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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查临青路188号附近的居民户口底本，也未发现“谢宝贞”其人。看来，“谢宝
贞”和“小龙”一样，是一个杜撰的名字。侦查进行到这里，线索断了！
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侦察员经过一番讨论后认为：“小龙”既然在上海十一家企
业医院中选择二钢医院去治疗，自有原因，多半是她对这家医院比较熟悉，或者以前曾
去看过病；而把家庭住址定在临青路188号，从逻辑推理角度来说，也绝非偶然，至少
她是知道那里是这么一家工厂。临青路188号和二钢医院所在的宁国路同在杨浦区，相
距不过两站路。“小龙”对那块区域比较熟悉，估计多半原是杨浦区眉州街道或者平凉
街道的居民。据此，警方决定立即在这两个街道内开展暗查。另外，再次派员去二钢医
院，向张磊以及给“谢宝贞”拍X光片子、上石膏的医生详细了解有关情况。
警方迅速召集眉州街道、平凉街道各里委会治保委员开会，当场介绍了查缉对象的
特征，要求治保委员回去立刻进行秘密查摸，务必在当天晚上前完成此事，将结果报来。
所有参加侦查的侦察员都对这项调查寄予着很大的希望，但是，到晚上8点钟当最后一
个里弄报来调查结果时，他们失望了——这两个街道总共大约八万居民中并无类似“谢
宝贞”这样的一个人物。
与此同时，对二钢医院张磊等二位医生的调查也在进行之中。
侦察员找了外科医生张磊、放射科医生富一迪，但是两人无论怎么回忆，也想不出
和“谢宝贞”接触时对方说过什么有侦查价值的话语。这样，有希望提供线索的只剩下
一个人了——上石膏的辛宁医生。辛宁这天休息，去苏州游玩了，要隔天才能回来。几
个头头交换了意见，决定连夜派警车赴苏州找其调查。
侦察员驱车抵达苏州，找到辛宁下榻的亲戚家时，已是凌晨1时多了。辛宁没有思
想准备，乍见侦察员又惊奇又紧张，连听都没法听清来意，好一阵才定下神来，连连点
头答应“回忆回忆”。他看了侦察员带去的病历卡上自己记下的处理记录，忽然兴奋起
来，拍着大腿叫道：“记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姑娘，她是虹口区的！”
哦！侦察员闻言大喜，但因前面一次次希望都落了空，所以对眼前这一幕还有点半
信半疑，为首的李平小心翼翼地向对方请教：“辛医生，你怎么知道她是虹口区的？”。
“她家就住在我家隔壁弄堂！”
哦！侦察员又惊又喜，忙向辛宁请教是怎么回事。辛宁说出了3月3日他和“谢宝贞”
接触的经过：那天上午，骨折病人特别多，一会儿就来了七八个，最后一个是“谢宝
贞”。偏偏只有辛宁一个人当班，只有一个护士学校的实习生做他的下手。那个实习生
手脚很慢，惹得辛宁满腹生火，却又不能发泄，但脸面上肯定是很不好看的。“谢宝贞”
甚是乖巧，见状便过来帮忙。她做下手倒比那个护校实习生利索，使辛宁的火气渐渐平
息了下来。轮到“谢宝贞”上石膏时，后面只有一个病人了，辛宁便和她闲聊起来。她
见桌上有一个印有“红星毛巾厂”的杯子，便问辛宁家里谁在那个厂工作。辛宁说他妻
子在该厂工作，反问对方怎么知道“红星厂”的。
“谢宝贞”脱口而出：“我家就在‘红星厂’后门口。”
辛宁家也住在那一带，便说了地址。“谢宝贞”看上去感到很高兴，说她拆石膏就
不到医院来了，直接去辛宁家拆。辛宁当时答应了。
侦察员听罢，提出了一点疑问：“你看了她的病历卡吗？那上面写着地址，你有没
有发现跟她说的不相符合？”
辛宁摇摇头：“我没看。我们上石膏的只记病史，不开处方，所以一般是不看病历
卡封面的。”
调查结果报到设在上海市公安局内的“2·28案件”临时侦查指挥部，几个负责人
大喜，当即拍板：立即传讯！
3月15日早晨7时许，十多名便衣警察悄然来到虹口区红星毛巾厂后门外的弄堂里，
将“谢宝贞”家团团包围。居委会小组长上前叩门，来开门的是“谢宝贞”的姐姐，她
见门外站着几条大汉，不禁一怔，还没等她回过神来，侦察员已经一拥而进。客堂间里，
一个中高身材、皮肤黑黑的姑娘站在桌前，正提着热水瓶往杯子里倒水，见有人闯进来，
她马上把热水瓶放回原处，盖上瓶塞，尖着嗓子喝问：“你们干什么？”
她一边说话，脚下一边往里间挪步。但两个侦察员已经挡住了里间的门，另外两个
逼上去，看了看她上着石膏的左脚，二话没说，马上揪住，扣上手铐，押了就走。
“谢宝贞”被押进上海市公安局的审讯室时，倪炯敏、刘城、李平已经等待多时了。
审讯立即开始——“你叫什么名字？”
“皮勇。”
“年龄？”
“二十二岁。”
“你的职业？”
“我是知青。”
“在哪里插队落户？”
“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
“怎么来上海？”
“上海是我家，我在内蒙古待着没劲，就回来了。”
“几时回来的？”
“早就回来了，去年夏天就回来了。”
刘城换了个话题：“今年春节你在哪里过的？”
“上海。”皮勇面不改色。她受派遣潜入中国活动前，克格勃的谋报专家给她拿过
主意：据可靠情报（估计可能是分析皮勇叛逃时的情况所作的结论，而不是情报）。你
的叛逃并未被内蒙古方面察知，那匹马未被中国边防军抓住，逃回本屯了。你如果落网
也完全不必害怕，一口咬定是内蒙古知青就是了。皮勇吃了这么一枚定心丸，所以真的
不害怕。
接下去又审了几个问题，皮勇都是信口开河回答的。这样，审讯便告一段落，安排
皮勇吃早餐，她提出要喝酒、未获准，弄了一碗牛肉面给她吃。
邵冬锋率人拘捕皮勇后，随即对皮勇住处进行了搜查，未搜出“2·28案件”密件
或者其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侦察员请示临时指挥部后，将皮勇全家人暂移居委会居
住，将皮家封闭，派人昼夜看守。与此同时，邵冬锋布置几名侦察员分头找皮勇家人和
邻居了解皮勇的情况，掌握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时间情节：皮勇自去年3月离沪赴内蒙古
插队后，直至今年3月2日方才返沪，中间未和家里人通过信。
邵冬锋把这个情况带回市局后，刘城、倪炯敏当即决定立刻接着审讯。原以为在摊
出这个证据后，皮勇会举手投降，被迫承认作案情况。殊不料她对警方祭起的这个“法
宝”根本不当一回事，“九供不离一辞”，始终咬定自己是去年夏天就返沪了。问她为
何家人、邻居都不能为此言作证，她冷冷一笑，反问“我怎么知道”。
审讯再次告一段落，众侦察员聚在一起讨论应当如何对付皮勇。议了一阵，倪炯敏
猛然想起从“先锋厂”带来的留在从邝裕祥家里抄出的毛线帽里的那根女性长发，不禁
大喜，笑道：“有了，让科学鉴定来说话吧化验那根毛线帽里的头发！”
此言一出，全室鼓掌。于是当即去皮勇那里取了一根头发，连同从“先锋厂”带来
的那根头发，一起送往市公安局技术处作比照鉴定。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两根头发
是属于同一个人的。至此，已经完全可以认定皮勇是“2·28案件”的作案者。
三审皮勇，这个扒手出身的克格勃特工仍然咬紧牙关不肯松口。这次审讯特请上海
市公安局预审处的一位资深预审员出马，整整持续了十四个小时，但是，皮勇连自己的
特工身份都坚不承认，“2·28案件”更是一问三不知。
临时指挥部经过紧急商议，决定分两步走，一步是继续提审皮勇，开展政策攻心和
人道感化，力争使案犯如实招供。一步是立刻开始组织力量对皮勇3月2日返沪后的行踪
进行严密的调查，对她抵沪后至被捕这段时间内的活动内容列出一张时间表，并且要查
明她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的情况。
后一步行动，警方共出动了四十六名侦察员，昼夜不停连续转了三天四夜，查清了
皮勇抵沪后的活动情况：从3月2日抵沪后，3月2日即去二钢医院治骨伤，上石膏后三天
未出门、遵医嘱卧床休息。从3月6日开始，在弄堂及附近马路闲逛，走访同学、朋友，
称自己是从内蒙古插队地来沪探亲的，至3月15日被捕时，从离家时间上推算，未离开
过上海市区。侦察员分析：皮勇作案得手后扭伤脚骨的情节，肯定不在克格勃的方案之
内，因此有了她冒险赴沪养伤一节。从这点推理，上海无皮勇的“下家”，皮勇所窃的
密件并未转移出去，而由她藏匿起来了。
这几天里，对皮勇的审讯始终没有间断过。上海市公安局预审处派出了三名优秀预
审员，倪炯敏也出马助阵。但是，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使皮勇开口说实话。倪炯敏后
来回忆起这段情节时，犹自不无慨叹道：“想想四个老家伙还拿不下这样一个比我们的
儿女还年轻的嫩丫头，真是老脸无光啊！”
幸好还有“桃树上不长果子，就到李树底下去”的说法，皮勇不招供，就循着她来
沪后的活动轨迹进行调查。侦察员估计皮勇把密件寄放于她的哪个同学、朋友那里，于
是决定逐个进行访查。根据前面调查得知，皮勇来沪后曾和十九名同学、朋友有过接触。
警方抽调了三十八名侦察员，同时出动访查那十九名对象，没人承认皮勇曾把什么东西
寄放在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在上海船厂工作时女青年朱某提供了一条很是模糊的线索：
皮勇曾向她打听过上海公共场所现在寄存包裹物品的情况。去调查的那两个侦察员闻之
一个激灵；难道皮勇把窃得的密件寄存到车站、码头、旅馆、影剧院等等地方的哪个寄
存点去了？他们当即返回市局，向指挥部报告了这一情况。
临时指挥部的几位负责人紧急交换意见，认为从克格勃惯以平信、普通印刷品夹寄
重要密件这一传递情报的手法来看，皮勇用寄存包裹的方式来藏匿所窃密件的可能性是
很大的。在近乎无线索的情况下，有必要把这个假设当作线索来查一查。但是上海全市
可以寄存包裹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一查下来在操作时难度甚大，几乎是不可能的，只
能另辟蹊径。众侦察员经过讨论，集思广益，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从查寄存牌着手。
皮勇既然寄存了东西，那么寄存处肯定给了她一块作为凭证的寄存牌。只要找到这块寄
存牌，就等于找到了密件。
皮勇被捕时，由女侦察员在指定的密室中对其进行了搜身，并未发现寄存牌；在对
她家进行搜查时，也没看到过金属圆牌、竹筹之类的东西。侦察员进行了讨论，“设身
处地”从皮勇的角度考虑，应当把寄存牌放在何处。议来议去，大多数观点认为多半藏
在家里。指挥部于是决定再次对皮家进行搜查。
这次搜查，指挥部精选了六名侦察员，四男二女，都是性格精细、韧性甚笃之辈。
搜查从晚上9点钟开始，由于要求是“越细越好”，所以费时很长，一直搜到下半夜2点
钟才结束，搜遍了屋内屋外，但并未搜到什么。带队的邵冬锋、李平傻了眼，互相对视
着，嘴里嘟哝着：“怎么搞的？”
一个女侦察员：“会不会藏屋顶上了？”
邵冬锋说：“有这个可能……”
另一个侦察员说：“难道要爬到屋顶去掀掉瓦片？”
李平分析道：“掀瓦片那倒没必要，因为皮勇的脚上着石膏，不可能爬到屋顶上去，
再则她如果上屋顶，势必会惊动家人和邻居，所以，既便藏在屋顶，也就在檐口处。”
邵冬锋说：“言之有理！就在檐口处找。”
几个人用手电筒照着翻遍了檐口的瓦片，没什么收获，倒弄了两手灰。当时上海居
民使用的还是公用自来水龙头，家里没自来水。侦察员要洗手，便从水缸中舀水。一个
姓唐的年轻侦察员等不及了，找了个脸盆，抓起一个热水瓶就倒水。那水是几天前灌的，
早就凉了，小唐一只手抓着热水瓶倒，另一只手已经在水里洗了。没料想到忽然从热水
瓶里掉出一块铝牌牌来，正好落在他的手里。小唐一怔，定睛一看，见上面有钢印敲着
的号码“390”，恍然大悟：“寄存牌！”
一声惊呼早已引来众人，铝牌牌在一双双手里递来传去，一致认定肯定是寄存牌。
邵冬锋猛然想起那天逮捕皮勇时，她正站在桌边倒水，不由大发慨叹：“这家伙的手脚
也真是快，就当着我们的面把这块牌牌藏进了热水瓶，怪不得她能从机要通讯员身上窃
取密件了！”
找到了牌牌，侦察员接下来的工作尽管还很烦琐，但是总算有希望了。天亮后，李
平和两个侦察员驾了摩托车，直奔北火车站，未着，调头去虬江路长途汽车站，也称不
是他们的寄存牌，再往十六铺轮船码头，终于凭牌领到了一个小旅行包，因已超时，付
了一元八角钱。
旅行包拿到市局，先是拍照，然后打开（上面有一把密码锁，这当然难不倒侦察
员），里面有几件女式衣眼、五千元人民币和一个密封着的“西装皮夹”密件！经检
查，诚如“先锋厂”警方所估计的，密件未被打开过。
破案消息随即通过电波传往北京、西南、西北各有关部门，所有有关人员都松了一
口气。
皮勇在最后证据面前，不得不供认了自己叛逃苏联成为克格勃特工、受训后又潜来
中国窃取氢弹试验技术数据密件的罪行。
根据北京的指令，皮勇被押解北京。该案于当年10月审理结束，年底，皮勇被判处
死刑，执行枪决。临刑前，皮勇对自己叛逃投苏一举后悔不已，痛哭流涕，她留在这个
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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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花凋落——一个女知青的克格勃生涯
第十二章 特务学校的桃色事件
30
女教官收到了特务学员的求爱
情，怎生奈何？
皮勇在中国公安机关接受审讯时，傅索安在“契他伊斯卡雅”待务学校也遇到了头
痛事。她的头痛事对于一个克格勃特务学校的女教官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在
克格勃几百所特务学校数以千计的女教官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她收到了一个男学员的
求爱情。
这个男学员名叫黄一煌，1947年出生于哈尔滨市。他的父母以前都在白俄商人开的
洋行当职员，因此都精通俄语，抗日战争胜利后曾有一段时间为驻哈尔滨的苏联红军当
过翻译，后来双双去了苏联，“文化大革命”前就获得了定居证。黄一煌留在哈尔滨和
姥姥过日子，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本来考上哪所名牌大学
是不成问题的，但恰恰碰上“文化大革命”，于是只得在家闲逛。1968年夏秋之交，中
国拉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帷幕，第一批是去中苏边境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
由于是反修前线，对报名者须进行政审，认为合格的方能批准。黄一煌报了名，但一政
审马上退了回来：父母均在苏联，儿子去边境地区，没准儿会叛逃！
这黄一煌也是个高智商的角色，他打定主意要于的事，一杆子扎到底，怎么也要办
到。政审没通过，他就写血书、刷大标语，还搞了几招上不得台面的勾当。最后，正当
旁人在嘲笑他“痴心梦想”的时候，一纸批准他去军垦农场的通知书飞到了他的手头。
黄一煌如愿以偿去了军垦农场，头两年表现甚为出色，团里点名让他当了排长，又
过了几个月，提拔为副连长。1970年底，正当上级在考虑要把他“扶正”时，这位副连
长突然失踪了。当时，军垦农场的知青们对他的失踪议论纷纷，许多人都说他越境投敌
去“老毛子”那里了，连头头们心里也犯了嘀咕。但谁也没听黄一煌说过叛逃或者看见
他跑到对岸去了，所以没有证据，组织上也不好下结论，只好作为悬案挂在那里。
其实，黄一煌从报名欲去军垦农场时，就已经打定了叛逃投苏的主意。之所以伪装
积极，拖了两年多才开溜，完全是出于“稳妥”的考虑，要么不逃，逃则必成。黄一煌
逃得很顺利，但到了苏联却不顺利。苏联人把他关进拘留所，先是不答理，关了三四个
月后才进行和傅索安叛逃伊始差不多的审查。一直审查到1971年底，才把他送往“契他
伊斯卡雅”特务学校。黄一煌身高1米80，魁梧健壮，相貌堂堂，是一个美男子，又是
高中毕业生，并且智商高人一等，所以很受克格勃专家的看重，�