多。同时，由于公共品供给机制在解体，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减弱，人际价值生产能力在降低。因此，当前农民的苦，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更苦于精神和社会的方面。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因此，在农民事实上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站在农民主体立场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是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的增进；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要建设一种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举例来说，我们在湖北洪湖和湖北荆门四村建立老年人协会，只投入很少的钱，就极大地增进了农村老年人之间的交往，提高了农村老年人闲暇生活的质量，使农村老年人感到“心情愉快了”，“时间过得快了”，“身体好了”。老年人的幸福生活，使中青年人看得见未来的希望，从而降低了生活的贴现率，提高了合作的可能性。 老年人协会只是新农村建设可以着手的一个很小的项目，在我们实验区，中老年妇女自发组织的各种文化组织，如腰鼓队、健美操，不仅给农民带来了生活的情趣，而且使农村妇女有了生活的主体性，增加了村庄的社会资本。温铁军总结他所主持的乡村建设经验时，也认为“文化建设，收效最高”。
毛泽东时代有人民体育、人民教育、大众文化和大众医疗的说法，如果国家在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过程中，注重农村人民体育和大众文化的建设，虽然不能改变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也至少可以抵消一部分这种负面影响，从而减少农民福利的损失，增加农民整体的福利水平。其结果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在缓慢增加；一方面，社会联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依然存在。农民虽然消费的物质财富不多，却因有较多的文化活动而福利水平较高。较高的福利水平增加了农民对现代化的满意度，并为流动于城乡的农民工提供了可以回得去的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意义的“家”，中国九亿农民有了牢固的“根”，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农村是可以回去的“家乡”，是廉价再生产劳动力的场所，又是调节劳动力供求的蓄水池。因为进城农民工可以回到家乡过上高福利的生活，他们不会接受无限低的打工报酬，这无疑可以提高农民整体收入水平。进城农民工回得去家乡的农村，是他们的基本人权。必须让农民工可以回得去，而不是被迫生活在无根的苦难的贫民窟中，从而不得不接受无限低的劳动报酬。
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以上展示出来的新农村建设思路，是一种以社会和文化建设为主体，以建设“低消费、高福利”生活方式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思路，是二○○六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新农村建设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五大建设并举中的两大建设的强调，是试图通过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及必然同时进行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但这是次一级的），来抵消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使农民可以得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好处，从而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支持者，以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思路。
这只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重目标。新农村建设也许还可以做到更多。具体地说，当前中国现代化的预设中，是要建设一种美国式的“高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美国式生活方式是以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料及严重污染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因此是一种“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基础上的高福利生活方式。美国式生活方式事实上不可能被全世界复制，尤其不可能为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所复制。 中国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侧重点的新农村建设，是在与农民经济收入水平相一致情况下，因此是在有九亿农民内在动力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低消费（因此可以是低污染、低能耗）、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建设，就可能不只是要为收入增长不快的农民增加福利提供一种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因为有庞大群众的实践，而具有相当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和污染环境来证明人的价值，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处，来证明人的价值。这种正当性，就与中国传统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智慧，与东方文明中“知足常乐”的智慧，与环保主义中与自然和谐相处、敬畏自然的主张合拍，从而可能在地球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人类以高消费为基础的掠夺式文明不可持续时，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可能的文明选择。
写于二○○六年五月一日
返回目录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
□黄宗智《读书》2006年第10期
〔说明：本文写作中得助于与许多位农民和两位农村老干部的访谈，以及我二○○五——二○○六学年在人民大学开的“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学研究”研讨班上的研究农村以及农村出身的研究生们的讨论。另外，在修改过程中，感谢夏明方、白凯、彭玉生、汪晖、刘昶、程洪、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